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生死劫是什么样的

书法题写：朱守道（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

40年的时光之尘悄然沉覆，可是有一些人的生命裂谷却永无填补的可能，伤痕就刻在心上，即使最轻微的触碰，也会扯断血脉、五脏俱损。这种贯穿一生的疼痛，那些没有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电影《唐山大地震》拍摄时，有一场戏份，讲的是地震10年以后，大街小巷都在烧纸，祭奠家里失去的亲人。剧组请了很多唐山人做群众演员。拍摄时整条巷子里一片哭声，导演冯小刚说：“停，可以了，我们拍完了。”群众演员们说：“我们停不下来。”

今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5月23日，受唐山市地震局、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和路南区区委、区政府邀请，当年第一批赶到救灾现场的38军红军团的部分官兵重返唐山。40年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已是身体有恙的老人了，战友们久别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可是“唐山大地震”却是他们的“心结”，也是他们一度不愿直面的话题。抗震救灾时任38军红军团7连一排长、荣立二等功的高洪羽对记者说，“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与别人说过唐山大地震的事，我不愿意说，那是一场噩梦，情景太惨了。”

在1976年执行唐山抗震救灾任务中，38军由副军长裴飞正担任军前线总指挥。 这次唐山之行的随行老战士中，就有裴副军长的儿子裴晋平，他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意外找到父亲当年的抗震救灾日记，而这份带有岁月痕迹的小小日记本，像是时光穿梭机，将人们带回了往昔艰难的岁月。

那是一段用渗血的双手刨挖废墟，用虚弱的身躯抗住断壁，用被泪水打湿的泥土掩埋同胞，用凡人的意志与死神较量的日子。当绝望的黑雾扼住人类的呼吸，仅有“活下去”的信念是不够的，人性中的温暖才是暗夜中的星辉，发出希冀的光芒，成就彼此一生的守护。正如裴副军长在日记中提及了某天晚上天空的“银河突出”，也许深处苦难中的人们对于光明异常敏感，裴副军长才在写满军务的文字中特意记录下了星辰之光。而在当时大地陷落的唐山，救灾的战士们何尝不是一种光炬，驱逐着四处弥漫的惊恐、无望。他们，正如人类的群星闪耀。

战士们赶往唐山时 大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976年7月， 38军红军团3连的战士刘挺驻扎在距北京西南70公里处的松林店，他向北京青年报记者回忆说，7月27日与平日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不知怎么回事儿，刚吹过熄灯号，营部食堂买回的活鸡就叫了起来，并且没完没了，“我们排的宿舍窗户正好对着营部食堂的门。听鸡叫得烦人，有战士开玩笑说：‘这些鸡大概知道大难临头了。’玩笑归玩笑，困急了大家也还是睡着了，那些鸡，生生叫了一夜，它们以特殊的天性知晓，一场深重的灾难正在向睡梦中的唐山逼近。”

28日清晨，天还没亮，战士们正睡得香沉的时候，大家同时感觉到了地动山摇般的撕裂感，床铺剧烈地震动，战士们全都拿出了紧急集合的速度，最多也就1分多钟，连队的操场上就站满了战士。但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想到，就在距刘挺所在的营地仅两百多公里处的唐山市，这时已经遭到了大地震的毁灭性破坏。

时任红军团7连班长的周兆丰是随第一辆军车进唐山的，他向北青报记者回忆说，自己28日早上10点半从营房出发，29日凌晨3点就抵达唐山，当时的他才17岁，年轻活泼的战士们在车上并不知道是执行什么任务，一路上偶有说笑，可是刚过了天津，大家再也笑不出来了，因为天上下着雨，路上一片凄惨，哭哭啼啼的人们，愁云惨淡，他们这才知道，原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

高洪羽也表示，当初紧急出发执行任务时，并不知道是去抗震救灾，为此，部队都是带着武器前行的，而到了唐山后，赶上唐山下暴雨，保护这些武器也成了部队的一个重要任务。

38军的官兵迅速集结，从各自驻地赶往唐山。时任红军团特务连代理连长的高佩璞向北青报记者回忆说，当时他们在距唐山市200公里河北省易县的山区里搞战术训练，他与7连一排长高洪羽、炮排长佟政睡在一个房间里。临睡前，农村的猪、鸭、鸡、马连喊带叫，到处乱跑，佟政还调侃地说：“今天太热了，它们被热疯了！”大家哈哈一笑了之，可谁又能想到随后唐山发生了地震，当时房顶犹如坦克、装甲车轰轰而过，让人感到一种面临灭顶之灾的恐怖。天亮后，部队接到命令迅速集结，穿过北京向东开进，“可是那时我们依然不清楚是干什么去？到底哪里地震了？直到部队停止在滦河大桥前才明白是唐山地震了。”

7月29日天亮之前，38军先头部队进入唐山市，红军团特务连代理连长高佩璞立刻被眼前的悲惨景象震惊了。“此刻的唐山市就像一座大坟墓，倒塌的房屋陷入地中，地面上只能看到天窗和齐刷刷的屋顶，目力所及处，唐山市除了火车站旁边的一座水塔斜立于地面，再也看不到高大建筑物了；遮天蔽日的尘土仿佛是一张巨大无比的网，笼罩在唐山市的上空；断楼残壁上，挂着许多逃生未成的人的尸体，一位年轻的母亲紧紧抱着儿子一起砸死在窗口……开滦煤矿医院的病床上死去的病人已经风干，惨状遍布各个角落。”

时任38军抗震救灾前指参谋、荣立一等功的于义风回忆说部队行进到滦河大桥时，发现大桥已经被一折两截，断桥石板直直刺向天空，如同矗立在人间大地上的墓碑。看到路途不通，副军长裴飞正果断命令部队绕行，改走乡间机耕小路，终于按上级规定的时间到达了唐山市，由于时间紧急，裴副军长的命令是写在了香烟盒上传下来的。

时任红军团四连排长、荣立三等功的李继军是随部队在29日凌晨抵达唐山的，“天刚蒙蒙亮，我们都傻了，这是唐山吗？现场跟打了原子弹一样，一片废墟。老百姓也震傻了，一夜之间亲人没了，家园失去了，什么都不知道，突然解放军来了。现场并没有哭声一片，人们的脸上没有表情，是麻木的钝感，是无声的哭泣，人们还没有从突发的灾难中清醒过来。”

一本军长日记 记录部队部署救灾的细节

战士们不了解情况，可是在裴副军长7月28日的日记中，却清晰地记录了地震灾情以及接到命令的细节。

日记中写道：

凌晨3点42分发生强烈地震。

5点50分接到军区关于“部队要做好抢险救灾准备”的通知。5点55分军区又通知“112师（红军团所在师，记者注，下同）为军区抢险救灾部队，要立刻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接此通知后，军在家里的领导同志立即进行研究部署，同时命令112师迅速收拢部队，做好出发准备。之后，又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向各师进行传达布置。同时，给演习的首长、机关发电报，建议他们迅速归队，准备执行抗震救灾任务。

8点40分，再次接到军区关于“112师组织一个前指带两个团到唐山，其余待命”的指示后，即派郝士忠、陈培民通知到112师，当面交代任务，并和112师前指一起行动。

9点30分，军区肖副部长传达秦政委指示：“唐山及周围地区震情严重，你军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全力以赴抢险救灾，研究情况立即报告。”接到秦政委指示后，军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全军进行紧急动员，整装待发。

10点40分，112师出发，沿新城、霸县、天津、潘庄、卢台道路向唐山进发。

先头部队15点赶到潘庄，得知卢台大桥破坏严重，车辆无法通行，架浮桥需要七个小时以上，为了尽快赶到灾区，决定沿潘庄、林亭口、宝坻、下仓镇、林南仑、玉田、丰润道路向唐山迂回前进。通过玉田以后，道路断裂严重，车辆拥挤，部队边抢修边通过，师团领导同志亲自下车调整交通秩序。先头部队终于在当夜22点30分赶到唐山，前指于23点在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受领任务后，部队陆续进入市区，投入战斗。

一天行进了13小时半长途行军，全军1800辆汽车没有出事，这次行动各级领导和战士觉悟高，阶级感情深，一直到达唐山市新华路市中心区，沿路部队都向前赶超，没有吃饭，情绪高。沿路地震情况严重，卢台大桥断了，转路玉田，多走100公里。

在7月29日的日记中，裴副军长写下了部署情况：

凌晨4点，军里主要领导同志到军区指挥部，军区万副政委亲自交代任务：38军的任务在市区，新华路以南，陡河以西地区，112师先投入市区，其余两个师到达后也投入市区，114师派1个团到机场执行装卸任务，112师派出调整勤务，调整唐山北关至丰润、玉田的交通。66军、24军在新华路北，力量薄弱，你们也要支援。特别是地革委、空6军、255医院，你们派部队去，受领任务后，于5点30分赶到唐山市武装部附近，并就地开设指挥所，实施指挥。

14点，军区电报指示：“你部负责唐山市陡河以西、铁路以南市区的救灾任务，另抽一个团赴丰南县胥各庄救灾。”

20点，王、李、裴、苗首长到军区开会，行程10公里，走10个小时。这一天，112师挖出活人95名，上级很重视，新华社进行了采访，“内参”报道了这一消息。

据悉，当年解放军十二万官兵参与了唐山抗震救灾，其中38军是最先赶到地震救灾现场的部队之一。38军是一支军功显赫的部队，其历史可追溯到1928年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曾会师井冈山、血染长征路、首战平型关；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也都留下过这支英雄部队无数先烈的鲜血和足迹。抗美援朝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写完嘉奖电后，意犹未尽，又在结尾写下“38军万岁！”，从此，“万岁军”成为38军的专属称谓。著名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魏巍根据38军“松骨峰战役”的英雄事迹所写。在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中，38军是抢救幸存者最多，立功最多的部队，而“红军团”则是38军中的精英部队。 在1976年执行唐山抗震救灾任务中，38军由副军长裴飞正担任军前线总指挥。

没水喝没饭吃 滴水贵于油

在裴副军长的日记上，记者发现了他用重重的笔触在边页写下了“滴水贵于油”几个字，字迹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洇开，变成一种触目惊心的粗体，在记录军队抢险日程的严肃文字中，这是一个带着个人心绪的真实感慨，可见，缺水给当时抢险官兵们带来的生命威胁。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裴副军长接连两天都忍受着无水可喝的极限：“7月28日，一路下雨，唐山市地震后没有饮水，今天知道了水的重要，没有饭吃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克服，没有睡觉在短时间内可以坚持，没有水真困难，滴水贵于油。”

在7月29日的日记中，他继续写道：“唐山地震情况严重，破坏房屋基本100%，伤亡严重，死亡率高，主要原因没有预报，下半夜都睡了，地震级别大，今天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坚苦的2天。”

高温、缺水、没饭吃成为部队抗震救灾的三大障碍，高洪羽向记者讲述说，他们刚到唐山，就被唐山的惨状以及尸体异味所震惊，可是没容得他们心情平静，就投入到紧张的救灾中，三天没吃饭没睡觉，问他们是否会因为看到死人而做噩梦，高洪羽一脸苦涩：“那时哪顾得上这些？做什么噩梦？根本就没时间睡觉，以至于靠在墙上就能睡着。”他说有一位战士累极了，深夜中摸索着一个土坡昏睡过去，醒来却发现自己是枕着一具尸体睡着的。

高温之下，怕尸体腐烂发生疫情，战士们只能争分夺秒地救人、处理尸体，开始他们还穿着军装军裤，高洪羽回忆说出汗出得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地方，身上全是一层层的汗碱，又沉又硬，如同沉重的铠甲。当时是114师战士的高佩珂说：“后来裴副军长吼起来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讲究军容风纪！脱了！’”这样，大家才穿着短裤赤膊上阵。

高温作业，却没有水喝，身体的煎熬可想而知，可是就这样，战士们硬是凭着钢铁意志挺了过来，高洪羽说，大家两天水米未进，特别是缺水难忍，最后，连游泳池的水都被喝干了，那里的水是绿色的，散发着腥气，里面蠕动着虫子，但是就连这样的水也是难得的。尸臭更是一种困扰，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死尸的气味，好像永久地留在了鼻腔的某个地方，再也没有散去。”

李继军说他们野战军在执行紧急任务时，一般都会准备好3天干粮，7天生食，“结果干粮都给了当地百姓，但是比没得吃更可怕的是没水喝，没饭吃能忍，没水喝却是要死人的，后来，能找到水源的战士就可以立二等功。”

高佩珂到唐山时，年龄只有17岁9个月，“看到遍地的尸体，我的头发都立起来了，后来我又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几分钟还跟你谈笑风生聊天的战友一转眼就没了，可以说，这两场‘人生战役’是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经历，让我早就看透了生死。” 高佩珂说他们在唐山灾区干了100多小时才想起饿：“我们那时的口号是‘早晨4点半、中午不吃饭，晚上挑着灯笼接着干’。”

命令就是拿命去换令

不眠不休是否觉得辛苦？对于这个问题，接受采访的老兵们露出一副“匪夷所思”的表情，高洪羽说：“看到那么惨的情况，只想抓紧时间救人，没想到累，救出一人就是救出一条生命啊。而且，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来自地下的细微的呼救声才更容易捕捉到，所以，我们在夜间甚至比在白天还要警觉。”高佩珂更是瞪大眼睛，看着记者说：“你知道我们刚入伍在新兵连时，首长是怎么给我们解释命令的吗？命令命令，就是拿命去换令，我们怎么会觉得辛苦？那时大家完全是可以舍命的态度。”

裴副军长8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为能救活一个人而努力”、“注意发现水源、粮油食品”等。

刘挺讲述说，当时他们的任务是在唐山火车站救人，那是1976年7月29日早晨：“到了火车站前，我们经过打听找到了这个已看不出模样的列车员公寓，我们面对着的只是一堆由钢筋水泥和碎砖烂瓦组成的废墟。这时，车站派出所的民警过来向我们介绍了公寓的基本情况：这是一座三层的楼房,地震前夜住着大概近300人，在部队赶来之前，也就是28日一整天，这座楼内没被砸死的人中仅有3个自己爬出来了。剩下的人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还全都在里面埋着。那位民警还说，楼房死人就是多，他们派出所因为是平房，地震时的11个人,现在活着三个。”

连长让大家先把死人抬到路边去,再救活人。刘挺说自己和另一个战士一起抬了一具女尸,“看上去大概也就20多岁吧。说实话，当时心里别提多紧张了，不要说抬死人，就是见死人，我也没见几次。但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抬胳膊我抬腿(死者的双脚已经被楼板砸断了,踝骨上的血早就凝固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路边。这是我抬的第一个死人，印象太深了，好长时间都挥之不去。”

救人时，刘挺他们先在楼板上对着废墟下面喊话，听到什么地方有人的喊声，就在那里开始朝下挖。有一天，刘挺和战友们听到了一个呼救的声音, 大家都非常激动，“对着声音传来处，也喊道：‘听- 到- 啦!我- 们-是-解-放-军,我们一定把你救出来!’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奋斗，终于把那个被地震废墟埋在下面幸存者救了出来，这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同志，他被我们拉上来后马上就哭了。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他握着我们战士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被救出的人几乎个个都是热泪盈眶，表达着他们的感激之情，那真是发自肺腑的声音，在场的人没有不被此时、此刻的情景感动的。”

连续作战太疲劳了，刘挺说后来战士们也都饿得没劲儿了，有的已经中暑，被抬到一边休息会儿，再不吃饭就真的没法继续救人了。刘挺记得，吃饭的地方在一个河边儿上。30多小时没吃饭了，按说应该能猛吃一顿，可是那顿饭谁也没吃多少，“大概是饿过了劲儿了，另外抬了半天死人，心里也挺难受的。我们吃饭过程中，不断有灾民过来要吃的，我们也给盛上一碗。炊事班说那顿大米饭是用河里的水做的，根本就没有淘过，因为水比米还脏呢，淘了也没用。吃完饭谁想喝水，就到河里用军用水壶灌一壶，我看见有人倒在碗里的水中还有鱼虫，也就不敢倒出来喝了。我就用嘴对着水壶直接喝,感觉还行,大概这就叫眼不见为净。因为唐山水电全停,现在不喝，待会儿连这水都喝不上了。据说唐山市内游泳池中还存着水，都让部队和民兵上岗，不许战士们喝，并不是因为水脏，而是那水要留给老百姓用。后来北京、天津等地派来了许多消防车送来了干净水，用水问题有所缓解，但也还是很紧张的。”

那一天，刘挺他们一直干到晚上10点多钟,直到最后怎么喊也不再有人应声了为止，“我们三连一共从这堆废墟里救出了13人，去掉死去的一个，再加上原先自己出来的3个,一共活了15个人。也就是说，这栋住着近300人的楼房，经过这场地震灾难，只留下了15条生命。”

晚上的宿营地还是下午吃饭的那条河的河滩上，战士们在大鹅卵石上铺上被褥，就睡在上边。刘挺说：“露天睡觉，躺着就能看见星星，现在想起来好像挺有诗意，可在当时谁也没有这份闲情逸致，躺下来后个个都是腰酸腿疼，毕竟是两天一夜脑袋没沾枕头了，更何况还拼命似的干了一天活儿。那一夜睡得倒是真香,一觉醒来已是天色大亮。一夜的露水把被子都打湿了。”

高佩璞也讲述了他们抵达唐山后接到的命令是：先抢救活着的人，不能与民争水、争食、争衣，“我们进驻唐山后，三天三夜没有喝过一口干净水，吃过一口饭，换过一次衣服。喝口雨水就当是吃饭喝水，拧干衣服全当是换了衣服。二连副指导员李林因极度疲劳晕倒在死尸中，搬运尸体的战士将他误认为死尸扔上了汽车，准备运走时他才醒过来，后来他和我谈起这事时一脸无奈的表情：‘哥们儿，饿得抗不住了！’”

而战士们在唐山可以吃上热饭，喝上热水，换上干净衣服；配发吊车、电锯、凿岩机等救援工具，已是进入唐山市十天以后的事了。

两个活人的奇迹

灾难面前总是有奇迹发生，时光过去了40年，两个被救出的活人的故事仍能从很多人口中听到。

在裴副军长8月9日的日记中也记录了一个奇迹：“17点20分,114师某团四连在商业医院救出一名活人，名叫卢桂兰（女）46周岁，在倒塌房屋内计303小时又38分钟。”

高佩璞回忆说，当时二连连长李文生和指导员黄嘉祥接到报道：一名战士发现废墟下发出救命的声音，这可是地震发生10多天后了，人不吃不喝的存活极限已经过去。领导们全都赶到现场，部队集结于废墟处，赤手空拳轮番上去挖，一批上去，换下一批，一批下来，又一批上去，官兵各个轻手轻脚上去，满手是血下来，很久之后，废墟里传来“解放军万岁”的微弱呼声，犹如春雷响彻开来，被救上来的是医院女护士，她靠着一盒10支葡萄糖注射液活了10多天。

李继军则向记者讲述了另外一个生命奇迹：“那已经是我们在唐山三个月以后了，当时部队已经准备撤离了，突然有人听到了废墟下有喊声，大家吓一跳，以为出鬼了，原来这人是在副食品批发部上班，早上来得早，赶上地震被埋在里面了。他在地下有吃有喝还有收音机听，救他出来时，我们把他的眼睛捂上，怕猛一见阳光眼睛太刺激，他的头发特别长，虽然在地下汽水面包点心都有，但是他能存活下来也因为坚强，受了那么大刺激，很多人精神都会受不了的。在黑暗中独自待三个月，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防毒面具也挡不住人体腐烂的味道

裴副军长8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央的打算，8月2日电送到唐山，8月3日丰润通火车，8月4日水管架到唐山，8月6日、7日京山县通火车。”

救灾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而随着距离地震发生时间越来越长，救活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少，而为了避免瘟疫，处理尸体又成了之后的主要任务。裴副军长在8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挖出活人1人，尸体2163具，掩埋2718具，外送伤员1895人。”

8月5日的日记中，已经没有救活人的数字：“这一天，挖出尸体2873具，掩埋4324具，外东1088人，唐山面包厂恢复生产。”这一天的日记里，裴副军长的参谋长还记录着：“1点钟，军接受清理车站任务，上午迅速调9个连到车站，清理广场和通道，15点，裴副军长、苗副政委亲自召集113、114师领导同志到现场明确任务，提出要求，部队经4个小时突击，至21点初步完成清理任务，保证了伤员上车。17点，裴副军长到地商招待处与114师坦克团战士一起扒尸体。”

刘挺回忆说救灾指挥部给每个连队划定出一定的地域范围,各连队再分成几个救灾组,其中有——

统计组：负责本连队所管辖范围的灾民人数统计,包括原有多少、活着的多少、死了的多少,这个组人数较少,一般就四五个人；

物资发放组：按照统计组所提供活着的灾民人数,他们到设在飞机场的抗震救灾后勤指挥部领取救灾物资(主要是粮食、服装、饼干、罐头等),再发放到灾民手里,这个组由十几个战士组成;

挖尸组：负责在倒塌的废墟中挖出尸体并装到车上,这个组人数最多,大约由六七十人组成;

运送组:负责把装好的尸体运到临时选定的地点并掩埋掉,除去炊事班以外,其余的人都编在这个组里。

刘挺被编入了挖尸组。地震以后下了一天大雨，尸体都被雨水泡过了，再经过两三天太阳的暴晒，很多尸体开始发臭了。刘挺说他们挖出尸体，一般用被褥把尸体裹好抬到车上，有时也用一些特制的塑料袋将尸体装进去抬走：“我们用大解放汽车，一车少则装十几个，多则装二十几个。”

刘挺说仓库或商店里的东西，只要是灾民们确实生活必需的，都要首先发给灾民，连香烟都发。但有两样东西基本都发放给了部队，就是白酒和劳保仓库中的防毒面具。“这两样东西是专门配给我们挖尸体和运送尸体的战士们用的。在挖运尸体时,为了抵挡臭味儿,我们把白酒洒在口罩上，可是不管多大用。我们也用过各种各样的防毒面具，也还是不能完全挡住人体腐烂后散发出来的异味儿。”

看到遍地是尸体，对于年轻的士兵来说已是巨大的刺激，更不要说还要用手去挖去抬，高洪羽说开始大家都胆怯不敢抬尸体，班长、连长们就身先士卒，有的尸体已经腐烂了，一拽胳膊，就会像脱套袖一样，把整个外皮拽下来，骨肉已经分离了。还有的腐烂的尸体，一个人根本抬不起来，只能两人一起，可是有时举到车上时，身体会碎掉，绿色的尸水会倾覆而下，浇透战士全身。

高洪羽说他们那时搬运尸体都是晚上11点，“也没有灯光，我们那时岁数大的也就20出头，很多战士只有十几岁，你想想，也挺瘆得慌。”

清理死尸的工作，被李继军感慨地说：“开始是尸体被就地掩埋，但是因为高温、下雨，尸体很快就又露出来，而且都腐烂了，为了避免瘟疫，这些尸体又被刨出来运走，尸体一碰就一股水，没有手套，啥装备都没有。为此，连队的干部们就先上，弄完尸体没有地方洗手，就到土里搓搓，然后接着吃饭，不想吃也要硬着头皮吃进去，大家倒不会吐，因为都饿成什么样了?什么也顾不上了，之后才反应过来那是死尸味，当时什么味道都不知道，鼻子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那个时候人心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大家没有顾虑和犹豫，都是满腔热血，谁上谁是英雄。”

齐继业当时任红军团2连副指导员，荣立一等功，他回忆说抬死尸时，虽然大家手里都没有工具，拿着小锹小镐，有的甚至连口罩都没有，死尸肿胀特别厉害，可是搬运起来绝对没有人退缩：“都是很年轻的战士，可是在关键时刻能够想到人民，想到国家。”齐继业所在连队被分派的任务是去看守所扒尸体，有的尸体被大梁压着，为了弄出来，只能砍断身体：“我之后十几年都不能吃午餐肉，当年的景象太惨了。”

如今的抢险救灾，人们会重视“心理干预”问题，可是在1976年，就连救人都主要靠十指来刨挖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想这些参加抗震救灾的官兵是否会出现心理不适，奇怪的是，问他们从唐山撤退回来后，是否会有做噩梦等情况出现，每人的回答都是“没有”、“很快我们就开始执行新任务了，这就是我们入伍生涯的一次普通任务。”李继军说回来他们就去内蒙古演习了，根本不会有什么“心理调适”。

“你们也许觉得不可思议，我们觉得非常正常。”高佩璞说救灾时大家精神紧张，绷着那根弦，可是一旦放松下来，身体上的困乏就会袭来，根本不会考虑精神，“从唐山回到营地，我们睡了三天，后来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我在贵阳山洞的一个信号转发站，我们哥儿几个，一星期没有闭过眼睡过觉，一人发了三条中华烟，还有咖啡，就那么顶着，回到北京我足足睡了一星期，每次都是被‘醒醒，吃饭了’叫醒，我每次都回答：‘不吃！睡觉！’”

话是这么说，可是高洪羽仍在无意之中透露出自己这些年来很少与外人谈及“唐山大地震”，甚至他后来单位的同事也几乎不知道他曾是唐山救灾的功臣，这次随红军团其他战友一起来回访故地，也是他40年后第一次重返唐山，在唐山地震纪念馆，高洪羽看得很认真，还不时向记者讲述照片的背景，他说：“现在看到新唐山，是个奇迹，在遭受了这样的劫难之后，唐山人民应该过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我到今天，心里觉得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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