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八绝是什么意思

感谢程民生老师赐稿

原文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宋代社会中红色的功能

文丨程民生

作者简介：程民生（1956-），男，河南开封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宋朝火德尚赤，红色是宋政府的一种文化力量，在礼仪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规范，赋予红色更多的效应，将红色政治化、神圣化，甚至编造出红光，附会于多位皇帝诞生。从而使原本就强势的红色有了更多哲学、政治内涵。皇权一方面垄断某些红色资源，限制平民成年男子穿红、平民家具等饰红，另一方面也使红色成为官民同乐、军民互用的大众色彩，达到了权威尊贵与民间喜爱统一。红色密集在官方和妇女两大阵营，唯成年平民男子与红色很少有缘。宋人享受红色，赞美红色， 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红色的尊贵、美艳、权威、勇猛的视觉功能和象征意义。

关键词：宋朝；红色；尚赤

中国古代的色彩有着很强的社会功能和政治规范，分为五正色和五间色两等十种。正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纯正的原色，今有“中华五色”之称；[1]间色是五种由正色互相混合而成的颜色，即绿、碧、红、紫、骝（黄黑色）。这一理论是五行学说的产物，如宋人所谓：“青（东木甲），赤（南火丙），白（西金庚），黑（北水壬），黄（中央土戊）”，[2]对应着五金、五味等诸多事物。

色彩的复杂性同样体现在每一色彩的色相。就本文论述的广义的红色而言，古代有多种表达，诸如赤、朱、红、绛、纁、丹、彤、绯、赭等。其中，赤是不能通过其他颜色混合调配而得出的基本色，即原色、正色，其他都是以赤色为主与别的色彩调和的色彩。赤的历史久远，甲骨文中已有“赤”字，《说文解字》云：“赤，南方色, 从大火。”[3]是会意字，按五行说南方属火，赤为南方代表色，是火的颜色。也即火与热烈是赤的意象来源。古代的红与今不同，是狭义的红色，地位较低，属于间色：“赤是南方正，红是南方间，南为火，火赤，剋金，金白，故红色赤白也。”[4]即赤中加白，由两种颜色调和成红。甲骨文中没有“红”字，先秦文献中所见也少。在古汉语和色彩制度中，红色字词虽复杂，但至少在宋人那里多通用。如梅尧臣《赐绯鱼》诗云：“蹉跎四十七，腰间始悬鱼，茜袍虽可贵，发短齿已疏。”[5]所赐品服为绯，当时正式名称为朱，诗中称茜，可知名异色同。又如宋初范质言：“赤即朱也”。[6]本文的红，包括赤、朱、红、绛、茜、绯等，论述时一般简化为红。

红色如生命之血、燃烧之火，刺激视觉，富有感染力，而且红光在空气中不易被吸收、散射，穿透力强，于诸色中传播最远。故而自古以来深受喜爱，广泛运用，成为中华民族色彩崇拜的核心符号，其中大红又称中国红，现今国旗旗面即用此色。在宋代，更是天下第一色，在社会政治、文化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光彩熠熠。因史学界尚无专论，笔者试作探讨，以俟指教。

一 红色政治

1.赵宋德色

依据“五行德运”理论规律，每个朝代都要有自己的色相。宋代建国伊始的建隆元年（960）三月，即确定了这一根本问题：“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7]取代后周而生，就是木德生火德，火色赤，就要崇尚红色，从而纳入历史正统序列。其严肃意义，正史谓之“定国运”。[8]宋太宗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本朝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宋真宗时又有人提出应为金德尚白，也有人认为应从土德尚黄。但经群臣讨论，均没有更改。[9]红色确定为国色，可谓时代特色、流行色。这样，宋朝纳入了正统历史的合法序列，红色则由大众喜爱上升为国家意志，有了政治权威。

德运色彩是基本，还要涉及一系列关键问题，试举两例。

一是感生帝的选择。五行理论认为，天有青、赤、黄、白、黑五帝，帝王先祖皆感五帝之精以生，既尚赤就是以赤帝为感生帝，是其政治血脉源头。所以，“以宋火德，制赤帝像于宫中，以祈皇子。”[10]保佑的是赵宋皇室子嗣绵延兴旺。此外，皇家每年“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祀感生帝于赤帝坛”。[11]祭祀时的主要祭品当然要用红色：“《郊特牲义》云：‘祭感生帝，玉与牲、币宜从所尚之色。’今详四圭合用赤色，难于改易。诏如所议。”[12]一为皇家血脉延续，一为皇家和人民延续的前提粮食生产，都是至关重要的实际问题。

二是更重要的理论问题：天是什么颜色？单就观感而言，这并不是问题，公认是蓝天。但在古代却很复杂，传统文化认为“天地玄黄”，玄的本义是赤黑色，朱熹云：“天明，则日月不明。天无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13]白天的明亮是日光，夜间的漆黑才是天的正色，是他对天玄的理解。玄也作青色：“玄，青色，天之色。黄，地之本色。玄黄，天地相杂之色。”[14]陆游曾言：“蔚蓝乃隐语天名，非可以义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华山诗云：‘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犹未有害。韩子苍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蓝’，乃直谓天与水之色俱如蓝耳，恐又因杜诗而失之。”[15] 天色蔚蓝是自然色彩，但不是文化色彩，更不是政治色彩。

最早提出疑问的是庄子：“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16]天真是青色的吗？是不是因为距离太远看起来是青色的呢？似是物理问题，实为哲学问题。在尚赤的宋代，至高无上的天应该是红色的，其理论基础有儒家经典，也有道家经典。

宋人汪莘论道：“《易》曰：‘乾为大赤。’横渠曰：‘赤者，天之正色。’何以言其然也？《易》曰：‘乾，阳物也。’天也者，太虚之中有物之最大者，乃纯阳之气为此大物，其初为纯阳，故其色为大赤。其大不可量，则其气何可当？况夫天者纯阳之体，而日者又太阳之精，是故一昼夜之间而天行有升有降，一天行之间而日月有往有来。”[17]天是大阳，故应为红色；天的代表是日，更是红色。从经典《易经》到大儒张载，都是如此主张。那么，如何解释“玄天”呢？宋儒易祓辩解道：“阳之色以赤为本，而以玄为正，其色复乎幽天之正色也，故天谓之玄。阴之色以黑为本，而以黄为正，其色得乎中地之正色也，故地谓之黄。”[18]玄色兼有黑赤，赤是根本，黑是正色，红色突出了。在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有着明确的态度：“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阳，天之正色。”[19]强调了红色是天之正色。宋真宗、宋徽宗都崇信道教，这一理论因契合宋朝需要而采用。宋徽宗朝的祭天礼器元圭，就是“内赤外黑”，“永为定制”。[20]总之，既不能否定玄黑，又要凸显红色，既不失传统理念，又解决现实问题。

2.红色崇拜与警戒

因为上述原因，宋朝强化了对红色的崇拜。典型例子如宣和元年（1119）蔡京等表贺得赤乌，[21]即传说中的瑞鸟红色乌鸦；宣和二年,“内出鱼，纯赤色,蔡京等乞付史馆,拜表贺。”[22] 只要是红色的就是祥瑞，就值得祝贺，载入史册。

更具政治色彩的是，宋代皇帝出生时多伴有红光的祥瑞。如宋太祖“赤光绕室”，宋太宗“赤光上腾如火”，宋真宗“赤光照室”，宋英宗“赤光满室”，宋哲宗“赤光照室”，宋高宗“赤光照室”，宋孝宗“红光满室”，宋理宗“赤光属天，如日正中”。[23]都是火德的感应。如此制造出的红色，强化了赵宋君权神授的天命色彩，是皇权的保护色。

红色与血、兵火密切相连，有时又是不祥之兆，主要体现在天象方面。在兵家看来：“白云如疋布起于东方者，大兵起也，色赤者尤甚”。[24]东方红布一般的云，预示着惨烈的战争。星变中的红色，多与兵、旱相关。如天理四星“赤云气犯之，兵大起，将相行兵”；太一一星“云气犯……赤为旱、兵”。[25] 庆历三年（1043），“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五六年不止”，谏官孙甫推导《洪范五行传》及前代相关情况，上疏指出：“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缓之应。舒缓则政事弛，赏罚差，百官废职，所以召乱也。晋太康中，河阴降赤雪。时武帝怠于政事，荒宴后宫。每见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经国远图，故招赤眚之怪，终致晋乱。”[26]天降红雪属于不祥的赤眚，为兵火之灾的征兆，原因是皇帝怠于政事，上天以此来警告皇帝不要沉溺嫔妃，应当勤政。天象中的某些红色，是上天警诫的红灯，维护着统治规范。

二 红色服装

人文红色，最多体现在服装方面。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有红色服装，但有具体的制度。

1.皇帝及神像礼服

皇帝的礼服中，有套“通天冠、绛纱袍”，绛纱袍即深红色的纱袍，多用于重大典礼上。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在泰山封禅时，“上服通天冠、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至山门，改服鞾袍”。[27]所谓“鞾袍”，“袍以绛罗为之”，[28]与绛纱袍一样都是深红色的袍。宋真宗祀汾阴时，也曾“改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诣庙，登歌奠献，省封石匮，遣官分奠诸神。”[29] 大中祥符七年赴老子庙祭祀，“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奉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加号册宝。”[30]南郊祭天大礼时，“故事，将郊，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辂以出；至景灵宫，止大次，衮冕而行事；至太庙、圜丘亦然。还则御太平辇，冠袍如初。”[31]红袍总是伴随着皇帝外出活动。

贺新年的大朝会上，通常仍是这套礼服。如淳化三年（992）正月初一，宋太宗“朝元殿受朝毕，改服通天冠、绛纱袍”；[32]天圣五年（1027）正月初一，宋仁宗“服鞾袍，于帘内皇太后前再拜称贺”。[33] 穿着红色罗袍。

宋神宗曾在大庆殿举行仪式，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玉册玉宝：“上服绛纱袍，再拜廷中，跪授册宝。”[34]皇帝纳皇后的六项礼仪中，四项穿红：“发册、奉迎、命使及皇后入内，皇帝皆服通天冠、绛纱袍。”[35] 外交场合如宋神宗接见日本僧人成寻一行，“圣主坐银倚子，白银床，著赤衫衣”。[36]在故宫南薰殿收藏的十五位宋帝画像中，十二位都是身穿红袍，充分说明红色是皇袍的主色。

宋代供奉的神祇多着红袍。如宋代崇祀天神太一，多建宫观供奉，所有太一神像“并用通天冠、绛纱袍。”[37]与皇帝同一规格的服色。宋真宗为制造天书，对大臣说半夜看到“忽一室明朗，惊视之次，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38]该天神身着红袍。洪迈记载有人入冥见到其舅，“金冠绛袍若今王者”。[39]都是现实社会的再现，可知帝王常服红袍。

2.中级官员服色

宋代品官依据不同等级，穿着品服的颜色、形制、质地也不同，以示尊卑。其中红色是中级官员的服色：“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元丰元年，去青不用，阶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绯，皆象笏、佩鱼，九品以上则服绿，笏以木……中兴，仍元丰之制，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绯，九品以上绿。”[40]以元丰改制为界，此前的四品、五品官服朱红色，之后五品、六品官服绯红。从唐到宋，服色变化趋势有两点：一是品色简化，由唐朝的紫、朱、绿、青四色，简化为紫、绯、绿三色，减少了级差，并改朱（赤红）为绯（深红），品位下移到六品。

官服中的鞋色，一般随同服色。日常也多穿红鞋，司马光言：“《周礼》舄履用五色。近世惟有赤、黑二舄，赤贵而黑贱。”[41]以穿红鞋为贵。制度还规定皇太子的礼服中，包括“白罗袜、朱红履、金涂银扣，从祀则服之。”[42] 是祭祀服饰。

但在朝会等隆重喜庆的场合，百官多穿红衣。元丰二年（1079）规定：“今制，朝服用绛衣，而锦有十九等。其七等绶，谓宜纯用红锦，以文采高下为差别。惟法官绶用青地荷莲锦，以别诸臣。”“其后，又诏冬正朝会，诸军所服衣冠，厢都军都指挥使、都虞候、领团练使、刺史服第五等，军都指挥使、都虞候服第六等，指挥使、副指挥使服第七等，并班于庭。副都头以上常服，班殿门外。其朝会，执事高品以下,并服介帻，绛服，大带，革带，袜、履，方心曲领。”[43]文武百官不分品级都穿红锦衣，营造出一派喜庆；品级区别于绶带的花纹，除了法官外仍是红色。

3.引赞吏服

宋代有担任引导、赞礼的吏人，谓之引赞吏，与通常的皂吏不同，穿红色衣服，俗称朱衣吏。“朱衣者，乃台省引班之小吏耳。”[44]其职能主要是引导官员上朝、出行。如“朝殿日，皇太子、宰相、亲王、使相、参政各有朱衣吏二人自下马处前导至殿门。”[45]这是权贵高官仪仗式的礼遇。此外，文官学士以上也享受类似待遇：“旧制，学士以上，并有一人朱衣吏引马，所服带用黄金而无鱼，至入两府，则朱衣二人引马，谓之双引，金带悬鱼，谓之重金矣。世传舘阁望为学士者赋诗云：‘眼里何时赤，腰间甚日黄’。”[46]学士由朱衣吏一人在前引导，官至执政大臣则为增为两人。宋神宗时，“曹佾拜中书令，特赠公使钱一万贯，朱衣双引。皆近朝待戚里之殊礼也。”[47]作为一种尊荣，由皇帝恩赐。京城以及地方官府长官，享用朱衣吏引赞的待遇：“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厅事，则有衙吏前导告喝……皆用朱衣吏”，北宋中期，寺监长官亦用此礼，“非故事”，[48]是礼遇泛滥的表现之一。蔡确被贬任知安州时，游览车盖亭有诗云：“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49]到南宋， 地方官中的学士也用双引。洪迈载：“国朝优待侍从，故事体名分多与庶僚不同，然有处之合宜及肆意者。如……引接用朱衣”。但已经不按北宋的规矩，举例如：“唐瑑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皆暂兼权户侍，及出知湖、饶二州，悉用朱衣双引。此数君，皆失于讨问典章，非故为尊大也。陈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盖在法，学士乃双引，人以为得体。迈顷守赣、建，官职与居仁等，而误用两朱，殊以自悔。”[50]洪迈知道典故后自知官位不够而失误，但朝廷显然并没有严格管理。

朱衣吏还充当宰相的传令人员。宋敏求任知制诰时，曾“梦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为邃清殿学士制。既寤，不能记其姓名及其文词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当制舍人吕缙叔草制，除邵不疑为宝文阁学士。”[51]又如“大忌日，百官集于相国寺……宰相揖讫，方行香。既毕，御史台知班，复传呼立班，而朱衣吏乃曰：‘相公传语，请不立班’，遂退。”[52]李格非《试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稍败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时欲舞文。”[53]则朱衣吏还出现在科举考场。大致而言，朱衣吏属于高级吏人。

4. 军装

宋初军装为褐色，即处于红黄之间的颜色。翰林学士张方平对宋仁宗上奏言：“臣闻太祖训齐诸军，法制甚严。军人不得衣皂，但许衣褐，其制不得过膝，岂有红紫之服”。[54] 后来由褐色改为美观的紫色和红色，逐渐红色为主流。宋徽宗到南郊祭天时，警卫部队“铁骑围斋宫外，诸军有紫巾绯衣素队约千余，罗布郊野”，[55]全部穿红衣。两宋之际的袁文言：“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与殷轮衅鼓等色相乱，战阵之间，不遽见伤残以沮士气。”目的是伤亡流血与红色的军装、车轮、战鼓相浑搅，可减轻士兵的恐惧，北宋时，“天下军州戎服皆用绯，余尝亲见之。自绍兴末年，忽变为皂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略无一人以为非，何哉？”[56] 宋高宗末期忽然改为黑色军装，令人不解。赵彦卫也有此记载，并言：“惟浙漕司兵士独衣绯衲，颇存往制。”[57] 唯有两浙转运使司的士兵穿红衣。实际上南宋多数时期仍以红色为军装颜色。如南宋前期的王质指出，朝廷强调军人要区别于平民，“恶其无辨于民也不足，又以其服判之。其品七，中而至于屦；其采五，白而至于绯，谓之军容。”[58]则是以包括绯色在内的五色服装区别于平民。宋理宗开庆年间明州作院制造的军需物品中，有红衲袄并腿裙壹阡副计贰阡件，红布衫㭍伯肆拾贰领，朱红笠头伍伯肆拾玖顶。[59]宋理宗时期的建康作院，先后制作有红布衲袄五千八百三十一领，红布衲裙二千七十三腰，红布绵絮软缠袄五千七百六十三领，红布小绵袄五千五百领，红布衲袄一千领，红布绵絮软缠袄一千五百三十六领、红布衲袄九千一百四十四领、红布纸台帽子一千七百个，红布小绵袄五千五百领，红布绵絮软缠袄一千五百三十六领，红布衲袄九千一百四十四领，红布纸台帽子一千七百个，刷染红布衲袄一千九百三十五领，红布衲袄四千领。尽管同时还有招军黄布衫五千四百一领，绿布衫二千二百二十七领等不同颜色的军装，[60]但红色军装动辄数千，种类多样，显然是基本色调。

仪卫队伍中的将士，更多红锦袄、绯背子。[61] 春季皇帝游金明池观看龙舟赛，“有小龙船二十只，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余人，各设旗鼓铜锣”，[62]助威助兴的打击乐船队全部是红衣。

由于宋代实行募兵制，军人多“失职犷悍之徒”，故而“都下鄙俗，目军人为赤老”。[63] 军队又名“赤籍”，一般解释为“尺籍”，似不通，应与军装多红色有关。

5.女子服装

与作为政治的红色不同，作为生活的红色由于鲜艳、喜庆，民间普遍用之于服装，尤其是女装。红装，通常泛指妇女的艳丽装束，甚至代指青年妇女，也作红妆。有一良家妇因夫婿久出不归，报官请求改嫁，知州在判决书中言：“淡红衫子淡红衣，状上论夫去不归。”[64]则是该女上身穿两件红衣。靠色相为生的妓女，以红装为基本色调。官员陈造诗云：“坐上红衣未放歌，客问冷面釂金荷。惊飞可待闻檀板，拟奈吾家故事何。”[65]陪酒演唱的妓女身着红衣。红衣甚至成为妓女的别称，黄庭坚诗云：“颇复集红衣，呼僚饮休假。歌梁韵金石，舞地委兰麝。”[66]有一善于画竹的妓女引起了众官员的惊奇：“谁信红衣万钧笔，拟分此派嗣湖州。”[67]农家姑娘下地插秧时，身穿红衣：“村姑儿，红袖衣，初发黄梅插稻时，双双女伴随。”[68]或者穿红裙：“盈筐斗草红裙女”。[69]西南山区的瑶族女子，同样喜欢穿红裙：“大布红裙猺女著”。[70]元祐年间，户部尚书李常上书指出：“今积钱至五千万贯，而坐视农夫红女贱易谷帛，而未免饥寒，殆非仁术也。”[71]红女显然是农家女。所谓红衣、红袖、红裙等红装，通常泛指妇女的艳丽装束，代指青年妇女。红鞋更是寻常：“谢娘扶下绣鞍来，红靴踏残雪。”[72]这些现象，说明红色服装在宋代大俗大雅，男女同享，贵贱共享。

但是，并不是说红色在民间可以任意使用，在某些方面有着严格的限制。宋政府用法律维护红色的尊严，规定：“诸僣拟乘舆服用（谓以龙为饰。非小儿、妇人，纯以红、黄为衣，并服红、黄、遍地密花透背、绵背、绣背段，及以纯绵遍绣为帐幕，以红、黄帕覆茶担食合之类，或乘马坐轿，令人持扇围蔽，及妇人纯用红、黄扇者）各徒二年。……以上工匠罪各如之，并许人告。”[73] 除了妇女儿童以外，其他平民禁止穿纯红、黄色衣服，禁止用红、黄帕覆盖茶担食合，即使是妇女也不准使用纯红、黄扇。违犯者判处两年徒刑。唐代《唐律疏议》中尚无此条文，宋朝将红色的使用从礼教层次上升到法律层次。

6.民间武装服饰

各种性质的民间武装力量，为便于识别、管理，且具有威慑作用，稍具规模者即有统一服饰，常以红色为标志。宣和时天下大乱，群盗蜂起，红色闪闪。如江东泾县“群不逞鸠恶少数百，着五彩衣，以朱巾帕首，将从贼。”[74]头戴红巾造反。在受剥削最重的河北路，群盗最多，“河北红巾甚众”[75]。当时两浙的方腊规模最大，“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76]南宋初钟相杨么的农民军，“号百万人。湖北抢攘，比屋红巾”。[77]嘉定年间兴元府军士张福、莫简等作乱，“以红巾为号。”[78]南宋末期，辗转于金、宋、蒙古之间的李全、杨妙真义军，也是“衣以红袍，号红袄军。”[79]民间武装造反，不约而同地推崇红色，使之又成为令官府和平民胆颤的叛逆暴力之色。以至于红巾成了盗贼的代名词：“急符唤出雅州丁，刀染红巾血雨腥。定蜀论功谁第一，茗山合着后溪铭。”[80]四川的义军也是红巾。

动乱时期民间的自卫武装，有的统一标记使用红色。如南宋时抚州金溪县邓氏、傅氏两大家族，“各有乡丁数千，以朱漆皮笠冐其首，号红头子，远近颇畏之，号邓、傅二社。”[81]朱漆皮笠是他们的显著标志。

7.其他

乐工。刘沆任陈州长官时宴请客人，“使妓乐迎引至通衢。有朱衣乐人悮旨，公性卞急，遽杖于马前”。[82] 每年冬季皇帝赴南郊祭天时，伴奏的“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绯宽衫勒帛。”[83]南宋刘辰翁曾参加太学祭典，“见太常乐工类市井倩人，被以朱衣”。[84]临时雇来的市民充当太常乐工，标志是穿着红衣，则是官方的乐工都穿红衣。如是大型演出，则按不同服色区别：“教坊乐部，列于山楼下彩棚中，皆裹长脚襆头，随逐部服紫绯绿三色宽衫黄义襕”。[85]或者戴红巾，如每年春季，皇帝登金明池宝津楼观看诸军百戏：“鼓笛举，一红巾者弄大旗，次狮豹入场，坐作进退，奋迅举止毕。次一红巾者手执两白旗子，跳跃旋风而舞，谓之扑旗子。”[86] 皇宫内的百戏演出，“艺人或男或女，皆红巾彩服”。[87]还有穿红靴者：诸军为皇帝表演马球，“有黄院子引出宫监百余，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装饰，玉带红靴，各跨小马，谓之‘大打’。”[88]艺人服装多红色，醒目且便于远距离观赏。

僧道。僧尼衣总称为“袈裟”，“袈裟”本义即“赤色”。传入中国后，佛教不许用五正色，多缁色、黄褐色。宋僧一般衣黑褐色的缁衣，通常以“缁衣”指代僧人，但红色袈裟逐渐盛行。一是按官府品服习惯，高级僧人由皇帝赐紫衣或者红衣。范成大在四川一寺院中，看到宋仁宗“所赐红罗紫绣袈裟”。[89] 南唐李后主“好佛，太祖遣僧为间，号小沙弥，导以奢侈，著干红袈裟。”[90] 二是北宋中期，禅宗南宗兴起并北上，“有一南方禅僧到京师，衣间绯袈裟，主事僧素不识南宗体式，以为妖服，执归有司。”[91]随着南禅普及，间红色袈裟遍布全国。道士服装色彩多种，用于不同身份和不同场所，一般在作法时高级道士穿红色法衣，也有日常穿着者。孙铠得道士传符后，“遂市一牛骑之，戴铁冠，披绛服，流转至大名府。”[92] 洪迈载“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93]朱熹曾提及“朱衣道士谆谆之诲”。[94]

巫师。“招村巫马氏子施法考验。巫着绯衣，集邻里仆童数十辈，如驱傩队结束。”[95]巫师作法时穿红衣。

三 红色建筑

1.宫廷建筑

宋代建筑的装饰色，最能反映人文色彩的爱好，也最具礼教特色，在皇宫有明确的规定。

范祖禹对宋哲宗提示道：“臣恭闻太祖皇帝诏：‘宫殿之制，准得赤白。’累圣遵守，不敢有加，俭德之美，过于汉祖远矣。”[96] 赵匡胤亲自规定宫殿的装饰只能用红白二色。苏辙的记载指明了是墙壁：“元祐间，宰相为哲庙言：‘祖宗有家法，禁中墙壁惟是赤白泥’”[97]。宋高宗言：“祖宗时殿字皆用赤土刷染，饰以桐油，盖以国家尚火德故也。所以只用赤土、桐油者，弊则易于更修。后来多用朱红漆，不维所费不赀，且难于修整。”[98]宫廷的墙壁，前期是简朴模式：红土上加涂透明的桐油以固定并防止沾染，后来逐渐升级为红漆，但费用昂贵且不便修整。刘挚的记载有所补充：“艺祖遗训,宫中止用赤白为饰；仁宗故事,栏楯彻去朱绿之采。”[99]可知皇宫的用色，早有宋太祖的诏令规定，墙壁粉饰只允许使用赤色和白色两种，到了宋仁宗朝，木制栏杆上也不允许使用红色和绿色，目的都是反对奢侈，提倡节俭，拒绝金碧辉煌。涂料中的红色是主色，白色是陪衬和补充。

赵匡胤选择赤白，固然有个人审美因素，但沿袭的是深厚久远的传统理念：“青与赤为文，白与赤为章，文章犹美德见于外也，近文章，则不至于鄙野矣。”[100]红白二色组成的纹饰谓之章，既不简陋，又不奢华，更主要的是彰显了尚红的德运。

其他方面同样遍布红色。如宫殿前的台阶涂红色，称丹墀。夏竦“举制科，庭对策罢”，赋诗云：“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101]丹墀又代指皇宫。皇帝座后的红色屏风名丹扆，“户牖严丹扆，鹓鸾簉紫庭。”[102] 宋徽宗时，开封“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103]大门、房屋的栏杆、阻拦人马通行的隔离木架等，均为朱红色，其中“朱栏彩槛”已经突破了宋仁宗时的规定。作为皇家警戒线的朱红杈子，延伸到宫外御街：“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过龙津桥南去．路心又设朱漆杈子如内前。”[104]朱漆杈子意味着权威与禁止。程颐在迩英殿看到：“门南北皆朱漆”。[105]凡是涉及皇帝的器物，都要用红色表现。如南宋馆阁内有记载：右文殿五间，“太上御书金字‘右文之殿’牌。前设朱漆隔黄罗簾，中设御座、御案……后山墙周以壁风朱漆䈋……殿后秘阁五间……中设御座、御案……阁上木雕朱漆殿一座，安奉圣政、会要、日历、御制札等。阁上下周回设朱漆隔子”，“次一间御书石刻，门设朱漆栏”。[106] 皇家园林金明池中的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阑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107]桥的栏杆全是朱红色。

由于红色涂料使用量极大，朝廷设置有后苑烧朱所，“掌烧变朱红以供丹漆作绘之用。”[108]朝廷唯一制作宫廷用颜料的机构，专门制作唯一的颜色朱红漆，用于装饰和绘图。因为朱红是天然矿物朱砂所制成，需要一定的火候提炼，所以称烧造。似为历史上唯一的烧朱所。

2.各类官舎

朝廷机构的房舍颜色，遵从皇宫理念，都用红色装饰。正如程大昌所言：“今世凡官寺皆饰朱”。[109]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诏：“自今皇城内外亲王宫宅、寺观、祠庙用石灰泥，诸司库务营舍、厅堂、门屋用破灰泥，自余止麦糠细泥，营舍、厅堂、门屋用赤色装。如自备泥饰者，听。”[110]亲王、寺观祠庙、官府、军营建筑的涂料颜色，以红色为正宗，由官方统一发放，但如果自费自备涂料，听任选择颜色。不是粗暴的政治强制，而是温和的经济诱导。地方官府建筑如四川都大茶马司新建的签厅：“望其表，则绮疏华焕，门序峻整。赤白烱发，观者増气。”[111]赤白二色炯炯有神，令人振奋。庆元府重修府衙的西楼，“盖级之故阙者赤白之，漫漶者治之，则已无侈前人，无废后观。”[112]重新粉刷的也是红白色。南宋陈淳言：“大扺官司创造，始必发公帑，以市屋材……凡用若干，竹木若干，瓦石若干，砖墼钉若干，头灰若干斛，朱漆若干斤。”[113]建筑材料预算中的涂料，唯有朱漆一种。

说明赤白色在宋代官方建筑物普遍存在的最好例子，是从事涂饰墙壁粉刷的工种，就叫赤白作：“旧八作司，太平兴国二年分东西二司，乃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砖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名八作。”[114] 有关工匠即赤白匠。建康人蔡润原是南唐画家，随李煜归宋后，“籍为八作司赤白匠。”[115]翰林院北壁原有名家壁画，被韩丕“呼工之赤白者杇墁其半，而用朱画栏槛以承之。”[116] 甚至成为粉饰的代名词，李焘言：“虽迷国误朝若崇宁宰相，其致力尤甚。异时纵不说学，亦必枝拄邪倾，圬墁赤白，盖虚矜伪，以干缝掖之誉。”[117]指责宰相文过饰非，像用赤白粉饰破旧房屋一样。

3.民间房舍

民间建筑，基本也以赤白为主色调。如“新息临通衢，赤白分栋宇。”[118]整个新息县城房屋的墙壁外观，都是红与白。不少地区的酒店是红墙：“河东见所在酒垆，皆饰以红墙，询之父老，云:‘相沿袭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后读《李留台集》有《怀湘南旧游寄起居刘学士诗》云:‘老情诗思关何处，浑是湘南水岸头。残白晚云归岳麓，浓香汀菊满汀州。静寻绿茎煎茶寺，徧上红墙卖酒楼……。’据此诗，则湖南亦有之，不独河东也。”[119]酒店的外壁全是红色，应当是一种区别于其他民房、商店的广告行为，分外醒目，远远地吸引着酒客。这种习俗，官府显然是认同的，不以为非。一些大户人家的院墙，则有红墙。张耒诗云：“芳草长时寒食天，红墻低处见鞦韆。人家无事鸡犬闲，日暮芳郊留醉眠。”[120]看来民宅大面积刷饰红色比较普遍。

除此以外，对民间房屋的装饰有着具体地限制。如：“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 [121]即禁止彩绘等奢侈行为；景祐三年（1036）又诏：“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122]不准彩绘和用红色、青黑色漆梁柱、窗牖。

实际上，这一禁令后来逐渐被民间突破。宋徽宗时，开封店铺“近里门面窗户，皆朱绿装饰，谓之欢门。”[123]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的楼台亭阁、商店、民房等建筑的木质建筑构件柱、斗拱、枋、门窗、栏杆等，则多为红色。《宋画全集》中的中型、大型建筑基本是这种风格。具体情况在《营造法式》中有具体规定，即俗称的“七朱八白”。[124]在宁波保国寺还可看到国内现存最明显的一例“七朱八白”法式。

贵官府第多以朱红漆门，故称朱邸：“后世诸侯王及达官所居之屋，皆饰以朱，故既曰‘朱门’，又曰‘朱邸’也”。[125]如宋太宗即位后, “未数年, 旧为朱邸牵拢仆驭者，皆位至节帅, 人皆叹讶之。”[126]朱邸即晋王的藩邸。又如“朱门茅屋偶为邻，北阮那怜南阮贫。”[127]以大门的颜色指代宅院主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红门为尊贵。

四 红色器物

1.宫廷器物

宋代皇家器具多用红色。皇帝的多种辇舆：大辇、凤辇、逍遥辇、平辇、小舆、腰舆、明远车、羊车、指南车、记里鼓车、鸾旗车、崇德车、皮轩车、黄钺车、青旌车、鸣鸢车、飞鸿车、虎皮车、貔貅车、凉车，均为“赤质”。[128] 靖康时赵构出使金国，至磁州被民众阻留，皇太后“忽遣厅子马，以所乘小朱漆轝令上乘归”，赵构辞道：“吾人臣，岂敢乘？”被大臣赞道：“神民共济，乘以金舆，大命巳兆，是为宝符。”[129]朱漆的舆只有皇帝后妃能乘坐。皇帝出行的伞盖是红色的，其他任何人不得使用。伪楚张邦昌曾“张红盖”，遭到宗泽的抨击：“人臣安有服赭袍、张红盖、居正殿者乎？” [130]在一次宋哲宗祭祀太庙时，有嫔妃“内中朱红车子十余两，争道于乾明寺，前有张红盖者。”卤簿使苏轼予以指责，次日宫中即“申敕有司，严整仗卫。上自太庙还，后以下皆不复迎谒中道。”[131]红盖具有皇帝专用的唯一性。由此也可知，嫔妃出行乘坐的车子都是朱红色。而皇后的盖为茜色，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专宠骄恣，一次出游，“欲假茜盖于后，后即欣与之。妃以白帝，帝曰：‘此国家文物，上下有秩，汝张之出外，台谏必有言。’妃不乐，遂不出。”[132]嫔妃没有资格用红盖。

宫内桌椅等家具，多朱红色。如床：金明池中心的五殿是供皇帝休息的地方，“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133]御用龙床为朱红色。后妃同样使用红漆床。京城南愍贤寺温成张妃坟院中，有宋仁宗宠妃后追封温成皇后的宫中故物“素朱漆床”，“以温成宠冠六宫，服用止于此”。[134]所谓素，就是纯朱漆没有纹饰。如桌：赵从善任临安府长官时，宦官故意刁难他，“一日，内索朱红卓子三百只，限一日办。从善命于市中取茶卓一样三百只，糊以清江纸，用朱漆涂之，咄嗟而成。”[135] 淳熙十四年（1187），皇帝接见金国贺正使的朵殿内，负责准备工作的翰林司提出：“御燎子内有朱红漆卓杌等，并使人入见拆书朱红漆卓子，并乞改用固黄素衣子遮围。” [136]殿内正常放有朱红漆桌凳、桌子，但不愿让外国使者看到。绍熙年间，天章阁安放已故诸皇后位牌各一座，“并朱红漆卓子二只”。[137]如椅子：周必大在宫中看到宋高宗“御吉服，朱红椅”。[138]

皇家祭祀典礼上的相关器物，凡是最神圣最尊贵者，都用朱红色。如景德二年（1005）南郊祭天大礼，改定神灵板位：“坛上四位涂以朱漆金字，自余皆黑漆。” [139]宋高宗时的明堂大礼，“止设天地祖宗四位，其位版朱漆，青字，长二尺有五寸，博尺有一寸，厚亦如之”，[140]牌位都用红漆。宋孝宗时，太史局修建小殿安奉天皇大帝、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北极、夜明、神州地衹、大明等上十位神位，“用朱红漆匣，日、月、星辰、岳、渎神等用黑漆匣。”[141]宋光宗绍熙年间的郊祀，“圜坛上铺设御书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四位，并系朱红漆腰拚匣罩，见在文思院雅饰。每位制造迎引朱红漆献案一只……点照神位朱漆红纱烛笼四只”。[142]列祖列宗神主前的帐幕谓之神帐，[143]均为朱漆。崔敦诗曾连写四道祝文，分别为宋徽宗及其郑皇后神帐修葺重涂剥落的朱漆报告神灵：《奏告徽宗皇帝神帐朱漆暗淡起剥合行重朱换殿脊㩛损烂告迁神御权安奉表文》《奏告显恭显肃显仁皇后神帐朱漆暗淡起剥合行重朱告迁神御权安奉表文同前表文》《奏告徽宗皇帝神帐重行朱漆并重换殿脊㩛毕工告迁神御还殿正奉安表文》《奏告显恭显肃显仁皇后神帐重行朱漆毕工告迁神御还殿正奉安表文》。[144]

日用工具如水桶也多红色，宰相文彦博曾入禁中，看到的水桶颜色“只是朱红”。[145]南宋临安的馆阁内路旁，“左右列朱漆大水桶十”。[146]宋仁宗“用红漆唾盂”。[147]皇家还有红色笔杆的毛笔，如宋真宗曾“出太宗镂文红管笔赐王旦以下，人一双。”[148] 周密曾登秘阁，看到“有朱漆巨匣五十余，皆古今法书名画也。”[149]用红色显示珍贵。

2.官方器物

官府器物的红色，多是权威或紧急的象征。最常见的是印色：“古今印史，印色通用朱。”在宋代、元代的私人信札中，偶有用墨色、用青者，都是因为有孝在身，“不忍用朱，故易之耳。”[150]宋代有法令规定：“印色常使朱红，每料伍两。”[151] 朱红印色一是庄重醒目，二是耐久不褪色。宋孝宗时周必大看到唐朝神龙年间的官告，“距今淳熙七年庚子，巳四百七十六年，而印色如新。”[152]历经四百七十余年尚颜色如新，便于长期保存。

县衙发出的文书有专用红色者，名县符，多为催缴赋税、拘捕传讯等事的文件。苏辙诗曰：“同尔乐丰穰，异尔苦税役。时闻吏号呼，手把县符赤。”[153]赵汝燧有诗记录了催征赋税的场景：“后胥复持朱书急急符，预借明年一年租。”[154]陆游的邻居被县符追入官府，连饭也没有吃成：“舂得香秔摘绿葵，县符急急不容炊。”[155]两首诗都强调了“急急”，足见县符的权威与紧急。

地方官员出行的仪仗，红旗是醒目的代表：“十里红旗拥使星，一杯绿蚁话长亭。”[156]如例行的春季劝农：“皂盖朱幡游近郭，野桃山杏炫红旂。”[157]长官春游：“潼川侈风俗，一春事嬉游。太守与民乐，高会邀良俦。……红旗肃冠盖，画鼓翻倡优。”[158]其中“红旗肃冠盖”点明了要害，红旗是为了显示官员的威严。

3.民间器物

为了维护红色的高贵性、象征性，朝廷不准民间器物随便使用红色。如天圣七年（1029），“诏士庶、僧道无得以朱漆饰床榻。九年，禁京城造朱红器皿。”景祐元年（1034）又诏：“凡器用毋得表里朱漆、金漆，下毋得衬朱。……宗室、戚里茶檐、食合，毋得以绯红盖覆。豪贵之族所乘坐车，毋得用朱漆及五彩装绘,若用黝而间以五彩者听。”[159]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出家人，家具和器皿、车辆等不能朱红漆、绯红修饰，高官贵族的车辆可以用青黑的黝色为主点缀五色，就是说可以有一点红色。法律明文规定：“非四品以上及宗室近戚，器不得用金稜，其床榻之属间朱，及器皿纯朱者，亦禁之。”[160]皇亲国戚和四品以下官员及平民百姓，不准使用纯红色器物，连床色用其他色彩混在红色间也不行。大有垄断红色之势。

因而，宋代民间一般多用黑色和暗淡的黄、褐等色。如杭州北大桥宋墓中，随葬盒、钵、盘、唾盂、巾架、笔架等皆黑漆，唯一桶状残漆器为“暗淡无光”的绛红漆。[161]在白沙宋墓的彩色壁画中，主人夫妇坐在赭色椅子上，[162]河南新安县梁庄北宋壁画墓中，男女主人座前各置黄色方桌一张。[163]洛阳邙山宋代壁画墓主为一富贵人家的女性，南壁雕一方桌，桌面涂黑色；东耳室后壁绘一黑色长方桌，西耳室后壁也绘一黑色长方桌，桌下绘一长方形黑色矮几。[164]河南新安县梁庄北宋壁画墓，东壁画面为右侧置黄色方桌一张，西壁画面为女主人座前置一黄色方桌。[165]古人“视死如生”，常常将现实社会的生活彩绘在墓中，提供了家用器物、室内装饰的色彩实物景象。河南新安县古村北宋地方绅士的墓中，“满室彩绘，缤纷华丽。墓内壁面皆刷白石水灰, 而后施彩。色调基本为白、黑、褚、褐黄四种。”[166]相对鲜艳的也不过是深红色、红褐色而已。

但是，对色彩美的向往是人的本性欲望。权贵为了追求排场享受，总会千方百计地违禁。如林灵素主持的通真宫有一密室，蔡京打探到里面“有黄罗大帐，金龙朱红椅桌，金龙香炉”，遂怂恿宋徽宗前往亲自查验。结果被事先被林灵素清理一空。[167]这些僭越地设施，包括朱红椅桌。宋仁宗景祐元年朝廷诏令禁止“宗室、戚里茶檐、食合，毋得以绯红盖覆”，但似乎不限制其他官民。因为不久以后，苏轼就公然托人置办“朱红累子”即多层食盒。他在给滕甫的书信中连连道：“许为置朱红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携以北行，幸甚”；“某好携具野饮,欲问公求朱红累子两卓二十四隔者,极为左右费”；“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为别造朱红，尤为奇妙。物意两重，何以克当。捧领讫，感愧无量。旧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带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168]苏轼喜欢野炊，也喜欢红色的多层食盒，便托好友利用当地优势代为制作，催促不已，得到后十分感激，尤其是朱红色的，更是喜出望外。南宋初张浚自福州被召回朝时，同在福州的李纲“赆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缕银装饰，样制如一，皆其宅库所有也。”[169]奉送的礼品装满了120个朱漆盒子。如此无视禁令的行为，朝廷似乎听之任之。南宋初的东南地区，大户人家甚至用朱漆棺材：“礼文亡阙，无若近时，而婚丧尤为乖舛……如士族力稍厚者，棺率朱漆。”[170]以朱漆为荣，至今多有考古发现。[171]

像妇女的服饰不限颜色一样，一般女用物品也多红色。以梳子为例，北宋时有女仆使用“红梳”，[172]南宋临安市场上出售“染红绿牙梳”即有红色象牙梳子。[173]高低档次的梳子都有红色的。

红色纸张，以笺纸为代表，即彤霞牋，“亦深红色也。盖以胭脂染色，最为靡丽。范公成大亦爱之。然更梅溽，则色败萎黄，尤难致远，公以为恨。”[174]以胭脂染红，打造出以靡丽为特色的笺纸。

法律将旗帜列为“禁兵器”，与甲弩、矛矟、具装等一样不准民间私有：“旌旗、幡帜及仪仗，并私家不得辄有，违者从不应为重，杖八十。”[175]旗帜及仪仗等具装，虽非具有杀伤力和防御力的武器，但属于组织队伍的标志，民间持有者至少有惑众乃至组织队伍的嫌疑。而且，红旗是官员的仪仗，象征着威严。但是，在民间的生产、娱乐活动中实际上多有红旗助阵。如都是女性的采茶：“春衫逐红旗，散入青林下。阴崖喜先至，新苗渐盈把。”[176]杭州西湖每年的赛舟盛事，“龙舟竞渡数千艘，红旗绿棹纷相戞。”[177]而八月的钱塘江潮的冲浪表演中，弄潮儿的道具也是红旗：“年年中秋海潮过，万顷银山面前堕。少年轻命争弄潮，手掣红旗逆潮簸。”[178]蓝水白浪中，红旗是众人观赏的焦点所在。对此，官方显然是默许的。

五 红色军事

与血、火等密切关联的军事，除了军装以外，另有许多红色的装备。

1.红色武器与军需

红色武器如红弩：景德元年（1004）天雄军钤辖孙全照所辖无地分弩手，“皆执朱漆弩，射人马洞彻重甲，随所指麾，应用无常。”[179]属于重武器机动部队。红枪：南宋明州作院制造有红枪3637条。 [180]红刀、枪：南宋建康府作院制造红油靶手刀二千五百把、珠红油大朴刀枪100条、朱红漆靶痕面刀100把，等等。[181] 红缨枪：宋代枪头皆饰红缨，《宋画全集》可以看到实图。

红色保护装备如盾牌、马甲：宋神宗曾手诏西北前线将领刘昌祚，赐予朱漆圆排等，[182]即红色的圆形的盾牌。宋代有著名的“背嵬军”，“背嵬即圆牌也，以皮为之，朱漆金花，焕耀炳日。” [183]政和三年（1113）有诏：“马甲曩用黑髹漆，今易以朱。”[184]将黑色的马甲改为红色。

红色军需用品，如明州作院制造有红油水桶50只、红油吊水桶25只、红油饭?50只 。[185]建康府作院制造有红麻鼠尾索450条、红麻解扎条450条、红油食篁260只。[186]其中的饭?、食篁，大概是红色的竹制炊具。

2.红色军旗

军队中红旗使用最为广泛。如“旗帜者，军中之标表也。以门旗为首，竿上置金铜珠，大纛深红八幅，树大将牙帐前”。 [187]深红色的大旗，就是统帅的标志。军中有五色旗，但红旗最主要，乃至成为军队的标识。如王珪“神兵十万忽乘秋，西碛妖氛一夕收……莫道无人能报国，红旗行去取凉州。”[188]朱继芳：“年年塞草欲秋时，左右红旗说战机。”[189] 说到红旗，无不与战争有关。皇祐年间宋军平定广西农智高叛乱时，临时调集民兵，转运使王罕“取库绢染绯为大小旗帜授之。”[190]旗帜全部是红色。

无论训练、行军、作战还是驻扎，都有红旗助威相伴，或传递情报、号令。“三官者，鼓、金、旗也”，旗帜是军中三大指挥形式，“习见旌旗指挥之节”。如“诸军行止，视大将之旗……朱旗点，角声动，则左右厢齐离”。[191]还象征着南方：“若南方有贼，大将举赤旗以应之”，“其军行在路，若要唤人，及进退止息，即令每队取晓事者两人，一人执小绯旗子，于本队外傍行，去队十步以为望；一人专听待唤。如去贼近，即递相暗报。欲令止息，即卧旗子，当队下即住。候见旗立，即速行。”探旗：“军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内，五人为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绛幡。见骑贼举绛幡”。[192]军中的红色旗帜，至少有深红大纛、赤旗、朱旗、绯旗、绛幡等区别，分别起着不同作用，近距离传达着不同的旗语号令。故而有“旗帜之用，大军之本也”[193]的说法。

3.红色令牌

远距离传递军情信息和军令，有特制的传令牌。普通的是军队与军队之间的信息传递，为朱漆木牌：“别造传信朱漆木牌，给应军中往来之处……传信木牌：先朝旧制，合用坚木朱漆为之，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传信牌。”[194]特别的是皇帝下达指令的朱红金字牌子：“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195]红色加金色，达到色彩表达的最高层次，令人望而敬畏，不仅权威无比，而且绝密迅速。

类似令牌还有长效作用的旨令。如扬州郡治衙门东庑，有锁闭的房屋数间，挂着建隆元年（690）宋太祖的朱漆金书牌：“非有缓急，不得辄开”，里面所藏全是精良的武器。[196]

4.红色讯号

由于红色光波传播最远，保障着军事情报的迅速有效传递。宋度宗时期，襄阳城被蒙古军队包围，民兵首领张贵率军救援，“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红灯为号”，一路奋战至城下。[197]

尾语

宋代红色文化是自古以来红色文化的延续，前此也多有尚赤的朝代，如周朝、隋朝等即是。只是在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宋代更加出色。红色不仅是宋政府的审美追求，更当作一种政治资源和文化力量。尚红的德运确立后，红色成为宋朝的政治生命象征，在礼仪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规范，赋予红色更多的效应，将红色政治化、神圣化，甚至编造出红光，附会于多位皇帝诞生。从而使原本就强势的红色有了更多哲学、政治内涵，仿佛色彩图腾。宋人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红色的尊贵、美艳、权威、勇猛的视觉功能和象征意义，把红色发挥的淋漓尽致。宋人的恋红情节，既是私密的政治血统，更是公共的喜庆审美。

与自然中红色无所不在相异，人文红色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公共资源，恰恰相反，是权力分配的供给。百姓成年男子穿红，或者平民家庭器具用红，要么是奢侈，要么是僭越——那就是犯罪。色彩美异化为权力美，皇权一方面垄断某些红色资源，另一方面也使红色成为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官民同乐、军民互用的大众色彩，达到了权威尊贵与民间喜爱统一。红色密集在官方和妇女儿童两大阵营，唯成年平民男子与红色很少有缘。对官方而言红色是权利，对拥有性别与年龄优势和无害的妇女儿童而言，红色是福利，朝廷允许占人口大多数的妇女儿童穿红用红，以满足和保持美的社会需要。红色的奥义，是能统一绝大多数人的审美和观念，共情共鸣，这个纲和占有权、分配权在皇帝，是以色彩治国的形式。

就物质文化史而论，宋代将红色器物制造推向历史新高峰，留下精妙绝伦的遗产。如漆器工艺发展到宋朝最为成熟，以剔红工艺即雕红漆为代表，即在器物的胎型上刷几十层朱漆，干后刻出层次分明的浮雕纹样。明代张应文赞道：“宋人雕红漆器，宫中所用者，多以金银为胎。妙在雕法圆熟，藏锋不露，用朱极鲜，漆坚厚而无敲裂。所刻山水楼阁，人物鸟兽，皆俨若图画，为绝佳耳。”[198]明人认为香合以“宋剔合色如珊瑚者为上。”[199]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宋代朱漆花瓣形盘，内外髹朱漆,底髹黑漆,光素无纹饰,口沿有金属扣边。“根据现有资料,出土的南宋素髹漆器几乎没有通体髹朱,大部分都是表里异色,或底足异色,以朱黑为主。”[200] 这些高贵的红色器皿，当属宫廷所用，为后代罕见的珍藏。

总之，在宋代历史上红色有着独特的作用，强大的气场，是宋文化可视的一部分，宋朝的“颜值”担当，并促进了红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色彩表征，值得重视。认清宋史面貌，不宜无视这一抹腮红。

注 释

[1] 彭德：《中华五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

[2] 王应麟：《小学绀珠》卷1《五色》，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0页。

[3]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19《十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91页。

[4] 卫湜：《礼记集说》卷7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76页。

[5] 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8《赐绯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29页。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甲志》卷1《宋中正》（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18页）也载：“一客，绯衣”，主人言其“君衣朱衣”。

[6] 李攸：《宋朝事实》卷11《仪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84页。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三月壬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页。

[8] 《宋史》卷1《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页。

[9] 《宋史》卷70《律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597页。

[1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宝元二年八月丁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23页。

[11]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礼》14之30-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757页。

⑥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礼》14之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47页。

[13]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太极天地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页。

[14] 陈德述著：《周易正本解·<传>解篇·说卦传第十一章》，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497页。

[15] 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3-84页。

[16]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1上《逍遥游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页。

[17] 汪莘：《方壸存稿》卷1《天地交泰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2页。

[18] 易祓：《周官总义》卷2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37页。

[19]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卷56之64《阙题》，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27页。

[20] 司羲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122《冬祀执元圭御笔手诏（政和三年十月五日）》，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0页。

⑤ 《宋史》卷64《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9页。

[22] 《宋史》卷62《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54页。

⑦ 《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分别见《宋史》卷1《太祖纪》，第１页；《宋史》卷4《太宗纪》，第53页；《宋史》卷6《真宗纪》第103页；《宋史》卷13《英宗纪》，第253页；《宋史》卷17《哲宗纪》，第317页；《宋史》卷24《高宗纪》，第439页；《宋史》卷33《孝宗纪》，第615页；《宋史》卷41《理宗纪》，第783页。

⑧ 许洞：《虎钤经》卷17《云气统论》，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130页。

⑨ 《宋史》卷49《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81、982页。

[2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二月末，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518页。

[2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庚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71页。

[28] 《宋史》卷151《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30页。

[2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5，大中祥符四年二月辛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11页。

[30] 《宋史》卷104《礼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538页。

[3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1，元丰六年十一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195页。

[3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淳化三年正月丙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33页。

[3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正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34页。

[34] 庞元英撰，金圆整理：《文昌杂录》卷4，《全宋笔记》第12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91页。

[3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4，元祐六年八月乙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076页。

⑩ 成寻著，王丽萍点校：《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8页。

⑪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4，熙宁五年六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674页。

⑫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18页。

⑬ 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甲志》卷20《曹氏入冥》，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1页。

⑭ 《宋史》卷153《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61、3562、3563页。

⑮ 司马光：《书仪》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473页。

[42] 欧阳修等：《太常因革礼》卷25《皇太子之制》，《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7页。

[43] 《宋史》卷152《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55、3556页。

[44] 陈昉撰，唐勤福整理：《颖川语小》卷上，《全宋笔记》第8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90页。

[45] 周必大撰，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176《玉堂杂记》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723页。

[46] 魏泰撰，燕永成整理：《东轩笔录》卷2，《全宋笔记》第2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19页。

[47] 高晦叟撰，孔凡礼整理：《珍席放谈》卷下，《全宋笔记》第17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93页。

[48] 沈括撰，胡静宜整理：《梦溪笔谈》卷2《故事二》，《全宋笔记》第1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7-18页。

[4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5，元祐四年四月壬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270页。

⑨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三笔》卷4《从官事体》，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66-467页。

[51] 宋敏求撰，郑世刚整理：《春明退朝录》卷中，《全宋笔记》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50页。

⑪ 庞元英撰，金圆整理：《文昌杂录》卷1，《全宋笔记》第12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41页。

⑫ 刘克庄撰，王蓉贵，向以鲜校点，刁忠民审订：《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79《诗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47页。

[5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三月甲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28页。

[55] 孟元老撰，尹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10《驾诣青城斋宫》，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12页。

[56] 袁文撰，李伟国点校：《瓮牖闲评》卷6，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7页。

[57] 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1页。

[58] 王质：《雪山集》卷6《兴国四营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0页。

[59] 吴潜修，梅应发，刘锡撰：《开庆四明续志》卷6《作院》，《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996页。

[60] 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9《武卫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89、990、991页。本段参见王增瑜先生的《宋代军制初探（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3-396页。

[61] 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卷14《序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5页。

[62] 孟元老撰，尹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7《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60页。

[63] 江休复撰，储玲玲整理：《江邻几杂志》，《全宋笔记》第8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11页。

[64] 罗烨撰，胡绍文整理：《醉翁谈录》庚集卷2《判夫出改嫁状》，《全宋笔记》第72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35页。

[65] 陈造：《江湖长翁集》卷18《谢三提干召饮三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5页。

[66] 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外集》卷4《寄陈适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55页。

[67] 陈造：《江湖长翁集》卷20《陈总管坐上赠写竹妓二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7页。

[68] 蔡伸：《友古词·长相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3页。

[69] 郭祥正撰，孔凡礼点校：《青山集》卷29《次韵安止春词十首·又和》其10，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488页。

[70] 陈藻：《乐轩集》卷2《题融州城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2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45页。

[7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4，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353页。

[72] 郑獬：《郧溪集》卷28《初春（好事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78页。

[73] 谢深甫编，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3《服饰器物》，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74]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70《成忠郎冯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7页。

[75]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一月戊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28页。

[76] 方勺撰，徐培藻，杨立扬点校：《泊宅编》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页。

[77] 胡铨：《澹庵文集》卷5《祭张魏公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页。

[78] 《宋史》卷40《宁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72页。

[79] 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9《李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8页。

[80] 洪咨夔著，侯体健点校：《洪咨夔集》卷4《送范漕赴召八绝》，《浙江文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015年，第90页。

[81] 周必大撰，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20《金溪乡丁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95页。原校点作“以朱漆皮笠冐，其首号红头子”，似不妥。

[82] 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2页。

[83] 孟元老撰，尹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10《驾诣郊坛行礼》，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16页。

[84] 刘辰翁：《须溪集》卷6《刘次庄考乐府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7页。

[85] 孟元老撰，尹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9《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32页。

[86] 孟元老撰，尹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7《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87页。

[87] 孟元老撰，尹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9《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33页。

[88] 孟元老撰，尹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7《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89-690页。

[89] 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吴船录》卷上，《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99页。

[90] 谢采伯撰，李伟国整理：《密斋笔记》卷5，《全宋笔记》第7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59页。

[91] 沈括撰，胡静宜整理：《梦溪笔谈》卷23《讥虐》，《全宋笔记》第1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73页。

[92] 张师正撰，张剑光整理：《括异志》卷7《孙铠》，《全宋笔记》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74页。

[93] 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甲志》卷16《卫达可再生》，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6页。

[94] 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续集》卷3《答蔡季通》，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197页。

[95] 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支丁》卷3《李氏红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86页。

[96]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7《进故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4页。

[9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0，元祐八年正月丁亥注文，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417页。

[98]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绍兴十三年闰四月戊子，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05页。

[99] 刘挚撰,裴汝诚，陈晓平点校:《忠肃集》卷6《论禁中修造奏》，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0页。

[100] 卫湜：《礼记集说》卷14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0-561页。

[101] 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卷5，中华书局，1985年，第155页。

[102] 《宋史》卷138《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246页。

[103] 孟元老撰，尹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1《大内》，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0页。

[104] 孟元老撰，尹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御街》《朱雀门外街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8、100页。

[105]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第1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1页。

[106] 陈騤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卷2《省舍》，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12页。

[107] 孟元老撰，尹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7《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43页。

[108]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28页。

[109] 程大昌撰，许沛藻，刘宇整理：《演繁露》卷6《白屋》，《全宋笔记》第4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110]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55之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7252页。

[111] 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28，杨天惠《都大茶马司新建签厅架合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47页。

[112] 吴潜修，梅应发，刘锡：《开庆四明续志》卷1《西子城门楼》，《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939页。

[113]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3《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49页。

[114] 谢采伯撰，李伟国整理：《密斋笔记》卷1，《全宋笔记》第7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1页。

[115] 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3《花卉翎毛门鬼神门蔡润》，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

[116] 郭若虚撰，王其祎校点：《图画见闻志》卷6《董羽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2页。

[117] 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30，李焘《新修四斋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92页。

[118] 许景衡：《横塘集》卷二《过新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3页。

[119] 朱弁撰，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卷七《真定康敦复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4页。

[120] 张耒撰，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张耒集》卷四《二月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1页。

[121] 《宋史》卷154《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00页。

[122] 《宋史》卷153《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75页。

[123] 孟元老撰，尹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4《食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30页。

[124] 李诫著：《营造法式》卷一四《丹粉刷饰屋舍之制（黄土刷饰附）》，北京:中国书店，2006年，第308页。

[125] 程大昌撰，许沛藻、刘宇整理：《演繁露》卷6《白屋》，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126] 潘汝士撰，虞云国、吴爱芬整理：《丁晋公谈录》，《全宋笔记》第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78页。

[127] 陈起编：《江湖后集》卷三，周端臣：《朱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55页。

[128] 《宋史》卷149《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486、页3488、3489、3490、3491、3493、3495-3496、3497页。

[129] 曹勋：《松隐集》卷29《圣瑞图赞并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8页。

[130] 《宋史》卷360《宗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278页。

[13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8，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394页。

[13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元丰三年三月癸酉注文，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366页。

[133] 孟元老撰，尹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7《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43页。

[134] 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

[135] 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乙编卷12《临事之智》，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0页。

[136]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21之8-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09页。

[137]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3之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301页。

[138] 周必大撰，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173《思陵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687页。

[13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1，景德二年十一月乙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72页。

[140]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7，绍兴元年九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90页。

[141]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礼》14之10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96页。

[142]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礼》25之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29页。

[143] 江休复撰，储玲玲整理：《江邻几杂志》，《全宋笔记》第8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22页。“祫享，昭穆各有幄次，谓之神帐”，即祀神用的帷帐。

[144] 崔敦诗：《崔舍人玉堂类稿》卷19，《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8页。

[145] 程颢，程颐著，王孝魚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程遗书》卷19《杨遵道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4页。

[146] 陈騤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录》卷2《省舍》，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页。

[147]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癸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909页。

[14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甲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40页。

[149] 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14《馆阁观画》，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9页。

[150]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40《印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8页。

[151] 谢深甫编，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5《奉使》，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152] 周必大撰，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17《跋唐相国梁国忠公为吏部侍郎加勋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130页。

[153]苏辙著，曾枣庄，马德福校点：《栾城集•后集》卷4《喜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70页。

[154]赵汝燧：《野谷诗集•翁媪叹》，陈思编，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卷22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73页。

[155] 陆游撰，钱忠联校注：《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校注》第3册卷21《邻曲有未饭被追入郭者悯然有作》，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62页。

[156] 黄公度：《知稼翁集》卷上《送外兄方卿公美廷实赴广东宪十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7页。

[157] 邓深：《大隐居士诗集》卷上《月湖山谷劝耕次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9页。

[158] 冯山：《安岳集》卷3《和李曼修孺职方谢梓守张靖子立龙图游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1页。

[159] 《宋史》卷153《舆服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75、3579页。按“禁京城造朱红器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天圣九年二月己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54页）作“禁民间造朱红器”，则不限于京城而是全国性的。

[160] 谢深甫编，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3《服饰器物》，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161]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杭州北大桥宋墓》，《文物》，1988年第11期。

[162] 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16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县梁庄北宋壁画墓》，《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

[164]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宋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2期。

[16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县梁庄北宋壁画墓》，《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

[16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县古村北宋壁画墓》，《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167] 赵与时著，齐治平校点：《宾退录》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页。

[168]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51《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51、54、56，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92、1493页。

[169] 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4，绍兴五年十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02页。

[170] 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卷上《近时婚丧礼文亡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页。

[171] 如2018年常州一建筑工地发现宋代古墓，“红色棺椁鲜艳惊人”“常州地区发现不少宋代墓葬，棺椁外表都涂抹有鲜艳的红色。”（https://www.sohu.com/a/283875495_259545，2021年4月5日。）

[172] 张师正撰，张剑光整理：《括异志》卷4《冀秘丞》，《全宋笔记》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49页。

[173] 吴自牧：《梦粱录》卷13《诸色杂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0页。

[174] 费著撰，朱学博整理点校：《蜀牋谱》，顾宏义主编《文房四谱（外十七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274页。

[175] 窦仪等撰，吴翊如点校：《宋刑统》卷16《私有禁兵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4页。

③ 蔡襄著，吴以宁点校：《端明集》卷2《北苑十咏·采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177]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7《西湖竞渡游人有蹂践之厄》，《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1页。

[178] 郭祥正撰，孔凡礼点校：《郭祥正集》卷15《钱塘行送别签判李太博献甫》，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252页。

[17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84页。

[180] 吴潜修，梅应发，刘锡撰：《开庆四明续志》卷6《作院》，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996页。

[181] 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9《武卫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90页。

[18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4，元丰七年三月庚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256页。

[183] 程大昌撰，许逸民校证：《演繁露校证》卷9《背嵬》，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21页。

[184] 《宋史》卷197《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919页。

[185] 吴潜修，梅应发，刘锡撰：《开庆四明续志》卷6《作院》，《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997页。

[186] 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9《武卫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90页。

[187] 许洞：《虎钤经》卷7《旗帜》，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188] 王珪：《华阳集》卷5《闻种谔米脂川大捷》，《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3页。

[189] 陈起编：《江湖小集》卷31，朱继芳《边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9页。

[190] 陈均编，徐培藻，金圆，顾吉辰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4，皇祐四年，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25页。

[191] 曾公亮等著，陈建中，黄明珍点校：《武经总要》前集卷2《序》《教例》《教旗》《教平原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1、23页。

[192] 曾公亮等著，陈建中，黄明珍点校：《武经总要》前集卷5《军行次第》《禁喧》《探旗》，北京：商务印书馆，第67、70、72页。

[193] 许洞：《虎钤经》卷7《旗帜》，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194] 《宋史》卷154《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95页。

[195] 沈括撰，胡静宜整理：《梦溪笔谈》卷11《官政一》，《全宋笔记》第1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91页。

[196]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197] 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18《二张援襄》，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0页。

[198] 张应文：《清秘藏》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页。

[199] 文震亨：《长物志》卷7《香合》,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第148页。

[200] 吕章申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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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