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八字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剑指北洋政府“三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已是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率领着北伐将士们一路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数敌。到了10月，北伐军就已攻占武汉，11月，攻占南昌。此时，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缴，蒋介石到南昌后开始指挥进攻孙传芳，年底，孙传芳各部也基本被击败。11月11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北上武汉。1927年3月，杭州、上海和南京已被北伐军逐一攻克，华东亦被北伐的国民政府统一。

随着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的节节胜利，革命队伍里逐渐出现了分列迹象。急于独揽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中央政府”，于是，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两个中央对峙的局面。为了遏制蒋介石，欲迫使其取消南昌的“党中央”，武汉国民政府在1927年2月9日公布了“反革命罪”条例，目的很明确，就是在针对蒋介石，对其独裁从国家律法层面予以遏制。蒋介石则不以为然，2月10日，蒋的日记里记载到：“汉口联席会议中武汉国民政府确定的反革命罪各则，实则是对余及静江兄（张静江，同盟会、国民党元老，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给革命事业提供资金，被蒋介石誉为“革命导师”）进行攻击，指责余为独裁者。”几天后蒋介石针对武汉国民政府公布的“反革命罪”进行演讲时说到：“…我是知道革命的，我只知道革命，谁反对我革命，我就视他为反革命…”

1927年4月1日，之前在与蒋介石权力争夺中败北并远走苏联的汪精卫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并与蒋介石会面，汪精卫承诺阻止武汉国民政府反蒋，蒋介石也承诺汪精卫在他的“党中央”主持党务。但性情向来左右摇摆的汪精卫在4月6日抵达武汉，并回到武汉国民政府之中。蒋介石也在9日离开上海前往南京。4月12日，在青帮头子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帮助下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清党行动，逮捕和屠杀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两广”地区也在李宗仁和李济深安排下响应在南京的蒋介石开始“清共”。4月17日，蒋介石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以及部分监察委员等人在南京正式组建“南京国民政府”，胡汉民任政府主席。自此，南京（简称“宁”）国民政府与武汉（简称“汉”）国民政府正式分裂，史称“宁汉分裂”。

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大业，新桂系李宗仁的第七军北上攻入山东境内，驱逐旧军阀“山东王”张宗昌与孙传芳残部等。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派兵北伐，攻入河南境内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开战。随后，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予以通缉，南京国民政府则下令通缉二百余名共产党人，蒋介石继续排除异己、深度清党。而宁汉双方则剑拔弩张，随时都有开战的可能。5月中旬，为避免南京与武汉开战，经新桂系李宗仁及辛亥元老朱培德居中斡旋，在李宗仁与朱培德的调停下宁汉双方决定暂时分头继续北伐。6月中旬，拥兵二十余万的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先后会见宁汉双方代表，并决定支持南京，亦在其军中展开“清党”。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策划了“七·一五”分共行动，与“四·一二”一样，也是在镇压和扫清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的局面告终，同时，武汉国民政府在清党完成后准备东征南京讨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和“七·一五政变”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在政治、军事与党务等诸多方面展开了全面较量，旨为夺取在中国的“正统”地位。首先，汉方派出唐生智、程潜与张发奎等部队，东征进攻宁方。宁方则由新桂系军队迅速作出反应，调动部队驻扎在南京周边迎战。1927年8月，军阀张宗昌与孙传芳的残部趁乱攻打南京的北伐军，北伐军损失惨重。9月，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新桂系军队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唐生智部这两支都参加了北伐的军队互相开战。战争正式全面打响后，新桂系的军队在战场上屡屡获胜，蒋介石则不断拉拢武汉国民政府官员。在宁方的政治攻势下汉方很多军政要员前来宁方投诚，投诚南京后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潜部很快调转枪头向安徽宣城的汉方守军开战，最终这场战争以宁方的胜利而告终（史称“宁汉战争”）。

“宁汉分裂”是国民党内部残酷的权力争夺的一次集中体现，是极少数掌权者之间玩弄权术、争夺所谓“正统”的权力游戏。北伐战争之目的就在于统一全国长期以来内部分裂的局面，并结束连年混战、军阀割据的乱象，通过北伐换来国家的和平与人民的安宁。可是，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革命者们已经开始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分崩离析，甚至是大动干戈、兵戎相见，也使得人民没有得到期盼已久的和平。“宁汉分裂”也标志着国民党企图一党独大，使其独裁公开化、合法化，并公开排除异己、清共反共，与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遗志背道而驰。

20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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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往事：宁汉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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