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文化原理是什么意思

一

在本号前面的《追溯欧美式市场经济的真实起源史，认清其特权经济本质》一文中，我已经指出，现代欧美的企业、资本集团，脱胎于中世纪西欧的行会，以及包括国王在内的封建领主集团。在本质上三者是相同的，都是特权集团。行会于封建领主集团之间，以及公司与行会或封建领主之间，都是钱权交易关系，通过购买，特权从封建领主转移到行会，或者从封建领主、行会转移到公司。这样行会、公司就成为新的特权集团。

市场经济、企业的出现，在西欧历史上是一个光明正大的钱权交易过程。这个过程中，交易的参与者都是特权集团，普通的民众，尤其是广大的农民（实质为隶农），是缺位的，被排除在特权之外。市场交易不是消除了特权，而只是让特权发生了转移，让特权的形态发生了变化。由原本的封建领主转移到行会或大公司，由原本的封建特权演变成行会特权和企业特权、资本特权。

现代欧美人认为，现代的欧美比中世纪西欧进步巨大，中世纪西欧是黑暗的，而现代文明则是光明的。实际上，在社会为特权集团所把持和操控上，现代社会与中世纪社会是等同的，一样的“黑暗”。区别仅仅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特权集团是封建领主，而现代社会的特权集团是大企业、大资本。

在这个过程可以清晰看到，欧美式的市场经济实质是特权经济，特权成为可交易的商品。但是，自由的市场交易，也仅仅能够使得特权发生转移，从一个特权集团转移到另一个，并不能消除之。广大的普通民众一直被排除在特权之外，一直是特权所奴役的对象。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自亚当斯密起，西欧出现一种学问叫“经济学”，坚定地认为，市场化的自由交易可以消除特权，实现普世式的人人自由。准确地说，“经济学”不是学问，而是一种信仰和意识形态。因为欧美式的市场经济一直都不是普世的，而是特权的。中世纪的时候是，现代依然是。在一直没有事实基础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们还坚信自己的“学问”，还坚信单纯的市场能够创造和保障自由，政府干预市场就是破坏自由，这不仅是信仰，而且是迷信。

自中世纪以来，西欧、欧美人一直把政府看成是市场的对立面，看成是自由的破坏者，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所谓的政府，其本身也是一个特权集团。或者说，中世纪西欧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的，是无政府的。因此关于西欧的中世纪历史，有一个经典论断：“封建无政府”，即只有封建领主特权集团，而没有政府。

如果说中世纪的西欧是“封建无政府”，现代的欧美社会则是“资本无政府”，或“企业无政府”，即只有大企业、大资本这些特权集团，而没有政府。

无论对中世纪西欧，还是对现在的欧美社会，都只有形式上的政府，而没有实质的真正的政府，因为，那些政府也都是特权集团，而且西欧人、欧美人也是一直以特权集团去看待政府的。既然政府只是一个特权集团，那么它与企业、资本这些特权集团之间，就是竞争甚至冲突关系，存在为维护自己的特权而侵犯企业、资本集团利益的可能。因此，近现代以来，欧美政治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政府进行限制，以防其对企业、资本特权集团进行侵犯。

因此，所谓的政治，在近现代的西欧、欧美，只是两大特权集团的之间斗争，企业、资本集团与封建领主特权集团的斗争。最终结果是，封建领主集团失败了，消失了，而企业、资本集团成为胜利者，一股独大。或者说，企业、资本集团成功地替代了昔日的封建领主特权集团，成为社会的主导性的特权集团。

特权集团是称其不上政府的，特权之间的斗争也是称其不上政治的。因此，无论是中世纪的西欧，还是现代的欧美，实质上是不存在政治和政府的，是无政治和无政府社会，是一直特权横行老百姓遭殃的特权社会。

那么何谓政治？何谓政府？很简答，政治就是道义，就是对道义的维护，政府则是专门执行维护道义职能的职业团体。水泊梁山的大首领宋江打出的旗号是“替天行道”，就是对政府的最准确的定义。宋江之所以要造反，并非是他对政府本身去革命，而只是认为当时的政府是昏庸无道的，偏离了“行道”之本职。

既然政治就是道义，就是对道义的执行，那么也就意味着政府并非政治的必然因素，还可以存在无政府的政治，因为政府只是行道者的完全职业化、组织化，而也可以存在非完全职业化、非组织化的行道者。也就是说，政治存在的必要条件是行道者的存在，而非政府的存在。

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看，道义的起源在中国，政治的起源也在中国。而且也唯有中国的历史中存在两种政治形态：无政府政治和有政府政治，且无政府政治的存在时间比后出现的有政府政治漫长地多。也就是说，唯有中国历史中存在完整的政治起源和演变史。研究政治，必须要研究中国，研究政治史必须研究中国历史。

对中国和中国历史近乎无知的现代欧美社会所捣鼓出的“政治学”，是称其不上“政治学”的，他们的“政治学家”压根不是政治为何物。他们的“政治”并非“政治”，而只是特权集团之间的私斗，他们的“政治学”，并非政治学，而只是特权集团私斗的厚黑术。

说政治就是道义，就是行道，并非单纯的道德说教，而是一种行业分工。政治就是一个行业，是行道的行业，或者为社会提供道义服务的行业。总之，政治业就是道义业。道义不是说教，而是一个行业。从事道义行业的人，就是政治家，在传统上有很多称呼：“大人”、“儒”、“君”、“尹”、“父”、“卿”等等。这些称呼远在政府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中国政治，也是人类政治的最早形态是无政府政治。这时的政治家也当然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准职业化的民间的“大人”、“儒”。因此，无政府政治实际上也是“大人政治”、“儒政治”、“君子政治”。之所以，说“大人”、“儒”们是准职业化的政治家，因为尽管他们为社会提供专业化的道义服务，但是却是免费的。只是到了尧舜时期，政府出现之后，原本准职业的“大人”、“儒”们，才转变成全职业化的，因为他们的服务开始收费了，就是政府的税收。

对中国历史而言，政府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大人”、“儒”的全职业化，政府就是一个全职业化的职业集团，“大人集团”、“儒集团”。这样“大人”、“儒”、“君”们也就原本的民间人士，转变为政府官员。由准职业化的行道者，变成职业化的行道者。

政府的行道的属性和职能，并非外在赋予和强加的，而是内生的，因为组成政府的“大人”们，在进入政府之前就是一个自愿的行道者。“大人”并非为做官而行道，而是因为行道而做官。因此，“大人”行道者才是政治之本，政府之本。

之所以说道义是一个独立的行业，就在于行道是超越任何利益的，也当然是超越任何特权的。所谓的特权，就是利益特权，没有利益，也就没有特权。行道所考虑的只是“义”，而不会考虑“利”。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小人是两个职业集团，君子集团只考虑“义”，从事的是道义业、政治业，而小人集团则主要考虑谋利，从事的是经济业、利益业。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传统社会存在着一个二元式的行业大分工，一个大行业是不考虑利益的道义业、政治业，另一个大行业则是主要考虑生产、经济、利益的经济业。

在无政府政治阶段，作为政治家的“大人”的主要职责是契约中介，通过评理、说理，帮助契约双方之间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保障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实现契约双方之间的互助和协作。契约双方之间是求利的，属于经济行业，但是，作为契约中介，所考虑的仅仅是契约双方的公平公正，因此也超越利益，要让自己与双方之间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利益联系。

到了政府出现，“大人”有民间人士转变为全职业化的政府官员之后，道义业、政治业的行业界限也就更清晰和决绝了。建立道义业、政治业与利益业、经济业的清晰行业界线的，是一条很重要的政治原则，当然也是行业分工原则：“不与民争业”，后来也叫“不与民争利”。

“不与民争业”的意思是，一旦你进入了政府，成为拿俸禄的政府官员，从事政治业、道义业，你就不能再从事任何的产业经营，即不能再从事利益业、经济业。也就是说，政府官员被剥夺了从事任何产业经营的权力，拥有产业经营权的只有政府之外的人民。

从尧舜至当下，中国政府的形态发生了若干变化，但是政治业与经济业之间的分界一是清晰的，不允许混同和跨越的。当然，在表述方式上是存在很大变化的。从当初的“不与民争业”，到后来的禁止商人干政，禁止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等。

对中国文明而言，道义即政治，政治即道义。道义是独立的，政治也独立的。这种状态是自文明伊始就有的。中国文明就是道义文明，也是道义文明，也是大人文明、君子文明。“道义、政治、大人（君子等）”是三位一体的。

二

然而，包括现代欧美在内的，中国之外的任何文明，至今都没有出现独立的道义，也没有独立的政治，没有独立的大人、君子。但是，自一神教以来，尤其是基督教以来，西方的确出现了类似于中国道义、政治和大人君子的东西，但是却披上了宗教和神学的外衣，或者说，是以宗教为表现形态的。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里，的确出现了“义”和“义人”的概念，但是却又认为，人生来是罪恶的，是没有“义”的，义仅仅存在于上帝之中，人只能“因信称义”，即通过信仰上帝而获得“义”。基督教的教皇、牧师，被认为是最早接近上帝的人，也是最早的“义人”，然后他们又替上帝服务，执行上帝的使命，去“传教”、“布道”，而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大人”、“君子”，也是政治家，而教会则相当于政府。

因此，对西欧中世纪社会来说，真正具备道义和政治内涵的，不是名义上的封建领主政府，而是教会。名义上的封建领主政府只是私人化的特权集团。因此，教会与封建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现代欧美人所认为的是“政教关系”，而是政府与豪强特权集团之间的关系。

遗憾的是，在基督教中，道义、政治和大人都非真正独立的，而是依附于一个莫须有的、虚构的上帝的。一旦，上帝被认为为假，那么依附于其上的道义、政治、大人，也就是统统被认为为假，而被现代欧美社会抛弃了。

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文明问题、历史问题，道义、政治、大人，在中国历史中是真实存在的，独立存在的，而在西方文明中，为何要依附和假托于上帝，以宗教的形势存在。经过对人类文明史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的答案是，道义、政治和大人是原生于中国的，在中国存在真实的历史基础，在西方文明缺乏这样的历史基础。但是，后来出现的文明交流，让中国的“道义、政治、大人”传播到了西方，他们很羡慕，也想引入。在缺乏真实历史基础的情况下，在多神教的背景下，要引入这些东西，只能通过宗教的方式，更准确地说，宗教改革的方式，即《周易》所说的“神道设教”的方式，去实现。

因此，我认为，一神教实质上中国政治文明的宗教化，或者披上神学和宗教外衣的儒家思想，其内核来自中国。西方政治领域里的“君权神授”，实际上也是通过“神”将道义转移到政府头上。对西方而言，也只有“君权神授”的政治、政府，也是含有真正政治元素的政治和政府。“君权神授”的实质是“君权道授”、“君权义授”。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不再多谈。

总之，在近现代的西欧，企业和资本特权集团，不仅将封建领主特权集团（名义上的政府）视作敌人，而且也将基督教视作敌人。实际上，具备真正道义和政治内涵的基督教教会，是公司资本集团和封建领主集团共同的“敌人”，因为这两者都是私人特权集团，而教会则试图对两者都进行道义制约。当然，在特权集团的大背景下，最后连教会也未能幸免，而特权化了，而失去道义威望，再加上其虚构和迷信的固有缺陷，而被公司资本集团所最终战败。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基督教被企业资本集团所战胜，而被边缘化和抛弃，并非什么社会的进步，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倒退。因为，从此欧美社会失去了真正的道义、政治元素，而彻底陷入特权的奴役。企业资本特权集团，再也没有任何合法的政治制约，没有道义制约，而可以私意横行。

当企业资本集团失去合法的政治和道义制约时，其恶的一面便得以充分表现，这是近代的西欧以暴力而征服和瓜分世界的根源，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也是可以毁灭世界几十次的核武器产生的根源。也是最近几十年，欧美社会普通民众收入出现停滞甚至下降的根源。最终这导致欧美民众的普遍愤怒，“民粹主义”兴起。

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明确提出“1%对99%”的口号，“1%”就是企业资本特权集团，99%就是普通民众。2018年，法国又爆发“黄马甲运动”，民粹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愈演愈烈。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反宗教的所谓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去道义化，去政治化。西化世界从此沦为一个彻底没有道义和政治的世界，而只有利益，只有争夺。没有道义灵魂的所谓的“民主政治”，是称其不上政治的，没有道义灵魂的欧美现代政府也是称其不上政府的。

这是一个十足的野蛮世界，不仅以中国的标准，即便以中世纪西欧的标准也是如此。现代的西方不是比中世纪更文明了，而是更野蛮了。因为在中世纪，起码还存在类似于道义和政治的东西，尽管是“神道设教”的，披着宗教的外衣。

三

春秋之前，中国的社会整体而言，都是一个二元式的行业分工社会，一个行业是道义业、政治业，另一个大行业是经济业、利益业。道义业、政治业的从业者是君子、大人，而经济业、利益业的从业者则是民、小人。君子、小人不仅是道德上的区分，也是一种行业分工、职业分工。无论无政府的君子政治时代，还是有政府政治时代，都是如此。在政治业和和以民众为主导的经济业之间，并不存在一个豪强特权集团。因为当时作为主要资产的土地，分配是比较平均的，其典型的制度就是井田制。

春秋之后，“礼崩乐坏”，受法家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下，整个社会开始利益化、法家化。旧有的政治业、道义业形态崩溃了，而旧有的政治精神、道义精神，则通过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以学术的方式被继承了。尽管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在秦朝，继承中国传统精神的儒家被视作迂腐而被排斥，但是，在汉武帝时期终于在董仲舒的建议下，而进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道义重新注入中国的政治系统。

现代的中国出现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儒家学说仅仅是一种学说，在春秋时期为孔子所创造，儒家也仅仅为诸子百家的一家。其实儒家并非学说，而是对实实在在的漫长历史的总结，儒家也不是百家中的一家，而是中国传统精神的唯一正宗继承者，儒家之外的其他家，或许有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地方，但在根本上是相违背的。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采纳，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新形态能够得以延续2000多年的根源所在。

但是，春秋战国之后，尤其是秦汉以来，随着整个社会法家化，以及尤其所导致的以“井田制”所代表的平均化的土地制度的崩溃， 一个新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新兴势力集团出现了，就是被董仲舒和司马迁所称之为“豪强”的特权集团。无论豪强集团是怎么发家的，但是，其基本特征是相同的，都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而且土地获取主要是通过市场交易兼并而来。董仲舒时代，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豪强集团已经呈尾大不掉之势。

尽管有相当的豪强集团有官员背景，或者一旦成为豪强就会向政府靠拢，搞钱权交易，官商勾结，但是，豪强集团的存在根本上是违背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政治伦理的，是不合法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其主要收入依然来自税收，自己并不直接拥有土地，更不会参与产业经营。因此，豪强集团自出现以来，便具有非法属性，是中央政府和人民的敌人，面临双方的夹击。

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所存在的豪强特权集团，在属性上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特权集团，以及现代社会的企业资本特权集团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的豪强特权集团被认为是非法病态存在，有违政治伦理，而且面临两大制约，既有下面老百姓的反抗，又上面中央政府的管制。但是，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特权集团却是合法的常态存在，仅仅面临基督教教会的制约，而这个制约还会经常失效，即所谓的政教分离，政教冲突。现代欧美的企业资本特权集团，也被认为是合法的常态存在，而且更糟糕的是，自教会边缘化以后，对其也基本失去了有效的制约。法律和政府也都是缺乏道义灵魂的躯壳，而可以被资本特权集团任何摆布。

说到法律，有必要多说一点。现代欧美人不仅认为法律是独立于政府而存在，而且重要性甚至要高于政府。法律之所以被认为独立于政府，原因在于，法律脱胎于基督教，而基督教与名义上的封建领主政府是相互独立的，即所谓的政教分离。但是，在基督教中，法律仅仅处于次等地位，其核心则是依附上帝之上的“义”、“道”。但是，基督教被推翻之后，作为核心的道义也被推翻了，却剩下原本处于次等地位的法律。因此，西方的法律和政治、政府一样，都是没有道义灵魂的躯壳，也都是可以被企业资本特权集团操控玩弄的工具。

据说美国是一个法律非常发达的法制国家。美国法律发达的标志是什么呢？是其律师业。如果大家对前面所说的中国传统的政治业是一个道义业很难理解，那么对于美国的法律业一定不难理解，因为美国遍地的律师事务所是私人的，找律师打官司则是要交一大笔钱的。总之律师是个很赚钱的行当。那么，靠收客户佣金发财的律师是干什么的？是教育客户守法吗？不是，恰恰相反，是帮助客户不守法，帮助客户寻找法律的漏洞，钻法律的空子。因此，律师业的发达决不能说明遵守法律的发达，而只能说明违法法律的发达，钻法律空子的发达。律师业的发达也同时说明，法律判决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可以很大程度上被律师所操控，而律师则是被金钱所操控、被特权集团所操控。

就整体上来说，中国历史或者没有特权，或者没有合法性特权。而西方历史恰恰相反，不仅一直存在特权集团，而是其特权是合法的。特权集团的对立面是人民大众，西方一直存在合法的特权，则意味着西方人民大众一直缺乏合法的自由。中国的历史不存在特权，或不存在合法的特权，则意味着中国的人民大众历史以来一直存在合法的自由。

中国人民大众一直拥有合法自由的标志之一，自政府产生以来，就会周期性地出现农民起义，而去推翻失效的政府。政府的失效就是偏离道义，而特权化。历史教材中说，中国的农民起义守法于秦末的陈胜吴广，这是不准确的。商汤灭夏，武王伐纣实质上也是农民起义。

从西汉的刘邦，到明朝的朱元璋，都是从基层的农民经过农民起义而摇身一变成为皇帝。明末的李自成，清末的洪秀全，也都是差点接近成功的农民皇帝。事实即便是毛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革命，也实质上是新一场的农民起义。

西方历史恰恰与中国相反。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的农民起义，却为西方历史所无，从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的农民都是缺乏自由，不是独立自主的生产主体和生活主体，而是程度不同地依附于特权集团，甚至为特权集团的私产、工具。从而缺乏起义的意识和勇气。

注意，中国管农民造反叫“起义”，起义就是“仗义起兵”，就是“替天行道”。农民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拥有这种意识，根源于中国自古以来的道义独立，以及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道义行业、政治业。道义和政治在中国传统中就是一个独立行业，人人都有可能参与的行业。因此，农民起义实质也是参与政治和道义行业，是行道和从政。

而西方则一直缺乏独立的道义和独立的道义行业，独立的政治业，因此农民们也压根无“义”可起，无“义”可仗。他们的也有类似道义和政治的东西，但是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依附于宗教。因此，西方的可以称得上“起义”的，都是发生在宗教领域，而表现为宗教改革。而能够领导宗教革命的，都一定是宗教人物，这与普通的民众是无关的。

四

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不仅特权集团是非法的，甚至集团本身都是非法的。儒家认为政府之外的任何集团都是非法的，道家连政府集团也否定了。儒家即便承认政府集团的合法性，也努力限制其规模，越小越好。儒家评价好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宽简”，而道家则强调“无为”。

儒家认为政府之外的集团都是非法的，体现在反对“朋党”上。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群”就是由独体的个体所构成松散群体，“党”则是结成关系更紧密的团伙、集团。由此，“朋党”一词在中国传统文献中一般是贬义词。“结党”也与“营私”连用。《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中国传统对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对集团的反对在《周易》中也有明确的体现。《周易 泰卦》第二爻爻辞是：“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周易》爻辞之一，非常宏阔，通达。“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是四个条件，满足了就能“得尚于中行”，配的上当得起“中道”之人。中行、中道就是大人、君子。也就是满足了这四个条件就可称得上大人、君子。“包荒”就是包容荒秽，对于有缺点、缺陷的人都能包容；“用冯河”要拥有徒身渡河的勇气和果敢；“不遐遗”是对于边缘、边远的地区，也不疏漏、冷落；“朋亡”，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不去搞团伙、集团。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则是《涣卦》。没错，“涣”就是涣散的“涣”。如果说一个社会很涣散，对现代人来说，是负面意义的，但是，在《涣卦》中，却是指一种最理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状态。这是一种人人因独立自由而保持的相互离散的状态，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不存在超越个人的任何集团。反过来说，任何集团都是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损害，如果存在任何集团，都说明有些人就是不自由的，不离散的，社会就处于非理想状态。

《涣卦》第四爻爻辞：“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涣其群”，就所有的小群、小集团都消失，让社会保持人人独立自由的离散状态，这时就是“元吉”，最高级别的吉。“涣有丘”，按朱熹的解释，就是当所有的小集团都消灭，人人保持独立自由的离散状态时，整个社会就成为一个大群（丘），这是一种最好的状态，对于这个道理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的。的确，真的很难理解。

《涣卦》第五爻爻辞：“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意思是把政府的号令涣掉，把政府的积蓄也涣掉，这样就没有咎害。实质上是把政府集团也涣掉。这意味着《周易》拥有很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涣”是不允许任何集团存在，包括政府。

《庄子》说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相濡以沫”是小集团、朋党，“江湖”则是一个人人独立自由的离散状态，即涣的状态。

孙中山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评论。他说，有人一边说中国一盘散沙，又有人说中国缺乏自由，这是相矛盾的。一盘散沙恰恰是自由的结果。其实，一盘散沙就是“涣”的状态。

尽管“涣”的状态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一旦有集团化的邪恶势力来侵略和攻击，就会表现的软弱无力。这是就要反涣而行，组织起来，结成团体，聚合力量进行反击，唯有如此，才能击溃来犯之敌，消除灾难和恐惧。这就是《涣卦》上九爻所要表达的意思。上九为最后一爻，为涣卦之极。按《周易》原理，卦之极就会向卦的相反方向转化，即由涣转向组织、聚合。爻辞是：“涣其血去逖出”，即在涣的时候，需要组织聚合起来才能让灾难和恐惧消除。

每次外敌入侵时，为了消除灾难和恐惧，中国人就由散转聚，社会摆脱个体独立自由的离散状态，而进入一个组织化的集团时代。中国人深知，组织和集团就是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破坏。为抵抗外敌而进行的集团化，只是一种权且状态，非正常状态。一旦，威胁消除，社会将再次“涣其群”，由聚转散，个人将摆脱集团的控制，而重新回归独立自由的离散状态。

近代以来，随着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再次面临威胁，而且这次威胁似乎比以往都更严重。中国不仅要组织聚合起来直接抵抗外族的入侵，而且还要发展集团化的企业，去发展经济，以提高国力，摆脱落后挨打的状态。当中国不得不发展经济时，企业这种集团就不得不存在，就取得了暂时的合法性。这正是中国当前的状态，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以集团化的企业为主导的集团式社会。显然，这有违“涣”的，有违历史常态，有违理想状态，而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也必然被集团化的企业所侵害。

也可以说，“涣”是中国历史的健康和标准状态，在正常的情况下，社会会自动地朝向“涣”发展，而集团化的聚合则是病态、非常态，是为消除外部压力所致。唯有在“涣”的状态，所有的人才是真正独立、自由的，只要所有的人都追求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社会便会趋向与“涣”。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力的崛起，自1840年以来所存在的由西方列强入侵所导致的压力正在日趋降低，那么，以企业为主要形态的集团化与“涣”之间的冲突便会日趋体现，企业集团对个人自由的损害便会日益彰显。个人摆脱企业集团，回归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便会成为一个主要问题，社会如何向“涣”回归便是一个主要问题。

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将是如何消除企业集团的问题。

五

由于中国文化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集团化传统，根深蒂固的追求个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传统。当然，反集团化与追求个人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是等价的。因此，即便中国在西方的压力下，开始为提高经济实力而引入和发展集团化的公司和企业，但是，中国的企业又与欧美式企业存在根本不同，就是中国的企业明显呈现反集团化特征，呈现离散化的个人特征，呈现“涣”的特征。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差别。

先看零售模式。

美国主导性的零售模式是高度集团化的大超市，其代表就是沃尔玛。尽管规模很大，店铺编辑世界，但是沃尔玛只是一家私人企业。所有的店铺都归属于其这家企业，所有的员工都是为这家企业打工，必须服从这家企业的制度和命令。因此，一度沃尔玛的老板成为世界首富，即便不是首富，在每年的世界富豪榜中也是位居前列。

而中国主导性的零售模式恰恰相反，是由众多独立的小店铺组成的小商品市场，最著名的就是义乌小商品城。义务小商品城也上市了，尽管其市值远远低于沃尔玛，但是，他的货物吞吐量应该远远超过沃尔玛。原因在于，所上市的义乌小商品城只是市场本身的管理者、服务者，并非零售或批发业务的参与者，真正的业务参与者是遍布于市场内的众多的店铺，而每家店铺都是要给独立的企业，独立的老板。

说的更简单一些，沃尔玛是一个人是老板，而义务小商品城则是无数人是老板，是一个老板群。沃尔玛是集团化的，而义乌小商品城则是离散化的、“涣”化的。

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中美网上零售模式的差别。中国网上零售的主导者是淘宝，而美国的主导者则是亚马逊。淘宝与亚马逊的模式差别与沃尔玛和义乌小商品城的差别是一样的。淘宝只是一个平台，自身并不参与业务的经营，是线下小商品城的线上化，而亚马逊则是一家独立的企业，直接参与业务的运营，是线下集团化大超市的线上化。支撑淘宝的是无数的小店主、小老板，而支撑亚马逊的则是亚马逊自身，所有的参与者都是亚马逊的员工，是为其打工的。京东更象亚马逊，因此只能做老二，甚至连老二也难保，因为后面又冒出了一个更便宜的淘宝——拼多多。

下面再看制造业模式。

中国制造业最让人震撼的地方在于，是其分工的细密程度。行业分工全世界都有，但是将行业分工发挥到极致的，唯有中国。可以分到什么程度，一家企业仅仅承担一个小小配件的生产，譬如一个螺丝钉的垫片。所谓的分工，其实就是反集团化，其道理与零售业等同。在零售中，中国更喜欢把美国的一家大集团超市拆解成无数的小店铺，而在制造业上，中国也更喜欢把本来存在一个大集团化企业中的生产流程无限拆解，有无数的独立的小企业、小作坊来做。

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威力并不是体现在某家企业上，而是体现在企业群上。这个也与零售同。但看一家企业，其规模很小，但是整个企业群的规模则威力无比。制造业有个专有名词叫产业集群，中国制造的也基本单元不是企业，而是集群。

也就是，说如何消除以企业为形态的集团，对中国而言，不是将来要做的问题，而是已经开始做了，在中国引入欧美式企业的一开始就已经做了。当然这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场更彻底的去集团化运功。

再次强调一下，去集团化与个人追求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是等价的。一个人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社会一定是无集团化的，是“涣”的，一个集团林立的社会一定是个人失去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任何形式的集团，都会给真正的个人独立和自由带来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