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的说试婚是什么意思

前往纽约的飞行途中，我在机舱里一直戴着新配的隐形眼镜。长时间处在干燥的空气里，没想到吸附力颇强的镜片竟然黏住了眼球，怎么取也取不下来了。快要下飞机的时候，我在盥洗室里点了许多人工泪液才把镜片硬剥下来，结果眼睛再也张不开了，泪水不停地流着，有一种灼热的酸楚感。空中小姐告诉我她可以拿轮椅来推我下飞机。第一次踏上这个充满着美国梦的自由国土竟然是坐着轮椅进入的。虽然眼睛无法睁开，周遭的人事物我仍然能清楚地觉知，我可以感觉前来迎接我的沙芃，语气里有一种被浇了一盆冷水似的失望。我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我们就驱车前往联合国旁的U.N.Plaza 。

我的眼睛一整个星期都无法张开，沙芃十分有耐性地为我换药，沙妈妈对我也很照顾。等我的眼睛痊愈了，能睁开来观察周遭的情境时，才发现沙妈妈为了维持这个家和自己的形象所付出的努力有多大。U.N.Plaza 是当时纽约最昂贵的住宅大厦之一，她为了打理室内的每个角落，凡事都得自己动手做，连头发卷子都自己上。晚上入睡前她把整头的头发卷好，醒来时只要稍微梳理一下就像是美容院做过的一样。每天不论有没有访客，她一定把自己打扮得完好无瑕。习惯于披头散发的我，对于上一代的纪律和耐力，只有肃然起敬的份儿了。

比较起来，从小到十二岁离开台中，我几乎没看过母亲做家事，她烧的饭我也没吃过几顿。中学六年我都是在卫理度过的，周末和放假时母亲偶尔会亲自下厨，前提是如果她不打麻将的话。我的父亲不是父权体制下的典型人物，我的母亲也不是典型的家庭主妇，因此我的基本教育与梦想里都没有传统角色的雏形。母亲曾在集体意识的催眠下无意识地幻想过：因因将来如果能嫁个外交官或政客，就算是最优质的出路和下场了。其实她应该清楚，要她的女儿每天穿戴整齐，坐的时候腰板挺直，椅子只坐三分，客人来了还得有能耐做出一桌子的满汉全席，大概不消多久她就会寻短见或是以离婚收场。

我的神经系统需要一个可以放松、可以邋遢的外在之家，但我更需要一个不必向世人交代或求得赞许的内心之家。我心中向往的其实是波希米亚式的另类生活，而不是达官显要家中少奶奶式的生活。当然做这样选择的人必定有自己的因因果果，外人是没有资格论断的。一个人，尤其是女人，若想在众说纷纭的影响下穿透种种的虚荣、投射、幻想与憧憬，充分地活出自我，可不是一朝半夕能达成的，这里面需要太多的诚实以对和勇敢的叛逆。二十岁的我显然缺乏先见之明，但总是在事情进行的途中逐渐明白了自己的真相。

我告诉沙妈妈我想到格林尼治村去见识一下，沙妈妈考量的却是我的安全问题。她说那儿的治安很差，有许多贩毒的黑人，女孩儿不该只身前往。我只好按捺住心中的好奇与躁动，暂时坐在厚厚的天津地毯上的红木沙发里看电视，或者陪着沙妈妈逛街办货，日子过得还算平静，但心底却有一座活火山，随时准备爆发出炙热的岩浆。

短暂的试婚

在U.N.Plaza 住了一段时间，沙妈妈希望我和沙芃能单独相处，进一步地了解彼此，于是我和沙芃回到他在新泽西的住所，开始过起试婚生活。相处了没多久我就发现沙芃也有在安全范围之内的叛逆方式。这位太陽在狮子座的大男孩和我这名月亮在狮子座的女顽童其实有些部分是合得来的，只是他当时正穷于应付濒临危机的游艇事业，而我的缺乏生活实务经验和理想主义倾向，对他来说也确实稍嫌累赘和奢侈了些，此外我心中的另类与他的主流终究是难以会合的。

某天晚上他说他要外出和律师聚餐，我说我也想去，他说谈公事不方便，我还是在家自己做个TV dinner 吃吃就行了。他走后我不想吃什么劳什子的TV dinner ，便独自出外寻找餐厅，解决我的民生问题。没想到一走走了两个小时才找到一家只有三张桌子的家庭式餐厅。正在咀嚼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面包时，沙芃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他说他回家发现我不见了，以为我已经离家出走，于是便打电话告知沙妈妈，沙妈妈立即打电话到台湾告诉了母亲这件事。他们三个人都认为这门婚事已经告吹，我听到这里下意识地说道：“吹了，就吹了吧！”

多年以后我回想起来觉得人的潜意识其实是知道真相的，尽管表面都有个人的期许与幻想，心底深处却隐约地知道什么才是行得通的，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选择。一门十分被看好的婚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沙妈妈后来找人算命，想了解一下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答案竟然是：完璧归赵，游魂终婚。这上联的“完璧”二字显然不够精确，倒是那“游魂”挺有意思，如果这档事真的属实，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他或她才是，否则我真的不敢想象自己会替这殷实的一家人制造出什么样的乱局来。

初识潘阿姨

既然婚没结成，沙芃便主张我回台湾，他说像我这样不切实际的女孩在冷酷的纽约一定无法存活过一个月，我说我好不容易来了，一定设法住上一年。那时我突然想起父亲曾经对我说过，潘玉璞阿姨和他分手后便单独一人前往美国念书，后来拿到了硕士学位，很顺利地考进了联合国，现在已经是统计部的主管，如果我有任何困难，找她一定能获得帮助。于是我决定到联合国探望这位素未谋面，曾经与父亲有过姻缘的长辈。

我的脑子里只记得Y.P.Pan 几个缩写的英文姓名。我从联合国的大厅一路问到统计部，终于找到了主管室。一推开门，我还以为走错了房间──只见一张大型的西式办公桌旁站了一位梳着髻、脸色蜡黄、一点妆也没上、穿着十分朴素的东方老太太。她走动的时候一看就知道是曾经缠过脚又解放的改足派。我问她是不是潘玉璞阿姨，她说没错，我说我是胡赓年在台湾的独生女儿，她愣了一下，接着很洒脱地对我说：“哦！原来胡赓年还有一个女儿啊！”

我完全感觉不到潘阿姨有任何对立或不自在，她很亲切地问我为什么来纽约，我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她专心地听我说完话，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长得跟胡赓年真像！”

打从那一天起，我和潘阿姨便时常见面往来。有一回我到她的家中做客，她请了一位当时看起来像是正在追求她的东北老先生一同和我们聚餐。那位长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品头论足地说道：“这孩子是水蛇腰！”我立刻捕捉到他对胡赓年的醋意。潘阿姨也感觉到了，便悄悄地对我说：“你爸爸年轻时太帅了，以后谁也看不上眼了。” 我觉得她对胡赓年并没有任何残留的恨意，她和我仿佛一家人似的。这位自力更生、独立在美国闯出一片天的改足派老太太的自我实现能力与宽大的胸襟，令我深感佩服。我当时的感觉是，与其说是传统束缚了女人的发展，倒不如说是女人心中的恐惧裹住了自己的脚。同样是上一代的女性，一位被丈夫抛弃了之后并没有否定自己的潜能，反而发展得如此独立与完整，另一位却在麻将桌上消耗了大半生的创造力。

潘阿姨知道我的婚事已经告吹，而我又不愿意立刻回台湾，便善意地替我留心，看看同事里面有没有人愿意让我暂住他们家一阵子，等找到学校再搬出去。某一回在联合国举办的京剧晚会上，潘阿姨为我介绍了一位她的同事凌昂先生。凌伯伯是一位表情丰富、豪迈而又大方的性情中人。凌妈妈则个子娇小玲珑，心性相当明爽而平和。他们有两个宝贝儿子，全家在中南美待过很长的时间，感染了拉丁民族的生活调子。我一直喜欢嘉年华会式的松散氛围，因此跟他们全家人很合得来。他们欢迎我暂住他们家，然后再设法入学进修。

当初是闭着眼睛进入沙家的，那个景象似乎强烈地隐喻了什么。现在睁着眼睛搬了出来，一切都不需要多做解释了。日后我发现我的不爱解释时常引起别人的误解，但是我的个性，我认为大部分人都是自有结论的，多解释也是徒然。搬进凌家之后我打电话给母亲，希望她每个月能寄些零用钱给我，我准备在纽约住一段时间。妈妈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好像整个世界都落空了，她提醒我说：“你这个孩子傻大胆，在纽约一切要小心点。”那一年里我每打一次电话，她的声音就消沉一些，我心里很清楚纽约是不可能久居的。

也许是童年的反常经验，也许是潜意识底层的无限性使然，小家庭的天伦之乐总令我生起一股莫名的收缩感。走在街上看到夫妻俩推着婴儿车过街，这幅幸福美满的画面却让我觉得人本来是顶天立地的，知觉所及都是自己的世界，但是一组成小家庭，仿佛天地都不见了，只剩了二人小世界。

选自《死亡与童女之舞：胡因梦自传》（胡因梦著，圆神出版社，199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