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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侃，原名张伟珍，1919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北沙窝村一个小康家庭。他幼年丧父，和两个妹妹靠母亲扶养成人。

张侃14岁时考入高阳职业中学。在校少言寡语，善于思考，刚强向上，勤奋好学，深受教师喜爱。在校学习期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上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萌发了爱国思想。他不顾高蠡暴动后的白色恐怖，公开到街头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秘密刻印传单，揭露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一次，他在县衙门口贴传单，被警察发现，越墙逃离时被铁丝挂破大褂前襟。有时他还动员妹妹替他发送传单。一次，县保安队在学校搞大搜查，发现了张侃床下的油印机，把他逮捕。母亲知道后焦急万分，花钱托人担保，才得以释放。

(卢沟桥事变)

1937年夏，张侃中学毕业，卢沟桥的炮声打消了他升学的愿望。1937年底，日军飞机连续轰炸高阳。1938年初，高阳被日军侵占。张侃目睹乡亲们惨遭蹂躏，联想国家命运，激愤难捺，眼含热泪对母亲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不能眼看着日本鬼子灭亡中国，也不能忠孝双全，我要离开你出去抗日。”他说服了母亲，走出家门，到高阳第一区苇元屯中心学校任校长。由于环境关系，有些儿童不愿入学，张侃就逐村串户做动员说服工作。课本难以解决，他到于留佐村赵丽云家抄录、刻写教材。他很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打草、纺线、植树造林。

1939年，张侃先后任高阳第一区教育助理员、秘书、区长。他看到第一区游击队(以下简称区小队)武器装备很差，想筹集资金买些武器。可是偏逢水灾，人民生活困难，不能再增加负担，他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家的骡子。他要卖骡子，支援抗日。母亲有点舍不得，他就一次又一次地劝说，终于使老人家说了痛快话：“为抗日儿子都舍得，何况是牲口呢?不过你要听我一句话，把卖牲口的钱留下一点，你饿了买个烧饼吃吧。”张侃满口答应。1940年开春，他把卖骡子的700多元钱全部交给了区小队。

1940年，驻高阳日军加紧了对民众的奴化教育。张侃针锋相对，积极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教育工作，召开各种会议进行讲演，刻印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抗日胜利后，苇元屯、北晋庄、南路台等村的墙壁上，还留有当年张侃书写的立体方块字“坚决抗战到底”等标语。

1941年，第一区创办了党刊《半月刊》，张侃负责编辑工作。为保证按时出刊，他常常把稿件带在身上，利用与敌人周旋的空隙抓紧审编稿件。他很注意稿件的思想性，对每字每句都认真推敲。他还亲手撰写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在一篇题为《死与死》的文章中，他写道：“死与死不同，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如鸿毛，为抗日而死重如泰山，苟且偷安而死轻如鸿毛……”还有一篇《时代女》，歌颂一位区妇救会干部冲破家庭的束缚，走上抗日道路的革命精神。他主编的《半月刊》及撰写的稿件，对唤起民众共同抗日起了积极作用。

高保公路是驻保定、高阳日军交通联络的动脉。高阳第一区位于高保公路南侧。为破坏日军的交通联络，区委多次组织抗日游击队破路、割电线。1941年7月6日晚上，张侃同区委书记刘永祥、区小队队长李喜顺等人，在路台营村集合20个村的游击组、民工约1000多人，破坏高保公路和路边电线也割得七零八落。在行动中，驻阮庄据点的日伪军发觉了，疯狂射击，张侃镇定自若，奋勇阻击敌人，直至战友全部撤离，才离开阵地。

1942年初，张侃病倒在田庄村。母亲闻讯前去看望，她见儿子面黄肌瘦，心疼得流出了眼泪，抚摸着他的头说：“你是张家两枝的一根苗啊(张侃的父亲、叔父已去世，只留下他这惟一的男孩和5个闺女)，你要有个好歹，我们怎么活呀……”张侃宽慰并劝导母亲：“娘，你把我抚养大不容易，现在又整天为我担心，我理解你的心情，当前日寇如此欺侮中国人民，你应该学习岳飞的母亲，我应该学习岳飞精忠报国，我即便死了，还有几个妹妹孝顺你……”

(抗日战争时期,民兵出发去破坏敌人交通线)

几天后，张侃病愈，这时，区小队高阳伪军要到赵官佐村“扫荡”的情报。他和区小队政委陈松茂共同研究，制定了狙敌方案。他们带领20多名小队战士提前来到赵官佐村，隐蔽在村干部王会增家里，刚要吃饭，哨兵报告：“敌人来了!”他们立刻放下饭碗，进入阵地，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不到20分钟，就把敌人打了个丢盔卸甲，活捉了8名伪军，缴获了8支手枪和8辆自行车。

日军进行“五一大扫荡”时，张侃和战友们经常在青纱帐隐蔽活动。天气酷热，蚊虫叮咬，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然而，他仍然那么乐观，豪情满怀，常常吟颂自己写的小诗：

夜神给我们布置了深灰色的罗帐，

战友们躺在黄土铺成的地毯上，

天空伴随着盏盏微明的小灯，

我们仰望北斗暗自歌唱。

(埋伏在青纱帐中的战士们)

“五一大扫荡”过后，驻高阳日伪军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妄图使青年成为其后备兵源。每天强迫北沙窝、东王草庄、西王草庄等村的青年到季朗村受训，张侃决心要打乱敌人的计划。这一天清晨，他和陈松茂带领区小队埋伏在北沙窝村东头的屋顶上。北沙窝村位于高阳城西一里处，是高阳日伪军去季朗的必经之地。早饭后，一群日伪军大摇大摆地出了高阳城。刚靠近北沙窝村，突然枪声大作，伪军7人倒地。城内之敌闻声赶来时，张侃他们已无影无踪。

高保公路旁尖窝村岗楼的伪军经常窜到各村敲诈勒索。张侃要教训教训他们，经常秘密观察，掌握了伪军的行动规律。一天，他埋伏在尖窝村的高梁地边，注视着岗楼上的动向。功夫不大，五六个伪军骑着自行车来到张侃所在的地边。张侃像蛟龙出水一样，突然出现在伪军面前，大吼一声：“我是张侃!”枪口对准了伪军。伪军们早已知道张侃的厉害，平日吵嘴骂街常以“你们出门碰上张侃”互相诅咒。猝然相遇，个个吓得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张侃说：“我不要你们的命，也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中国人的良心。你们今后不要再糟踏老百姓，要留条后路，否则，小心脑袋搬家。”伪军们点头哈腰地说：“明白，明白。”在地里干活的老乡们目睹了这一场面，称赞说：“张侃和三国里的赵子龙一样，浑身是胆。”

还有一次，张侃从邢家南村去左家庄，路上迎面走来几个伪警察。他们边走边唠叨：“谁抓住张侃，皇军赏500元钱。”“我要抓住他请你们吃一顿。”张侃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继续朝前走去，双方刚一接近，他把手枪对准了敌人：“我就是张侃!你们谁敢抓我?”伪警察们惊惶失措，忙说：“不，不，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张侃说：“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是，是。”“是中国人为什么给日本人卖命?今后不许你们再干坏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接着，他又问了伪警察们的籍贯姓名，放他们走了。

1942年冬季的一天，第一区区委书记周建中和区小区在北晋庄村被敌包围。张侃在路台营村听说后，迅速带领路台营和北路台村的游击组20多人前去解围，从东、西、南三面向敌射击。敌人以为八路军主力来了，仓惶从北面撤走。

张侃由于机智勇敢，屡次克敌制胜，在日伪军心目中成了不可战胜的人物，打了败仗，常以“有张侃指挥”为由向主子交帐。

1940年，张侃动员妹妹参加革命工作，先在苇元屯村当小学教员，后被送到白求恩医校学医。1942年初，妹妹毕业，到高阳县大队当卫生员。组织上让她在家休息几天。张侃说啥也不同意，对妹妹说：“你是医生，救死扶伤是天职，我们的同志随时都会出现伤病员，你……”妹妹听了哥哥的话，很快投入到救护伤病员的行列。为解决药品奇缺的困难，张侃费了不少脑筋，从1941年开始常常给北京上高中的表妹许书颖写信，灌输抗日救国思想，还说自己在北晋村开了个晋德药店，请她买些药寄来。他还在高阳城内开辟了一条购药渠道。他化妆成赶集的商人，混入城内，来到姑母家里，和表弟房佐民挂上了钩。房佐民到宗欣医院当了职员，每次买到药品就送往北沙窝同合染厂。然后，张侃叫晋德药店派人去取。房佐民还是张侃的情报员，得到情报后，晚上送到北沙窝村东南角一棵老槐树的树洞里，由张侃的母亲取出送交张侃。

1943年5月26日晚上，张侃带领妹妹到六合庄村看望伤员。因汉奸告密，次日8点左右，高阳伪警备队队长王大麻子带领3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该村。张侃被困在村里，情况非常危急，同志们劝他赶快隐蔽，他镇定自若地说：“情况紧急，人不能先走，文件比命更重要，落到敌人手里，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药品是伤员的生命，我们必须先坚壁文件和药品。”同志们为他担心，他却说：“没关系，我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他们刚把文件、药品藏好，敌人就冲到了院内。日伪军步步紧逼，张侃毫不畏惧，他机智地转移到厕所，几个敌人又向厕所扑来，张侃举枪击毙一个敌人，其余受伤。敌人见状，惊慌失措，退缩到大门外不敢进院，他乘机冲出厕所，向门外的敌人猛烈射击，趁敌慌乱之际，跑到了村北一片坟地。

敌人紧追不舍，张侃腿部中弹。他包扎好伤口，继续与围上来的300余名日伪军周旋。相持两个多小时，敌人未能近前，战斗中他右手又被打伤，仍用左手不停地射击，直至弹尽。敌人听不到枪声了，好久才从地上爬起，从四面包围上来，一伪军小头目劝投降，张侃愤怒地回答：“我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死，虽死犹荣，狗汉奸替日寇卖命将遗臭万年!”敌人越来越近，张侃从容不迫，他折断钢笔，砸碎手表，用左手把盒子枪拆散抛掉。然后掏出仅有一粒子弹的六轮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板机。弹穿左眼下方，敌人围了上来，想给他上药，被断然拒绝。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为国尽忠，光荣无比，你们的命运长不了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张侃被抬到高阳县城后，已停止呼吸，日本宾兵队给他整容换装，在文庙停尸数日。宪兵队长诸田为其写挽联一副：“主义不同，精神可佳。”借张侃的英雄气概，激发日军的武士道精神。

高阳群众得知张侃壮烈牺牲的消息，无不悲痛，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到他坟前哀悼，向烈士表示敬意和抗日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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