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理的庙堂之上是什么意思的简单介绍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各位大概都能猜到这个开头吧。
▲身在江湖，心在庙堂
作为成就一座名楼的千古名篇，范公笔下的每个字都透露着对于赵宋王朝的忠贞和对于天下苍生的挂念，可谓两宋士大夫阶层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
在那个名臣辈出的年代，庙堂不会因为范公的缺席而失色，江湖却因为众位大家的流放而熠熠生辉。
本文试图讨论的是个难以拆解的话题--庙堂和江湖，衍生出来的是文人、家国和现实。
何为庙堂？何为江湖？“故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庄子·在宥》
▲规矩森严的庙堂之高
庙堂一词典出《庄子》，指太庙的明堂，是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地方。后来则引申为国家决策中枢（诸侯王都也算）的首都，地方则因为决策执行者的身份而排除在外。
那么什么是江湖呢？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
原来也是庄子的原创，他的江湖体现了“天下”的意思，后来引申出远离朝廷与统治阶层的民间，后来在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武侠小说中则是指古代侠客们与草莽英雄们的活动范围。
▲一船清梦压星河的江湖之远
本文探讨的江湖，应该是庙堂之外的统称吧！既然范公在流放途中（尚有官身）都能自称“处江湖之远”，那么怎么能将这天大地大忽略掉呢？
庙堂代表着入仕为官，江湖代表着出世为隐。前者承载着文人们的人生至高理想和信念，而后者则意味着着置身事外，游历人间，实现且行且歌且酒的洒脱与豪放。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语录》
占据中国主流思想两千多年的儒家从来没有避世的教义，他们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和担当，并深深扎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认知，所以苏轼会在流放途中依旧念念不忘“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有人说，金庸的江湖再远都有一座庙堂。之所以有此说法，是因为金庸也是一位颇具士大夫情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早年曾在北京试图从政而不可为，后远赴香港创办《明报》，其初衷也是问政。武侠小说则是为了招揽读者的无心插柳之举，不料因此成名。
▲查先生笔下的江湖永远有家国和庙堂
不同于古龙笔下的打打杀杀，在“射雕三部曲”中，有对南宋忘记靖康之耻而偏安一隅的讽刺，有走完从傻小子到襄阳殉国历程的“侠之大者”郭靖，也有元明之际搅动天下风起云涌的豪杰们，在《碧血剑》中有试图复国而终不可为的袁承志，《鹿鼎记》和《飞狐外传》则是以反清复明的地下活动为大背景。
先秦的庙堂和江湖谢先生的大作错开了先秦诸子，也许在他看来本无所谓庙堂和江湖吧。士人们无拘无束，既有来自诸侯王庭的尊崇而非圈养，也有想说就说、想走就走的权利和现实环境，几乎每个人人都拥有健全独立的人格。
先秦诸子，都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文学家。但是，他们要让自己的思想说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运用文学手段。而且，有一些思维方式，从产生到完成都必须仰赖自然、譬引鸟兽、倾注情感、形成寓言，这也就成了文学形态。--余秋雨《中国文脉》
想来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国君的强势可以剥夺士人们的生命，但远不足以束缚尊严和理想。先秦诸子没有纯粹的文学家和职业官僚，他们只是创造并传播学说和理念，为达成目标的著书立说罢了。
▲庄子的退缩是否来自于看的太明白呢？
儒道两大门派的宗师孔子与庄子，前者游离于庙堂和江湖之间，但我们知道他的终极梦想在于勾勒他心中的理想社会状态--克己复礼；后者则迷恋于江湖的花草虫鱼，独行特立而放荡不羁，仿佛世界上没有什么看不透，也没有什么能够羁袢得了，有超越现实的高远，却没有改造社会的雄心。
如果一言以蔽的话，儒家偏向于“舍我其谁”，道家则曰“无我无为”。
这两座后世知识分子寻路的两座灯塔，也将后世的知识分子带向了不同的的追求方向。庙堂和江湖都是知识分子的可选项，但二者的地位逐渐变迁，其实准确勾勒出历史的走向与面目，也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曲线。
竹林风流的结局笔者很喜欢谢青桐先生的《江湖有酒，庙堂有梦》一书，与余秋雨先生笔下的文脉传承不同，谢先生重点描述了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历朝历代的经历和沉浮。
▲竹林七贤
能够入选谢先生23人大名单的文人既是震古烁今的文豪大家，同时也是帝国政坛上的璀璨明星，更是洒脱于庙堂和江湖的典范，其首推的就是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谈名士风流从来就绕不开竹林七贤，当时政治动荡，礼崩乐坏，佛学进入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与中国儒道传统融合，造就了第一次的“江湖盛世”。嵇康的铁匠铺、阮籍的老牛车、刘伶的大酒缸，无不是知识分子的江湖，供七位读书人嗑药裸奔的一片竹林，也成为知识分子千年以来的精神图腾。
从掌握的史料来看，他们的玩法大概有：饮酒、服药、行散、清谈、弹琴、长啸、吹箫、打铁、裸奔，当然离不开行文作诗。好玩也会玩，生性如此，也是时代使然。在这些玩法中，他们玩出了仕途，玩出了性格，玩出了友情，有的也玩丢了生命。--谢青桐《江湖有酒庙堂有梦》
与他们身后魏晋名士那些矫揉造作的“名士”相比，七位的真性情令后人无比汗颜和向往。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人瞩目的竹林怎能不受磨刀霍霍的司马氏集团瞩目呢？
嵇康--成为绝响的不止是《广陵散》
嵇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晋书》
▲遗愿不过再弹《广陵散》
嵇康其实死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优秀，以《养生论》闻名天下的嵇康被读书人视为偶像，而“不合作”的态度则成了司马氏必然杀之而后快的目标。嵇康之死并非曲谱的轶散，却意味着竹林的终结。
阮籍--躲过了初一十五，却没撑到最后
与嵇康的宁死不屈不同，阮籍性格是软弱的，他有着不与司马氏豢养的群狗同流合污的底线，但缺乏以死抗争的勇气--“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为了躲避司马氏的征召，阮籍用尽了各种手段--装醉、装傻，甚至自残，与对手虚与委蛇地周旋了十几年，终于在一场大醉之后画上了句号。
▲躲不掉的阮籍
公元263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完成了“禅让”前的热身。在其党羽的数次催逼之下，无可奈何的阮籍趁着酒醉，双手颤抖写成了引起后人诟病的《为郑冲劝晋王笺》。
不久之后，心怀愧疚的阮籍郁郁而终，时年五十三岁。
刘伶--不止是个酒鬼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刘伶《酒德颂》
▲谁醉谁醒，未可知也。
刘伶流传至今的大作唯有看似莫名的《酒德颂》和一首名为《北芒客舍》的诗，后人认为他的名声也许来自于竹林，也许来自于魏晋对于名士风采的推崇。但他至少够资格与嵇康阮籍同饮，也唯有他成功摆脱司马氏疯狗般的纠缠，完成了老于江湖，死于豪饮的夙愿。
向秀、阮咸和王戎--向现实妥协
嵇康死后，出于畏惧的三人陆续走上了仕途，王戎位列三公，表现中规中矩，也曾经用“王戎摘李”的吝啬来自污；向阮二人则郁郁不得志，后人却无从得知他们是不想还是不能，至少在所谓的官宦生涯中，二人是一直自得其乐的。
山涛--被世人误解千年
几乎是嵇康遗书《与山巨源绝交书》将山涛推向了竹林叛徒的位置，但这其实只是一场做给司马们看的双簧而已。
▲宋.赵孟頫.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篇千古难得的散文中，嵇康谢绝了山涛的引荐，事实上他何尝还需要别人来搭桥呢？文中无半句谩骂，只是说说自己的一贯主张罢了。二人在竹林时期的观点从来就不相符，经常吵得面红耳赤，但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知己。竹林本来就不是政治联盟，山涛选择入仕在嵇康眼中无可厚非，犯不着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对方，于是借着这封书信送了山涛一程。
顺便交给山涛的还有嵇康的儿子，并留下“巨源在，汝不孤矣。”的遗言，而山涛也不负所托，嵇绍终成为名留青史的一代忠臣。
在掌握政权的司马氏眼中，分化一帮读书人是件容易的事情，该杀的杀，能拉的拉拢即可。庙堂其实并不缺这几个酒鬼和笔杆子，司马氏需要的是用名士的合作来掩饰遭人诟病、大逆不道的篡权行为，他们要的只是合作的态度，哪怕是出工不出力。
七人也并非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恰恰是魏晋的黑暗政治现实成就和反衬了竹林卓尔不群的气质和号称“魏晋风骨”的传奇，不然他们以玩乐和纵酒来规避现实的行为将被后人视作一群喝酒闹事的行为艺术家而已。
▲《军师联盟》剧照--黑化的司马懿。司马氏后来连皇帝都敢杀，何况几个“名士”。
在篡夺政权前后，“不合作”的态度在司马氏看来就是在打脸，屠刀逐渐从政敌的亡魂那儿转向了名士头上，一时杀得“天下名士减半”，竹林的风流也很快被风吹雨打去。这意味着颇具道德修养的名士群体的失败，也意味着社会道德体系的进一步沦丧，这才是“广陵散至此绝矣”的真正含义。
但他们也不算输，竹林的事迹和精神毕竟流芳千古。而司马氏在短暂的强势之后终究成为了千百年来被后人狠戳脊梁骨的笑柄，弑君、内讧、诛杀士子和丢掉半壁江山的往事让他们永世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甚至连自家后人也为之羞愧。
皇权和儒家的勾连与文人对于庙堂的向往一样，封建王朝看待文人也如同小蜜，这群人往往精通经史子集，对于水利交通等专门学科也有着触类旁通的天赋，还代表着社会舆论方向和儒家的立场。可以说，这是一个企图长久的王朝所必须拉拢和利用的群体。
一、皇权的垄断
秦汉的统一开启了皇权的垄断，但客观地说，这种废除分封贵族的制度客当时只是基于权势的威压，而非内心的认可，士子们依旧效力于视为“知己”的主公，这与门客对家主的效忠关系并无二致。
于是皇帝们开始担心起一个问题：用暴力手段打下的江山仿佛缺少了一些合法性和社会认同，而后代则不可能永远有强势的帝王来支撑王朝的延续。
于是皇权的选择首先是与文人的结盟，用余秋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官场的政治权脉试图拉拢文脉，为自己加持”，出身不同的知识分子逐渐被纳入统治集团。
▲清代官员形象
自实封贵族走向凋零之后，世家大族展现了比皇朝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地方控制能力，他们与皇权博弈了近千年，此刻士人们的晋身之阶至少还有两条路可走。
再后来，世家大族逐渐消散与隋唐之际，皇权也实现了用人权的全面垄断。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也逐渐成为共识，最终在科举制度完善之后成为主流。教育和科举的普及逐渐保证了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三顾茅庐”之类的故事随之成为传说，庙堂从此体现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傲慢。
▲“奉旨填词”的“白衣卿相”--柳三变
庙堂也从此建立了严格的规矩，所以会有李白对江湖的归去来；至于喜欢游戏于江湖的文人，那就如柳永一般“奉旨填词”去吧！
庙堂和江湖的直线距离逐渐拉大直至互不可见，能够从江湖直达庙堂的人必然是出自庙堂，唯有进入皇帝小圈子的人方能享受此等待遇，比如苏轼。
二、儒家的困惑
汉武帝独尊的“儒术”其实已非孔孟的原创，至少董仲舒鼓吹的“天人感应”与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就相去甚远，但他胜了在与皇权模式的匹配程度上。
改头换面的儒家开始在虚伪和高贵中徘徊，既盛产王莽之流的伪君子，更多时候则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如两宋殉国的无数文人和刚直到迂腐的海瑞。
讲究避世的道家和佛家最终被排除在庙堂之外，成了主流思想之外的个人爱好。
但垄断庙堂的同时，儒家同样在给自己画地为牢。
▲一心追求的庙堂垄断何尝不是作茧自缚呢？
曾经极力推崇的皇权逐渐强势到几乎可以排除民众造反和外族入侵之外的一切不稳定因素，儒家被视为了附属品，而除了继续为皇权的合法性和集权的合理性抬轿子之外，他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原来皇权真正需要的是忠君爱国的牧羊犬，而非想法多多的能人。
明清独立人格的终结两宋牢记祖训（不可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皇帝们总体上是温文尔雅的，但伴随世家大族在黄巢“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屠杀中彻底灰飞烟灭，改朝换代唯剩下武力推翻一条途径，皇权也逐渐变得不可挑战。
至于明清两朝，皇帝们体现了自我感觉良好的特点，他们与士大夫不复曾经亦师亦友的关系而成为了庙堂的独裁者，但凡跳脱了“本分”的臣子，几乎都没有善终者。
谢青桐先生挑挑拣拣，明代剩下一个徐渭和半个侯方域，但其实三大才子还是值得一提的。
身为《永乐大典》主编的解缙才华毋庸置疑，靖难之役时他没学方孝孺和嵇康而选择了当了“从龙之臣”，但他还是栽在了以朱棣手里，因为牵涉立储和得罪小人被雄才大略的朱棣以“无人臣礼”下狱，这是一个诛心的必杀之由，后被活活冻死在雪地之中。
▲“斩监侯”之后埋尸雪地--挑战皇权的下场
解缙并非规规矩矩的忠臣而更像一个喜欢自我表现的刺头，倘若生在唐代当与李白王维坐而论道，放在魏晋大约也能混进竹林吧。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明.杨慎《廿一史弹词》
杨慎为明帝国的明清庙工作了一辈子，也在朝堂上战斗了一辈子，晚年尚能保持初心，终大彻大悟而隐迹与江湖。
▲现实中的唐寅原没有这般潇洒，点秋香一事本子虚乌有，当时也算高攀了。
而十足名士做派的唐寅则像极了柳永，既有被皇权排除于科举之外的遭遇，也有流连于烟花柳巷的事迹，更有下笔如有神的绝世才华，也同样潦倒而死... ...不同于前者尚且受到青楼群体的无限推崇，后者今天价值连城的画作当年不过换来几间茅草屋罢了（唐花坞）。
其实中国历代都不曾缺乏人才，明代的独立人格仍然存在，不过在趋于“白茫茫”的背景之下，寥寥数人的背景显得有些孤寂罢了。
而满清的三百年于民族文化和精神而言堪称摧残，耸人听闻的文字狱和满汉之间“奴才”与“微臣”的巨大鸿沟以及种种驯化手段完全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这些荒唐的举措在明清两朝大行其道，文人们不光要行走于朱熹拟定的“政治正确路线”，还要小心翼翼地避免语言上的雷区。前人的正常举动变成了走钢丝的危险行为，庙堂所剩下的不过忠犬和干吏罢了。
笔者不认为曹雪芹能够与前代的文人们相提并论，倒是金圣叹值得一提。
真读书人天下少，不如意事古今多。--金圣叹感题时势
玩世不恭的金圣叹在乎对满清实施坚决的不合作态度，才华横溢的他上至先秦典籍和《史记》，中到唐诗宋词，后至小说杂剧多有留下点评。于诗词亦不遑多让，但大多轶散在满清的铁腕之下。
▲金圣叹的悲剧在于高估了读书人的分量而低估了朝廷的决心
后来，金氏因为 “抗粮哭庙”案牵连而被朝廷处以极刑，看似是地方官的陷害，实则是不自信的满清王朝对于读书人引领带头群体事件的不满，这自然是犯了大忌。
从周亚夫用绝食来抗争皇权的霸道到唐代风度翩翩来去自由的诗人们，再到两宋的风流和明清的孤寂，庙堂甚至江湖上的独立人格逐渐趋于不见，所有人都将匍匐在皇权的威压之下。
被驯化的不止是文人在儿时的笔者眼中，大侠就必须是小说里身怀绝技又有爆棚的正义感的好汉，不畏权贵，不鸟皇权，至少也该向荆轲聂政一般有为知己者死的觉悟，但后来看过些古本小说之后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天子看至此，不由失声道：“奇哉！奇哉！这哪里是个人，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谁知展爷在高处业已听见，便在房上与圣上叩头。--《三侠五义》
看似洒脱的南侠展昭在皇帝面前竟然如同街头卖艺人一般使尽浑身解数，天子随口一句“御猫”，居然被他抓住时机成为了自己的“封号”。
被人当成家畜而沾沾自喜，如此拍马屁的手段在今天也可称之为上上等吧。
▲“御猫”和“五鼠”名至实归
而看似无法无天的“五鼠”在皇帝面前则是一口一句“罪臣”，五体投地，不敢抬头，这表现比之“御猫”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闹东京”事件表面上是“猫”和“鼠”的争斗，内在却是五鼠对于“御鼠”封号的渴望罢了。
而在《水浒》中，哪怕是接受招安之前，大家相互称呼依然是“林教头”、“鲁提辖”和“武都头”的原体制内称号，本人也甘之如饴，可见大家内心对于官家封号的认同和渴望。
▲定下“招安”方针的重阳酒会
而这百多条好汉的老大，则是一个一心接受招安的腹黑老大，最终他用大半兄弟的性命换来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乌纱帽，虽然结局是一杯毒酒。
小时候看《水浒》时有点没弄明白，既然是反抗朝廷的起义，为何招安就成了赏赐？如果一纸招安就能摆平数万义军，如此低成本之事为何王朝屡屡不见棺材不掉泪呢？其实小说的主题是忠君报国，这也是作者所代表的当时社会主流认识。
这些看似潇洒的游侠们对来自庙堂的召唤毫无抵抗力，曾经还算潇洒的落魄文人们不再受到人们的尊崇，整个民族对于官家身份的认可逐渐深入骨髓，直至今日。
晚晴至民国的回光返照自古以来，而思想界的繁荣则大多来自四分五裂的乱世，盛世则泛善可陈，如先秦的百家争鸣和南北朝的三教（释道儒）争雄。清末的全面失控、北洋和南京政府的有心无力则带来实际上的分裂和知识分子思想境界的回光返照。
▲那是一个大时代，虽不是一个最好，但诞生了一群独特的人。
有拿得起放得下的枭雄们，成功时不可一世，失意时也能安心当寓公，比如段祺瑞、吴佩孚和孙传芳等。笔者并非想洗白他们，这些人也许骄横跋扈，但几乎从不拿读书人下手（五卅惨案发生时段氏不在北京，也未直接或间接下令），更未干过卖国的勾当（相互利用是有的）。
于与思想界而言，君主立宪制度、马科司（避音讳）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伪西方化等共存于华夏大地，变法派、改良派、立宪派和复古派或争斗于庙堂，或辩论于江湖。学术界也是能人辈出，他们迅速消化了西方数百年的思想成果并建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根基。姑且不论对错，这番各持己见的盛况对比时下的学术、科研腐败就不止高出凡几。
▲一群卓尔不群的人物
生于这个时代文人们也开始洒脱起来，如学富五车的梁启超，从轰轰烈烈的变法先驱到安心著书立说的学者，将庙堂所悟转化为洋洋洒洒的救国良方，这一份庙堂和江湖之间的洒脱较之古人也毫不逊色。
梁启超的身后，有为中国美学思想体系开宗立派的王国维，敢脚踹蒋委员长的刘文典，“嬉笑怒骂皆文章”的鲁迅，号称“士林领袖”的胡适之，不接受美国人救济最终贫病交加而死的朱自清，以及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徐志摩等长长一串镌刻于文学史册的伟大名字... ...其学术水平和成就对比当下也许不好评价，但看得到的品格和风骨却值得后人追慕。
后面还是省略300字的评论吧。
结语：世间安得两全法？庙堂与江湖，其实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个“家”，谢青桐先生的初衷也许是描绘古代知识分子徘徊于庙堂与江湖的两难，庙堂之高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实现，选择江湖则是属于放得下的淡泊。
▲笔者认为值得一看的好书
庙堂和江湖在渐行渐远之后有逐渐走到了一起，但这并非先秦时代的界限模糊，而只是一个被庙堂绑架的江湖罢了，此初见端倪于唐宋而在明清则逐渐成型。
缺乏官方支持的知识分子终究只能是闲云野鹤，而来自社会的认同也不复以往。韩愈的墓志铭之所以一字千金，其实秘密更在于他监察御史的高位，而一介白身的柳永和唐寅，前者只能浪迹与花街柳巷，后者甚至难以果腹。
再后来，知识分子正名的方式早已经不止于庙堂，而世间人之所求，皆名和利。当二者能够相互转化的时候，就是难以抗拒的诱惑了，所谓的理想和追求始终是抵不过现实的，想来纯粹的知识分子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大多已经奢谈风骨，唯余媚骨罢了。
而那个可漏船载酒，泛舟其上的江湖，庇护着古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宽广之地，已然干涸矣。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自嘲》
“横眉冷对”还是“躲进小楼”，还好笔者远不够非要二选一的资格，也没有这般烦恼，不过是读书之余，略有些感慨罢了。
参考书目：《庙堂有梦江湖有酒》--谢青桐
《中国文脉》《文化苦旅》--余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