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拒而演周易的意思

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文言浅说

作者：瞿蜕园 周紫宜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文言知识的入门读物，本书虽篇幅短小，著者却寥寥数笔，点出文言的奥窍，功底可见一斑。这本掩于尘埃半个世纪之久的戋戋小书，今天读来，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才情和他们的温雅依然清晰可感。斯人已去，带着那一代人的传统和旨趣渐行渐远了，唯有他们留下的文字在静静地讲述。

作者简介：

瞿蜕园（1894—1973），原名宣颖，字兑之，晚号蜕园，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现代史学家、文学家、书画家。他出身望族，为清末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的幼子、曾国藩之女曾纪芬的女婿。早年师从晚清大儒王闿运等，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精通英文，并通晓德、法、俄等国语言。曾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执教。抗日战争期间，滞留北京。1949年后，寓居上海，以著述为业。曾被聘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特约编辑。

瞿蜕园一生交游广泛，与胡适、陈寅恪、章士钊、钱穆、吴宓、周作人、金性尧、齐白石、黄宾虹、郑逸梅、沈尹默等诸多文化名家有学问切磋之谊。他博学多才，涉猎广泛，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方志考稿》《历代官制概述》《养和室随笔》《铢庵文存》《秦汉史纂》《中国骈文概论》《汉魏六朝赋选》《刘禹锡集笺证》《学诗浅说》等。

周紫宜(1908—2000)，名鍊霞，字紫宜，别号螺川，江西吉安人。现代著名画家和诗人。早年先后师从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朱孝臧和徐悲鸿的岳父蒋梅笙等学习书画诗词。她才貌双全，高雅风致，人称“金闺国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坛、艺坛最活跃的才女之一，与当时著名的女作家苏青、张爱玲、潘柳黛等齐名。她是上海画院最擅诗词的画家，诗词作品得到冒鹤亭、苏渊雷、唐圭璋、钱仲联等诸多词学大家的推崇，著名作家董桥称其为“再世易安”。晚年移居美国。

书摘正文：

写在前面

《文言浅说》是继《学诗浅说》之后，瞿蜕园（1894—1973）与周紫宜（1906—2000）合著的又一普及读物，1965年初版于香港，后在台湾有过盗版，而在内地则是50年来首次问世。

虽是普及读物，却因所谈系文言常识，既要引导阅读，更要教会写作，这就需要作者自身具备熟练驾驭文言的能力。这样的人才现已寥若晨星，故而对于希望掌握文言的读者来说，本书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

第2页 :写在前面

我青年时代有幸师从蜕老，也见过被郑逸梅誉为“金闺国士”的周紫宜。当年他们撰写本书之际，正是我经常登门请益之时。多年来我在回忆文章和相关书序中已不止一次谈及蜕老的生平成就，现再从文言角度略作补充。

蜕老原名宣颖，字兑之，晚号蜕园，湖南善化人，是在史学与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大家。他早岁受业王闿运、王先谦、曾广钧等名师门下，很早即能写典雅的古文和骈文。翻一下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约翰声》，就能读到不少时为圣约翰大学学生的蜕老用娴熟而优美的文言发表的文章。事实上他的前期著作都使用文言。1920年商务印书馆还出过他用文言翻译的上下册侦探小说《隅屋》。1925年，当甲寅派与新文学阵营就文言与白话展开论争时，他在《甲寅周刊》发表《文体说》，认为“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此文充分反映出他对文言的偏爱，当然也因观点守旧而受到抨击。他后来也放弃成见，开始使用白话，1934年出版的《中国骈文概论》便用白话写成。之后他更发表了大量用流畅白话写的文章，50年代还曾将多种重要史籍选译成白话或编译成白话故事。不过他从未放弃文言，而是两种文体兼用。在适当场合，譬如在书画题跋或致友人书简中他都始终使用文言，即使“文革”受冲击之后，这习惯也未改变。我至今还保存着他1967年给先父的一封文言书信，谈的是当时几位老人彼此间唱和的事。

周紫宜又名鍊霞，别号螺川，江西吉安人，是上海画院最擅诗词的画家。我没有读过她的长篇古文，但从诗词和画上题跋可以领略她深厚的文言功底。此外，听女画家汪大文说，上世纪60年代汪和其他几位青年被上海画院招为学员。拜师学画的同时，为提高文学修养，院方又安排周紫宜为他们讲授诗词和《古文观止》。她告诉我，周曾以《冬日可爱》为题，让学员们学写散文。由此看来，本书和《学诗浅说》对周而言，似还具有备课和讲义的性质。

由文言高手撰写，又带有指导学员的目的，这就使得本书在知识传授上严谨准确，浅显实用。全书从简述古文的发展历程入手，接着讲解文言有别于白话的主要特征，重点说明文言虚词的用法，然后介绍两种最流行的古文选本——《古文辞类纂》和《古文观止》，再进一步指出学习的途径与要点，最后以文白对照的各种书信为例，为读者提供具体的范本。这样的章节安排我以为是很适宜初学者入门的。而在具体讲述中，本书的优长也很突出。

首先，因为对历代古文十分精熟，所以娓娓道来，脉络甚为清晰，既突出重点，又鸟瞰全局。蜕老出过《古史选译》、《左传选译》，故谈古文即从源头谈起，对《尚书》等等一语即能道出其文体特征。中间插入《诗经》，当然不是误将诗歌当古文，而是为了告诉读者，助词的出现如何改变了文句的语气与情调。之后各节也都写得简练而精辟，重点阐述的是由韩愈、柳宗元开创，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同时从实用出发，没有忘记《世说新语》乃至南宋洪迈、陆游的笔记体，也十分重视晚近以来古文从内容到形式的变迁。这里，可以顺便一提的是，本书所谈“文言”，仅限于古文，而不涉及骈文。这是因为，宋明以来古文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而成为最通行的文体，另一方面，骈文因涉及对偶声律而较难入门。其实蜕老对骈文深有研究，也写得极好。记得当年我读了他为《春雨集》写的骈文序，欣羡之余，曾问他骈文可不可学？他的回答是，不仅可学，而且应当学。为此，他在为我题写扇面时，特地抄录一段顾炎武《日知录》中的话：“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于骈偶声律之文宜不屑为。而其《滕王阁记》推许王勃所为序，且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意思是，即使是古文领袖韩愈，对于自己的文字能与王勃的骈文《滕王阁序》放在一起，也是感到光荣的。蜕老说，从事写作的人，多掌握一种笔墨，有什么不好？所以我想，诸位读罢本书，大致学会古文后，倘有兴趣涉猎骈文，也不妨加以尝试，而蜕老的《中国骈文概论》便是很好的读本。

本书第二部分谈古文的文法与用词。这属于古代汉语的范畴，但作者写来并不像某些教科书那样一板一眼，枯燥乏味，而是轻松活泼，如话家常。譬如谈到古今动词的不同用法，就若不经意地以一个普通的“走”字为例，指出现在的“走”，在古文中只能说“行”，而古文中的“走”，则相当于现在的“跑”，于是又信口列出驰、骋、骤、奔等同义词，进而提醒大家，古文中不能说“快慢”，而要根据情境用“迟速”或“缓急”来代替。讲解虚词时，也总是通过生动的例证让读者领会不同词汇用法上的细密区分。譬如谈疑问助词“乎”、“哉”的区别，就举一段《孟子》为例，指出以“乎”字结尾的问句通常是需要对方回答的，而以“哉”字结尾的问句只是一种反诘口气，并不需要对方回答。由于引文中还有一个疑问词“与”（即后世常用的“欤”），故又顺带说明，“欤”与“乎”的用法大致相同，只是语气更委婉或俏皮一点而已。接下来对疑问词还有种种具体而微的分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后三部分的行文风格与前文相同，要旨乃是强调多读多写。介绍《古文辞类纂》和《古文观止》，是为了引导读者多读优秀的古文。建议大家用文言写日记，又通过示范让大家学写文言信，则是为了提供比较可行的练笔方式。在“学习要点”部分，有几段关于“用高速度阅读”的议论，特别让我感到亲切，因为那正是当年蜕老面授我的读书方法。他认为，初学者趁着年轻，应该养成快读多读的习惯，阅读过程中能理解多少算多少，不必对所有的难点都穷根究底，否则一辈子也读不了几本书。而随着读书日多，有些先前的难点自会逐渐明白。如果将来从事研究和著述，再将有关书籍重新细读也不迟，而且现在的快读多读也是在为日后的精进打基础。约在1960年前后，蜕老应我所请，曾随手用毛笔宣纸写下一份国学入门提纲，主要谈的就是读书问题。他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是一切学问总钥，必须翻阅”。他从“五经”谈到《说文》，兼及书法；又从《史记》、《汉书》谈到《资治通鉴》及胡注；又说“稍暇则宜略观《文选》，方知文章流俗以及修词使事之法，有可诵读者，能上口一二篇最好”；然后又谈到“子部之书”，谈到“诗词之属”。而在提纲的最后一段，更明确地以“高速度”相激励。这份提纲我一直珍藏着，现将末段抄录如下，作为与读者诸君的共勉——

学问要识门径，既得门径，要能博观约取，以高速度猎取知识，以敏锐眼光把住关键，即无往而不利矣。

俞汝捷

二〇一五年三月六日

第3页 :《诗经》《论语》

《诗经》

在助字使用方面，与《书经》表现相反趋向的，就是《诗经》。在《诗经》里，可以发见大量而且经常使用的助字。这些助字往往也是后人所不熟悉的。然而不难看出：凭借这些助字，语气就非常活泼生动，情调也非常宛转缠绵。因而大不同于《书经》和上古器物上的铭文了。举下列的句子为例：

于以采苹，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诗经•召南》）

已矣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诗经•邶风》）

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诗经•鄘风》）

第一例的语气多么从容美妙；第二例又多么沉痛；第三例又多么愤激！为什么能有这样细腻的表情，使我们读起来恰和听见作者亲口念出来一样呢？完全是由于助字的大量使用。这些助字多半属于“声态词”的性质，在当时本来就是按口语写出的，口中发出怎样的声音，笔底下就写出怎样的字，这样自然活泼而宛转了。到了后来，口语的语法上起了些变化，习惯就愈离愈远，有些助字的用法就完全不同了，譬如在第一例中，句子开始用“于”字，这在现代国语中简直没有相当的字可以代替，因而很难体会其语气。至于第二第三例中的“矣”、“哉”、“也”等字，用法还和现代国语中的某些字相当，所以我们读起来还亲切有味。

唐宋以后古文的特点就是适当运用这些助字，把它们容纳在语法规范之中。其结果就能使文言与口语保持着不太远的距离。

《论语》

文言文中的助字，到了孔子时代记录下来的议论和记事文章，才充分发挥了作用，现从传诵最广的《论语》，举下列一段为例：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欤）？”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避）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鸟兽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吾不与易也。”（《微子》）

这段的原意大略如下：长沮桀溺两人合伙耕田，孔子走过这里，派子路向他们探听一下过河的渡口。长沮说：那位赶着车的是谁啊？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长沮说：那他一定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了。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什么人？子路说：我名叫仲由。桀溺说：是鲁国的孔丘的门徒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天下滔滔都是一样的，换来换去还不是这样？并且与其跟那避人之人在一起，何不跟避世的人在一起呢？说罢还是不停地锄地。子路把这话走去回报孔子，夫子甚为感动说：鸟兽是没有法子合伙的，不同这班人一起，又同谁一起呢？即使天下太平了，还是要让他们独行其是的。

试看这段叙事，层次分明，交代清楚，固不必说。在问津之下用一个“焉”字，在执舆之上用一个“夫”字，这都本不是必须用的字，但用了以后，就使人感觉前者显出停顿的语气，而后者显出提起的语气，在行文之中发挥着修饰的作用。孔子答话的时候，用慨然二字形容被感动的神情，这又是文言中的特点，善于使用简练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情感。

再看一段孔子的议论文章：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由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季氏》）

这样文义显露，娓娓动听的文章，只在《论语》中初次遇见，在以前是不会有的。《论语》的文章所以不同于以前的文章，主要是广泛使用的句首的助字，如“今”、“夫”、“今夫”，以及句尾的助字，如：“与”、“矣”、“也”。一篇之中，反覆数次地出现。这样一来，表达讲道理、论是非的语气就更为有说服力了。比前面所举的一例，又进了一步了。

孔子在听到将伐颛臾的消息时，就说：“求啊！这件事只怕做得不对吧！讲到颛臾，当初的天子原是叫他坐镇蒙山地区的，而且已经画在我国领土之内的了。它就是忠于我们国家的臣子啊！为什么要去伐他呢？”冉有自己辩解说：“他老先生要这样办，其实我们两个在他手下本不赞成的。”于是孔子说：“求啊！上古周任有句话说：‘各人按照各人的能力走上自己的岗位，如果没有能力就应当退下来。’假使看到危险不能去支持，倒下地来不能去扶起，那又何必要什么辅佐的人呢。而且你这话也说错了，如果养的野兽跑出笼子来，贵重的宝物在匣子里受到损坏，试问是谁的过失呢？”冉有又说，“论起颛臾这个地方，是个险要所在，而又离费邑太近，不把它拿过来，必然会替后世子孙留下祸害的。”孔子说：“求啊！君子所恨的，就是不说自己想这样罢了，偏要找出理由来强辩。按照我的意见，无论当国当家，所怕的并不是缺乏而是不均匀，并不是贫穷而是不安定。因为均匀就无所谓贫穷，和谐就不至于缺乏，安定就不至于危险。既然是这样，那末，远方的人有不服的，可以采用和平的方法，引导他们来，来了就要使他们安定。现在呢，由与求，你们两人辅佐他老先生，远方的人不服，并不能够把他们引导来，国内分裂破散，也不能够保持完整。倒要打算在自己国内使用武力，我恐怕季孙担忧的不是颛臾的事，而是自己家门内的事啊！”

两下对照，就知道句首的助字帮助“起、承、转、合”而句尾的助字帮助语气的抑扬顿挫，这就是文言的特征。在《论语》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也最为明确。

第4页 :《孟子》

《孟子》

到了孟子的时代，继承了《论语》的文法，又进一步增加了一些推论的词句，由简而趋向于繁。刚好有一段也是讨论冉求的议论文章，可以联系起来看：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请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闢）草菜任土地者次之。（《离娄》）

按照孟子的口气，就是：冉求这人作季氏的家臣，一点也没有改善季氏的行为，只是把赋税增加得超出以前一倍。孔子说过：“冉求不是我们的同道，你们这些后生小子简直不妨大张旗鼓攻击他。”照这样看来，为君的不行仁政，倒替他想法子弄钱，这种人都是孔子所要唾弃的。何况还要替他进行横蛮的战争呢？为了争夺一块地方而战争，就会杀死遍地的人，为了争夺一处城池而战争，就会杀死满城的人。就是这样为了追求领土而吃人肉，虽死也抵不了所犯的这种大罪。所以会打仗的，应该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联合各国结盟的，次一等，开辟土地（为了备战）的，又次一等。

孟子这篇文章用了“由此观之”、“况于”、“此所谓”等等推论语气的短语或字句，表达了更加复杂细致的意思，因而增加了文章的矫健。

孟子又特别善于变换使用句尾的助字来增加文章的生动活泼，例如：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缪（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缪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缪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万章》）

按照现代语的口气就是：万章问：“有人说：百里奚以五张羊皮的代价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口的人作奴隶，为的是借着喂牛向秦穆公谋求录用，真有这事吗？”孟子说：“没有，不对。这是喜欢造谣的人造出来的。百里奚原是虞国人。晋国拿出宝玉和名马向虞国请求通过虞国的国境出攻虢国。宫之奇劝阻虞君不要答应晋国的请求，百里奚却不去劝阻。他是知道虞君不听劝说的，因而离开虞国去到秦国，年纪已经七十岁了。难道连用喂牛来干求秦穆公是件卑污的事都不懂得，这能算得明智吗？明知无法劝就不去劝，这能不说他是明智吗？知道虞君要亡国，先就离开到秦国去，这不能不说他明智啊！到了适当的时机，在秦国活跃起来，知道秦穆公是个可以合作而能成功的人，就去辅佐他，这能不说他是明智吗？辅佐他以后果然使他的君主显名天下，传于后世，不是个贤人，能够这样吗？若是为了成就他的君主而出卖自己作奴隶，乡里中但知洁身自好的人都不肯这样干，你说一个贤人肯干吗？”

凡是遇到反复深入分析问题的时候，这种文法是非常合适的。

同时还要注意：现代语有必须加字方能清楚的地方，文言是可以简省些的。然而是文法上的简省，不是修辞上的简省。在整个结构上只要发挥透彻，话虽多并不嫌多。这也是孟子文章风格的特点。当时的人就说孟子好辩，果然他是辩论的好手。

孟子本来是战国时代诸子之一，战国时代的诸子各有独特的文风，其中如庄子，尤其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切的影响。但是还远不如孟子影响之大。因为他是儒家的正统派，直接继承孔子，很久以来就把他当作经书读，所以《孟子》和《论语》的文法已经成为一般文言文法的基础。

《左传》和《史记》

《左传》的时代差不多也就是孔子的时代，但是因为是史书，不妨把他和以后的《史记》结合起来看。

《左传》的文章包含叙事、记言、议论三种。先举记言的一种，以见一斑。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供）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婚)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逼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

这是郑庄公在打败了许国，占领了它，又建立一个新政权，由许国大夫百里负责，由许君的兄弟许叔作名义上的君主，把许国东边一部份地方划给他以后，对这新政权发表的一篇谈话。大意说：“许国这次遭到的灾难，实在是因为许君得罪了鬼神，鬼神差我来惩罚你们许国的。其实我连自己的几个亲骨肉还不能供养，哪里敢以战胜了许国夸功呢？我的兄弟都不能和睦相处，以至于流亡在外，还能够长久占有许国吗？还是你来拥戴许叔安抚这许国的人吧！我要派我的将军公孙获来协助你的。一旦我死了，也许天还会保佑许国，仍旧让许君来恢复统治，到那时候，我们郑国还可以同你们像亲戚一般往来，希望你们不会拒绝呀！只不要让其他的国家侵占，来同郑国相争夺，那就好了。果真那样，我的子孙只怕要自己亡国了，还能够占领许国吗？我把你安顿在这里，不但是帮你们许国，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边境啊！”

这样漂亮的词令，在《左传》中表达得生动极了。《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都是替《春秋》作补充说明的，只有《左传》的文采是这样丰富，而《公羊》《谷梁》（时代稍后）则比较简朴，尽管它们也有它们的优点。

《左传》的叙事和它的记言其实是分不开的，它的叙事所以能生动，也是由于中间夹着对话。运用对话来烘托事实，所以不是单纯的流水账形式。与议论也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就借别人的表示意见，一方面还在必要时附加自己的意见。这样的做法，为后来的《史记》及《通鉴》所采用。因而都成为历史文学的综合体。

就文法来说，似乎比《论语》《孟子》使用的助字还要多些，例如：“其敢以”、“其况能”、“无宁兹”，两个字不够，还要加成三个字，这样就更增加语气的委婉，多种多样的情调都能表达出来。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左传》用的复合词也增多了。例如：共(供)亿、抚柔、覆亡，都是《论语》《孟子》所不常见的，却与现代的语言习惯进一步接近。复合词的大量使用，说明人的思想是日趋繁杂的，而正确表达思想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从《左传》的文法也可以看出它在后世所起的重大影响。

《史记》的文章体制不同于《左传》，这自然是各有特点，也是由于语言在时代中的变化，有些字有了新的用法。试举一例：

（郭）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釂，非其任，疆（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郭解的别号）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且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游侠传》）

这段记载描写郭解为人之公正讲理，只是把事实写下来，在人物的刻划上就具有极强烈的感染力。大意说：郭解的外甥倚仗舅舅的势力，同人家喝酒的时候，强迫人家干杯，那人酒量不济，一定要勉强灌他。那人一时性起，拔出刀来把郭解的外甥杀死了，自己逃走。郭解的姊姊气了，说：“像兄弟这样一生侠义的人，有人杀死我的儿子，凶手都不能替我抓到。”于是让尸身抛在路上，不去埋葬，要丢郭解的脸。郭解派人暗访，查出了凶手逃匿的地方。凶手没有法子，只得出来承认，把实在情形吿诉了郭解。郭解说：“你杀死他没有错，是我这孩子不对。”就把凶手放走，罪名加在他外甥头上，收起尸来葬了。一班人听见这事，都称赞郭解的正直，因此越来越拥护他。

原文是一百十字，写成现代语，就差不多要二百字，可见《史记》的文章，一般说来是劲健的。它善于用劲健的笔锋表达紧张激动的神情，像这段当中郭解的姐姐生气的那几句话，句首句尾都不用助字，愈生硬愈觉得逼真。

在这段中所用的形容词如“当”字作恰当、正当、适当，所用的动词如“多”字作重视、赞许解，都是新的用法，有的今天还继续采用，有的已经只在古文中发现，而现代语则必须另用其他字替代了。《史记》中包含的辞汇是非常丰富旳。

第5页 :两汉的文章

两汉的文章

从《史记》和《汉书》里可以发现成篇的文章，其中有论说，有奏议，有书札，有赋和杂文，这种成篇的文章，才是我们所谓古文的主要部分。一般古文选本是从这里开始的。像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多半作为专书处理，而不作为古文的文章，不过古文的来源离不开那些罢了。

西汉的文章，大体上继承经书和子书的传统，有时大量采用经书的成语，发挥书中的理论，有的采用子书中寓言、譬喻的方法，承袭和模仿的痕迹是很显明的。其特点是文气宽博，如同高山大河，有纵横起伏、浩荡雄深的气势。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文气。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宫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各走不同的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自然是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对部下守信用），临财廉，取与义（自取及与人都合道理）,分别有让，恭俭下人（谦卑），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平日的抱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说他的坏话），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匈奴政府所在），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对）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所杀的超过被杀的）。虏（敌）救死扶伤不给（不暇），旃裘（匈奴服装）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匈奴贵族的称号），举引弓之民（能射箭的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进，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兵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没有箭的弓弩），冒白刃，北首争死敌。…………

这与上面所举《史记•游侠传》的一段，风格绝不相同。前者精练简括，后者有自己的感情在内，含着极端的悲伤愤慨，一口气淋漓吐出，不假修饰。就因为随口而出，不假修饰，才是真的，而不是有意做出来的，西汉的文章大概都是这样。

到了西汉的末期，文风就稍为变得整齐，不经过修饰不行了。《汉书•匡衡传》载有他的一篇奏议，其中两句是：“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这样整齐的句法，字面和音调都恰恰匀称相配，如果单抽出来看，简直不像是汉代的文章，倒像六朝的骈文，这就是由散变骈的预兆。到了东汉，就减少西汉那种雄直的气势而趋向于精深细致一路了。试引崔实的《政论》一段为例：

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意思说：体操和气功虽能延年益寿，但不能靠它来医伤寒、治骨伤。）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理疾也，以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后汉书•崔实传》）

东汉人发现了这样的做法，可以把道理讲得更清楚，更能深入人心。于是在单行的形式以外，又添了一种排偶的形式，以后逐渐发展，就成为所谓骈文。

当然，事实上不可能所有的文章都用排偶的形式，所以东汉到魏晋的文章往往是整散兼行的，例如人人爱读的诸葛亮《出师表》中有一段：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士，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自此以来）二十有一年矣。

这就是整散兼行的范例。这种文章给人以沉静平实的感觉，又换了一种境界。

六朝人的“文”与“笔”

魏晋以后直到唐初，骈文占了优势，古代质朴的文风变得愈来愈华靡了。著名的文学理论专书——《文心雕龙》就是用骈体写的。但是六朝人仍然行用两种文体，骈体名为“文”，而散行的名为“笔”。在笔的方面，他们使用了当时的口语，与传统的文言文法融合起来，因此产生了一定的新鲜感。举《世说》一则为例：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南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明日之言邪（耶）？”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这里“有人从长安来”的六个字和今天的口语简直没有区别，但在汉以前，“从”字一定不用而用“自”字。可见文言与口语同时在变化中。而六朝时期的变化与我们今天的关系最深。例如现在口语中“这个”、“那个”、“的”、“他”等字都是从那时期继承而来的，不过有的字写法不同罢了。这说明文言与口语是有接近的趋向的，当然，也有些词汇现在不再行用，因而不易了解。

像《世说》这样的文风，有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平平淡淡，不费气力，不装腔作势。上例一段中，句头句尾也都不用助字，只在末后一个问句用一个“耶”字，表示这是当失望的时候用迟疑的口气说的。少用助字，也能使语意十分清楚，读起来使人感觉沉静，这是《世说》的特长。

与《世说》方向稍为不同的是《水经注》，《世说》不是没有词藻，而是词藻淡素，《水经注》则较为明秀。《世说》的故事性强，所形成的典故和成语已经为后世所普遍采用，脍炙人口，《水经注》则以描绘自然景物为专长，后人作游记一类的文章很能从其中得到启发。举例如下：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日）月，至于夏水襄（上）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更）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渌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注意其词藻之丰富华美，造句之整齐精炼，这样的题材与这样的风格确是配合适当的。以前的古书中虽然也不是没有片段文章与此类似，但总还没有充分发展过。汉赋中描绘自然景物的也不少，但偏于用浓厚的渲染来表达，不像《水经注》手法之空灵轻秀。这对于后世写景抒情的文章起重大影响，唐宋古文中记序一类，尽管并不袭取其外表形式，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到了六朝末期，特别在南方文坛上起了一种惹人厌薄的风气，无论什么文章都不免涂上一层艳丽的色采，三言两语总离不了风云月露和妇女容饰的描绘，当然在这时期中也有优秀的作品，不过一般的作品只有外表而无内容，到后来就连外表也不新鲜了。于是在北周有苏绰等人创导复古运动，企图把文体扭转到秦汉以上，在当时也是对骈文滥调必然的反感，但单纯的复古究竟是行不通的。只是昙花一现就偃旗息鼓了，以后的二百多年仍旧是骈文盛行的时代。

第6页 :元和古文运动

元和古文运动

唐代的中期，渐渐有人将呆板的骈文变得灵活一些，但是不能完全脱离骈文的气息。只在元和时代（第九世纪的开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重新提出改变文体的主张，白居易、元稹也以新的文体试行应用在朝廷的诏敕上，风气才为之一变。韩愈尤其是大力的倡导者，他有他的鲜明具体主张，一贯不移地将他的主张贯彻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主要的两点：一是以文章为手段达到重整儒家道统的目的，同时又借着“卫道”的旗帜来宣扬他的文章。二是不在形式上回复古文的面目，却采取古文文法与当时习惯相结合的办法来找出一种易于遵守的规律。按照他自己的话，前者就是所谓“文以载道”，后者就是所谓“文从字顺”。这两种主张，都是适合当时的要求而注定能成功的，因为重整儒家道统是堂堂正正的旗鼓，为统治者及中上层知识分子所一致赞同，而在文风委靡、语法混乱的环境中形成一种整齐画一的格式，也是大众所欢迎的。

韩愈的确领导了这一运动而成功。他的文章吸收了以往各种文章的优点，推陈出新，变化无穷。特别是吸收了《孟子》《左传》，以及西汉人文章的特点，所以气势雄俊而流畅，词句脱弃庸俗而又不流于艰涩。他又把汉以前可以采用的文法都采用了，不适用的就绝不混用，实际上他自己的文章就是文法的范例。按照韩文的文法作出来的句子是不会不通的，违反他的用法就会格格不入。他有承先启后之功。他以前的经书、子书、史书，凡与他的文章格式相合的，后人读起来都比较容易懂，他的文章所不用的那些不规则的格式，就都因后人不熟悉而成为过去了。在他以后所有的文言文，可以说都是以他所采用的文法为基础的。

韩愈对后世文坛的影响非常深远，然而在他的生前并不如在他的身后。他的著名作品之一《平淮西碑》是一篇极古雅的文章，赞许的人虽也不少，但是被人攻击了以后，皇帝另外派段文昌改作一篇，依然是用骈体作的。可见他在当时，究竟还是敌不过相沿已久的骈文势力。过了二百年之久，北宋初年又出现一些讲古文的人，最后经欧阳修的大力提倡，韩愈的优势地位才确定下来，他这种古文才被公认为正宗的文体。从此以后，古文的形式就再没有大的变革了。

与韩愈同时以古文著名的柳宗元，虽然主张与韩愈没有显著的不同，却仍然走着不同的路径，在作品上，也表现了不同的面貌。柳不像韩那样装腔作势，开口闭口总是一套空洞的大道理。他的思想深湛，不经鞭辟入里的话是不形于笔墨的。韩从《孟子》入手的成分多，而柳在先秦诸子中近于名家法家，又吸收了佛经的精华，表现高度的逻辑性。韩以广大见长，柳以精微见长。他们两人彼此都有自知之明，也不强求一致。但有一点是两人共同的，文法都非常严格。而柳在用字上更加精审。

以韩柳为首，加上北宋的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称为唐宋八大家。这就成为一千年来所谓古文的中心人物。除韩柳已经说明以外，其余六人当然都是拥护韩的，不过文章风格仍然各有不同。王安石稍微倾向于柳，三苏则近于韩的成分多些，欧曾二人虽然学韩，却没有韩从西汉人得来的那种雄直之气，所追求的是姿态上的清微淡远。

唐宋八大家这个名称从明末的归有光开始，大肆标榜。到了清代，以方苞为首，继之以刘大櫆、姚鼐，更加大力鼓吹，把所谓古文定成相当狭隘的范围，专以八大家为师法的对象。因为方苞以下都是安徽桐城人，就出现“桐城派”这个名称。在近二百年左右在文坛上拥有不小的势力。

桐城派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古文有一定的“义法”。什么叫“义法”？据说这是桐城派的始祖方苞从《史记》中找出来的两个字，作为古文的准则。至于怎样去理解这两个字，也从没有说明白过。大约可以这样说吧：谋篇布局、命意遣词，都要经过一番用心，而不是随手拈来，平铺直叙的；在结构上要有开阖擒纵、进退反正的种种变化；而在词句上要符合韩柳以下的传统习惯，不用华靡的字，也不用俗语中的字，要典雅，却不要奥僻。总而言之，只有成篇的文章才算文章。著书立说的，以及随笔小品或是应用文等等都不算。所以义法之说只能适用于狭义的文章。而且真正古代的文章倒未必符合他们所谓义法的。

再讲得透彻一点，古文家所谓义法，大约有几种禁令。比如俗语是不能写入文章的，一篇之中是不能没有前后照应的，多余的话多余的字是要避免的。太直率的话也是要避免的。

南宋以后的文体

一般说来，整个的宋代已经完全以古文为通行文体，不过不像清代的桐城派那样墨守范围。尤其在南宋，像洪迈、陆游等人的随笔文，不用古字，甚至有时还夹杂当时的口语，却并不妨害其为典雅。不讲结构，不弄腔调，不费气力，读者自然感觉舒畅，这说明古文逐步进入了适合实用的阶段，不再是专供少数文章家自己欣赏的了。我们应当注意：由唐到宋，二三百年之间，文体就有不小的距离，而由宋到近代，这一千年之久，口语变化多，而文言变化却少，我们了解宋人的文章比宋人了解唐人的文章还要容易些。这应当归功于古文运动所起的普及作用。

另外一点，南宋人又加深了古文对群众的影响。朱熹用他的平正而精确的文体作经书的注释，使经书容易懂了，这种新兴的文体自然大有助于文化传播，在科举制度中就形成了以朱注文体为考试文标准的一贯趋向。朱注文体发展到了顶点，又变成文学家所厌恶的制艺或时文，在正统的古文家看来，也是极不足取的。无奈七百年中士人都要由此进身，从小就是读的这个，学的这个，怎能脱离其影响呢？而且时文的本身虽然不好，它的构思推理，也有训练人们走向细密深入一路的益处，因而对于语法的整齐就范，也有促进的作用。

明代也有人对平庸的文风起厌薄之感，于是追求冷峭别致，他们也有一定的成就，不过究竟没有多大号召力。对于整个文坛没有引起特殊变化。

比较活跃的还是清代的文坛。除了正统古文派得到很多支持者以外，在魏晋六朝的废墟上希图建立新东西的也不乏人。他们并不完全是复古，而是别树一帜。另外，清代的特色是考据之学，而考据家也另外有一种学术性的文章，这不但是正统派古文所排除的，也是以前历代所未曾有的。由于学术研究之日益提高加深，新的文体自然应时而兴，不是旧的规格所能限制。

即以桐城派的古文而论，也显示了清代的特色，并不与唐宋八大家完全吻合。因为清代的应用文，如公牍，如书简，已经另成一种格式，远不与唐宋时代相同，即与明代也有分别。桐城文毕竟也不能不受时代影响，不是一味追求古雅的。

一般说来，清代古文的趋向是注重条理清楚，格局整齐，力求平正通达的。因此，与我们距离较近，也容易学。

比较近代的变化

文言的形式到了清代最后一时期，出现更大的变化。这是因为与外国语文接触的关系。当我国的学者企图翻译西方文学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文体才合式。由于所要翻译的书主要是学术性的，而这种学术性的文字，只有和我们的子书比较接近，所以一时的趋势，突破了久占优势的桐城派，也排斥了更不入时的骈文。不但译书主一要摹仿子书中说理精深的词句，连传统的读经读古文的风习也动摇起来了。打开了广泛吸收古书中精华的门路。有人就感觉中国没有一项标准的文法书，对于文化传播有障碍，于是仿照西方文法的原则，从古书中找出文法规律来。这是确有帮助的。从韩愈以来到桐城派的人物，都有此心，可是说不出所以然。现在总算接近解决了。

将西方说理的文章与先秦诸子相结合，是文坛上的新鲜事物。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又由学术而影响政治，改良派的开明人士需要向群众大声疾呼，唤起共鸣，于是创出一种辛辣激烈、痛快淋漓的文体，用在报刊上，果然发生可观的效力，足以左右一世。这种文体，不但远离了历代的传统，连同时还存在的桐城派古文也有退却的表示了。因为这种报刊上的文体虽然还保留文言所常用的助字，实际已经和口语接近，而且口语也因此而起了变质的作用，报刊上词语都介绍到实际语言中来了。这就自然引导到书面文字采用语体这条路上。

过去有一个时期，出现文言与语体的争论，一部分喜欢古文的人不赞成用语体写文章。其实古文早已在时代的前进中不断起了变化。清代的所谓古文已经不是宋代的古文，宋代的古文也有别于唐代。有了新的事物，自然有新的意境，就必须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至于前人所积累下来的优点，当然必为后人所吸收继承。我们在今天还要重视古文，就是这个道理。

第7页 :三 古文的体裁与风格

三 古文的体裁与风格

《古文辞类纂》

——古文选本之一

可读的古文，经过前人精选，而结集成书的，种类之多，不可胜计。在古代流传最广最久的，首推《文选》，因为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一般称为《昭明文选》。它的体例是专收单独能成篇的文章，所以经书、子书、史传，凡已成专著的都不收。在这部选本中，各时代、各流派、各体裁都有些代表作。大体上是公认的良好选本。但是从今天的要求来看，未免偏重美文方面，而且近一千多年来重要的发展不能包括在内，所以只能作为纯古典的总集，专供高深的研究，而不适于一般阅读。

在近代，古文的权威选本不能不推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他的宗旨确定以唐宋八大家这一系统所认可的文章为范围，内容大部分从《史记》《汉书》及八大家文集中选出，明清两代则只限于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的少数作品。尽管范围相当狭隘，数量却不算少。作为古文读本也有一定的价值。从这部书中可以使读者明瞭古文发展的概略，以及体裁的区分。所以在近二百年来，学习古文的人都把它当作必备之书，以前的各种选本就渐渐不被人注意了。

姚氏的书以类篡为名，可见他注重体裁的分类，有他自己的见解。他所分的是十三类。都有略加说明之必要。

第一是论辨类。在这类中主要是评论历代史事的文章，开创风气的是贾谊的《过秦论》。以后就有人专以某个人物或某件史事为题，辨其得失优劣，也有人以类似的人物或史事综合起来加以评论。这种论史的文章，在宋以后最为发达。在古人大都是为了针对当前的问题，藉古事作印证，发挥自己的主张，自然是出色的！不过后人往往变成以自己的见解强加于古人，空发一篇议论，毫无实际作用，就不免成为滥调，没有价值了。

论辨之中，也有直接对当时的某个人物或某件事实发表意见的，如韩愈的《争臣论》就是直接对阳城的一封公开信，对他提意见。也有用来发挥一种理论的，纯粹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如韩愈的《原性》《原毁》就是这种性质。

也有不用论或辨的名称，而实际仍是论辨的，如韩愈的《伯夷颂》、王安石的《复仇解》都属于这一类。

大凡论辨的文章要说理透辟，一层深于一层，具有高度说服力，才是上品。根本问题还是要作者自己有好学深思的能力，见到人所不易见的，然后用犀利的笔调写出。这种笔调以《孟子》为最擅长。

古人的论辨还讲究用譬喻、词藻来陪衬，使文章不流于枯燥沉闷，宋以后就不甚注重这一点了。

第二是序跋类。一般说来，序是书的前言，跋是书的后记。说明书的内容、旨趣，向读者作介绍，就名为序。有什么补充意见，写在后面，就名为跋。但序不一定对一部著作而言，在正史的志、表或传里也可以有一篇序作为总的说明，对于一篇文章或一组诗也可以作序。尤其对于前人的一篇文章可以用“书后”的名义发挥自己的意见，这与跋是没有分别的。

韩愈有一篇《张中丞传后序》，实际上等于是张巡的传记，而文章的形式是以与朋友的谈话记下来的。所以序跋并不一定是发挥意见，也可以记载事实。正如前面所说的论辨类也有记事实多于发议论的，例如苏轼的《志林》中《鲁隐公》一篇就是如此。文章的体裁只能有大体上的划分，彼此之间仍然有交叉的关系。

第三是奏议类。这是对统治者的陈说、劝谏或建议，要求明白畅达，切实而又婉转。汉代奏议的名家有贾谊、晁错、刘向等，而赵充国的《屯田奏》，及贾让的《治河议》尤其是具体建议的优良范例。后来则诸葛亮的《出师表》，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最能表现古代政治家的宏伟抱负。唐代的陆贽最擅长这种文章，他分析问题，指陈是非得失，既能深入，又能显出，很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本领。姚氏因为是骈文，不选，其实陆贽奏议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第四是书说类。按照姚氏的分类法，以战国时代策士游说之词为“说”，以平常通信为“书”。但是策士游说也不外乎对执政者的劝谏或建议，仍然与上面的奏议类没有显明的界限。至于通信，诚然是文章的另一形式，但姚氏所选这类的文章仍以发议论的为主，并不包括友谊的通信，所以这书说一类很难独立存在。

第五是赠序类。这种文体只在唐代才开始出现，往往是替人饯行的，好像是赠人以言的意思。其中可以抒写彼此的交情，也可以表示颂祝、期望、勉励、感慨。典型的范例是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和《送孟东野序》。董邵南是到河北去谋事的，因而就河北的风土人情发一番感慨。孟东野是个不得意的诗人，所以提出“物不得其平则鸣”的感慨。这种的序与序跋的序不相同，但是仍然不能越出论辨与书说两类的范围。明代以后另有一种用来祝贺生日的，名为寿序，也无非由赠序推广。

第六是诏令类。这与奏议类恰恰是相对的，前者是上对下的文告，后者是下对上的陈述。姚氏所选专限于汉代的诏书。因为汉代诏书有其独特风格，而近代的诏书大都是缺乏内容的公牍文，不够典雅，所以不在古文范围之内。韩愈的《祭鳄鱼文》实在是游戏文章，姚氏却因为它也算是一种文告，也列入了。

第七是传状类。传应该是史书中的一部分。但有些人不够列入史传的资格，而事迹值得记载，文学家也往往写成非正式的传存入自己的文集中。也有些文学家通过个别人物的描写来发抒自己的见解，名义是传，而实际还是议论。像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都是。韩愈有一篇《毛颖传》，是以写字的笔为题材，用寓言的手法使其人格化。表现高度的艺术想像，博得当时读者的喜爱。但经后人一再摹仿，新鲜别致的文体又变得庸俗了。状是行状的省称，行状本身不能算是传，只是提供详尽的具体事实，以备作传时的采择，但也必须经过组织与排比，使其成为整洁的文章。

第八是碑志类。这都是刻在石上以备流传久远的。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纪念一项历史事件的，例如秦始皇每巡行一处就在一处立石，用韵文体裁作成铭文。又如唐元和时代削平淮西吴元济的叛乱，韩愈奉诏作《平淮西碑》，正文是散文，然后用韵文作四字句的铭。都不外为皇帝歌功颂德。另一种是纪念建筑物或永久性建设的，例如城垣、道路、桥梁、堤堰等。但姚氏所收只以庙宇为限。此外，最常见的就是墓碑和墓志了。墓碑是立在墓前或墓侧的，如果本人的身分是贵官，还有所谓神道碑，也有称墓表、墓碣的，总之都是指示所葬的人姓名事迹，加以赞扬。墓志所以不同于墓碑者，只是随棺入土，为的是年深岁久，万一被发露出来，可藉以辨认是何人之墓。墓志有附铭的，也有单用散文不用铭的，有铭的就称为墓志铭。从汉代以来，立碑刻文的风气一直盛行，而南北朝以后又加上埋藏扩穴的墓志。有的为自己的先人或亲友而作文，有的应达官贵人之命而作文，不问有无可传的事迹，几乎人人死后都要有一篇文章，于是就成了不堪一读的滥调了。韩愈作的这种文章最多，为了应付人家的请求，不得已只好无中生有，装点一些空话，变换一下方式，以求推陈出新，所以他的碑志与以前的传统格式有所不同。但他的新格式又被后人沿袭，也成为滥调了。大凡这种文章总是以感情深厚的为好，像韩愈与柳宗元有着文学上的共同情感，所以《柳子厚墓志铭》这篇就特别动人。欧阳修为了纪念他的父母，从他的寡母口中写他从小就亡故的父亲，自然是从天性发出的，所以他的《泷冈阡表》也是不朽的名篇。

第九是杂记类。按姚氏的意思，这与上面的碑志类有连带关系。因为杂记也可以分两种，一种也是刻在石上的，另一种则不过有这一篇文章，并不刻石，也没有刻石的必要。如果是前一种也就与碑无别了。不过按姚氏的意思，碑专指歌功颂德的那一种，至于题目小些的就算是记，不问是不是刻石的。其实不如这样说：凡是描绘山水、名胜、园林、风景的，或是说明一种事物的，都属杂记一类。姚氏所选这一类的文章，主要是柳宗元的游记，用秀洁清幽的笔墨为风景写生，为古今传诵的名作。韩愈的画记为一种艺术品传神，手法极其细腻，具有高度的组织技巧，也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第十是箴铭类。这些都是韵文，内容多半含有告戒、勉励的意味。

第十一是颂赞类。原则上也是韵文。意味则以赞扬为主。但是古人有居其名而不居其实的。例如扬雄的《酒箴》，实在是一篇酒赋。意在讽刺，既非告戒，亦非勉励。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虽然是韵文，虽然以颂为名，意在赞扬，其实是一篇评论，藉以抨击当时执政者不能采纳舆论。至于柳宗元的《伊尹五就桀赞》，简直没有用韵，连形式也与一般的论说相同。这是柳氏藉以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并非真是对于古人古事无端有所仰慕而作一篇空的颂赞。这与张载的《西铭》，用古奥庄严的韵文词句来抒写哲学思想，都可以说文体是受思想支配，而思想不是受文体支配的。

第十二是辞赋类。从屈原的《离骚》起，辞赋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在两汉时代取得了充分发展，在盛行骈文的六朝及唐代，尤其有深切影响。即使在古文占优势的时代，也还需要借助于辞赋中的词藻，来作适当的渲染和衬托。显然，像韩愈的《进学解》，苏轼的《赤壁赋》，不就是从汉魏六朝的辞赋中脱胎的吗？韩愈的文章不有时还保留着骈文的面貌吗？由此可知姚氏虽然标榜着唐宋八大家正统派的古文，毕竟不能完全排斥骈文，也就不得不将辞赋选入他的所谓古文了。姚氏自己说：“古文不取六朝人”，然则他也承认六朝人的文章也不能不算古文，不过不被正统派承认罢了。《古文辞类纂》的这一部分，除了韩、苏的几篇以外，几乎全是昭明《文选》中所已有的。那么，又不如直接从《文选》中阅读了。

第十三是哀祭类。这也是从辞赋中分化出来的，唐宋八大家用古文的笔调写入韵文中，颇能表达沉痛的心情，所以独为一类。

第8页 :学习古文的关键

从以上的分类中可以看出，实际仍不外说理、记事、抒情的三种。不过按姚氏的意思，主要是说理的，只有碑志、杂记偏重记事，箴铭以下四类偏重抒情。而且整个看来，无论属于何类，都不能完全离开议论，记事之中必有议论，连韵文也还是在发议论，议论又往往是露骨的。这似乎是唐宋八大家正统派的一条准则。当然，既是作一篇文章，总有自己的见解在内，不过古人不一定在表面露出。例如《史记》中的各传，除记事以外，并没有什么褒贬的话，然而读者自然感到有爱有憎。又如鲍照的《芜城赋》，是针对当时皇族自相残杀以至城邑丘墟的事实而写的，又何尝将这个意思明说出来呢？由于韩愈提出文以载道这条纲领，于是正统派的古文家就以能不能发挥大道理为文章评价的计算尺。原意固然是好的，不过到了后来，又由于偏重议论，作家往往被肤廓庸俗的一付空壳笼罩住了，既无精辟的见解，又无清新的境界，这种古文，尽管形式上符合唐宋八大家的传统，实在是无足取的。

分类本难有定标准，古人作文章，固然要相体裁衣，却也不是自己先定下一个模型。况且姚氏这种分法也有后人提出修正了，不能作为定论。不过我们不能不知道大约有这些不同的体裁而已。

姚氏以后，又有王先谦、黎庶昌两家各编一部《续古文辞类纂》，对于清代的古文有所增入；王氏比较狭隘，仍以桐城派正统为范围，黎氏则打破陈规，选了更多的名篇在内。黎氏的《续古文辞类纂》是继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而作的，对于后者有补充的作用。他们的旨趣，在于对读者提供一些知识性的文章，使读者在这一部书里可以看到古代文章体制以及重要史事的轮廓，在学习作文章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这番用意是比姚王二氏髙明的。不过在今天看来，还可以再压缩一些，既可以扬弃糟粕，又可为读者节约阅读的工夫，就更切于实用了。

《古文观止》

——古文选本之二

和《唐诗三百首》一样，以一个不出名的编者编成的一部《古文观止》却比任何其他古文选本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经受更长时期的考验。而且这两部书出现的时代也大致相同，到今天都在二百年以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优秀的欣赏价值，是值得细加体会的。

《古文观止》最突出的特点是只分时代先后而不分体裁，非但不像《古文辞类纂》那样分为论辨、序跋等等门类，而且没有把骈文完全排除出去。文章的来源也不限于专篇，从经书、史书中都采取了一部分。固然还是唐宋八大家为中心，但也包括一些八大家以外的文章。由此可以体会到编者的用意是要以极精简的篇幅，使读者可以认识从古代到近代多种优秀作品的面貌，对于不同的风格都得到“尝鼎一脔”的机会。

这书分十二卷，文章约二百篇。所选的内容，第一二卷完全是《左传》，第三卷中有《国语》《公羊传》《谷梁传》、及《礼记》的《檀弓》。《公羊》《谷梁》二传与《左传》记同样的史实而用完全不同的笔法，《左传》注重姿态，而《公羊》《谷梁》以清劲素朴见长，一般学作文章的往往单效法《左传》，很少能汲收《公羊》《谷梁》优点的。而《古文观止》能注意于此，是见解卓越的地方。《檀弓》记事的文章也在《左传》之外别具一种风调，在情感的融会上有时超过《左传》，所选的六段足以为这种文章的代表。

第四卷几乎全从《战国策》中选取。第五卷则都是司马迁的文章，《史记》中各种面貌的短篇都有所采录。不过我们可以体会到编者的意图是便利诵读，所以篇幅较长的就不能不割爱了。第六卷从两汉的文章中选的，但十六篇之中，东汉只占两篇，三国占两篇，其余十二篇，又被皇帝的诏书占去三分之一,其实有些是不需要读的。

第七卷有十九篇，其中六篇是六朝的，这六篇却的确很受人重视。此外则是唐人而不属于八大家系统的几篇文章。最后五篇一直到第九卷的前一半，则都是韩、柳两家的作品了。

第九卷的后一半也有几篇宋人而不属于八大家系统的，以下一直到第十一卷则都被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的文章占去。第十二卷选了些从明初到明末的几个有名的人的文章。

一般说来，《古文观止》所照顾的面比较宽广，颇能指示学者以阅读和习作的方法。在旧时代中，一般中等文化水平的人总读过四书，四书的文法多少能够领会，但是在读了四书以后，追求更高深的文学知识的人是不多的，想读到其他经书史书，就不容易。现在《古文观止》能每样介绍一点，以不多的篇幅满足中等水平的求知欲，确有它的长处。

但按今天的要求来说，其中可以淘汰的还不少，而子书中像《庄子》这样具有文学价值的书，竟然一篇都不选，是非常不适当的。至于所取的宋人，只以北宋为限，像陆游、朱熹、洪迈的文章都被排斥，也显然是偏见。

当然，任何选本都不能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而且作为学习的对象，其实也无须要求其全面。即使有一部首尾完备、面面顾到的选本，我们也不过各就自己性之所近，精选其中一部分加以熟读，以求打好基础。将来有了余力，再广泛阅读，倒不失为循序渐进的方法。

学习古文的关键

古文选本是供人诵读学习的，这里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

根据前人的经验，学古文的第一重要步骤是诵读。而诵读是要读出声来的，并且是要读出节奏来的。这需要自己潜心去积累经验。因为古文的特点，首先是转折层次的分明。有起有伏，有抑有扬，有过渡，有转折。从这种种表达思想的路径，并且表达作者期待读者共鸣的感情。诵读起来，如果符合文章的气脉和情调，那就是能体会到文章的深处。如果诵读起来，应该停顿的没有停顿，应该奔放的没有奔放，应该分高低声调的没有分，那将说明文章自文章，读者自读者，根本还不能理解，又怎么能从中吸收其优点供自己运用呢？

桐城派的古文家教人先快读一遍，走马看花地明瞭其中大意，然后细读几遍，揣摩其中脉络，发现什么地方应该高声提起，什么地方应该低声按下。这样去理解古文，才是自己受用的，通过这样的功夫，才有深刻的印象留在脑子里。不需要强记，自然透熟。据说姚鼐读韩愈的《送董邵南序》，这篇文章开头一句是：“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燕赵二字一停，是不用说的。底下的九个字，古称二字一停，多字拖长，感慨悲歌四字连读，到歌字微吟不绝，之士二字每字都拖长，而士字更特别长，有余音袅袅之势。这一句文章就要反覆咏叹到很久一段时间，表明十一个字有不少层次转折，因而将感慨悲歌的意味烘托了出来。这并不为夸大，像《送董邵南序》这样的短文，本来就是靠音调传出层次的，没有深曲的层次就会毫无意味，所以诵读起来，决不能简单直率。至于其他文章，也可以适当地采用这种方法。

古文之所以多用语助词，就是为的使读者容易领会其中的神情口吻，所以诵读起来，必须注意句首用的是什么助词，句尾用的是什么助词。同时还要注意到没有用助词的地方，暗含什么样的意义。例如上面所举的例，开头并没有用助词，却是突如其来。然而也并非突加其来，实际上等于说：“夫燕赵者，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听以燕赵二字暗含着有“夫”字提起的意味。为什么不明用而只暗含？因为要避免平凡落套，要表示句法劲健，富有精神。所以好文章读起来是有味的。

古文不像律诗那样要求字数的整齐和平仄声调的规律化。但无形中也不能违反制约和平衡的原理。过分奇零参差，和过分单调，总是不好的。古文也是经过组织的语言，为了听感的条畅，必须在不整齐之中寓有整齐的意思，试将下列一段《论语》的句法和声调研究一下：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加之以师旅两句，就有对偶的意思，其他一句之中或句与句之间，大体上平仄声都是相间使用的。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的序目后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在诵读的时候，首先感觉到是声，所以将声提出来先谈一谈。

总起来一句话，能够通过诵读传出情感的就是好文章。文章是慷慨激昂的，读起来也会慷慨激昂，是缠绵非恻的，也会缠绵非恻。是和平愉快的，也会和平愉快。是沉静幽深的，也会沉静幽深。

第9页 :文章的基本规律

文章的基本规律

文无成法，但大体上也有些规律可寻。前人评文，以格律神理气味的有无，来衡量文章的美丑。所以讲作文，这六个字还是可以为法的。

所谓“格律”，“格”是指一篇的布局，“律”是指的一句的措词。

一篇文章，无论长短，总不能从头到尾毫无转换。大体上“起、承、转、合”四个字是不能完全离开的。从什么地方说起，这就是起。开端以后，接下去说，这就是承。要将意思说清楚，必须推开来，或从反面，或从侧面，或加一番描写，或加一番分析，这就是转。最后加以结束，点明这一篇的中心问题，或者回顾到开端的话，这就是合。无论叙事文或议论文都是如此，抒情文也不例外。举《礼记•檀弓》篇中一节为例：

曾子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篑与（欤）！”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篑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篑！”曾元曰：“夫子之病革（急）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小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曾子疾病就是起，以下将当时的情景和童子说的话记下去就是承，曾子要易篑而曾元不肯，曾子又责问他一番问答，就是转，末尾一句，将故事结束，回顾到开头曾子疾病（疾病就是病得很重）四字，就是合。

但这不过举一以概其余，并不是说一切文章都有同样的轮廓。因为格局有奇有正，有明有暗，有放有收，有分有合，可以变化无穷。例如贾谊的《过秦论》上篇，虽然其中也有起承转合，但总起来看，妤像长江大河，一气奔注，说了八九百字，只是为了末了一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见任何一篇文章可以有自己的特殊格局。格局是文章完整的必具条件，不能散漫而无所归宿。

初学作文章的人，可能将起承转合看得太死，一定要把这四个字在未下笔之前预先安排好，那也会陷于平庸呆滞。好文章，往往是在无意之中或者不着痕迹之中，定出格局的。例如《史记•平准书》的结尾是卜式的一句话：“烹弘羊，天乃雨。”卜式痛恨当时的理财好手桑弘羊，认为他搜刮民财太过，把旱灾的原因也归在他身上，所以有这句话。《史记》好像并没有把话交代完，就煞住了。其实这倒是极其有力量的结束语，剩下来的话，读者自能体会，不需要再明说出来。

至于所谓律，实际差不多就是指语法。语法是根据习惯来的，已经被大家认可，违反了就使人感觉格格不入。不过除语法的规律以外，也要顾到修辞方面，古文家讲究“雅洁”两字，“雅”就是求合于经典及秦汉人以至唐宋古文家所常用的字面，不杂以诗歌、小说、佛经、公牍等等的字面，这种看法却未免太狭隘了。“洁”就是不说多余的话，不用多余的字。总之，就是要修饰得干净，这个原则是对的。

讲到神理气味，就几乎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了。作为一个欣赏古文的人，衡量某篇文章，要看它有没有精神，也就是要看它有没有生气。怎样能有生气呢？主要在于作者有一片真意贯注其中，如果是有真意的，说理就有说服力，叙事就能生动，抒情就能引起共鸣。文章总是活泼泼的，精神饱满，光采照人的。

气味又在神理以外。有了神理，可以吸引人，还不一定能够使人感到舒适。总起来说，格律声色可以比方人的躯体和他的服装，没有就不成为人。但若单有这些而不能语言动作，就是一个木头木脑的人，恹恹无生气，正同文章没有神理一样。能语言动作了，还要看他是不是语言有理，动作适宜，使人接近起来，感觉这人是个神采奕奕、感情丰富的人物。这最后一点就相当于文章的气味了。

神理气味四个字也可以拆开来讲，不过这总是抽象的说法，所以不必分得太细。在读古文到了一定程度，自然心领神会。初学的时候不必专在这上面钻研。

通过以上的讨论，似乎已经很清楚，古文之所以不同于现代语言，只是用字和语句构造的习惯上有些差别。至于怎样才是好文章，并没有不同的衡量标准。某些基本要求是一致的。例如：有条理，有波澜，有情感，简洁，劲健，生动，多彩，都是应当具备的条件。

从反面来说，有几条简单的戒律，古文家曾经指出的，也仍然可资借鉴：

一忌平庸。首先不要剿袭别人已经说得很多很熟的话，尽管还是这些道理，总要通过自己的思考，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韩愈强调说：“惟陈言之务去”。他的文章连成语都不大肯用，这虽未免太狭隘，但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二忌杂乱。不但文章的层次段落要清楚，一篇文章有一篇文章的格局，不能随意拼凑。就以用字造句而论，是文言就是文言，是语体就是语体。语体中偶然用文言的成语是可以的，却不能在一句之中一半采用文言文法，一半采用语体文法。古人的文章也有时犯着不调和的毛病，即使程度轻微，也很容易被读者觉察。层次的杂乱是不难纠正的，格局的杂乱必须仔细检点。

三忌废话。应该交代的话，要交代在适当地方，不必要的话，不要虚占篇幅。前面所举的例，有一段《檀弓》的文章，恰好是个生动的说明。这件故事是某天夜里在曾子的病榻前发生的。夜里是必须交代的，但它并不在开始一句点明，只在叙童子的时候带叙“执烛”两个字，不但没有虚占一点篇幅，同时还把当时的环境用形象化的手法刻划出来。从这里体会，是大有益处的。

四忌虚弱。简练是好的，但并不等于贫乏。宋祁修《新唐书》，标出“事增文省”四个字，古文家有专在这方面追求的。其实目的并不在乎省字，为了要写得有声有色，字数多些又何妨？比如《史记》的文章，要删去些字不是不可以，但删去之后，会不会变得干枯没有血肉？这就值得考虑了。大概好文章一定内容充实丰富，再加上渲染陪衬的技巧，就能像健康活泼的人，勃勃然有生气了。

最后，总起来说，我们今天学习古文的对象，应该比过去所谓古文家所定的范围宽些，从远古的一方面说，先秦的子书是重要的，特别是《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的精粹部分。魏晋南北朝有些轻松秀雅的文章，如《世说》、如《水经注》等，也值得选读。由六朝到唐，有些骈文已经流传很广，如《古文观止》所选的骆宾王《讨武曌檄》、王勃的《滕王阁序》，也不可轻视。过去像《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都没有近代的文章在内，而近代的文章却正是与我们接近，容易吸收的，应该注重多读一些。这样就比较更全面了。

各人的资质兴趣都不同，上述的各种文章，包括《古文辞类纂》及《古文观止》所已选的在内，尽可以按自己所爱好的挑选出来，精读多读，其余的只涉猎大概，也可以得到不小益处。

读古文所要注意的几点，第一是字句的用法。由于古文的用字和造句往往与现代的习惯有距离，必须随时体会古文的某个字在现代应该是什么字，现代的某个字，在古文应该作什么。古文的助字（即虚字），究竟含有什么样的语气，同样的助字在此处和彼处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应该怎样解说，能不能自己发见一条规律。这样就首先帮助培养了阅读古书的能力。第二，对于每篇文章，先看清它的大意，再分清它有几层意思，然后体会它是怎样由前面引到后面，又从后面回顾前面，怎样由这一层意思过渡到另一层意思，怎样铺张开来说，怎样勒紧起来说，怎样开门见山地说，怎样藏头露尾地说，怎样起头，怎样收束。最后就明白了它的结构格局了。自己作起文章来，也就会运用这些技巧了。

今天学习文言文的目的，一是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二是养成语言精炼、条理清楚的写作能力。只要找到正确的门径，是不难达到的。

第10页 :四 学习文言的要点

四 学习文言的要点

(一)

初步学习文言，不要目标太高。最好先看比较近代的作品。清代离我们比较近，所以清代的文章风格、词语习惯不少是今天还通行而且适用的。明代的文章就有些不很平正的，宋代的文章又嫌太古了些。至于唐以前的文章，实用的价值更少，初学的人在这上面费工夫，是不需要的。但若对近代文言作品能够了解而不感困难，那时再推广到比较时代远一些的文章，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充自己的眼界，那是有益的。

一般的文章选本总是先古代而后近代。当然古代的文章传诵得多，而近代的文章，往往不被人重视。不过从学习的角度说来，开始时最好多注意时代较近的。

(二)

学习文言，应当注意的事大约有三项，一是虚字的使用，二是整篇的结构，三是字眼、词藻、典故等等。三项之中，最基本的还是虚字的使用，那就是怎样从语气表达曲折的意思。

我们用到文言的时候，无非是心中有一番要说的话，既不能三言两语说清楚，也不宜于过分直率简单，而必须有放有收，有反有正，恰如分寸，宛转动人。这就完全靠虚字的使用恰当得神了。所谓虚字，包括以下几种：一是词与词之间的联系，没有这个就不能成句。二是句与句之间的联系，没有这个就表达不出完整的意思，三是一层一层反复阐明的联系，没有这个就不能将话说得尽情尽理，动人之听。

每一种虚字，在实际运用的时候，相互配合起来，就能传出不同的神情，神情生动，就达到了作文章的目的。

因此，虚字的使用虽然有语法的规律管束着，但并不能全靠死的语法规律来掌握、学习文言的，应当从整段整篇来体会，看看所表达的神情是如何，是激烈的还是和缓的。是严肃的还是轻松的，是愉快的还是悲伤的等等。

实际上，如果能体会到这些，不觉得有什么隔阂，那就说明进一步的学习没有困难了。

(三)

关于文章的结构，虽然过去一般讲古文的人十分注重，其实这倒是比较不难明白的事。所谓结构，也就是说，怎样提出一个中心，怎样推论，怎样结束。然而决不能说每篇文章开头一定要有个帽子，然后一步步推论下去，最后要回顾前面作一总结。这种公式化的概念，不但无益于学习，而且阻滞了灵机，浪费了光阴，大大降低学习的效果。

如果从形式上来谈结构，好文章总是变化无穷，不为形式所拘束的。如果从意味上来谈结构，那么，只要懂得上面所说的虚字的使用，就已经明瞭文章的转折层次，文章有转折有层次，不就是它的结构吗？

附带说一句，过去评点文章的人总是用朱笔将该分段落的地方作一小画，表示以上是一段，以下另换一意。名为“勾股”。这是读文章时值得采取的方法，注意一篇文章的转折点，也就等于学习了它的结构。

(四)

字眼、词藻、典故等等本来是次要的事项。但在今天说来，学习文言的人在这方面往往感觉不熟习，也不得不多加注意。

首先，既是文言，一般口头的语词是不能用的。而且，文言与口语的语法两样，所以也不得不用文言中习用的语词来配合。试设一例。比如说：我是他的表兄弟。文言不能生硬地改成：吾为彼之表兄弟。必须就上下文的关系而改作：吾与彼为中表，或：吾于彼，中表也。这些词语用得合式不合式，往往是初学的人所遇到的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只能倚靠多多接触文言，慢慢养成习惯，恐怕没有简捷的方法。

这里所提到的词藻典故，并不一定是说像骈文那样丰富华靡的词藻典故。但在实用的文言中毕竟有些不可或少的要求。比如同样的字不宜一用再用，必须变换一些。举个浅近的例子。比如写信的套语：欣悉尊体绥和，曷胜欣慰。重用一个欣字，不独词藻太贫乏，语法也有不妥。那欣慰改成快慰、忭慰，就好多了。词藻的变换也不能全靠同义语。凡意义相近的词汇，细辨起来，仍有轻重缓急的差别，使用得分寸恰合也是有必要的。至于常用的典故，用得适当，可省去许多周折，又可以增加文章的活泼。也是文言中显著的特色。这些都有必要自己留心学习。

(五)

任何学问智识不能离开读书。读书若没有适当的方法，也必至劳而少功。

古人对读书方法有不少有用的启示。但在今天说来，却不一定都是适用的。因为我们今天的要求与古人不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不能执一不变。比如古人往往强调精读熟读，其实精读熟读是为已经有相当基础的人说的，并不一定是入门的好方法。

作为一个初学的人，最好是训练自己快读的能力。不拘什么书，尽量用高速度阅读，在短期间内发现其中最感兴趣的部分，抓住了这一部分，这就为我所用了。那不感兴趣的部分，听其滑过，是不妨的。凡是古书都不会绝无字句上的困难，初学的人更不用说了。假如每逢不懂的地方都要寻根究柢，非解决不放过，那就一辈子没有几部书好读了。其实只要懂那可懂的，不懂的暂不理会，收获就已经不少，读书的作用也不过如此。用这样的方法去读书，才可以提髙效率，扩大成果。书为我用而不至我为书用。

一部书经过快读以后，即使吸收其中一部分，当然印象不会很深，不能巩固。这也是不足虑的。读到其他的书，又遇到同类的部分，自然会加一层巩固。经过相当时间，也许再重读那第一部书，那就更加一层巩固了。所谓精读熟读，就是这样积累而成的。若误认抱一部书死读才是精读，那未免过于呆滞了。

至于作为一个专门学者，那么，他是不能求速的，有些书不仅要精熟而且要钻研深透。这又当别论。但是作为一个专门学者，他也仍要广泛阅览，仍要从自己的兴趣发展。如果首先不能发现自己的兴趣，任何事都不会成功。

(六)

这里可以介绍一个练习文言的方法，就是写日记。

过去学作文总是学作论说，这是不合实际的。论说非有学问见解不能作，当然不是初学的人所具备的条件。何况这是在旧时代里考场用得着的，今天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实践的生活中那有用论说文的机会？光阴耗在这上面，是不值得的。

在今天的条件下，莫妙于借写日记作练习，因为日记可多写可少写，可专写一事，也可连写若干事，可合也可分，可记事也可发抒感想和议论。丝毫没有拘束，也不至艰于下笔。吸收了什么新的东西，就可以随时使用出来，日积月累，自然用之不竭了。

开始练习日记时不妨自己以意为之，及至下笔能够不感困难，即是兴趣提高的时候，这时可以看看前人的日记，作为借镜。最好的日记范例是陆游的《入蜀记》，他每日所记的事丰富而有条理，文字兼有畅达、生动、美妙之长，语法习惯代表近代的一般文言，而又饶有典雅气息，这些都正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至于近百年来的名人日记，出现的不少了，由于他们的环境身分，各有不同的意图，虽然都可以扩充智识，却不适合初学的人阅读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