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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杂志专访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殷啸虎

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我国当前的重大战略布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习近平强调，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然而，虽然我国法律数量众多，法律普及工作也一直在有序推进，但知法犯法现象依然大量存在，法律还没有真正成为大众的信仰。明知故犯的现象为何屡屡发生？该如何提高大众的法律素养？就这些问题，《清风》杂志记者（以下简称“记”）采访了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殷啸虎（以下简称“殷”）

必须强化对违法行为的制裁

记：我国的法律的数量不少，法律的普及工作也一直在做，但不论从官员还是普通公民，知法犯法现象并不鲜见，这种明知故犯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殷：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我国存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存在。美国纽约大学法律心理学专家泰勒教授在他的《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一书中就认为：“从总体上来说，美国人都是遵纪守法的。然而，要让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不折不扣地遵守各种法律，那也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偶尔触犯法律的时候，对有些人来说，违法乱纪则更是家常便饭。”美国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违法者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是很清楚的，但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泰勒教授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工具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种观点。工具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们在行动前，对自己遵守法律是否会受到直接的、明确的激励，会受到什么样的奖励，或者对自己触犯法律是否会受到直接的、明确的惩罚，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他们会作出自己的估计，然后再据此决定自己应当如何行为——也就是说，对于各种不同的行为是可能给自己带来收益，还是会给自己造成损失，他们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而规范主义的观点则认为，人们之所以遵守法律，是以他们对官方的信任为基础的。只有人们能够信任官方，能够信任官方制定的有关规则，能够信任有关的执法机构，他们才能相信自己忠诚于这个组织会给自己带来长期的收益。

人们遵守法律是如此，同样，人们违反法律也是如此。对违法行为而言，人们在选择是否违法的时候，实际上同样也是基于工具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双重选择。就工具主义的角度而言，人们在实施违法行为之前，会有一个价值估量：自己不遵守法律的行为受到惩罚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遵守法律与违反法律所获得的收益哪个更大。如果不会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很大，或者违法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守法所带来的收益，那他就有可能会选择违法；反之则否。就规范主义的角度而言，人们选择不违法，是基于个人遵守规则的信念和对法律的信任，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如果现实背离了人们的这种期望，大多数人有可能最终还是会选择违法。

记：从这两方面的比较来看，是否执法不严会导致犯罪的结果更加严重？

殷：其实，从违法行为发生的阶段而言，一开始往往只是少数人会选择违法，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观望。如果这时候违法者立即受到制裁，大多数人必然会选择守法；但如果违法者没有受到制裁，大多数人就会跟着违法；当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违法，个别违法者却因违法而受到制裁时，这个别违法者必然会对制裁不服，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公正，因为其他违法者并没有同样也受到制裁，抗拒执法的行为便由此发生；而当大多数人都在违法时，个别守法的人更会面临痛苦的抉择。

事实上，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的人在骨子里都知道不能违法，而那些选择了违法的人，固然有出于功利方面的选择，但如果对违法行为不能及时公正执法、严格执法，客观上可能会纵容违法行为的发生。所以，对于违法行为，在强调说服教育的同时，必须强化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只有通过规则的强制，才能形成执法与自觉守法的良性互动，以严厉的处罚使人不敢违法，以严密的制度使人不能违法，以良好的教育使人不想违法，以素质的提升使人不愿违法。

“法商”的高低更在于对法律精神的认识与理解

记：您曾说，今天社会所面临的一些法律困境，比如依法办事、遵守秩序、崇尚规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缺失等需要通过提高全民的“法商”来解决，该如何理解？

殷：按照一般的理解，法商（Law Quotient ，简称LＱ）是一个人对法的内心体认和自觉践行，体现的是人们法律素质的高低，法治意识的强弱，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依法办事、遵守秩序、崇尚规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与情商和智商相比较，“法商”可谓是一个新词。2006年9月到12月，《检察日报》推出“法商”新概念系列报道，使法商成为2006年的年度法治热词。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法商的认同度却并不高，对提高全民的法商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并没有真正养成，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现象依然存在。虽然经过了30年的“六五”普法，公民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有了普遍的提高，但公民的守法意识以及依法办事的能力却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了。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在于我们的“法商”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

一般来说，智商和情商的高低，个人先天的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法商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后天的学习和培养。有不少人的智商和情商都不低，他们无论是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世还是协调关系、处理问题等方面都有很强的能力、很好的办法，但结果却在法律方面出了问题，犯了错误，原因就是忽视了法商的培养与提高，甚至以智商和情商替代了法商，认为只要智商和情商高就可以了，法商的提高不仅不利于事，还很有可能“误事”。这从官场上流行的一些“段子”也可以看出：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低调就是腔调，大气就是人气，妥协就是和谐……这里面折射出的是人情和世故，缺少的却是原则和法律。

记：那么，怎么样可以提高全民尤其是执政者的“法商”？

殷：与智商不同，法商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靠后天的学习与培养获得的。法商的高低不仅在于法律知识掌握的多少，更在于对法律精神的认识与理解，在于对法律的敬畏、尊重和信仰。

首先，要敬畏法律，这是提高法商的基础。一些人的法商不高，最突出的表现是对法律缺乏敬畏感，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法律的存在，有的只是对金钱、权力的贪婪与渴求；为了金钱、权力，可以肆无忌惮，什么法律、规则，统统抛在了脑后。过去一些领导干部犯了罪，在忏悔时还不会忘记说自己忽视了对法律的学习，而现在一些干部连这句话都不说了。近年来公开的落马官员忏悔中，不少人在剖析自己犯罪原因时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农民的儿子”。连遮羞布都不要了。

其次，要尊重法律，这是提高法商的关键。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能用法律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要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决不能让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象蔓延开来。要使大家相信，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其三，要信仰法律，这是提高法商的核心。法商的高低，核心就是看一个人对对法的信仰和崇尚程度。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规范，更是一种信仰。古希腊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中，对此做过很好的诠释：“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而宽容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只有内心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律的心悦诚服，才能真正敬畏法律、尊重法律，用法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法商。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求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商，但首先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商。孔子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求执政者首先以身作则；孟子也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要求执法者能够带头用法和守法。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常常抱怨群众法律素质低，总是因为“不明真相”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但他们是否想过，自己如果能够依法做到政务公开，群众又怎会“不明真相”？自己如果能够真正依法办事，群众又怎会轻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反之，如果领导干部自己是“信权而不信法”，那么群众也只能是“信访而不信法”了。因此，提高法商，首先要从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做起。

不能简单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去评价古人

记：中国有以史为鉴的传统，但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制是维护专制的工具，与今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格格不入。您长期研究法制史，对此怎么看？

殷：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丰富的传统文化，这中间有精华，也有糟粕，特别是时代背景的差异，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简单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去评价古人。

就“法治”而言，古代的法家虽然也主张“法治”，但这种法治要求的是“以法治国”，这个“法”是君主之法，“国”是君主之国，说到底，法就是君主统治国家的工具，是为君主独裁专制服务的；人们对法律的服从，说到底是对君主权力的服从。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要求是“依法治国”，这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个“国”是人民的国家，是民主之国，法是人民管理国家、控制公权力的工具，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包括管理者或统治者在内的全体人民无一例外的都要尊重法律、服从法律，没有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因此，“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依法治国”是法在人之上，而“以法治国”是人在法之上，其本质依然是一种“人治”。我们今天倡导依法治国，必须首先摒弃这种为君主独裁专制服务的“以法治国”的理念与文化。

当然，从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而言，有着其自身的历史延续性和继承性。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前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其中就包括的对古代法律制度建设经验的继承。传统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固然有其糟粕，但也有其精华。就以法家的思想主张而言，虽然它在本质上是以维护君主独裁专制为宗旨，但其中的一些具体主张，如“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等，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依然可以找到闪光点。

再如，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主张，法是法律，术是权术，势是权势，君主独裁，要靠“势”的支撑，靠“法”的维持，更要靠“术”来实施。有势才有法，有术才有势；法依势立，势因术行。这种主张，把君主独裁专制的统治艺术推向了极致。但是，如果仅仅从法治实施的角度而言，这种法、术、势相结合的主张，指出了法治实施的基本方式和路径：法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法律必须公正严明；但仅仅有法是不够的，法要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必须依靠“势”和“术”。势表现为一种法治的权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只有树立法治的绝对权威，才能有效进行社会治理。术表现为法治实施的手段和路径，势要靠术来加强、来维持；同样，法也要靠术才能得以有效实施。而术的核心，就是“循名责实”，即根据法定职责和义务作为判定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术者，因能而授官，循名而责实。”因此，只有通过一整套的方法、策略和手段，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保证法治的实施。

人物简介>>>>

殷啸虎，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研究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兼任中国港澳基本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宪法学、政治学、中国法制史等方面的研究。已出版《近代中国宪政史》《新中国宪政之路》《宪法学要义》《感悟宪政》《法治的品格》《实践中的宪法》《秦镜高悬：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社会》等著作多部，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通论》及《宪法学》教材多部。

来源：第92期《清风》杂志 记者：化定兴（发自上海黄浦）

责任编辑：吴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