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 王羲之《采菊帖》

时值此刻，九月的书法创作落款，可以写作“玄月、菊月、咏月、暮秋、晚秋、凉秋、三秋、暮商、季商、杪商、霜序、季白、季秋、无射、戌月，……”等。最典型的物象，无疑是菊花怒放，读王羲之《采菊帖》，感觉特别应景：“不审复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伦等还，殊慰意。”大意是，不知如何消磨漫长的时日。阁下查看了没有，初九那天可以去采菊花吗?到时候我想和你一同去，只是不知天公是否作美，天若放晴，那便最好。敬伦即将回来，甚是欣慰。札中“永日”之意是“漫漫长日”，内心期待好友相聚，以打发消磨时光。“伦”指的是王劭，字敬伦，王羲之从弟，王导第五子。

言及至此，不禁想到另一个人——五柳先生陶渊明。陶渊明以诗闻名天下，殊不知，他也是一位草书大家，只是作品流传较少而已。当然，他的诗文更耐人寻味。一篇《桃花源记》，读罢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陶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多用白描手法，不重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淡到无言自可人。在他手中，出乎自然，驾轻就熟。其实，绘画也有白描手法，异曲同工。

历代皆有学陶诗的人，但总不是那个味。这与后世之人学王羲之书法是一个道理，如果对于王羲之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的经历。了解不够多的话，只能事学了皮相，王羲之与馆阁体绝对是两码事。但是，一旦没有足够的了解和投入，王羲之和馆阁体就只有一线之隔，“二王”的二道、三道贩子，最终便成了“馆阁体”的始作俑者。“书圣”实在比窦娥还冤。这就说明，学书过程中，很多是学者之病，却又春秋责备贤者。

有很多书画家也很膜拜陶渊明，原因很简单，因为古代书画家多半也是诗人。崇拜陶渊明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倾慕陶潜的“隐逸”生活状态，赵之谦刻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印章，吴昌硕有“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的印章。然而，“隐逸”悠然的另一面在《五柳先生传》中有剧透——这才是个人生活状态的实录：“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说到本质，所谓“心远地自偏”，其实就是一种心态，必须本性如此，学是学不来的，因为关乎心灵。

王羲之的后半生，实则也是一种隐居生活状态。去官以后，王羲之隐游遍了东土诸郡山山水水，“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乐。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止不住感叹“我卒当以乐死！”回归自然后，王羲之沉潜玩味其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美的享受。

石涛所绘《陶渊明诗意册》，将陶诗的意境淋漓尽致地发掘出来。陶渊明常以菊自喻，写下很多有关菊花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石涛仰慕陶渊明，以画为媒。画面构图精巧，人物用笔细密。远山以墨笔烘染，山腰云雾密布，不见山脚，表现出烟云飘渺的动态和气势。篱笆院中菊花盛开，一高士手持菊花观赏，悠然之态可见。这种以中锋、细勾、渍染相结合的画法，使得画面动静相宜，虚实结合，意趣无穷。

后世有很多模仿之作，画李白诗、画杜甫诗，然得形易、得神难。要知道，陶渊明是一种“隐逸”，石涛也是一种“隐逸”。作为朱明宗室后裔，国破家亡，遁世为僧，笔下多见故国情怀，沧桑情味。石涛在人生逃亡过程中悟出了艺术世界的空灵廓落，悟出了人生的自由自在，落叶随风，白云苍狗。所作《渔父图》题道：“目断烟波青有无，霜凋枫叶锦模糊。千尺浪，四腮鲈，诗筒相对酒葫芦。”只有真正体会到人生的离乱，才能画出真实的隐逸感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耕樵渔读，往往都是世外高人。石涛不仅仅是一个画家，更是一个艺术哲学家。《石涛画语录》无疑是中国画学史乃至中国美学史的压卷之作。

石涛所绘《陶渊明诗意册》全册共十二帧，以诗意成画，排布在右侧。左边为王文治依石涛和陶渊明诗画所成诗句。石涛画陶诗后经王文治题诗相配，可谓锦上添花。王文治在此页题道：“黄菊东篱已著花，醉余扶杖憩山家。怡情最是南山色，秋柳西风夕照斜。先生醉矣！菊已著花，餐英者谁心正无事，白衣送酒也。”王文治书法学王羲之、董其昌，忠实地秉承帖意，用笔规矩中见洒脱，转少折多，以折为主，干净利落、果断有致，字形紧密而内敛，以淡墨为主，着实是董其昌书风的再现。只是有时笔画扁薄，乃是浸染于笪重光的结果。再者，王文治中年以后潜心禅理，也是受到董的影响。后世书画大家吴湖帆，就是学王文治的。

王羲之和陶渊明之所以选择隐逸生活，主要是厌倦乱世之忧，“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魏晋六朝长达四百余年的时间里，多重矛盾交错并织，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持久的“历史漩涡”，向为治史者所慨叹。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族相继渡淮河、长江而南迁，衣冠南渡，以南京为都，是为东晋。自东晋清谈玄学起至南梁《观我生赋》及《哀江南赋》的出现后，始有文化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