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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在命运之上的意思的简单介绍

无与伦比在命运之上的意思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当诗歌拒绝成为点缀，或浮于表面的矫饰，留存下来的便是真实的经历与冒险的印迹。诗歌诉说着现实，却比现实更辽阔。它集合了有形与无形、隐秘的爆发与共同的梦想。诗歌是那些活着的人内心的赞歌：他们即使陷入枷锁、深渊和战斗也绝不妥协。

经历诗歌的人，有一种独特的表情，是困惑，是疑问，是求索，是辩解，是抗争——无论所对抗的是整个外在世界，还是囚于内心一隅却无限延展的精神世界。这种表情是诗的面容在人的脸庞上的折射，无畏且不朽。

今天的夜读，经由法国诗人安德烈·维尔泰和画家埃内斯特·皮尼翁-埃内斯特的《经过诗歌的人》一起去探访那些脸上被诗的神情所镌刻的人。在小编以“他”取代姓名后，你是否还能认得出这一张张因为诗歌而永恒鲜活的脸？

（答案见文末）

“

如果说奸淫、毒药、匕首、火焰，

尚未把它们可笑滑稽的图样

绣在我们可悲的命运之上，

唉！那是我们的灵魂不够大胆。

——（郭宏安译文）

从《巴黎的忧郁》一开篇，我们就可以透过字里行间看到他对自我的描述，如同为自己画了一幅素描肖像画。疑问接着疑问，反驳连着反驳，但那不过是一连串严厉的拒绝，为人类的境遇开出的天窗：

谜一般的人，你说说看，你最爱谁呢？你的父亲、母亲、姐妹还是兄弟？

我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

我爱云……那过往的浮云……那边……那边……那奇幻的云朵！

事实上，他喜欢这些在天空中翻滚、折磨理智与灵魂的云与影。

自1821年在巴黎出生以来，他就像一个局外人，幼年丧父，有一个身为将军的继父，一个令人爱恨交加、仅仅将她的生活限制在充斥着世俗与虚荣的社会中的母亲。从路易大帝高中毕业后，他学习法律，后来迷恋上让娜·迪瓦尔，那个“黑维纳斯”，两人保持了长久的恋人关系。成年以后，他挥霍了父亲的一部分遗产，直到家族会议决定中断对他的供给。

显然，他对现实的难以适应幻化为抵达另一世界的通道。在他身上，内心的厌恶结为果实，一种摇摆，一种狂暴，促使他变为人类深渊和洼地的守门人。

以节制、秩序和美德的名义，他经历了持续不断的疏离，但毫无疑问，他诗歌创作的天才会永存，经久不变，不落窠臼，如同一个堕落的大天使留给世界的华丽而可怕的表达。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他那腐蚀的、反常的、有毒的和谐，以及从他不变的姿态中脱离出来的严肃之美相匹敌，在最黑暗致命的装点下欢庆那令人厌恶的、感官的、崇高的。

“

而我，我即将离开这座城市

去陌生人中间做交易。

他，1854年生于夏尔维尔，1891年死于马赛，他的一生是持续不断的“地狱一季”吗？

他难道不是带着一种预言家的先知先觉，早在1873年就写下这样的诗句：不幸曾是我的上帝。我躺在泥泞里。我在罪恶的空气里把自己晾干。我疯狂地恶作剧……

纵览他永不停歇的生命旅程，人们不再怀疑，于他而言，他的一生始终是无处不在的“逃离的时刻”。就连深居简出的马拉美也注意到他这个“引人注目的行人”，而人们只要一提起他，就是他迈着大步，心中挂念的永远是速度，以及真实。

他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获奖无数，创作的拉丁语诗歌也数次发表在《杜埃科学院公报》上。那时，他只有十五岁，还不知一切都将改变、加速、无法挽回。1870年，战争爆发，学校关门了，他拥有了完全的自由，可以不断地乘火车或步行逃离。

这就是流浪与游荡的开始，后来再也没有停止。气恼的离开、破裂的承诺、危机重重的冒险，得不到满足的焦躁，它们仿若放飞的话语，通过一些闻所未闻的字句和诗歌得到了证明。它们既是全新的探索亦是太阳的呐喊，有毒的温柔或者全新的谩骂。

事实上，他只是路过。

人们在这些电闪雷鸣般的作品中读到一种似乎是用闪电校准过的语言，一种自身产生断裂的语言，用它冷淡残忍的语调，将最黑暗的讽刺与无尽创伤的激浪混合在一起。

因为他不是一个令人舒适的疗愈的诗人，他是一个本真的、对存在进行嘲弄的诗人。他的词汇辐射到身体的坩埚中：那里有骨头和神经，有鲜血，有强忍的眼泪，是一种神经质的微笑。

此外，他并不在意是否被冠上“诗人”的头衔。成为这样或成为那样，都是在否定自己内在的另一面。这种对一切意外的欢迎，这种对未知的存在的认可，或许就是绝对现代的状态，不渴求现代性，也不渴求迎合潮流，而是一种走钢丝的能力，随时抓住那在照耀的、杀戮的、无以挽回的绝对。

“

与人花天酒地

子夜时分，我用抒情的小硬币

结清了十五卢布。

在他身上，一切都是过度的：身材、性情、轻蔑、愤怒、欲望、情感、承诺，以及洪流般的阅读。

他于1893年7月19日出生于格鲁吉亚的巴格达蒂村，父亲是林务官，是哥萨克人遥远的后裔。从父亲身上，他继承了宽厚的肩膀、充沛的精力和易怒的性情。

无论是在中学，在路上，在咖啡馆，还是在沙龙里，这个将近两米的巨人都不容人忽视，他边走边写，用脚步拍打着诗的韵律。

人们是讨厌他还是崇拜他，他都不在意，他毫不含糊地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傲慢的愤世嫉俗者，一个赶大车的，一个牛皮大王，他最大的喜悦就是胡乱裹着黄色的工装夹克，在需要的时候将自己丢进那些用严格的长礼服、燕尾服和西服外套庄重地捍卫其矜持的人”。

如同探测大地声响并发出警告信号的地震仪，他预感到了即将撼动俄国上下的震动，可以说，他感受到了它的呼吸、呐喊他想要迫不及待地说出来。

作为一个激进的未来主义者，他丝毫不输马里内蒂，他的挥霍、他的直觉和他引起的愤慨，大大超越了那位未来主义运动的理论家。使他着迷的并非未来，他想要的是“未来在今天到来”！

与莉莉·布里克的相遇令他疯狂且永久地坠入爱河，这次相遇无可挽回地为他作为男人、诗人和革命者的命运打上了封印。

他用十五年的时间创作了一部庞大的、比例失衡的巨著，其韵律有如铁路一般，充满了断言、确定、社会预言，同时保留了伤痕、心血来潮和沮丧的阴影。他爱得太深，他过于革命又过于天才，他发现自己可悲地偏离了现实以及他的所有愿望，再也无法挽回。

然而，当他于1930年4月14日用左轮手枪自杀时，他留下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恰恰与他的长河诗歌形成对比，因此，永远是神秘的。

“

这是我们的时刻。

我们要保持年轻，战无不胜。

1936年8月19日黎明时分，他在格拉纳达东北部的泪泉附近被佛朗哥暴徒枪杀，享年三十八岁两个月零十四天。对于这个匆匆忙忙、仿佛要加速过完的一生来说，这个数字没有丝毫轶事的成分。

而这场无耻的暗杀（它预示并宣告了在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法西斯黑暗时代的到来）所带来的哀伤，让人暂时忘却了对他一生的追忆，虽然他终其一生，都在走一条相当欢快的、愉悦的、无忧无虑的道路，而非惨剧或恐怖。

即使他一生短暂如昙花一现，却光彩照人，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辉。一说起他，并试图了解这个现象级的奇迹，所有了解他并喜爱他的人都会说，他魅力十足，从不追求权力或功勋，而这种魅力近乎一种恩典。

才华横溢的诗人、矢志不渝的剧作家、巡回演出的导演、敏锐的演说家、闪光的钢琴家、潇洒的画家、惹人喜爱的同伴，他无所不能，是慷慨大方的化身。慷慨在他身上从不是施舍，而是凡事不遗余力。

他的朋友豪尔赫·纪廉称他为“非凡的造物”，并解释说这并不是一种夸张：“造物这个词，在这里的意义超出了人，因为他带我们触及了创造，触及了孕育肥沃力量的底部，他首先是一个源泉，新鲜迸涌的源泉，在宇宙中拥有透明纯净的来源。”纪廉说得没错，他就像是继承了那些“深厚的力量”：他的诗歌不是出自源泉，它就是源泉本身，如水银般纯净，神秘无限，日夜都令人目眩。

卸下一切的他在纽约成为诗人。他改变了节奏和音色，扩大自己的乐谱，激动着、撕裂着、渗透着、重组着，贴近机器的呼吸摩天大楼的巨大气息和淹没大街的人群的困惑。

我不是一个人，不是诗人，也不是一片叶子，他宣称，我是受伤的脉搏，从另一侧探测事物。

1932年7月10日，一个古老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带领一个大众巡回剧团前往乡村，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他们演出塞万提斯的幕间剧或洛佩·德·维加《羊泉村》（Fuente ovejuna）的革命性版本。这就是著名的“巴拉卡”，这辆大篷车想要带来好运，慰藉心灵，转变意识，为我们的喜悦或高尚的失眠敲响警钟。

与所有思想顽固的人不同，这个难忘的、应该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的“巴拉卡”，超越了谋杀和死亡，永远打开了通往他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