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占二合什么意思是什么的简单介绍

本文考证不易，参考大量地方文献及寻访故旧老人，由于文字较长建议收藏。

民国时期，泸州纳溪县（当时纳溪还没有成为区）的大小场镇都有定期的集合日期，如“一、四、七”、“三、六、九”等，称之为场期。按期四方老百姓都来集会贸易，称之为赶场。

各行各业各帮，一般都有其约定的茶馆作为集会的地点，商人在饮茶时商谈行市，进行交易，地主老财，进行买卖土地粮食、贷放高利贷等；农民亦在此商谈买卖。

由于买卖交易的发生，必然有人从中凑合，双方斡旋，达成协议，成其买卖。这种中间媒介人，称之为“经纪”，或称“中间人”，行话称为吃“二分”的。

因为完成了交易，买卖双方都为了感谢中间凑合人，双方在一起聚一次餐，名之曰吃“合食”，另外给予中间人一定的酬劳费，“二分”的来源大概于此；另一种说法是买卖成交后，双方各拿出大约百分之一的钱来酬劳“经纪”人，故称“二分”。

按说这种“经纪”人，是社会市场中不可缺少的人，他们的职业是正当的，所得的酬劳费(佣金)是应该的，无可非议的，全国各大城市的各行各业都有这种“经纪”人，他们在交易上确实起到了媒介作用。

当年的泸州纳溪县是一个农业县，其粮食、牲畜，是农村市场的主要大宗交易商品，当时政府的征税机构，设立在县城，一般场镇未设立税收机构，场镇的税收多采用“承包税”制度。

所谓“承包税”，亦称“牙税”，就是规定各个场镇的牲畜、粮食、屠宰等每年向县上缴纳若干税款，按季度上交，政府纯收，不论谁人承包都行，但必须预缴正税的四分之一为押金作保，多收部份归承包人所得。

由于民国间，政治腐朽，各种官僚地主，豪绅、土霸、结成各种地方权利势力，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和每一角落，把持操纵以致牲畜、粮食、屠宰等的交易，都由各地有权有势者，独揽承包，组成“牙行”或“斗纪”。

他们获得承包专利权后，便订出冠冕堂皇的规章制度来。用以上蒙官府，下欺百姓，在正大光明的旗帜下玩弄形形色色的恶风陋俗，鱼肉乡民，干出坑害百姓的勾当。

例如当时护国镇的“斗行”承包商即护国镇两霸孔仲庸、刘锦祥；而大渡口镇“斗行”即邬海全。沽酒客将民国时期纳溪县各个场镇的粮食、牲畜交易情况的史料记录整理如下，以窥一斑。

牙行

在当年的纳溪猪、牛、羊依然是农家的主要副业，每户农民都得从卖猪、牛中取得部份经济收入，因此对母猪、母牛精心饲养，产下崽养成仔猪、仔牛后，除了适量提留自养外，其余则出售，故每个场镇都有从事交易的经纪，俗称“猪牙子”、“牛牙子”。

他们绝大部分与承包“牙行”的头头有一定的关系。牙行亦靠“牙子”来控制市场，增加收入。除了上交有限的承包税外，绝夫部分落入了“牙行”头头的腰包。

“猪牙子”们每逢场期，很早便到市场的猪市坝，主持架架猪和仔猪的交易，当时相沿的习惯是“三场时期四场钱”，即买卖成交后，卖主要负责三场(一般是十天)的时期内，猪不死不病，买主四场将钱兑清。

表面看来，这种方法防止卖主不得以病猪冒充好猪出售，买主不得压价杀价，卖主不得抬高市价，然而猪“贩子”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从中渔利。

例如当时农民上市买卖猪，双方的钱不直接交易，如果直接交易成功，他们便说你不通过牙行，是偷行漏税，给予罚款，或者是抬高市价，或者是低价欺卖等词，进行讹诈勒索。因此买卖双方到市，都要首先与“猪牙子”说项，许愿行贿，这时牙子们往往编出一些骇人听闻的封建迷信理论，如对卖主说：“这个猪身上有‘天罗盘’、‘地罗盘’，那个猪又有‘阴五爪’、‘阳五爪’”等。

主人喂这种猪不但不长，而且喂猪之家不吉利，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这个猪要卖出去必须请我帮忙。卖主上钩后，两个牙子一个代表买方，一个代表卖方，使用”行话”即“暗语”交淡，进行“掏衣摸袖”、“暗打手势”，使买卖双方如堕五里雾中，不明究竟，一旦成交，他们便从中。“吃盘戴帽”，坐享渔人之利。

其次所谓“三场时期四场钱”，其中“三扬”是指卖主卖猪后，保证卖方不是病猪，可以考察三场为限，如果三场内发现猪病或死亡，买方有权要求退钱或索取赔偿，“猪牙子”们就钻这个空子来捣鬼。

因为猪成交后，照例买方要给卖方一部份钱为“定金”，亦称“交头钱”，剩大部份交与“牙行”，由“牙行”对双方从中作保。三场期满，如无问题，卖主当然依约该要钱了，可是牙子们都与你顾左右而言他，或是说：“某某与你暂时借用几天。”或是“牙行”今天出钱太多，付不清款，请你暂缓一时等等。

如果猪在限期内病了，“猪牙子”一般是兽医，他可以说：“我医了多少药钱，负担。”死了更有歪道理可讲，反正由他信口开合，勒索乡民而已。

在民国时期的猪牙子，一般都是“干滚龙”（泸州方言有混混的意思）由于家贫，生活无着落，故来搞这个生意。当年马庙场的邓子方，中兴场的曾东山、丁成龙等，他们都是在猪市上凭一张嘴，每日弄钱来维持生活，他们背地里自我解嘲说：“我们吃的这碗饭是朱(猪)大爷给的。”

牛牙子

是专门从事买卖牛的经纪人，由于牛是农家宝，农民不可少，因此每家农民，都想喂一条好耕牛。当年纳溪各个场镇，都无牛市，所以买卖双方，都要通过经纪人。牛牙子们结伙成帮，内部称为“偏耳帮”或“三股索”，老百姓呼之为“牛牙子”，不过没有固定的组织，遇到买卖牛时，有一人做成交易的，佣金一人独得；有两人或三人做成交易的弄到佣金时按份额摊分。

“牛牙子”们根据牛的牙齿来确定岁数，有“对牙”、“四牙”、“六牙”、“边牙”和“四限口”等，即两岁、四岁、五岁、八岁的意思其次看牛的身胚骨架大小再看牛的胫骨显露，最讲究的是牛的“旋水”(即牛的旋毛)，亦就是“牛牙子”们大做文章的依据，有什么“望山旋”、“夹梁旋”、“滚岩旋”、“空仓旋”、“蹲墙艳”、“杀喉艳”（今天看来其实是认牛的绝活可惜估计失传了，当然也有些给牛算命的唯心主义在里面。就忽悠人的一套手段。）

如说牛有“夹梁旋”，牛要打人，“滚岩旋”，牛要跌死，“空仓旋”，牛主人要贫穷，“杀喉艳”，牛主人家要死人，“蹲墙艳”，牛主人要被盗等以骇人听闻的语言，说得主人心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最后听信牛牙子的话，随他摆布，卖出买进，从中得利，不过他们通过多年的活动，对于什么样的牛，犁功好孬，性情顺烈，吃口强弱等还是有一定的经验。

牛牙子们常常在各场和当地农村活动，他们掌握了当地各家喂牛户的基本情况，谁家缺牛必买，何处有牛多余出售，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信口雌黄地乱说一通，劝主人卖弱换强，以便从中牟利。一旦有外地来本地采购，或本地到外地采购，他们便当中间人介绍双方交易。

由于牛牙子们互相同行，所以不管认不认识，只要大家“行话”对头，便视为同道中人，马上可以结合，狼狈为奸，弄得钱来，互相分润。有时他们亦可组织同道中人由甲地杀价买低价牛，然后贩运到乙地高价出售，从中渔利。

例如马庙场黄二牛贩子便是在民国初年，操此行业，不数年间，竟买田地六七十石，修起高楼瓦房，成为富翁了。此种恶风陋俗，自清朝到民国，相沿至多年，时至今日，操此行业者，仍不乏人。

斗纪

“斗纪”又称“斗行”，其组织状况，已如前述。民国时期粮食计量，系以石、斗、升、合为单位，即十合为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政府规定大米五十斤为一斗。凡粮食到市场交易时，即由承包人（斗纪）派人到入口处，每斗取一合，称为“打行”。他们并在市场中置一烂簸箕（取其烂者因量米后余下部可漏下地，散市后，归斗纪打扫清洁时，收为己有）内放一斗，美其名曰公平市斗。由“斗行”特设“斗手”量米，以此为根据。

可是国民党政权大多数政令，都是一纸空文，徒费纸墨，形同儿戏。虽然三令五申，统一度量衡标准。并逐级发给标准量具——斗，可是各地封建势力仍然各行其事，拒不执行。

县城有县城的斗，大渡镇有大渡镇的斗，护国镇有护国镇的斗，总之，每个场有每个场的斗，天小很不统一。有超出标准斗百分之二十的河斗每斗六十斤，各家大地主还有各人所调租斗。由于大斗小秤经常引起纠纷，发展而成打架斗殴，甚至抢米篼米。由于政令不能贯彻，衡量不能统一，纳溪县历届参议会曾多次为此提案，要求禁止。

例如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纳溪县参议会向纳溪县政府函称：“安富镇公营市场斗秤不合，应请政府重新整理划一，以释群疑......。”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元月十八日，参议会又向纳溪县府函称：“查本县市场斗秤不一，流弊太多，如安富街米斗，粮食斗比较竟超二升半，公营市场管理费征取百分之一，而征用合同，随意制造，名为一合，实则二合有余，乡农受损大”。“又如来凤、绍坝、合面、文昌、渠坝等市场，或用大斗，或用小斗，虽明令改用今法新量而竟未实行，以致交涉纠纷常起”。以上情况，可见当时市场混乱不堪。

斗行设置的“斗手”，又称“刮刮匠”，一般都是貌似公平，实际是买、卖双方，哪方对他有利他就暗中偏向那方。他在量米时，经常是双边索贿，左右逢源。他毎与撮米的“撮撮匠”相勾结，在量米时全凭他手上的轻重、快便而定，如他他维护卖主，则“撮撮匠”把撮箕（特种撮箕好装一斗）米倾到快满二斗时，剩余的向四角一撒，四角满了而中间成一凹窝，斗手很快便将“斗刮子”（一种特制的丁字形小圆木）轻轻推回，然后在斗上一敲，就算量准了。

事实上这种斗四角虽满，中间是凹的，斗米最低要少一、二合甚至四、五合，反之，如果维护买主，则撮米时将米重重从中倾下，量时重力用“斗刮子”。推过（压紧），推回时轻轻推回，则上还浮一层，称之为“刮浮斗”，这样量每斗可多得一、二合甚至四、五合，这样一进一出、一斗米至少相差在半升至一升之间。

一九四三年，国民政府证实，大渡口镇(当时属江安)仓库设在乡下龙兴寺，距河边四、五里，每次运军米上船，任务都是由乡到保到甲到户，虽说有象征性的少数运费，可是层层克扣、到群众时实质是义务运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一次天雨路滑，一家农民，家无主劳，只一小孩十二、三岁，亦去应征，背了一斗米在路上滑了一跤，将米打倒了一些。到船上交米时，押运员一量差了半升，坚持要小孩赔偿。小孩大哭，众人再三谈好话，拒不允情，适逢一远方人路过，亦帮着求情，押运员反而以前方抗战必需的军米等大话压入。

此人一时兴起，便说：“我再来量一下看，究竟差多少啊！”于是将米盛入两个箩筐，连续腾挪数次最后倾入斗内，自倒自量。不但满满一斗，反而余下一合多，然后说道:：“抗战时期，军粮第一，民食亦重嘛！如何能够这样来对小孩呐！剩下的米嘛，小孩你拿回去煮顿稀饭吃吧。”于是飘然而去，一时引起群众大哗。事隔多年后，当年的亲目睹者树等人还津津乐道。

秤纪

民国时期，除了粮食用斗、升计量外，其余如煤、石灰、木炭、盐生铁等，必须用秤，因当时纳溪各场镇都非产区，进出口不是大宗，一般包括在“斗行”里，由“斗行”派出“秤手”交易双方过秤。

这种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在民国年间，坑害人民，欺骗群众的事例，更是数不胜数，比比皆是，原因是民国初年，度量衡器具，无人管理，因此，秤、斗、尺都无定标准，任凭各人随心所欲地请匠人制造，凡秤只要一斤有十六“刻”，每刻示意为用便算是秤，因此，便出现了有大有小和各种骗人的种种假秤。后来国民政府虽然设立了度量衡专管机构，可是各场镇和农村，在地方势力的把持下，仍然各行其事，社会遭其扰害者不浅。

明大秤和明小秤

明大秤，它造秤时便授意匠人每斤加重二至四两，即每斤十八或二十两，称为加二或加二五秤，多用于收购和运输部门，如收购薪炭，木料、竹料等和工人运输时用以剥削劳动力。群众虽然明知是诈，但在恶霸势力的淫威下，谁敢奈何。

明小秤。亦是特制的每斤少一、二两或者是起花(秤的零点)便有五钱或一两，这种秤多用于零星售出，行话叫“糖十四、盐十三，打油提子不滴干。”零星占便宜，积少成多。

暗大秤和暗小秤

暗秤亦是特制，用时全凭暗耍手法，可轻可重，可大可小一般大约有下列几种：

一种是一杆秤用形式相同的一轻一重秤砣，秤进时用重砣，秤出时用轻砣；一种是将秤杆掏空，内盛水银（汞如水状矿物善流动、体重），用时秤出则将秤杆向前倾，秤进则后倾；一种是特制刀口秤。秤的支点上的铁环称刀口，制秤时便在刀口上加一铁卡，平时不用，秤进时加上，秤出时换过另加别个。

还有一种叫满天星秤，这种秤周身都有花星，而且是多个秤毫，使用时随他主人报称重量，以上不过略举数例，其他欺哄诈骗的手段行为，无法枚举，只好略而言之。

直到新中国成立全国各地市场，通过社会各项改革，取缔歪风流弊，设立了计量局，统一了度、量衡标准，同时工商部门加强了市场管理和监督打击和取缔非法活动，加上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以上各种恶风陋习，已经得到了制止。虽有个别狡猾者故技重演，必然受到法律制裁。只是这一段陈年往事，很多人已经不知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