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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倾听亲历者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原创：李俊岭 口述李琦 记录，插队到 内蒙古新右旗的天津知青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谢谢让你大热天的跑一趟来采访我。别看我的名字气派，李俊岭，崇山峻岭，但这一辈子罪可没有少受。我是六九届的初中生，不去下乡也行，留在天津，没想到后来这么多坎坷。咱们是一趟车皮走的，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离开的天津。到了新巴尔虎右旗草原后，我分配到赛汉塔拉公社，放过羊当过马倌你也是在草原呆过的人，我就不多说了。
每个知青都有不少故事，我曾经差点被马踢死，马的那一蹄子正好踢到我的“老二”上，昏迷了整整一天。我曾经在小煤窑差点被瓦斯熏死。今天就讲差点被冻死的一件事。
“你别光顾着记，喝茶！”
我给你讲”1972年生产队让我去放马的事。在草原，及其恶劣的天气如暴风雪，电闪雷鸣马群最容易走丢或炸群。我清楚的记得那是1972年的9月22号。草原上的九月下旬夜间已经零下了。那天上午天还是好好的，到了下午突然阴云密布开始风雨交加，又夹杂着冰雪，到了后来就是一根根冰凌像一根根刺从天而降，扎到脸上生疼。原来还在山坡上的马群顺着风雪转瞬间消失在阴沉沉的草原迷雾中。
我们马倌是没有固定的蒙古包的，马群在哪里就在就近的蒙古包过夜。那天，我骑上马带着套马杆顺着风向去寻找失踪的马群。此时天已经黒透，暴风雨雪越刮越猛，我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地，寒冷也一阵阵袭来，身上只穿着薄薄的秋衣秋裤，早已湿透。夜色中，我在一个小山洼里发现了一个小马群，大概有十几匹马，走近看看马胯部的印子确认是我们生产队的马群，在一匹鬃毛拖地的儿马子（种马）的率领下不紧不慢的走着。牧区马群里每一匹儿马子都有自己的三妻六妾，容不得其他儿马介入。儿马之间为了争夺骒马争风吃醋相互撕咬是常事。所以我并没有多大的惊喜，但至少说明我的方向没有错。我准备套住一匹骒马换下我自己的马匹。我的马从入夜开始已经狂奔了几十里地早已筋疲力尽了。但任凭我怎么努力，我的马根本追不上那匹选中的骒马，我只好放弃。于是我继续打马前行，饥寒交迫，一整天滴水未进。平日熟悉的草原这时分辨不出远近高低。我不时下马，蹲下来用手拂去厚厚的一层积雪，看看雪的下面有没有羊粪，如果有，再看看是新羊粪还是旧羊粪。这样我就可以判断出这是哪片草场，进而知道这附近有没有牧民的蒙古包。
这时风雪停了，我终于在连成一片起伏不平的山峦中发现了马群。这哪里还是马群啊，马群中夹杂着杭乌拉公社克鲁伦公社的牛群马群甚至还有几头骆驼，都是被风雪赶到这里的。找到了马群我也放心了。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在山岗云层的下面发现了一座蒙古包。我勉强坚持到蒙古包的跟前，连下马的力气都没有了，僵硬的手指因寒冷和长时间握着套马杆竟无法张开。滚下马鞍我一步步挪到蒙古包，老阿妈惊愕的瞪大了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此时的我已经冻僵，准备道一声“赛百诺”，才发现嘴巴已经张不开了。缓了一会，在炉火旁我脱下已经湿透的马靴解开已经湿透的包脚布晾在蒙古包的哈那上。这时，两个膝盖钻心的疼，不一会开始红肿，像两个木头疙瘩。这是长时间弯曲着双腿骑马，迎风受冻造成的，整个身体已经僵硬麻木。喝了几碗奶茶吃了几碗面汤，我开始复苏了，庆幸自己没有冻死。我知道这又是捡了一条命。
“来，点着，听我继续给你讲……”
说起我的婚姻，可能整个西旗天津都知道。1975年，根据当时的知青政策，草原上不在允许有知青下到蒙古包。除了选调到公社，旗里，大庆，红河农场，海拉尔牧业机械厂等，还有一批知青选调到西旗煤窑。西旗煤窑的发现据说是一个草地人打旱獭子发现的，储量不大煤层很浅。
我的老伴不是草原知青。她当时去了河北文安县插队落户，她是我家的邻居，是两家的亲戚撮合的。1975年我从西旗回天津和爱人贺菊香在天津完婚，结婚的时候天津没有住房，临时在父母家住了几天，不久两个人又各自回自己家住了几天。假期到了，我又回到了西旗煤窑。说起来，像我们两口子的情况还真的不多见。其他知青都想方设法往天津调，而我却忙着把自己老婆往西旗调。因为我调回天津无望，两口子长期两地分居也不是个事。如果离得近可以经常跑跑也行。但西旗离天津四千多里地，我这点工资还不够路费的。两地分居了两年，我们两口子一商量干脆把她河北文安的农业户口迁到西旗来，看看能不能在煤矿找个事由。
于是在1977年3月老伴贺菊香带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坐了几天几夜的硬座火车千里迢迢的来到西旗，把户口落在了黄花公社。西旗煤窑地处黄花公社，行政上归黄花公社管辖。当时矿上根本无力解决职工住房，在朋友的帮忙下就近在地上挖了一个十多平米的土坑，留个人进出的通道，上面用木头条横在坑顶，铺上几片篱笆片，在盖上土，一个新家就落成了。天津话把他叫“地窨子”。你说我老伴吧，是知青，但不是草原知青，他是河北农村的知青。你说不是知青，她除了没有放过羊，吃的苦一点也不比草原知青少。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把我们两口子差点吓死。由于水土不服，又住在阴暗潮湿的地窨子里，几个月大的孩子先是发烧，后来就开始抽风。矿上连个医务所也没有，黄花公社的医务所根本也看不好这个病。有人说抓紧找车去满洲里医院，不能在耽搁了。当时矿上有个蒙族女孩斯琴高娃，跑前跑后累的不行。最后在路上拦住一辆硝矿上去满洲里的卡车。司机还不错，让驾驶楼里的人去到外面坐，斯琴高娃陪着我老伴去了满洲里。孩子转危为安了。医生说这孩子命真大。老伴在河北文安插队当知青时干过赤脚医生，后来在矿上也找了个临时工做。就是这么个艰苦环境也没有长久，后来这个小煤窑黄了。
1979年开始，留在西旗的知青纷纷开始想办法调回天津。或顶替父母或办理病退，反正也不是很难办的事。先是我老伴到处找人往天津办，往天津办要有三级证明，我老伴只有两级证明居然办妥了。说心里话，我是不想调回天津的，就想在西旗呆一辈子。为什么？我有我的苦衷，兄弟姐妹多，父母经济条件一般，最要命的是回去没有工作，没有住房。一家三口生活没有着落，但老伴铁了心要办回天津。就这样我办了病退回到了天津。你说我这个当过马倌的没有被马踢死，没有被冻死，身体壮的像头牛，最后“病退”了。不是我病了，是当时那个社会病了。
回到天津后一家三口挤在老父亲家里住，把九平米的小屋在上面隔出来一层，我们三口人住在“楼上”，老父老母住在“楼下”，这一住又是几年。后来托人在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份活，筛沙子搅拌水泥当小工。我在牧区草原时也干过和泥脱坯的活，所以当小工并不感觉累，工资收入养活老婆孩子是够的。我的老丈人当时在天津市和平区环卫系统工作，当时环卫系统招工给了他一个名额，他准备让自己的闺女也就是我的小姨子去。小姨子一听当环卫工人死活不干。我的老丈人问我说“峻岭，我给你找了个工作你去不去”。我问老丈人什么工作，老丈人说环卫工人。我想都不想就答应了。没想到，这一干就是三十年，直到退休。
“来，干了这杯酒我继续讲给你听”
现在的环卫工人多好啊。受人尊重，待遇好，生活垃圾都有黑塑料袋，运送垃圾的车辆都是封闭式的。七九年哪里有这些。我要是起早摸黑的扫大街还真是烧高香了。环卫工人分好几个岗位，清扫大街是一种。把垃圾从居民区，医院，学校，农贸市场，集中起来用人力三轮送到垃圾转运站是一个程序，是一个岗位。最后把这些散装的垃圾再转运到类似现在集装箱的垃圾车上。城市里的垃圾转运站一般属于三类，面积不大，分为楼上楼下。楼下相当于车库，垃圾车可以开进来装垃圾，这又是一个程序。我的工作就是在垃圾转运站，就是把送来的散垃圾通过我们装到箱里。
这你就听明白了吧。可以这么说，我从事的工作是这个直辖市最脏，最累，最让人恶心的工作。从居民区送来的垃圾有煤灰渣，废弃的破盆破碗，擦屁股的手纸，妇女用过的卫生纸，我说这些不会影响你的胃口吧。从农贸市场送来的是烂菜帮烂菜叶烂水果。医院送来的是带血的纱布绷带，学校送来的是烂书本课本。所有这些都要由我们转运站装上汽车拉到纪庄子那边的垃圾场卸掉。冬天还好些，夏天的垃圾臭味熏天，苍蝇成群，每次装车时我都带着两层口罩还是能闻到刺鼻的气味。垃圾装到车上后，松松散散，为了能让箱子多装点，就要把垃圾压实，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只好身体趴在垃圾上像做俯卧撑那样用身体把垃圾拍实。你说那时就不去想别的，就想多装点垃圾，让车省点汽油。你问我苦不苦？比起草原受的苦，这还真的不算什么。
图为李峻岭（中排左四） 与李瑞环市长等市领导合影
你问我跟李瑞环合影是怎么一回事？那是1987年的事。当时我们和平区环卫局每年都要更新一大批转运垃圾的大铁箱。以前一直在外面采购，采购价一个是5000元。我心想要是自己制作一个最多超不过1000元。于是建议自己制作可以节省大笔资金。上面采纳了我的建议。于是我们就自己采购来了角钢槽钢铁皮等等，几个人自己下料自己焊接。那是个夏天，气温在零上三十多度。区环卫局长到下面检查工作，我正穿着厚工服在焊接。局长很感动，回去后开了会把我树了典型。87年，天津市环卫系统召开全市“优秀环卫工人表彰大会”，我作为和平区优秀环卫工人代表参加了会，当时的市长李瑞环与会并和我们照了合影。
说起这段还有个插曲。在此之前，往上报劳模时要填个表。里面有个人简历等等。表格送到局长办公桌上需要局长签字审批时，局长看了半天，在我的“政治面貌”一格上大笔一挥把“群众”两个字划掉，填上了“党员”两个字。受李瑞环市长接见时我这个党员还是个赝品。虽然在组织上我还没有入党，但思想上已经入党了。表彰会结束后，天津市环卫系统组织我们这些优秀环卫工人去南方五省市做了一次旅游。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真的入党了，但那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了。
说起我的住房问题，这你问着了。按理说，我是个被李瑞环市长接见过的优秀环卫工人，住房问题早就应该优先考虑了，其实不然。我这个人属于那种不会来事的人，脾气不好也爱犯上。在老父亲九平米的小屋里祖孙三代楼上楼下挤了五年，孩子一天天长大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那年区环卫局为了解决部分住房极端困难的职工，不知用什么方式换了一排原天津市假肢厂的平房。把平房用柳条编织的“笆片”隔了几间屋给了我一间。我们把他叫做“泥巴登“。这破平房冬天四处漏风。夏天屋顶漏雨。这一住又是五年。
五年中我无数次对这破房子修修补补，也无数次找相关部门领导希望解决住房问题，但迟迟得不到解决。那年夏天，天津的雨水特别勤特别大房子实在没有办法再住下去了。你猜我搬到什么地方区住了？打死你你也不会相信。那个地方不进风不漏雨还是钢筋水泥结构七级地震也不怕。告诉你，我搬到垃圾转运站的楼上去住了。这个垃圾转运站当时建在南市荣业大街附近，现在那里盖起了一栋高楼，长寿大厦。在那里一住又是个五年。一家人吃饭时要一边赶着苍蝇一边吃饭。如果不是牧区草原给我打好的忍受磨难的底子我是挺不过来的。不说这些了，喝酒。在无数次的求爷爷告奶奶住房问题还得不到解决的残酷现实下，万不得已，我终于采取了极端的方式。
天津市，不，全国的所有城市国家对垃圾转运站都有明确的规定。城市中小型的垃圾转运站十米之内不允许有任何民居，也就是说不允许居民居住，就是为了保障居民的身体健康不受影响。因为生活垃圾产生的气味气体会直接造成危害。而我在垃圾转运站一住就是五年。这算是怎么回事呢？那天，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权衡利弊。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大不了把我按“破坏生产罪”送进去，本来我这条命也是在草原上捡来的。我果断的拉下了电闸，垃圾转运站因为没有动力电源顿时陷入了瘫痪……。
事情的结果你大概也猜到了，过了没几天相关部门领导找到我明确告诉我上级已经决定分配给我一套“独单”。据说还有一套“偏单”被某个领导拿了去。搬入新居时我流泪了。我想了很多很多，从草原的磨难想起，想到回天津后多年的艰辛。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假如我仍然还在草原那又是一种什么生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