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无不什么八字成语

第1页 :基本资料+前言

书名：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

作者：【美】芭芭拉·塔奇曼

译者：陈丹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4月

内容简介：

塔奇曼在这部作品中将视线集中于“一战”爆发前25年的西方社会，以艺术家般的手法再现了彼时的思潮与理想，遽变与纷争：“八月炮火”轰响之前，英国的贵族世界开始倾塌，权力转向新的阶层，热血的无政府主义者畅想着一个和谐世界，帝国主义情绪爬上新大陆，美国海军悄然崛起，德雷福斯事件掀起一场法国人内部的激烈对峙，施特劳斯的音乐与尼采的思想影响着德国……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旧世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那个时代没有因为年老或意外死去，而是爆炸于终结性的危机里，成为了历史的重要一页。……（它）不只有自信、纯真、舒适、稳定、安全与和平。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也误导了我们，当他们跨过战争的鸿沟回首往事时，前半生便笼罩在了美丽夕阳的薄雾下，充满和平与安宁。而我们却错误地以为，怀疑、恐惧、骚动、抗议、暴力和仇恨是不存在的。

——巴巴拉•W•塔奇曼

作者简介：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1912—1989），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1963年和1972年凭《八月炮火》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偏爱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她的文字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随着意味深长的议论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众读者和费正清等历史学家的推崇。

奥利弗•B•波拉克曾这样写道：“作为历史学家，塔奇曼不是在为其他历史学家们而写作；在她的著作里，字里行间，千百万大众读者通过她的文字感受到了历史的精彩之处。”

【试读内容】

前 言

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时代的末年。那个时代没有因为年老或意外死去，而是爆炸于终结性的危机里，成为历史的重要一页。但那次危机并没有在本书中出现，因为那不是书中人物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它还没有发生。我试图停留在当时已知的范围内。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像一垒烧焦的泥土，横亘在那个年代与我们之间。多少可能在后来成为中坚力量的生命因此灰飞烟灭。理想被摧毁，思潮遭转变，留下幻灭的伤痕，无法愈合。两个时代生理和心理的沟壑由此而生。本书将试着探索“一战”前那个世界的特质。

这不是我最初打算写的那本书，事先的构想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被逐个抛弃。那个时期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是什么黄金时代或美好年代（Belle Epoque）。那个年代不只有自信、纯真、舒适、稳定、安全与和平。所有这些品质当然都存在。人们的确对价值和标准更有信心，对人类的未来更有希望，这一点上，可以说比今天的人更纯真，但他们的生活并非更平静、舒适——少数特权阶级除外。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怀疑、恐惧、骚动、抗议、暴力和仇恨是不存在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也误导了我们，当他们跨过战争的鸿沟回首往事时，前半生便笼罩在了美丽夕阳的薄雾下，充满和平与安宁。而当他们身处其中时，似乎就没有那么光辉灿烂了。他们的记忆和怀旧情绪影响了我们对战前世界的观念，但我可以根据足够的研究告诉读者：关于战前社会有多美好的说法，都是那代人在1914年之后提出的。

第2页 :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般波及甚广的疮痍不可能从一个黄金时代中产生。这么明显的道理，也许我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但我并没有。然而，我确实觉得，那场战争的起源并不像《大国政治》（Grosse Politik）里，伊斯沃尔斯基（Isvolsky）对埃伦塔尔（Ahrenthal）、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对普恩加莱（Poincaré）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们跟随再保险条约、德奥同盟、三国同盟、摩洛哥危机、巴尔干纷争等一系列蜿蜒曲折的事件，在其中苦心寻找根源。这些研究当然是必要的，我们后来者也非常感激这些学者，但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战争爆发时，俄国外交部长赛奇•萨索诺夫（Sergei Sazonov）在一系列调查之后终于大喊：“够了！别再罗列年表了！”我是站在他这边的。《大国政治》式的处理办法已经用尽，而且，这种办法也有误导作用，它使我们更容易去相信一个肤浅的幻想：“他们”—爱惹麻烦的政客总是战争的元凶，而“我们”—无辜的群众，仅仅是被诱导、利用的。这种印象是错误的。

“一战”的所谓外交起因只是病人的体温表，它无法告诉我们是什么引起发烧的。要调查根本的原因、深层的力量，我们必须从整个社会体系入手，努力探索是什么在推动着人们。我试图关注社会，而不是国家。强权政治和经济竞争尽管重要，却不是我的课题。

本书所述的年代，首先是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世纪的顶峰时期。好战意志在拿破仑战争中最后一次井喷，此后工业和科学革命转变了整个世界。走进19世纪的人们仅使用人力和畜力，辅以风力和水力，这同进入12世纪甚至公元1世纪相比，没什么不同。但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人们，运输、交流、生产、制造及武器研制的能力却因为机器的能量而翻了几千倍。工业社会给予人新的能量和新的领域，但与此同时也累积了新的压力：贫富差距拉大，人口不断增长、城市拥挤，阶级、群体间矛盾激化，人与自然分离，个体工作缺乏满足感。科学给予人新的福祉与新的眼界，却带走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所知体系的确定性。告别19世纪时，人们的忧虑与安定一样多。尽管世纪末（fin de siècle）常常意味着颓废，但实际上，世纪之交的社会却迸发着新的张力和累积的能量。1914年的斯蒂芬•茨威格33岁，他相信战争的爆发“与理念毫无瓜葛，甚至与边界也关系不大。除了多余的力量之外，我无法做出其他解释。40年的和平所累积起来的内在动力如今在寻求暴力的释放，结果便是这场悲剧”。

我坦承，在描绘战前世界景象的尝试中，已精挑细选、淘汰了许多材料。如今此书将成，我可以针对完全不同的题材，用同样的书名再写一本。 然后还可以写出第三本，也仍然不会重复。我可以增加关于这个年代的文学的章节，或者关于战争的—中日甲午战争、美西战争、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还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科技、关于商贸、关于女性、关于王室、关于医疗、关于绘画，关于可以引起个别历史学家兴趣的任何主题；还可以有关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契诃夫、萨金特、马匹、美国钢铁公司的章节，所有这些都在我的原计划中。本来还应该有一章关于某个平凡的小店主或职员，将他作为湮没无闻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可惜我始终没能找到这样一个人。

我想，我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遴选材料的过程。首先，我将自己限制在了英美和西欧世界中，这是我们的经验和文化最直接的来源。我舍弃了东欧，虽然它也很重要，但毕竟属于不同的传统。在选择题材时，我只挑那些有代表性的、对1914年以前的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对象，而不考虑其后的情况。因此，我排除了汽车和飞机，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趋势。我也排除了古怪离奇的人物，尽管他们魅力无穷。

我意识到本书并没能给出最终的结论，只从那个年代丰富的异质性中做出一些漂亮的概括是站不住脚的。我也知道本书的内容远不是那个年代的全貌。这么说不是出于假意的谦虚，而是因为我痛苦地意识到那些未被包括进来的人和物的存在。写作收尾时，聚集在我周围的便是他们的声音和脸庞。

巴巴拉•W•塔奇曼

第3页 :第一章 权贵 英国：1895-1902（节选）

第一章 权贵 英国：1895-1902（节选）

西方世界最后一个正常运转的贵族政府于1895年6月在英格兰成立。当时，英帝国正处于巅峰，大获全胜的保守党所组成的内阁也符合帝国光彩夺目的形象。内阁成员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大地主们，世代承袭对国家的统治。作为上等公民，他们觉得有捍卫国家利益、管理国家政事的义务。他们的统治正是出于义务、传统和习惯以及他们所理解的，与生俱来的合法权利。

担任首相的是位侯爵，祖上有一对父子曾依次做过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的首席大臣。战争大臣也是位侯爵，他次一级的男爵爵位可以追溯到1181年，曾祖父曾是乔治三世时代的首相，祖父曾为三个君主的六个内阁服务过。枢密院议长是一位在十一个郡内拥有18.6万英亩（约7.5万公顷）土地的公爵，祖上从14世纪就在政府供职了。他自己也在下议院工作了34年，曾三次拒绝担任首相。印度事务大臣的父亲是位公爵，其祖传宅邸是苏格兰王罗伯特布鲁斯在1315年授予的，他有四子同时在议会任职。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杰出的乡绅，有个做公爵的连襟、做侯爵的女婿。他祖上有人做过查理二世手下的伦敦市长，自己当议员也有27年了。大法官的姓氏是由征服者威廉的诺曼底追随者带到英国来的，8个世纪以来这个家族坚持不接受爵位。爱尔兰总督是位伯爵，也是威灵顿公爵的侄孙及大英博物馆的世袭理事。这届内阁中还包括了一位子爵、三位男爵及两位准男爵。六个下议院议员中，有一位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有一位乡绅的家族从16世纪起就在议会中代表同一个郡；作为下议院领导人的那位是首相的外甥，继承了400万英镑的苏格兰遗产；还有一位值得注意的内阁成员是鸟巢中捣乱的杜鹃，他是来自伯明翰的制造商，被普遍认为是英格兰最成功的人。

除去财富、头衔、大片土地和名门世家以外，用一位自由党人的话来说，新的政府还拥有令反对派自由党抱憾的“丰富人才和惊人能力，强大到令人难堪的地步”。他们安稳地栖息于权力的宝座，在下议院选举中占据多数，还永久地拥有上议院的多数席位，占了五分之四。连这位反对派也承认，保守党的地位“无懈可击”。

为这个政府增色的，还有1886年因为反对格莱斯顿先生坚持爱尔兰自治而退出自由党的辉格派贵族。这些人多半是大地主，同他们的保守党亲兄弟一样认为与爱尔兰的联合神圣而不可侵犯。在德文郡公爵、兰斯顿侯爵和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带领下，他们直到1895年仍保持独立；当他们加入保守党时，为了彰显结合二者的政策，两个集团以统一党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除了张伯伦之外，这个联盟表明，几个世纪的血统和经验、拥有土地和统治是分不开的。自从撒克逊人的首领集合，在第一次国民大会上给国王提建议以来，英格兰的地主们就开始派遣成员去议会，并在各自的郡内担任郡长、治安法官、民兵长官。他们在对大片土地的占有中学习了统治的经验，然后，就像海狸筑坝一般，毫无疑问且无可规避地承担起对国事的管理。这是神授的任务，是他们注定的使命。

但威胁还是来了。来自底层日渐嘈杂的抗议声；来自反对党中的激进派，谈论着要给土地的自然增殖征税；来自赞成地方自治的人，想把为英格兰贡献颇多收益的爱尔兰岛分离出去；来自工会主义者，探讨在议会中的工人代表，要求罢工的合法权利，不然就要干扰经济力量的自由；来自想把财产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者与想废除财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自新兴的国家和海外的陌生挑战者。隆隆的响声还很遥远，但它发出了令台上的统治者不得不听的音符变革。

稳固地扎根于变革之路，谨慎、精明地操纵时局，又对维护现有秩序充满信心的是这样一位贵族：他是牛津大学的终身校长，两度掌管印度事务部，两度任外交大臣，而如今第三次担任首相。他就是罗伯特•阿瑟•塔尔博特•加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在他的家族谱系中，是第九代伯爵、第三代侯爵。

索尔兹伯里勋爵既是他所属阶级的化身，又是一位非典型的代表，当然，作为特权阶级的成员，他才有资格与众不同。他身高6英尺4英寸（约1.93米），年轻的时候又瘦又难看，佝偻且近视，头发的颜色比一般的英国人要黑很多。如今65岁的他，年轻时瘦削的身材已发福，肩膀变得宽阔许多，佝偻却显得更厉害了，他那沉重的光头加上满面卷曲的花白胡子似乎给肩膀增加了不少负担。他郁郁寡欢，极度聪明，有梦游的习惯和他自称为“神经风暴”的突发性抑郁症。他说话刻薄不得体，心不在焉，厌烦交际，喜欢独处，头脑敏锐，生性多疑，思考积极，被称作是“英国政坛的哈姆雷特”。他凌驾于惯例之上，拒绝在唐宁街居住。他笃信宗教，爱好科学。每天早饭前都要去家中私人礼拜堂祈祷，还在家里搭建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进行独立的科学探索。他利用哈特菲尔德的河流建造了一个发电站给他的庄园供电，甚至沿着家里的横梁布线，建成了英国第一个电气照明系统。当电线闪光、劈啪作响时，他的家人会往上面扔坐垫，然后继续谈话和争论，这已成为塞西尔家的习惯动作了。

索尔兹伯里勋爵不喜欢运动，也甚少关心人。高度近视更使他疏远了与别人的联系，有一次他没认出自己内阁的一名成员，还有一次没认出自己的管家。布尔战争快结束时，他拿起一张爱德华国王的签名照，沉思一阵后说道：“可怜的布勒（指战争开始时的总司令），把那儿搞得一团糟。” 还有一次，他把一个头衔稍低的贵族当成了陆军元帅罗伯茨，与其就某军事问题交谈了很长时间。

至于上流英国人 的另一自我、最亲密的伴侣和长久的挂心之物马，索尔兹伯里勋爵根本不屑一顾。马对他而言“不过是个代步工具，而马本身还是很不方便的附属品”。他对捕猎也毫无兴趣。议院闭会时，他既不去北方旷野猎杀松鸡，也不去苏格兰森林跟踪鹿只。当礼节要求他去巴尔莫勒尔堡（Balmoral）侍候皇族时，他不愿散步并“断然拒绝欣赏风景和鹿”，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秘书亨利•庞森比（Henry Ponsonby）爵士这样写道。他要求庞森比把他在那座阴暗城堡的房间温度保持在华氏60度以上，不然他就要去法国度假；索尔兹伯里勋爵在里维埃拉的博利厄有一栋别墅，那里可供他操练流利的法语并沉醉于《基督山伯爵》中。他告诉大仲马的儿子，这是唯一一本能让他忘掉政治的书。

他对运动的认识仅限于网球，但年老时，他发明了自己的锻炼方式，即清晨在圣詹姆士公园或家门口骑三轮车。他在哈特菲尔德庄园内特地为这项运动铺设了水泥路。此时的他会戴一顶墨西哥阔边帽，穿一件中间有洞的无袖短披风，打扮得像个教士。陪伴他的年轻马车夫会把他推上小山丘，然后下坡时“跳到车后”，把手搭在首相的肩上。于是斗篷飞扬，车轮飕飕，越蹬越远。

位于伦敦北方20英里（约32千米）的赫特福德郡的哈特菲尔德，是塞西尔家族300年来的家。詹姆士一世在1607年把它交给他的首相罗伯特塞西尔索尔兹伯里伯爵一世，以交换他所喜爱的塞西尔家族的另一处产业。伊丽莎白女王曾在此处度过童年，这也是她得知继承王位的消息后第一次开会议事的地方。当时，她任命威廉•塞西尔（伯利勋爵）为国务总监。宅邸内的“长廊”有着雕刻精美的镶板墙和金箔天花板，长达180英尺（约55米）。以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命名的“大理石礼堂”像珠宝箱一般熠熠生辉，有着手绘、涂金的天花板和来自布鲁塞尔的织锦。红色的“詹姆士国王客厅”挂满了肖像画家罗姆尼、雷诺和劳伦斯为塞西尔家族成员所作的全身画像。藏书室从地板、走廊到天花板摆满了一万卷由皮革和犊皮纸装订的书册。其他的房间里保存着传说中寄给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银匣子信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铠甲、被砍头的国王查理一世的摇篮，以及詹姆士一世和乔治三世的肖像。外面是紫杉树篱，修剪为雉堞状的城垛模样，以及令散文作家皮普斯惊叹的花园：他从未见过“这么多美好的花，醋栗和肉豆蔻一般大”。门厅上悬挂的是滑铁卢战役中缴获的旗帜，这是威灵顿公爵的礼物。他是位常客，对首相之母第二代侯爵夫人十分崇拜。为了表示对她的尊敬，威灵顿公爵穿着画有哈特菲尔德猎犬的狩猎衣征战。侯爵夫人一世的肖像画是约书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画的。这位侯爵夫人直到85岁去世前仍在打猎。那时已半盲的她被捆在马鞍上，由马夫陪伴，后者的任务是在马匹接近栅栏时大叫“跳啊，该死的！夫人，跳啊！”

正是这位不同寻常的人恢复了塞西尔血统的元气。在伯利勋爵和他的儿子之后这个家族就没能再青出于蓝了。相反，据一位塞西尔家族的后代所说，后继世代的普遍平庸仅被“极其愚笨”的情况打破过。不过，第二代侯爵的确是个精力充沛、很有本事的人。强烈的公共责任感使他在19世纪中叶的几个保守党内阁供职。他的次子罗伯特•塞西尔1895年当选首相。而他又陆续生了五个出人头地的儿子。其中一个当了将军，一个成了主教，一个是国务大臣，一个是牛津的下议院议员，还有一个，通过在政府任职，自己赢得了贵族头衔。被塞西尔家族的纪录所感动的伯肯黑德勋爵赞叹道：“人和马差不多，说起来都有遗传的规律在起作用。”

早在1850年的牛津，同伴们就认为当时还年轻的罗伯特•塞西尔终有一天会成为首相，尽管他的观点十分强硬或许，不容妥协的姿态正是他成为首相的原因。一生中，他从未想过克制自己的观点。他年轻时的讲话就十分刻毒、傲慢；迪斯雷利也说，塞西尔不是“字斟句酌的人”。“索尔兹伯里”成了政治上言行鲁莽的代名词。他曾把爱尔兰人比作非洲土著，说他们没有自治的能力；某个印度出生的议会候选人被他称为“那个黑人”。对于莫利勋爵来说，读塞西尔的演讲词是一种享受，因为“这其中定有一处极其鲁莽的言辞值得铭记”。这些是否偶然得来已无从证实，因为索尔兹伯里勋爵演讲时不带笔记，要讲的内容已经在他的脑中组织好了完美清晰的句子结构。在那个年代，演讲的艺术被视为政治家的必备工具，对着稿子讲话的人都是可悲的。索尔兹伯里勋爵说话时，“每个句子似乎都不可或缺、清楚明白，对他的论点极为重要，就像身体对于运动员一样”，一位同道如是说。

在公众面前，对着一群他毫不关心的人讲话，索尔兹伯里是笨拙的。但在上议院和同僚对话时，他却如鱼得水，应对自如。他声音洪亮，间或改变语调，从冰冷的嘲讽到令人畏惧的挖苦。当一位新近加封的辉格党成员走上上议院的讲坛，做华而不实、装腔作势的演说时，索尔兹伯里问边上的人说话者是谁，对方耳语着告之身份后，却得到响亮的回答：“我还以为他死了呢。”听别人讲话很容易令他厌倦，一无聊他就开始抖腿，似乎是在抱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还有的时候，他会从地上抬起脚跟，不停地抖动膝盖和腿，一次可持续半小时。如果在家中被访客打扰了清闲，他甚至会抖得震动地板，令家具嘎嘎作响。而在议院，坐在他前面的同事抱怨这种抖动令他们产生晕船的感觉。假如腿是闲着的，他修长的手指又会动起来，不断地旋转或反转裁纸刀，咚咚咚地敲击膝盖上的文身或椅子的扶手。

他从不外出吃饭，除了在他伦敦阿灵顿街的房子里举行的一两次政治招待会、偶尔参加哈特菲尔德的游园会外，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他不去保守党的官方俱乐部卡尔顿，而去一个叫青年卡尔顿的地方，那里为他单独提供了午餐桌，藏书室里还挂了不少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写着“保持安静”。他从早饭后工作到凌晨1点，吃完晚饭又返回办公桌前，仿佛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他衣着乏味，经常还很邋遢，裤子和背心都是沉闷的灰色，外面套的呢绒长礼服却油光锃亮。不过虽然在衣着方面不太在意，他对修胡子却特别讲究，会在理发店的座椅上细心指导理发师：“这里再刮一点儿就好了”，于是，“艺术家及其创作对象对着镜子凝视良久，品评成果”。

索尔兹伯里尽管伶牙俐齿，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私下里和身份相当的同辈交流时，却颇有个人魅力，用其中一位同辈的话来说就是：“很懂处世之道。”他很关心党务细节，甚至不惜为此牺牲孤傲。有一次他竟接受众议院领袖的邀请，参与为保守党支持者举办的传统晚宴，这令所有人震惊。他提前要求对方提供每个客人的详细资料。在晚宴上，首相凭借对轮流栽种和畜牧业的专业知识倾倒了他的邻座一位有名的农学家。之后他又依次和每个客人愉快交谈。快要走时，他还把私人秘书叫了过来说：“我觉得该做的都做了，除了你跟我说的那个做芥末的人，我没找到他。”

就连他政治哲学上的死对头格莱斯顿也承认他是“私下里的谦谦君子”。的确，此时的他既讨人欢喜又有同情心，与公共生活中的形象判若两人。索尔兹伯里并不关心公众对他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公众是无知的，他们的观点自然也毫无价值。他完全忽视公众，既没有也不试图培养那种会被冠以“梅花J”、“晕神”、“大长老” 之类的昵称的，令政治家为普通人所熟知的亲民风格。各类报纸，就连《笨拙》杂志上都只叫他“索尔兹伯里勋爵”，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名称。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群氓的厌恶，“下议院也不例外”。自从进了上议院，他就再没有听过下议院的辩论，哪怕是在贵族旁听席上；也没有与下议院的成员聊过天。要是在上议院的讲话中不得不提到下议院的某个人，他的腔调就会充满高傲的蔑视。从下议院来听演讲的访客把这种表演当作消遣。单单是这种外表上的姿态，就暴露了他内心强烈的权贵优越感。其实他对头衔并不敏感，也懒得理睬荣誉或表彰。只是作为塞西尔家族的成员，作为更优越的阶级的一员，他全身的每个细胞里都有种与生俱来的对统治能力的意识，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使他就这份生来的权利做出让步。

按照惯例，他23岁时以世袭贵族的身份，从家庭掌控的选区经过毫无竞争的选举进入下议院，在那儿服务了15年，5次代表同一选区都没有遭遇竞选，然后又是27年的上议院生涯，如此一来，他在争取选票方面没什么个人经验。他觉得自己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为人民负责，负责照看、管教他们。他不会尊敬比他地位低的人，只尊敬比他还要高的君主。他深深敬畏比他大10多岁的维多利亚女王，既作为她的臣民，又作为男人对她献上骑士精神。即使他无法在巴尔莫勒尔堡掩饰自己的厌倦，为了女王，他也不至于表现得粗鲁或唐突。

相应的，女王对他充满信任，也去哈特菲尔德拜访。正如她向卡朋主教所说的那样：“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即便不是最高，也是我最信赖的几个首相之一。”迪斯雷利也无出其右。“腿脚总是不便”的索尔兹伯里是唯一被女王邀请落座的人。矮小而年迈的女王与高大魁梧、渐显老态的首相，这两个除了强烈的统治欲外毫不相似的人，竟也相互取得了对方的尊重与敬意。

索尔兹伯里对待不重要的国事就像对衣着一样，态度比较随意。有一次，两个名字相似的神职人员出现在某教区主教的候选人名单上，索尔兹伯里选了没有被坎特伯雷大主教推荐的那一位。当这件事被人伤心地提起时，首相说：“哦，我肯定他也能当个好主教。”他只把心思花在重要的事情上，而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维持贵族的影响和行政权了。这不是为了维护贵族自身的利益，而是因为，他相信这是维系整个国家的唯一要素，用以对抗正在崛起的、把国家“分裂为一大堆充满敌意和猜疑的碎片”的民主力量。

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和对宗教的漠视是最大的弊端。因此，他仇视社会主义。主要倒不是因为它威胁财产，而是它鼓吹阶级斗争以及它的基础唯物主义。这在索尔兹伯里看来是对精神价值的诋毁。他并不否认社会改革的需求，但认为改革可以由各个现有政党的相互作用、相互施压来实现。比如，追究雇主工伤责任的“工人补偿法令”就是在他的支持下，于1897年通过的。该法令因为私有企业的干涉，曾遭到某些保守党成员的指责。

但对于任何为增加群众政治力量而设计的提案，他都要与之一战。当他还是次子，没有继承侯爵头衔的希望时，他就在《季度评论》上接连发表了将近30篇文章，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当时尚处19世纪60年代初，他才30多岁。对扩大投票权的新改革法案的呼声不断上扬，其时身为罗伯特塞西尔勋爵的他持反对意见，宣称保守党有责任保护有产阶级的特权，因为这是对抗数量众多的平民们的“唯一堡垒”。扩大选举权不仅意味着给工人阶级带来在议会里的发声权，在他看来，这种声音会因为人多势众而主宰一切，这是“大众们本不该有的能量”。他谴责自由党人逢迎工人阶级，“好像他们与其他的英国人不同”，其实不同之处只在于他们受过更少的教育，拥有更少的财产，而“与财产数量成反比的是滥用选举权的概率”。他认为民主的运作会损害自由，因为在民主制度下，“热情不是例外而是规则”，而让“头脑不习惯思考和不受纪律去学习”的人去实施冷静而有远见的政策“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写道，在穷人中扩大投票权而对富人多收税，会导致权力和责任的完全分离，“所有的税金富人缴，所有的法律穷人定”。

他不赞成政治平等。有为数众多的平民，也有“天赋的”领导者。“财富总是必须的，有的国家也看重出身。社会团体在情绪正常时，会仰仗那些拥有超群智力和文化的人来进行支配和管理。”这些人有闲暇和财富，“因此他们的斗志不会被贪婪所污染……他们符合贵族最原始和最好的定义……重要的是，国家的领导者应当从他们当中产生”。而且作为统治阶级，“他们特别适合当领导，当然也就有充分的权利获得政治优势”。

因为笃信这种“上等人合适”的理念，当1867年保守党政府拥护赋予城镇工人投票权、使选民人数翻番的第二次改革法案时，37岁的索尔兹伯里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内阁。虽说进入内阁还不到一年，但他拒绝与在他看来背弃保守党信条的人为伍。这场干净利落的党派逆转是迪斯雷利策划的，目的在于“打击辉格党”、应对现实，克兰伯恩勋爵（1865年，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在他哥哥去世后继承了克兰伯恩勋爵爵位）却对此深恶痛绝。尽管这么做可能会自毁前程，他还是辞去了印度事务大臣的职位，并在议院发表了尖刻而严厉的演说，谴责党魁德比勋爵（Lord Derby）和迪斯雷利的政策。他请求党员们不要为了政治优势而做出最终会消灭他们阶级的事。“社会团体的财富、智能和活力给予了你们权力，使你们为国家而自豪，也使得议院的抉择至关重要。而这个权力会从数量上被彻底压倒。”雇主和雇员发生利益冲突时，问题就会产生，要解决只能靠政治力量，“然而在那样的政治冲突中，对抗的双方是占压倒性多数的雇员和孤立无援的绝望雇主”。后果是，“这个迄今为止为国家的伟大和繁荣贡献良多的阶级的力量，会被大幅削减甚至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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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他的父亲过世，他以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的身份进入了上议院。到了1895年， 上述风波过去了将近30年，他的原则却一点儿都没变。不相信变化和进步，也不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他致力于以“无情的尖酸”来维持现有的秩序。他认为“头衔原本就是权力的象征，没有权力的头衔是赝品”，因而他坚信，在他有生之年掌管英国时，会抵抗针对当时仍是显而易见的阶级象征的贵族的再次进攻。他对迫近的敌人保持警惕，反抗着即将到来的时代。民主的压力开始包围，但尚未彻底封锁。寇松勋爵（Lord Curzon）形容他是“英国上层与众不同、强壮有力、不可思议、才华横溢却不愿合作的重荷”。

索尔兹伯里侯爵的过多深思和远见并没有打扰统治阶级的普通成员，他们并不太担心未来；因为当下很令他们愉快。尽管屡受攻击，时有微隙，但特权时代在19世纪末期，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似乎仍会长久持续。对于特权阶层而言，生活看上去“安全而舒适……和平在土地上根深蒂固”。毫无疑问，威廉哈尔考特爵士在1894年提出的预算案让不少人心惊胆战。这项预算案是格莱斯顿不太合格的继承人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任首相时，由自由党通过的。它引入了遗产税，更糟的是，遗产税的征收还是分等级的：对于500英镑的产业增收1%，而超过百万英镑的产业就要增收8%。所得税也从原来的每英镑交1便士增加到了8便士。尽管为了减轻打击、均摊负担，该预算案也对啤酒和烈酒征税，也就是说不缴纳所得税的工人阶级也要对国家收入做出贡献，但这并没有消除遗产税的咚咚鼓声。以至于第八代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预测了一个时代的来临：他在查特沃斯（Chatsworth）那样的大庄园因为“无情的民主财政”而不得不被取缔，而且，他会“在有生之年见证这个事件”。

但1894年还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弥补了保守党在预算案上的损失那就是格莱斯顿退出议会以及政坛。年逾八旬的他最后一次推行爱尔兰自治的努力在上议院失败了。那一次上议院前所未有地聚集了一大帮贵族，怒气冲冲地投反对票。他不可挽回地分裂了他的政党，已经85岁的他，也走到了事业的尽头。次年选举保守党大获全胜，人们普遍感到爱尔兰自治用《泰晤士报》的话说“那颗威胁到整个政治生命有机体的、格莱斯顿所播撒的病菌”总算被去除了，至少现在英国可以安顿下来，明智地关注和平与商业。“主导的影响力”（dominant influences）安全无恙地重掌政权。

奇怪的是，“主导的影响力”并非保守的《泰晤士报》的原话，而是格莱斯顿自己的。他也出身于拥有土地的贵族家庭，他从没有忘记这一点，也不曾丢弃与生俱来的意识财产就是责任。他在哈登（Hawarden）拥有7000英亩土地、2500个佃户，每年的地租收入在1万到1.2万英镑之间。在一封给孙子的信中（他的孙子是这份产业的继承人），这位大革命者力劝晚辈收回前人因为债务而丢失的土地，重振哈登作为郡县“领导力量”的昔日荣耀。因为，正如他所说：“失去主导的影响力是一个社会无法承受的。”没有哪个公爵能把话说得更好。这正是保守党地主们的意见，他们是格莱斯顿的死对头，却又在骨子里和他拥有共同的信念：封地所有权使贵族“特别适合”（superior fitness）作为国家的领导者，而国家也需要他们。这一信条和新兴的美国所流行的理念完全相反：在那里，出身贫寒反而是额外的优势；只有白手起家的人才别着能力的徽章，生活安逸者更有可能愚蠢或邪恶，甚至两样都占。而一代又一代的英国政府都是由有产阶级掌权，英国人当然也就认为长期维持的教育、舒适和社会责任感是自然的营养品，哺育着“特别适合”的领导者。

正是这样的条件使他们得以胜任管理者的职责。没有别的地方像英国一样视政府工作为正当和最高尚的绅士职业。为当大臣的叔父做私人秘书可以是严肃的从政训练，也可以是一位绅士合宜的消遣，正如肖伯格•麦克唐纳爵士（Sir Schomberg McDonnell）所做的那样。他是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私人秘书，也是安特里姆伯爵（Earl of Antrim）的兄弟。外交也是值得追求的事业，特别是对于有才能的人而言。达弗林和阿瓦侯爵（Marquess of Dufferin and Ava）在1895年担任英国驻法大使时，自学了波斯语，并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那一年除了读完11部希腊语的阿里斯托芬戏剧外，还背诵了波斯语字典中24000个词条：“其中8000条记得很熟，12000条还不错，还有4000条差强人意。”在护卫队、轻骑兵或枪骑兵等精英团从军也被有权势的人所接受，尽管这往往更能吸引意志稍显薄弱者。不那么富裕的人去了教会或海军；律政和新闻是赢得权力必需的职业。但议院是做“特别适合”练习的首选场所。只有取得议院的席位，才能在以后取得内阁的席位。进入内阁后，权力、影响、枢密院资格、退休后的贵族爵位都可以获得。由235位各界精英组成的枢密院尽管是礼仪性质的，却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地位象征。贵族爵位仍是个魔法斗篷，可以将一个人从群体中区分出来。内阁官邸乃众人垂涎之所，幕后操作紧张激烈，不为外人道。每次政权交替，最吸引英国社会注意力的便是组阁的复杂小步舞。俱乐部、会客室叽叽喳喳，帮派、联盟分分合合，赢家戴着好运的冠冕，骄傲浮现。这项奖赏需要辛苦、长时间的工作，但部门运作的知识却很少用到。大臣不会亲手做事，他的任务是看着别人把事做完，和他管理庄园没什么不同。细节问题诸如小数点用财政大臣兰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的话说“那些该死的点”不值得他关切。

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成员大部分（但并非全部）拥有世袭的土地、财富和头衔。他们从政不是为了物质利益。确实，在他们来看，公共事务应当由（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话说）不受“肮脏的贪欲所影响”的人来管理，这么做必要且正确。作为议员的事业当然是没有薪水的赋予人的是荣誉而非利益。下议院是首都、帝国和整个社会的中心，同席之人乃王国俊才。引领他们至此的不仅是抱负还有责任，更何况，这也是期望之中的事。父亲在议院，儿子就跟着来了，往往还同时任职。1895—1905年担任下议院代理议长其后又升任议长的詹姆斯•罗瑟（James Lowther）家族作为威斯特摩兰郡选区的代表差不多已经有6个世纪。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在议会各待了半个世纪，他的父亲也有25年。郡县的代表往往住在方圆70英里 （约112千米）闻名的“那座房子” 家族在此闻名了几百年，他从出生起就是候选人。因为候选资格、选举，以及选举获胜后管理选区的所有花销都要由议员承担，代表人民出席议会这项特权便被限制在了可以负担得起的阶层。1895年下议院的670名议员中，有420名是有闲的绅士、乡绅、官员和律师。他们中的23人是世袭贵族的长子，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次子、兄弟、表亲、侄子和叔舅，包括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十六代德比伯爵的继承人，他是排在公爵之后英国最富有的贵族。作为次级政府督导，斯坦利不得不在投票时站在走廊门前，胁迫或哄骗在场的议员表决。但他自己却不被允许进入议院履行这项职责。用一位旁观者的话说，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仆人”。看着“这位名字具有伟大历史感、腰缠万贯的继承人做一件近乎低贱的工作”，更证实了贵族的政治责任感，以及政治生涯的诱惑力。

统治阶级不只培养统治者，也产出和其他阶级同样比例的弱者或格格不入的人，甚至是劣等或愚蠢的。除去首相和帝国功臣，还有粗鄙莽撞、言谈乏味的丑角。这些人在《笨拙》杂志的漫画中，只会谈论马甲和领饰；双腿修长的近卫兵，对话内容仅限于“呃、嗯”的支吾声；挥霍无度的败家子自毁于酒精、赛马和牌戏。当然也有正常比例的庸人，他们毫不起眼，出色或出格的事都没做过。就连伊顿公学也有“讨人厌的蠢材”，用一位伊顿校友的话说，“这些男孩举止不佳……就算不是天生恶毒，也是心智愚蠢之徒，也许还退化堕落”。尽管在伊顿是个蠢材可别和书呆子混淆了30年后没准就是枢密顾问官，不过也有当一辈子蠢材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有一位外甥，名叫塞西尔•贝尔福（Cecil Balfour），因伪造支票而逃亡澳大利亚，最后死在那儿，听说是因为酒精中毒。

尽管发生过这些事故，统治家族并没有怀疑过他们与生俱来的支配权，而且总的来说，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也没怀疑过这一点。里布尔斯代尔勋爵（Lord Ribblesdale）在1895年写道，身为贵族“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位大人可是个别具一格的典范。因为长得像摄政时代（Regency）的人物而被称为“祖宗”；帅气的他是英国权贵的完美榜样，以至于善于颂扬格调和类型的约翰•辛格•萨金特主动要求给他画像。在这幅全身肖像画上，他身着女王猎鹿犬官员的长款骑手服，头戴大礼帽，皮靴闪耀，手持一卷打猎用的鞭。萨金特画笔下的里布尔斯代尔以天然的高傲、典雅和自信凝望着世界，在他以后没人能达到这个境界。当这幅画在巴黎的沙龙中展出时，前往观看的里布尔斯代尔被法国人认出来，崇拜他的人群跟前跟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喔唷，这就是那位了不起的英国爵爷。”

阿斯科特赛马周的开幕式上，里布尔斯代尔带领皇家仪仗队走下草场。他骑着一匹亮丽的栗色马，穿着深绿色外套，由一只悬挂金带的金色猎犬陪伴。这样一幅景象，任何一个看见的人都不会遗忘。作为上议院自由党党鞭、伦敦郡议会积极分子以及国家画廊的主要理事，他也分担着管理国家的责任。像大多数同类人一样，他与在土地上工作的工人阶级，那些为绅士的运动和庄园服务的人很合得来。当女王给一位叫J•迈尔斯的猎鹿犬侍从颁发奖章，以感谢他50年来的服务时，里布尔斯代尔特地从温莎骑马去祝贺他，并留下来与迈尔斯夫人“喝茶谈话”。正如他描述英国普通贵族时所说：“从小享受安逸的环境，容易培养出好脾气……他们也许自我欣赏、自私甚至愚蠢，但不太会是性格乖戾、不为人喜的。事实往往恰恰相反。” 尽管自由党的报刊倾向于把世袭贵族描绘成“忧郁地走路内八字、发际线后退”的模样，里布尔斯代尔认为贵族们仍然享有郡县当地人的尊重。他认同郡县利益，参与其事务，和佃户、佃农、集镇的商人保持相互友好的关系，除非犯了什么大错，否则还不至于“破坏古老姓氏的威望和久经考验的合作”。但面对这番美好的局面，就连里布尔斯代尔也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隆隆响声，并于30年后为自己的回忆录选择了夏多布里昂的箴言：“我守卫着那种对自由强烈的爱，这对于寿终正寝的贵族意义非凡。”

在乡下的家中，在佃户、佃农、庄稼和动物的围绕下，整个地区的民生都由贵族的产业主导，“那座房子”是大头，而村庄本身微不足道。贵族之家拥有土地，租赁出去并获得收入，世代相袭。英国的权贵如鱼得水，畅游在天赋的环境中。从孩童起，他就沉浸于自然，陪伴他的是天空、树木、田野、鸟雀，以及林地里的鹿。“生长的家园给了我们得天独厚、超越一切的美景。”弗朗西斯•贝尔福夫人写道。那些贵族庄园马尔伯勒公爵的宅邸布莱尼姆，德文郡公爵的查兹沃斯，彭布鲁克伯爵的威尔顿，沃里克伯爵的沃里克城堡，萨克维尔家族的第诺尔庄园，索尔兹伯里家族的哈特菲尔德有三四百个房间，一百个烟囱，房顶大得要以英亩计算面积。那些没这么豪华的宅邸通常居住的时间更久，比如雷尼绍，西特韦尔家族在此居住了至少700年。无论宅邸大小，房主从没停止过改变房屋的布局，改进周围的景致。他们移走或创造山丘，变出湖泊，改动溪流，通过树木创造狭长的远景，定格于大理石造的亭子，吸引眼球。

他们的房产数量也不断增长。都市住宅、家族地产、第二处乡村住宅、北方的狩猎屋、苏格兰的第二处狩猎屋，甚至在爱尔兰有座城堡也不稀奇。索尔兹伯里勋爵除了哈特菲尔德和伦敦阿灵顿街的房产外，在肯特郡的迪尔有座城堡，在多塞特郡的柯蓝伯恩有座庄园，在法国还有别墅。如果他喜好运动，恐怕还会在苏格兰买房，在艾普森或纽马基特附近添置赛马。大不列颠境内有115人各自拥有超过5万英亩（约2万公顷）的土地。这其中的45人土地数量超过10万英亩，尽管这些土地大多位于苏格兰，无法耕种，产生的收入不多。大约有60到65人（都有贵族头衔），拥有5万英亩以上的土地，收入也超过5万英镑，这其中又有15人7位公爵、3位侯爵、3位伯爵、1位男爵、1位从男爵土地收入超过10万英镑。在拥有4450万人口的大不列颠，2500位地主各自拥有27超过3000英亩（约1214公顷）的土地和超过3000英镑的收入。

收入低于160英镑的人无须为所得缴税，大约有1800万到2000万人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人中有300万是白领或从事服务业公司职员、售货员、零售商、客店老板、农场主、教师平均年收入75英镑。1550万是体力劳动者，包括军人、水手、邮递员、警察，以及从事农业和家政的人，他们的收入不足50英镑。“贫困线”估算是在每年55英镑，也就是每周21先令8便士，以此供养一家五口人。大户人家的佣人睡阁楼或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农工则需付每周1先令的房租，而且清晨5点号角一响就要拿起镰刀和犁开始工作，直到黄昏。房子一旦漏水或腐朽，只能仰仗地主派人维修。当他们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工作之时，除非地主愿意为其养老，否则就只能去条件恶劣的救济院了此一生。为家族产业服务的人马夫、园丁、木匠、铁匠、送奶人，以及农工他们也世代定居于所在之处，时间并不比主人短，却“全心全意、满腔热情地”为其提供服务，“这甚至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

打松鸡的季节从8月开始，直到次年1月议会重开的这段时间是地主们的狂欢季，他们拜访亲朋好友的宅邸，举行长达一周的聚会，客人从20到50人不等。而每个客人还要带上自己的仆人，那么东道主就要供养百十来号人。有一次在查特斯沃思，前来赴宴的竟有400多人，在此居住直到宴会结束那天。射击是备受喜爱的消遣方式，也被认为是毅力和射击技巧的体现。一架装弹器、三四把枪，一大群驱猎夫不受限地击落隐藏在树林中的小动物，收获满满。从这个郡到那个县，再进出苏格兰，伴随他们足迹的是无数死去的鸟和野兔。乡绅们总是在路上：去桑德灵厄姆和亲王射击；去威尔特郡和博福特公爵打猎（穿蓝色和浅黄而非红装），目标是苏格兰湖泊、悬崖和人迹未到的丛林中的鹿（“低一点儿，老爷，低一点儿”查普林先生为了拉近距离以射击雄鹿，不惜在地面爬行，苏格兰向导和他耳语道：“您的下盘太突出，恐怕鹿会看到您哪”）。这是圣诞宴和成年宴的保留节目，贵族们偶尔也会借此在德国洪堡、法国马伦巴换换口味。

早晨绅士们在旷野上潇洒，淑女们则戴着帽子用早餐，穿着精美而慵懒的茶会礼服“贴着金属亮片的淡绿绸缎，黑貂褶边领饰，薄丝轻纱”，统治下午茶时光。其后正式的晚宴当然要盛装晚礼服参加。从早到晚，成群的仆人悄无声息地走动，奉上早茶和《泰晤士报》，搬运洗澡水和壁炉煤块，每天为花瓶更换鲜花，小声说“阁下正在书房”，吃饭时间负责敲锣，还要熬夜等候，为准备入睡的夫人小姐卸下紧身褡。

每个参加聚会的客人都有一个铜框镶嵌的名牌，放在卧室门上，还有一张名片卡放在食品储藏室的电铃指示器旁。在分配房间时，众所周知的私情要被考虑在内，即便肇事男女没有承认。只要愤怒的妻子或戴绿帽的丈夫不引发公开的丑闻，这些组织内部的不忠就可被默许继续。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下层社会知道任何不端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有严格的准则。在封闭的统治阶级，把任何成员的信息泄露给外人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绝对不能出现离婚法庭的上诉，任何对本阶级名声不利的宣传都无法容忍。如果，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比如丈夫完全拒绝在此事上妥协，并以行动相逼，整个上流社会的权威人士甚至如果必要的话，包括威尔士亲王（尽管他这方面的履历不佳）都会集体出面，阻止事态发展。他们会提醒这位丈夫，他绝对不能以这番暴露来牺牲阶级的利益，在庸俗大众的凝视下保持体面和清白是他的责任。被慑服的丈夫只得顺从，即便代价是20年不和他的妻子私下交谈（有一对夫妻就是如此）。

在他们那纸醉金迷的世界，自我放纵是自然法则。昼伏夜出的波特兰公爵（Duke of Portland）和脾气暴躁的独裁者西特韦尔勋爵（Sir George Sitwell）、威廉•伊登（William Eden）勋爵那样有名的怪人不过代表了他们这个阶级里随心所欲的习惯走到了极端的人。但对于大多数有钱有势者而言，拥有好脾气并非难事，因为已尽一切努力让他们不受打扰，生活得惬意舒适而美好。

结果他们更加高傲、不可一世。布拉巴宗上校某次乘火车迟到，被告知去伦敦的车已经开走，他指示站长：“那就再给我开一辆过来。”不愿忍受在寒风中等车的待遇，或嫌站站停的慢车旅程太长的绅士们习惯买专列车票，平均每张25英镑。这其中不少人，就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从未见过火车票长什么样。女士们的连衣裙独一无二，由沃斯或杜塞独家设计，他们对每位顾客都专心投入，像给她们画肖像一样。“为了和别人不同”，英国出身的美女黛西，普勒斯王妃（Daisy， Princess of Pless）让人在她宫廷服的裙裾上绣了“真正的紫罗兰做的流苏”，即透明蕾丝内衬蓝色雪纺，再加少许金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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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权的哺育下，权贵们茁壮成长。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官员中至少有五位重要的大臣身高6英尺（约1.83米），远远超过当时的正常身高。内阁中的19人中，只有两位没有活过70岁，有七位超过了80岁，还有两位超过了90岁，而当时男性的平均寿命，如果从出生算起是44岁，从活过21岁的开始算起也只有62岁。特权供给的饮食给予了他们优良的品质，用沃里克夫人的话说：“这就是气度！”

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响声。他们隐约有些担心以后出现的变革会扫了他们的兴。绅士们在茶余饭后谈论民主的壮大和社会主义的威胁。报纸的漫画上，英国佬约翰牛隔着篱笆，看着一头名叫“工党”的牛。大多数人意识到问题，却没有认真去想当前秩序之下的重大变动，但有一些人却忧心忡忡。年轻的阿瑟庞森比勋爵每天经过威斯敏斯特到滑铁卢桥的筑堤时，都看见“由无家可归者和可怜的弃儿组成的肮脏人群，睡在长椅上”，他和他父兄的朝臣式传统断绝关系，成了社会主义者。沃里克夫人努力扼杀追求享乐的生活中产生的婆婆妈妈的疑惑，“像疾病发作似的，一再投入慈善事业”。她沉溺于此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要把事情办好的愿望，同时她也深信现在的情形是不好的、不公正的”。1895年，沃里克夫人读到信奉社会主义的编辑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在他的报纸《号角》上写的文章，抨击在沃里克城堡举行的、庆祝她丈夫继承爵位的舞会。她怒气冲冲地跑到伦敦，对抗她的敌人，而将满屋的宾客弃之不顾。她向这位编辑解释，沃里克的庆典聘用了许多因为天气寒冷无工可做的人。布拉奇福德先生转而向这位美丽的访客解释了生产性劳动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则。她回到沃里克，神情恍惚，并从此将精力、钱财和影响都用来传播这些新思想，令她的小圈子痛苦不已。

但沃里克夫人是个例外，并非潮流。1895年的英国有着一种毫无矫饰的优越感，激起邻国的怨恨。“光荣孤立”的态度不仅是心理状态，也是既成事实。英国没有特别担心潜在的敌人，不承认结盟的必要性，也没有朋友。在一个他国的精力不断突破旧有的界限的世界中，这样幸福的状况是难以持久的。7月20日，索尔兹伯里政府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就突然受到意外挑战，来自出人意料的地方美国。此事关系到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间长期争议的边境。委内瑞拉宣称英国的领土扩张违背了美国的门罗主义，刺激美国撑开她著名的保护伞，并坚持仲裁。尽管美国总统格洛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拥有正常而合理的判断力及足够的常识，他的国民却自信心膨胀。正如英国作家吉卜林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冲着德国，英国冲着俄国，美国冲着英国发泄沙文主义情绪英国是唯一可以合理地“让美国演说家践踏”的国家。7月20日，克利夫兰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照会大不列颠，说，对门罗主义的漠视将被“视作对美国的不友好举动”。而且，他不加掩饰地把美国描述为“控制局面的大师，在所有挑战者面前都几乎无懈可击”。

在外交界，这番好斗的语言令人称奇，但奥尔尼却是有意为之，因为如他所说，“在英国人眼中，美国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他认为“只有用爆炸效应的词句才能起到效果”。但这番言语并没有引起同时担任外交大臣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重视。他对这种刺激不屑一顾，就像他不会对裁缝突然提出的决斗要求做出反应一样。外交政策是他20多年来的专长。1878年他陪同迪斯雷利参加柏林会议，纵横捭阖于纠葛多年的近东问题。他处理的方法不同于受威尔士亲王仰慕的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后者“既知道自己的想法又坚决果断”。但外交事务已不再像帕默斯顿勋爵得势的年代那般直截了当了。索尔兹伯里勋爵并不追求戏剧性的成功。他说，赢得外交胜利靠的是“一系列微小的优势；这里一项明智的建议、那里一次适时的礼仪、这一瞬间聪明的退让、那一刻富有远见的坚持；戒备不懈的机敏手段、坚定不移的沉着和耐心，不会被任何愚蠢、刺激或错误而改变”。但他认为，不值得在民主的美国身上使用这些高雅的策略，正如同他认为赋予工人阶级选举权是太抬举他们了。他直接把奥尔尼的照会搁置4个月。

当他终于在11月26日回复照会时，不过冷冷一语：“委内瑞拉的争议边界与门罗总统处理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并断然拒绝仲裁“在委内瑞拉共和国出现之前就属于英国王室的边境”。他甚至懒得理睬外交的首要原则：留有协商余地。这种断然的冷落连克利夫兰都吃不消了。在12月17日给国会的通信上，他宣布美国调查委员会已经研究并确定了一条边境线，英国超越此线的任何扩张都将被视为“故意侵犯”美国的权利和利益。克利夫兰成了英雄，主战的旋风席卷美国，纽约《太阳报》宣告“战争必要”。“战争”一词被任意使用，好像它只是关系到远征印第安易洛魁人或非洲巴巴利海盗。

英国惊愕了，政党之间意见迥异。自由党为索尔兹伯里勋爵傲慢的口气而羞耻，保守党为美国的放肆而愤怒。“任何一个有帝国本能的英国人，”保守党记者及小说家莫利•罗伯茨（Morley Roberts）在不可避免地致函《泰晤士报》时写道：“都会对门罗主义嗤之以鼻。南北美洲的最强者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只要我们不离开，没有哪只共和国的狗敢叫。”虽说语气上过了火，但愤慨之情却是真切的。虽然大西洋两岸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荒谬，火药味却不断升级，血液也沸腾起来。权力与繁荣中产生的侵略性很难终止，幸运的是，第三方势力转移了注意。

没有谁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更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憎恶了，以至于他被称为那个时代的催化剂。他始终迫切地要强调自己和德国的重要性，要起作用，要亮个相，要扭转历史的轨迹，他从不错过任何机遇。他渴望拥有重大影响力，事实通常也正是如此。

1895年12月29日，德兰士瓦（Transvaal）的布尔共和国与英国的开普殖民地之间经年累月的冲突终于在詹姆森突袭行动中爆发了。英国是名义上的宗主国，布尔共和国实际是个独立的国家，它阻碍英国往非洲南下的行军，也压迫着在南非的侨民（Uitlanders）包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淘金者，他们大量聚集并安顿在德兰士瓦，直到有一天在人数上超过了布尔人，但是并没有获得投票权或其他任何公民权利，他们为此而委屈抱怨，骚动不安。受帝国主义急躁的天才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启发，詹姆森博士率领600名骑手来到边境，欲掀起广大侨民的起义，以推翻布尔政府，将南非共和国归入英国的统治。他的军队受到包围，并在三天内就被抓获，但他的使命却引发了一连串事件，全部影响将在四年之后才显现。

这个时刻给了一直留意的德国皇帝趁虚而入的机会。他致电布尔共和国的克鲁格总统，祝贺他在“不借助友好的外力”的情况下击退了入侵者。言下之意很明显，他们可以在以后利用这样的帮助。霎时间，英国人注视的目光就像网球赛场观众的头一样，从美国转向了德国；英国人的愤怒也从克利夫兰总统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危险人物转移到了德国皇帝身上，后者扮演这个角色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最惧怕的就是德国最终被包围，而克鲁格电报为促成此事功不可没。它所显示的敌意令英国人震惊。从那时起，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开始担心，看似光荣的孤立是否会造成危险的后果。

1895年是充满震惊的一年。就在保守党上台的两个月前，还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震惊了整个社会。根据刑法修正案第十一条对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和定罪男性之间有伤风化罪毁掉了一位卓越的作家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的颓废心境。

颓废是什么？两年前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引起广泛讨论的著作《堕落》深化了这个概念。诺尔道以600多页的皇皇巨著，不断升级的歇斯底里追溯到：颓废这一现象潜伏于左拉的现实主义、马拉美的象征主义、梅特林克的神秘主义、瓦格纳的音乐、易卜生的戏剧、马奈的绘画、托尔斯泰的小说、尼采的哲学、耶格博士（Dr. Jaeger）的羊毛衣、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女性服装、疯狂、自杀、神经疾病、毒瘾、性放纵之中。所有这些联合起来，造成了一个缺乏自控、纪律或羞耻心的社会，“向既定的灭亡前进，因为这个社会已筋疲力尽，无法完成伟大的使命”。

遵守颓废派守则的王尔德，已经埋头致力于自我毁灭了。作为唯美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和智者，他迄今为止都被成功的珐琅保护着。他无与伦比的言谈使他的朋友着迷，正如他的戏剧作品令公众着迷一样。但他艺术家式的自大演变为自负，胃口也越来越大，身材因而变得肥胖松散，还长了双下巴，一位朋友也说：“他所有不好的地方都逐渐在他的脸上显现出来。”成功也没能使他满足，因为餍足意味着他必须去品尝毁灭的终极感觉。“我是个问题，”他很有自知之明地说过，“而且没有答案。”他以诽谤罪状告昆斯伯里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从而促成了自己的被捕。接踵而至的审判剥去了上流社会谨慎的屏风，每个人都可能看到邪恶那苍白的微光，令他们战栗：淫媒、男妓、敲诈勒索，就连宾馆幽会也有仆人和马夫陪同，由船夫负责从海岸边接送。昆斯伯里侯爵之子，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却没受到任何指控，尽管这位花一般诱人的美少年与王尔德分享了这些罪恶，是王尔德陪伴和爱慕的对象。阿瑟•萨默塞特勋爵（Lord Arthur Somerset），贝尔福公爵之子，也是威尔士亲王的朋友，在1889年一次警察突袭行动中被抓获于同性妓院，但他也没受到指控。他被允许在欧洲大陆继续过同样的生活，王子还央求索尔兹伯里勋爵同意此君偶尔低调回国看望父母，而“不必担心因为那项可怕的指控遭到逮捕”。

彼时担任《双周评论》编辑的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认为休戚与共的统治阶级会同样保护它的朋友王尔德。他认为所谓贵族式偏见就是偏袒杰出的人，对于勋爵、百万富翁和“天才人物”都是平等的。他错了。作为艺术家兼知识分子，在罪孽深重的当口被抓，王尔德唤起了庸人们的号叫，英国公众进入了最强烈的一次周期性道德痉挛中。法官很恶毒，公众在谩骂，他所取悦的上流社会背叛了他，出租车司机和报童交换关于“奥斯卡”的粗俗笑话，新闻业也斥责他，他的书被撤架，连《诚实可贵》的戏单也把他的名字给涂掉了，这可是当时令观众着迷的、王尔德最得意之作。有绅士风度的社会主义者H•M•海因德曼（H.M.Hyndman）说：“他的陨落，据我所知，乃文学界最令人扼腕之事。”此后，世纪末颓废的黄烟在英国消散，欧洲大陆也快了。

索尔兹伯里年末任命的桂冠诗人与王尔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任命此人是推崇“体面”的最佳方法。自从丁尼生1892年去世，桂冠诗人的席位就一直空着，因为非常重视文学的格莱斯顿和罗斯伯里勋爵都找不到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斯温伯恩（Swinburne）的习惯和观点都很恼人，所以很遗憾，“完全没有可能”当选（尽管格莱斯顿“仰慕他的天才”），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是社会主义者，哈代当时仅以小说闻名，尚且稚嫩的诗歌才华又过于怀旧。年轻的印度裔诗人吉卜林在1892年出版的《营房歌谣》中显然文风雄健，很有帝国气概，但是风格稍显粗糙，所以，他和W•E•亨利（W.E.Henley）、罗伯特•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都没能入选。其他的人选都很平庸，其中一位叫刘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爵士的，他发起了一段对话被称为“英国最自然的妙语”著有《地狱时代》的莫里斯特别想成为桂冠诗人，在王尔德毁灭前向其抱怨：“我背后有个沉默的阴谋，沉默的阴谋啊，奥斯卡。我该怎么办？”“加入他们吧。”王尔德回答。

桂冠诗人就像主教，谁当都一样。出于这个原则，索尔兹伯里就任首相后任命了阿尔弗雷德•奥斯汀（Alfred Austin）。一个很有保守党色彩的新闻记者，《国家评论》的创刊人和编辑，奥斯汀也在特殊场合，比如迪斯雷利去世时，写过热情洋溢的诗文。当一位友人指出他的诗中有语法错误时，奥斯汀说：“我不改动这些东西，它们可是上天的旨意。”他身材矮小只有5英尺（约1.65米），有张圆脸和整齐的白须。他以拉丁文“外交”署名，撰文为保守党外交政策歌功颂德，因而和首相有私交，也是哈特菲尔德的常客。35他的事业开始于1870年，担任战争通讯员，获得了在凡尔赛宫采访俾斯麦的机会，30年后被迫得出痛苦的结论：德国在1859—1870年的战争中，“毫无疑问地诉诸阿尔弗雷德大帝或任何现代英国首相都不会使用的手段”。他迄今卖得最好的书是一本关于英式花园的散文作品，但是在当上桂冠诗人的两周内，他便超越期待，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首诗，庆祝詹姆森博士的功绩：

黄金城里有姑娘，

也有母亲和小孩！

她们哭喊，快点儿！多可怜！

勇敢的男儿该如何？……

于是我们骑马涉水前往，

我们的马儿也拼了命，

先往东去，再往北走，

跨越徐缓起伏的原野……

这首诗引发的欢乐传到了女王那里，她问起了索尔兹伯里，后者不得不承认，这位新任桂冠诗人的首次感情流露“很不幸地获得了低级剧院宾客的喜爱，他们热情地配曲唱这首诗”。索尔兹伯里从没有费劲解释为什么选了奥斯汀，除了一句即席的回应“他想要嘛”；但如果说这项选择没能使英国诗歌增光，它至少也精明地迎合了英国人的心态。

正如一位美国观察家注意到的，英国人即便作为反对派在野，深信台上的人在毁坏国家时，也自认为是全世界管治得最好的公民。英国的政治制度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他对政治家的正直清廉也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奥斯汀正反映了那种舒服的自豪感。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光辉的夏天，一位访客发现奥斯汀在他乡下的家中，穿着亚麻衬衫、戴着巴拿马帽，坐在柳藤转椅上和佩吉特夫人、温莎夫人亲切交谈。他们决定轮流说出各自心目中天堂的模样。奥斯汀的想法很高尚。他希望能坐在花园里，不断收到电报，交替地宣告英国在海上战场及陆地战场获胜的消息。

很多人取笑阿尔弗雷德•奥斯汀，理由很简单：他矮小、傲慢，写的诗也陈腐不堪。但不可否认，他的上述愿望中含有一些简单、忠诚而确定的东西，即对国家完全而幸福的爱意，不承认它有任何不足之处。这种心态就像里布尔斯代尔勋爵的外貌一样，后世再也不可能出现。

既然保守党已取代自由党，上议院便可仰起身子，舒服地走他们的老路那就是尽量少做事。在自由党执政的最后几年，上议院站起来阻止激进法律引发的“悲剧”，撵走了一项雇主责任法案、一项促进地方政府民主化的教区会法案，以及最后的爱尔兰自治法案。1894年3月，格莱斯顿在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演说中庄严地警告，两院“根本属性”上的分歧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崇高原则和深度重要性上矛盾巨大、摩擦频繁”，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自由党在台上时，关于上议院改革，以纠正失衡的提案很多，但是既然现在和谐已经取代冲突，情形也就不再紧迫。人们忘记了格莱斯顿的警告，上议院的议员也恢复了他们惯有的休眠状态。

在560位上议院议员中，许多“边远”贵族这是他们的称呼从来都是缺席的。其余不少人只有危机发生时才会过来。只有不到50人定期出席议会。用牛顿勋爵（Lord Newton）的话说，这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集会”，他们的发言如果放在下议院5分钟就不会有人听了。辩论也“总是很礼貌”，很克制，到了“超然甚至是冷淡的地步”。政党间的憎恶被“蓄意的谦恭”所掩盖。听众们也不振奋，特别是对于自由党人的演说，自由党领袖罗斯伯里勋爵抱怨“所有听众都满副倦容、极为厌烦”。

索尔兹伯里担任首相时，整个上议院都在他的支配之下，尽管名义上的统治者是上议院大法官，也就是议长。这个职位此刻被哈尔斯伯里勋爵（Lord Halsbury）所占据，他来自英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这个家族的创立者曾战斗在黑斯廷斯，后来被威廉二世封为白金汉伯爵。尽管这个头衔没有延续到下一代，这个家族却以饱满的精力坚持不懈，虽然并非富有。现在这位兴致高昂的大法官已经72岁了，他还将再活26年之久。一位外形矮胖的匹克威克式人物，短腿、红脸，耳边一簇白发，表情也有幽默感。尽管态度和蔼，哈尔斯伯里勋爵却是位强硬的对手，在法庭上很执拗，拥有精确到不留情面的记忆。因为家境窘迫，他一直在家接受父亲的教育。他的父亲是位律师，也是保守党的高级日报《标准》的编辑，每天教他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直到凌晨4点。纽卡斯尔公爵仰慕他的文采，想把他的三个儿子送到牛津读书，却被这位正直的父亲拒绝。虽然他最小的孩子还是去了莫顿学院，很快便上升到法律界的最高位，同时获得了财富和人脉，以及某些人士的微词，指责“他的部门里充满了愉快的玩世不恭”，还说他肆无忌惮地利用职权获取政治庇护。然而，他还是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大法官的任命，成了地位仅次于英国王室及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物，“卡尔顿俱乐部的成员一致支持他，”柯勒律治（Coleridge）勋爵，一位自由党出身的最高法院院长写道，“我显然不懂你那些政治方面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学者、绅士和律师，没有人比你更合适当我们的头儿了。”

索尔兹伯里勋爵内阁的两位高官，第五代兰斯顿侯爵和第八代德文郡公爵都出身辉格党世家，后来才加入保守党。身为战争大臣的兰斯顿勋爵，从长相上绝对对得起贵族称号。他像打磨过的石头一样光滑而冷酷，优雅、殷勤、准确无误，非常适合担任礼仪性质的职位。他38岁时就出任加拿大总督，43岁又出任印度总督。菲兹莫里斯（Fitzmaurice）是他的姓氏。他的家系的第一人，12世纪就定居在爱尔兰的克里郡，而现在的侯爵是第二十八位直接通过父系亲属继承克里郡爵位的人。用《观察家报》评论索尔兹伯里政府质量的话说，他属于那些“凭借某种直觉统治”的盎格鲁—爱尔兰人。这种本能早在他曾祖父身上显现出来第一代侯爵，谢尔本伯爵，在乔治三世时期当过国务大臣，在和美国殖民地作战的最后一年还短暂地担任过首相。同样的本能也被他的祖父第三代侯爵继承，在从1827年到1857年的六届政府中，他任职于内政部及其他部门；此后他拒绝出任首相和接受伯爵爵位。现在的这位侯爵，在他的小叔欧内斯特•汉密尔顿勋爵眼中，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绅士”。在任何一个国际绅士比赛中，他肯定都会被提名作为英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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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兰斯顿更老甚至更大气的是斯潘塞康普顿卡文迪什，第八代德文郡公爵（Spencer Compton Cavendish， eighth Duke of Devonshire）。他的贵族气质发自内心，非常自然。这位恐怕是全英唯一一个既安心又粗心、竟然和君主爽约的人。爱德华七世提出和公爵共进晚餐，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德文郡宅邸，却令那一家人大为吃惊，赶紧把还在特夫俱乐部的公爵叫了回来。

1895年他62岁，身材高大、蓄须、眼睑下垂，脸长得有哈布斯堡王朝的风范，鼻子又直又高，很有贵族气派，曾在下议院待了34年，被称作哈廷顿勋爵（Lord Hartington），现在是索尔兹伯里内阁的枢密院大臣。他拥有18.6万英亩（约7.5万公顷）的土地，光是地租每年就有18万英镑，投资收入还不算在内。他虽然懒散出了名，却是在世的人中服务的内阁数目最多的：在帕默斯顿勋爵手下担任海军大臣，约翰罗素勋爵手下担任战争大臣，还担任过邮政大臣、爱尔兰大臣、印度大臣以及几届格莱斯顿政府的战争大臣。哈廷顿勋爵驾驶轻便的四轮马车，漫不经心地拉着缰绳，衔着一根大雪茄，柯利牧羊犬陪伴身旁，这已是白厅附近一道熟悉的风景了。

他在19世纪80年代两次造成自由党分裂的危机中戈登将军远征苏丹的帝国主义问题，以及爱尔兰自治问题扮演了反对格莱斯顿的重要角色。尽管不是言辞优美、热情洋溢的演说者，他在1886年与格莱斯顿断绝关系的演讲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坦承，人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继续支持政府，哪怕是自己的政党。用某位自由党员的话，哈廷顿勋爵“给予了英国数以百计的人们新的责任感和新的行动力量”。亨利•查普林觉得这次演说“一定能使你成为首相”。其实女王早在几年前就邀请过他组建政府，但被哈廷顿勋爵拒绝，他知道格莱斯顿只愿做第一把手，所以服从后者的领导。

在专家贝尔福先生眼中，哈廷顿勋爵是“我所认识的政治家中，最有说服力的人”，用词还在其次，关键是演说背后的人格。他让每个观众都感觉到，面前的这个人“用尽全力掌握所谈问题的方方面面，逻辑严密，结论正确，没有在人面前掩饰另一方的观点……他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最诚实可靠的向导”！ 哈廷顿的这种品质“大大超越了我所知的任何人”，据贝尔福说，也正是这种品质使他的公众影响力巨大，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成员，不管是在内阁、议院还是公共讲台，“他是任何集会的中心人物”。

公爵自己可能并不想参加集会，他之所以如此辛苦，接受政府工作的局限，乃是出于义务多于愿望。但是君主和国家报答了他，视他为国家得以安定的支柱。维多利亚女王在1892年写信给他：“如果不感谢公爵，我将无法结束这封信……广阔帝国的安全与荣誉多亏您的维护。所有人都要加入”她简单地概括了自己的信念作为结束“这伟大而必须的功业”。

加入其中的公爵并非热情四射。“虽然从没生过气，但往往觉得无聊，”据某个朋友讲，“他确实做什么事都很放松。”有人说他的倦怠纯属懒惰，而其他人则认为他的不慌不忙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不管原因如何，结果都一样习惯性地在做事半途中入睡。就连他自己的演说也令他厌烦，有一回就印度预算讲演时，他中途停下来，身体前倾靠向椅子前方的同事，忍住没打哈欠，然后小声说：“真是乏味。”

他唯一的热情所在就是赛马了，虽然不知是出于感情、习惯还是懒惰，他也维持了与“欧洲最美的女人之一”长达30年的暧昧关系。在那场婚外恋开始时，女方还是盛气凌人、野心勃勃、德国出身的路易丝，曼彻斯特公爵夫人（Louise， Duchess of Manchester）。她的第一任丈夫因为没钱而令她失望，但他顺从社会等级的规则，坚持自我抑制，或者被什么人说服，没有提出令人不快的公诉，他的妻子和哈廷顿勋爵于是得以享受对方，并维持无懈可击的道德和社会地位。曼彻斯特公爵去世后，他的遗孀便在1892年改嫁刚刚继承头衔的德文郡公爵，从此被称为“双重公爵夫人”。她继续向着她的重大目标施展杰出的才华，那就是让她的丈夫当上首相。

可惜公爵不肯帮忙。他不是那种为了攀登最高位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当他带领自由党中的统一派退党自立门户时，索尔兹伯里勋爵曾两次提议推举公爵当首相，并在他的内阁服务，但两次都被公爵拒绝，他还没做好和保守党结盟的准备。到了1895年，自由党内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公爵和其他四位自由党统一派与保守党保持一致成了习惯，便就势跨越藩篱，进入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内阁。

他们组成的就是1895年6月上台的保守党现称保守与统一党政府。这时在温莎就出现了一个微妙的情形：当公爵和其他的前自由党人作为索尔兹伯里的成员领取印章时，会在门口遇到以前的同僚。为了避免尴尬，女王的私人秘书巧妙地把即将离去的自由党交印章的时间定在上午11点，而新任大臣们在客厅等候，直到前任离开。如果不是公爵的话，所有这一切都将顺利进行。可是他却像以往一样迟到了，从而错过了特定的等待安排，和他从前的同僚打了个照面。后者用对新政府的嘲笑和辱骂抨击公爵。一位在场的人写道，“没有谁的脸更适合这种困难的局面了”，因为公爵毫不惊慌，“直接走过去，嘴张得老大，眼睛半睁半闭，一副没睡醒的模样”。

卡文迪什家族的祖先是1381年农民起义时期英国高等法院王座法庭的首席法官。此人的儿子正是杀掉起义领袖瓦特•泰勒（Wat Tyler）的人，他当场被查理二世授予了爵位，而作为报复，他的父亲在别处被暴民抓住砍了头。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卡文迪什家族一直忠实地帮助治理国家，哪怕积极性不高。第四代公爵在1756至1757年有过短暂的首相生涯，那时皮特（Pitt）与纽卡斯尔正在争斗，但是一旦找到可以接替他的人，这位公爵就辞了职。他的弟弟约翰卡文迪什勋爵当过两次财政大臣，埃德蒙•伯克称赞他“非常正直……没有一点儿私心”，但希望他能“定期去处理公务”，并“把猎狐活动控制在合理的时间和范围内”。第五代公爵的过人之处是娶了迷人的乔治安娜，德文郡公爵夫人。在庚斯博罗的画中，她是暴风乌云掩映下的一缕苍白的光辉，而在雷诺兹的画中，她笑容灿烂，膝上是穿着圆裙的婴孩。她的美貌和难以抗拒的魅力正如她的赌债一样，都是过量的。她丈夫为此花费了100万英镑。所幸，卡文迪什是全英最富有的两三个家族之一。当第五代公爵的管家遗憾地告诉主子，他的儿子，也就是当时的哈廷顿勋爵“想要花掉一大笔钱”时，公爵回答：“好得很，反正哈廷顿勋爵钱多。”

对于1895年的公爵来说，财富、作为长子的身份、对努力工作的厌恶，甚至是在赛马场上驰骋的心愿都没能超过“某种遗传的从政本能”。他觉得“他亏欠国家一笔必须归还的债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注意到了这种责任感，这不仅起源于家族产业，也和他对自身卓越的意识有关。他的父亲研究数学和古典学，被称作“学者”公爵，正是这个人在家教育了我们这位公爵。后来在剑桥三一学院，尽管学生生活中充满了懒散、运动和社交，哈廷顿勋爵仍然是他那一组人中唯一一个取得优秀学位的，在数学优等考试中名列第二。他24岁就进入下议院，30岁取得第一个内阁职位。他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也走上从政道路，但1882年，在他担任爱尔兰政务司长的第一天，就被刺杀于都柏林的凤凰公园。一位女王授命的英国大臣被爱尔兰反抗者所杀，此事引发的轰动效应不亚于戈登（Gordon）将军在喀土穆被害。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件事，公爵养成了随身带把左轮手枪的习惯，给他的家人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他总是把枪弄丢，然后又去买新的，”他的侄子写道，“所以他死的时候，至少有二十多把枪失落在德文郡宅邸的各个地方。”

这位不知疲倦的公爵夫人一驾到，德文郡的招待就提升到了社交界的最高水平。每一年议会开幕，公爵和公爵夫人都会举办大型的招待会。每一年一到德比赛马大会的日子（Derby Day），德文郡宅邸都会充满了从公爵的花园中采来的玫瑰和六月花，举办充满活力的舞会。舞会开始前，国王会在白金汉宫为赛马俱乐部的成员举办晚宴，王后则与公爵夫人共进晚餐。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时，德文郡的化装舞会是那个年代最出名也最奢侈的一次。在德比郡的查特斯沃思，也就是卡文迪什400年的家，乡间别墅的宴会在威尔士亲王和王妃每年定期访问时达到了高潮，这种访问在他们继位为国王和王后时仍然持续下去。每一项能使王室感到舒心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包括国王的情人凯珀尔（Keppel）夫人也受邀在场，穿戴钻石的她十分美艳，据普勒斯王妃说“国王和凯珀尔夫人在单独的房间里打桥牌。其余人拥挤在另一处，当然也在打桥牌”。

查特斯沃思由本地区的金石建造，周围环绕着建筑师“万能的布朗”（Capability Brown）设计的是18世纪园林景观。到处都是奢侈的气息。小瀑布在180多米长的石阶上泛起涟漪，仿造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水景。有棵铜做的柳树，设计巧妙，每一片叶子都能渗出水。精美繁复的木刻花环果环装点着墙壁。书籍和绘画雕塑的藏品到达了像美第奇家族一般的王侯规模，管理上也几乎是采取公益信托的方式。公爵聘用的负责人把藏品向学者和收藏家开放，选购新的艺术品，或者像图书馆一样把宝藏借出展览。查特斯沃思收藏的梅姆灵（Memling）在布鲁日展出，凡•戴克（Van Dycks）则前往安特卫普。宅邸全年都向公众开放，成千上万的人走过它的厅堂。公爵很喜欢看这些参观者，心想他们互相都不认识，于是站在那儿，完全没意识到已经被认了出来，“他疑惑着，为什么作为参观人群向导的女仆会突然停下来，盯着他看”。尽管他对赛马比书的兴趣更大，但有次却令他的图书管理员大吃一惊。后者向他展示了他的一本初版《失乐园》，他拿起书从第一行开始大声读，似乎从中获得了简单的快乐。直到公爵夫人进来，用阳伞戳了公爵一下，说：“他要是读起诗来，就永远不会散步了。”

他厌烦排场，憎恶浮夸。当国王决定授予他刚创立的维多利亚 “大勋爵骑士”勋章时，公爵“以他半醒不醒的方式”问国王的私人秘书弗雷德里克•庞森比勋爵他应该怎么处理“那玩意儿”。“我从没见过对授勋这么无所谓的人。他似乎觉得勋章只会令他的穿戴更复杂。” 爱德华国王1902年加冕彩排的当日，贵族们要穿着常礼服、戴冠冕，有种滑稽的效果。公爵照例迟到，他的右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脸上有种说不出的厌烦表情，听从于宫廷典仪大臣的指令，在台上缓步走动。他喜欢宽松随便的旧衣服，从来不为客人烦心，故意无视那些可能索然无味的人。某次，一位上议院的演说者大谈“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公爵睁开眼睛，对坐在他旁边的人说，“我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就是我的猪获得斯基普顿展览头奖那会儿”。说完又闭上了眼睛。他最喜欢的俱乐部，排在特夫之后就是旅行者了。这家俱乐部以专属性以及“庄严的宁静”气氛著称。也就是说，阅读、打瞌睡、沉思在这里比交谈更重要。至于公众演说这一不愉快的活动，他有一套自我训练的方法，曾经透露给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那一次他们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会议上碰面。公爵问：“你紧张吗，温斯顿？”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告诉温斯顿：“我以前也紧张，但是现在我走到演讲台上，好好看看周围，坐下来就说‘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该死的笨蛋’，然后感觉就好多了。”

如果愿意，他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和他交谈很惬意”，这么做的前提是情况要对劲儿。1885年的一次晚宴，公爵坐在那儿愠怒着，他之前在委员会待了一整天，又饿又累，可晚宴的头盘是华而不实的法国菜，不是他喜欢的那种能填饱肚子的丰盛饮食。当烤牛肉被端上来时，他用深沉的音调大声说：“太好了，终于有能吃的东西了。”然后就加入到了与周围人的谈话中。当时在场的一位宾客，作家威尔弗雷德•沃德（Wilfred Ward）留意到，每当哈廷顿勋爵与他的同伴格莱斯顿意见相左时，哈廷顿“总能指出格莱斯顿逻辑混淆之处”。18年之后，沃德与公爵在罗马的大使馆重逢，沃德提醒他上次会面的情景，公爵却一脸茫然。随即，他又高兴地惊呼：“我当然记得啦。那次我们没东西吃。”看来那盘不够档次的法国菜“在他的脑海中留存了将近20年”，沃德写道。

他和索尔兹伯里不同，在1891年继承爵位以后，仍然坚持走访下议院。在举办大型辩论的晚上“通常都有人看见他在前排的贵族旁听席上打呵欠”。作为公爵，他要做的事比以往更多。他在德比郡、约克郡、兰开夏郡、林肯郡、坎伯兰郡、萨塞克斯郡、米德尔塞克斯郡和爱尔兰都有产业，牵涉到这些产业的账目，或者房产代理有任何重要问题，他都要亲自前往。他是德比郡治安长官、剑桥大学校长、大英帝国联盟主席，以及各种宗教事业的资助人，因此不得不到各地开会。他还在投资的好几家公司中担任董事或董事长，其中包括两条铁路线、一个钢铁公司、一个供水设备公司，还有一个舰艇建造公司。尽管他对自己的商业知识持怀疑态度，但据他的一位下属说：“他一旦抓住了主题，就没有人能比他更会驳斥错误的论点，看清真正的问题。”他的脑筋并不敏捷，如果一个问题没有立即理解，他就会要求对方反复讲解，直到明了一切。他做了所有这些事，却始终坚持自己和纽马基特的赛马一起时最愉快。有一回，他在爱克斯温泉碰见了当时下议院的保守党领袖W•H•史密斯（W.H.Swith）。他立即就坐下来与之对谈了半个小时政治，并说：“在这个地方能做些事也很愉快啊！”如果他不从政，可能会觉得无趣吧。

他带给1895年保守党政府的不仅是多年的经验，富有声望的名字和头衔，还有他40年政治生涯中积累的巨大的公众信任。他丝毫没有私人的野心，这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观察家》报的编辑说：“从没有人怀疑过他有卑劣的动机，也没有人含沙射影地指责他在替自己打算。如果有人敢这么做，整个英国会认为这个谴责者纯粹是疯了。”当公爵采取某种态度，人们会觉得带头的人出现了。他从没有当过首相或赢过德比大奖，但“没有人，”《泰晤士报》说，“比他更有能力塑造英国人的政治信念。”他对于自己非凡的影响力迷惑不解。“我不懂，为什么有了选票，我就能告诉人们该怎么做，”他抗议道，“他们会做他们觉得正确的事，我会做我觉得正确的事。他们不需要我来干涉。”当亲王也和他的臣民一样倚仗公爵对人和事的判断力，向他咨询微妙的社会问题时，他发起了牢骚：“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旦抓到有人在牌桌上作弊，大家总来问我怎么办。”他凭借遗传和人品，已经成为国家良心的监护人。公爵有一种坚实而忧郁的高贵，庄重的仪式场合就需要他这样的人。在罗斯伯里勋爵看来，他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储备力量之一”。

在索尔兹伯里勋爵带领下于1895年坐到下议院前排的大臣中还有两位男爵在各自的家族里分别是第九代和第六代财政大臣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Sir Michael Hicks-Beach）和内政部大臣马修•怀特•里德利爵士（Sir Matthew White Ridley）。前者又高又瘦，不苟言笑，是英国国教的拥护者，也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之一，被称为“黑迈克”。言辞尖刻的他，有一次读完了一位自由党员对他的预算案的评论后，对他的秘书简洁地说：“过去告诉这个人，他是头猪。”两位男爵旁边坐着的是乡绅亨利•查普林（Henry Chaplin）先生和沃尔特•朗（Walter Long）先生。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来自古老而没有头衔的家族，“鄙视爵位却又在意作为郡县代表的荣誉，一成年就参加第一次大选”。担任农业委员会主席的朗先生时年41岁，作为政府最年轻的成员，他“一辈子都没说过让人记得住的话”，总是“静静地打瞌睡”。在一位观察家眼中，他“双手交叠，头倒在垫子上，红润的脸庞像十月的苹果，为这一场景增添了一抹亮色”，而年龄稍大的查普林先生则“充满活力，保持清醒，机警地保卫着帝国，免受反对党的诡计袭击”。

54岁的查普林先生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鼻梁高挺，下巴突出，留短络腮胡，戴单片眼镜，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受欢迎的一位。“容易辨认，为公众所熟知。每个人都能一眼认出他来。”他是英国乡绅鲜明的标本。他在地方政府委员会任职，处理的是济贫法、贫困户住房、城镇规划、公共健康以及市政。这一机构的作用，被1908年也被任命于此的温斯顿丘吉尔总结得很好，他说：“我拒绝和西德尼•韦布夫人一起被关在流动厨房里。”而查普林先生则以惊人的严肃性履行着他在此处以及作为下议院议员的职责。他在自己以及他的选民眼中，都是英国本质的守护者。他还曾在树篱后练习演讲，以更好地为他的角色增光。据一位目击者说，他那朱庇特式的雷鸣，在下议院前座讲话时充满贵族气地挥臂，表达的不是虚荣，而是“那种平静的、对于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信念”。对于政府最难解的问题，他毫不畏惧。关税或教育法案在他眼中就像是狩猎场上的沟渠，他会以同样的气概迎难而上。他甚至热烈地提倡使用金银币复本位制来治愈经济疾患。有一次，在花了两个小时讨论这个深奥的问题之后，他擦了擦眉毛，俯身问贝尔福先生：“我说得怎么样，阿瑟？”

“说得太好了，哈里，太好了。”

“你听懂了吗，阿瑟？”

“一个字都不懂，哈里，一个字都不懂。”

第7页 :第二章 理念与行动 无政府主义：1890—1914（节选）

第二章 理念与行动 无政府主义：1890—1914（节选）

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世界是多么美好，腐败的机构一扫而光，人们获得自由，并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善良。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景，六位国家元首在1914年之前的20年内遭到暗杀。他们是1894年遇害的法国总统卡诺（Carnot），1897年遇害的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Canovas），1898年遇害的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Elizabeth），1900年遇害的意大利国王翁贝托（Humbert），1901年遇害的美国总统麦金莱（McKinley），以及另一位西班牙总理卡纳来哈（Canalejas），他在1912年遇害。他们当中没有谁称得上是暴君。他们的死是绝望的、受蒙骗的人们的姿态，为了唤起社会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注。

在席卷了这些生命的无政府运动中，没有一个人是英雄。英雄就是理念（Idea）本身。正如一位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所说，那是“一场浪漫主义者的白日梦”。它有理论家、思想家，他们富有智慧，真诚而热切，热爱人文精神。它也有工具，那些因为不幸、绝望、愤怒或贫穷而变得堕落和无望，然后被理念吸引，直到被其占有、推动，付诸实行的人们。他们成了杀手。这两组人之间并没有接触。思想家们在报纸和小册子上为无政府主义的千年盛世搭建出非凡的模型；倾吐充满仇恨的激烈演说，猛烈抨击统治阶级及其卑鄙的帮凶—资产阶级；振臂呼吁行动，呼吁“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以推翻敌人的统治。他们呼吁的对象是谁？所谓的行动又是什么？他们没有准确地说出。他们有所不知，在社会的底层，寂寞的人们在倾听。他们听到了演说和鼓吹的回音，窥见了闪闪发光的新千年，允诺没有饥饿和老板的生活。突然，他们之中的一个满怀仇恨或使命感的人拍案而起，出去杀人——并在理念的圣坛祭上自己的生命。

他们出身贫穷、拥挤的杂院，饥饿和肮脏在那里称王；结核病人咳嗽，空气中弥漫着粪便、烂白菜和过期啤酒的味道。婴儿哀号，夫妇争吵尖叫，屋顶有漏洞，坏掉的窗户也不曾维修，冬天阵阵冷风便直灌进屋里。隐私是难以想象的，男女老幼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吃喝拉撒、交媾、生病、死掉。茶水壶在两餐之间当洗涤锅用，旧箱子当作凳子，肮脏的稻草堆当床铺，两个竹篓上搭一块板充当桌子。有时候全家的小孩不能一起出门，因为衣服不够用。正派人家要和醉鬼、殴打妻子的人、窃贼以及娼妇住在一处。生活在失业和干不完的辛苦劳动间来回晃悠，一个制造雪茄的工人和妻子每小时挣13美分，一天工作17小时，每周7天，才能养活三个小孩。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奢侈，辛苦一生的积蓄就挥霍在雇用堆满花的葬礼马车上，悼念的人群行进，一切为了抵抗被遗忘的命运，以及那最后的耻辱—公共墓地。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要消灭邪恶之王—财产，就没有人能依赖他人的劳动生活，人性也将获得解放，追寻人与人之间自然的正义。国家的角色会被个体自发的合作取代，取代法律的是公共福利的最高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通过选举或劝说进行的改革都不会起任何作用，因为统治阶级绝不会放弃财产，也不会放弃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者——权力和法律。只有以革命推翻整个恶毒的现有体制才能取得想要的结果。当旧的系统成为瓦砾，完全平等、没有权威的新秩序才能微笑着安顿在地球上，每个人都有足够多的东西。这个主张看来非常合理，所以一被提出，受压迫的阶级不可能不回应。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是散播消息和宣传行动，用理念唤醒他们。于是某一天，某个这样的行动就能点燃反抗的烽火。

革命的1848年是无政府主义的第一年，也是对其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年份。它的两位重要先知是法国人皮埃尔•蒲鲁东（Pierre Proudhon）和他的门徒—俄国流放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他后来成为这项运动的积极领导人。

蒲鲁东宣称：“谁把手放在我身上、统治我，谁就是篡位者，就是暴君；我宣布他是我的敌人……统治人民的人民政体是奴役”，而它的法律是“贵族的蜘蛛网，穷人的铁链”。自由社会的“最高形式”是没有政府的，而蒲鲁东第一个将其命名为“An-archy”。他热情洋溢，充满蔑视地抨击政府。“被政府统治就是被没有智慧和美德的人看管、检查、监视、管理、训导、说教、控制、支配、审查。就意味着每一个动作和交易都要注册、盖章、缴税、获取专利、许可、评估、测定、惩戒、矫正、遭遇挫败。以公共福利为借口，政府统治被利用、垄断、侵占、掠夺，然后，稍微有点儿抗议或抱怨，当事者就会遭到罚款、骚扰、诽谤、殴打、恫吓、缴械、审判、谴责、入狱、处死、绞喉、遣返、贩卖、背叛、欺诈、蒙蔽、暴打、凌辱。这就是政府，这就是它的公正，它的道德！再想想我们当中的民主主义者，相信政府是好的；社会主义者，以自由平等博爱之名，支持这个丑物；无产者自荐为共和国政府的候选人！真是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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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认为“权利的抽象理念”消除了革命的必要，人们通过理智，会被说服而接受没有国家的社会。而巴枯宁为理论添加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他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俄国学到的。他的竞争者卡尔•马克思坚持认为革命只会从工业无产阶级中产生，他们有组织，为这项任务受过训练。巴枯宁与马克思观点相左，他认为一触即发的革命会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或俄国——那里的工人尽管没有什么训练，没有组织，甚至不识字，也不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却会揭竿而起，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有责任心的革命者的任务是在群众中传播理念，把他们从统治阶级强加的无知和偏见中唤醒。有必要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需要，并从他们当中唤起和冲动相对应的思考，对于反抗的思考。这样一来，工人们就意识到自身的意识，于是“他们的力量变得不可抗拒”。然而，信赖组织的马克思从巴枯宁手上获得了对第一国际的控制。

无政府主义团体本身有阻滞其发展的矛盾之处。无政府主义拒绝政党。蒲鲁东称之为“专制主义的变体”，但是服从权威、组织和纪律又是促成革命所必需的。一旦无政府主义者开会策划活动，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个必要性。忠实于理念的他们当然会拒绝。革命会从群众中自发产生。需要的只有理念——以及一点儿星火。

无政府主义者所期待的（资产阶级所惧怕的）任何一次罢工、面包引起的骚乱或地方上的起义，都可能是革命的星火。左拉小说《萌芽》中的埃纳博太太—矿场经理的妻子，注视着矿工们在如血的夕阳下罢工游行，她看见的是“恐怖的革命的红色幻景，在世纪末的某个阴暗的黄昏毁灭一切。是的，在那个黄昏，终获解放的人们会让中产阶级血流成河……他们靴子震响，皮肤肮脏，呼吸充满难闻的气味，这可怕的军团将摧毁旧世界……到处是火光，什么都没了，铜板、头衔、地位、财产片甲不留”。

但每当左拉的矿工们面对宪兵队的枪炮时，星火都会被扑灭。唤醒群众意识到自身需要和力量的神奇时刻并没有到来。巴黎公社爆发又消失在1871年，没能引发普遍的暴动。在给妻子的信中，幻想破灭的巴枯宁写道：“在我们看来，群众是不想被追求自由的热情唤醒了，缺了这个，我们理论上正确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无能为力。”巴枯宁伤心绝望，在1876年死去。正如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所说，他是个没有美洲的哥伦布。

1881年，民粹派（Narodniki）出拳，震惊世界：他们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他们看来，这场出人意料的行动大获成功，可与攻占巴士底狱并称。借此传播了他们的抗议，召唤了被压迫者，震慑了压迫者。然而，这一行动引来了反动。被杀的沙皇，皇冠虽说是独裁的象征，他自身却是农奴的“解放者”，因此贫农为其哀悼，并认为“乡绅谋杀了沙皇，为了重获土地”。他的大臣们展开了野蛮的镇压，民众放弃了所有改革的想法，对此持默许态度，而革命运动“毁于一旦，意志消沉，撤到了反叛者的地窖中”。至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一时期画上了句号。

在19世纪90年代无政府主义运动焕发新春之前，一场可怕的事件扩大了它的影响。这件事没有发生在欧洲，而发生在了美国，在芝加哥城。1886年8月，8位无政府主义者被约瑟夫•加里（Joseph Gary）法官判处绞刑，因为在当年5月4日，一枚炸弹扔向了武装警察队伍，炸死了7名正试图驱散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罢工者集会的警察。

这次事件是8小时工作制运动的顶点，而争取8小时工作制又是10年来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工业战争的顶点。每一次冲突中，法律的力量——警察、军队和法庭——都与雇主合作。迎接工人要求的是荷枪实弹和封锁，罢工破坏者却受到私人侦探（Pinkertons）保护，这些侦探全副武装，宣誓担任副治安官。在阶级斗争中，国家不是中立的。受悲惨和不公的驱使，工人们越来越愤怒，雇主们越来越害怕，越发坚定了扑灭罢工的决心，紧张的气氛持续升级。就连亨利•詹姆斯这样的边缘人物都感受到一座“邪恶的无政府地狱在喘息，吐出它的痛苦、能量和憎恨”。

无政府主义并非工人运动，不过是下层阶级普遍骚动的一个组成元素。但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抗争中看到了炽热的木炭，想把它吹成熊熊烈火。“1磅（约0.45千克）炸药的威力能抵一堆子弹，”奥古斯特•斯皮斯 （August Spies） 大声呼叫，“军队警察，资本主义的猎犬，做好了谋杀的准备！”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因为在一场工人和破坏罢工者的冲突中，警察开枪杀死了两人。“报仇！报仇！工人们武装起来！”斯皮斯当晚印刷、散布的传单在呐喊。他呼吁次日举行抗议集会。这场集会的地点正是干草市场广场，警察过来驱散人群，一颗炸弹扔了过来。究竟是谁扔的一直没查出来。

宣判后，被告们在法庭上演讲，坚持无政府主义原则，充满殉道者的意识，回响欧美，给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宣传材料。他们意识到证据不足以定罪，便大声宣告他们遭受审判不是因为谋杀，而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让全世界知道，”奥古斯特•斯皮斯叫嚣，“在1886年的伊利诺伊州，8个人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相信更美好的未来！”最后，3个犯人被免去死刑，而在监狱服刑。一个叫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的，是他们当中最年轻、英俊也最狂热的分子，法庭上展示了他制造炸弹的证据。在死刑执行的前一晚，他用一剂雷酸汞炸死了自己，并留下血书——“无政府万岁！”他的自杀被很多人视作是认罪的举动。余下的四个，包括斯皮斯在内，于1887年11月11日被绞死。

数年之后，绞刑架的侧影和四具悬挂的尸体装点着无政府主义的文献，11月11日被欧美无政府主义者当作革命纪念日来庆祝。而公众的良知也意识到了绞刑架造成的悲惨、工人阶级的抗议和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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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街角都站着身为无政府主义者却对此无知无觉的人。其中一位被纽约的警方记者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写进了1890年的书《另一半人如何生活》中。他在第五大道和第十四大街见到这个人。此人突然跳向一辆马车——车上的客人是两位打扮时尚的女士，刚买了一堆东西——用刀猛砍体格肥壮、毛发油亮的马匹。他在被逮捕关押时说：“他们不用担心明天。一个小时就花了能养活我和我家人一年的钱。”他正是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实践者。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缄默的，或者只能像一位失去产业的爱尔兰贫农最后一次挖地时那样悲号。一位访客问他想要什么。“我能要什么呢？”老人哭喊，向天挥动拳头，“我只要最后的审判日！”

穷人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权势、财富、庞大的支出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富人们一餐中享用鱼、家禽和红肉，住在大理石造的宅邸，锦缎装饰的墙壁，有三十、四十甚至五十多个房间。冬天穿皮草，有随从仆人替他们擦鞋、梳头、准备洗澡水、点壁炉的火。在这样一个世界，梅尔芭夫人在萨瓦的午餐会上，客人们吃厌了桃子，便向窗下的行人扔着玩。这可是当季的鲜果，“芬芳甜美，棉绒包裹”。

这就是统治者，有钱人，他们所有的巨大财富似乎只能解释为从穷苦大众的口袋中的剥削所得。“什么是财产？”这是蒲鲁东的著名问题。他的答案是：“财产即盗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恩里科•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在9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经典《两个工人的谈话》中说道：“他们吃的每一口面包都是从你们的孩子手中拿来的，他们给妻子的每一件贵重礼物都意味着你们的贫困、饥饿、寒冷，甚至卖身。”

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学比较模糊，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却是强烈又鲜明的。他们憎恨“所有人类的折磨者”，这是巴枯宁的称呼，包括“牧师、君主、政治家、士兵、官员、金融家、资本家、放贷者、律师”。对于工人自己来说，敌人不是遥远的富人，而是他们的代表：地主、工厂主、老板、警察。

他们会憎恨，但极少会反叛。大多数人态度冷漠，因为穷困而昏昏沉沉。也有人放弃了。一位有四个孩子的母亲靠做火柴盒赚钱，一个盒子4.5美分，一天工作14小时总共能赚31.5美分。有一天她跳窗自杀，被人从街上搬走时已经死了。邻居说：“她丧失了希望。”一位母亲病重又丢了工作的年轻人因为企图自杀而被带上地方长官的法庭。将这个人从水中拉上来的是水闸看守人的妻子，她在做证时说“我一把他拉上来，他就又往水中爬”，直到某个工匠过来帮忙。地方长官于是称赞她臂力惊人，整个法庭都笑了，但在场的一位叫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人写道：“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男孩，在生命的门槛奋力爬向泥泞的死亡。”

巴枯宁时代无政府主义实际尝试上的失败导致其理论和实践偏离了地面，转移到云端。在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它那一贯的田园牧歌般的目标变得更乌托邦了，而行动则比从前更远离实际。它变得失去耐心，看不起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微不足道的努力。“给老板工作8小时是太多了，”无政府主义报纸《反叛》（La Révolte）宣称，“我们都知道社会的症结不是工人们工作10小时、12小时或14小时，而是老板的存在。”

新无政府主义的领导者中最杰出的是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Prince Peter Kropotkin）。他出身贵族，从事地理研究，信仰革命。他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监狱被关押了两年后，于1876年逃出，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给他罩上了英勇的光环；其后他流亡瑞士、法国和英国，毫无悔意、努力不懈地宣讲革命要义，使光环亮度不减。

克鲁泡特金尽管命途多舛，对人类的信心却取之不尽、无法撼动。他给人一种“渴望把所有人类都揽进怀抱，使他们保持温暖”的印象，熟知他的记者亨利•内文森（Henry Nevinson）如是说。他那光秃而高贵的脑壳被一圈茂盛的棕色头发环绕，闪耀着善良的光芒。浓密的胡子安乐地散布在颏下。他身材十分短小，“没有足够的身体支撑硕大的头颅”。他是斯摩棱斯克王子（princes of Smolensk）的后裔，根据家庭传统，属于卢芮克王朝（Rurik Dynasty），曾在罗曼诺夫家族（Romanovs）到来之前统治俄国。克鲁泡特金加入了“良心发现”的俄国贵族的长队，这些人因为所处的阶级压迫了人民几个世纪而怀有罪恶感。

他于1842年出生，在西伯利亚担任哥萨克官员时研究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回来时成为地理学会秘书，并在1871年为该组织勘探了芬兰和瑞典的冰川。与此同时，他已经成为某秘密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被发现以后，便遭逮捕和关押。他在1876年越狱后——这一年正是巴枯宁去世之年——逃往了瑞士，与法国地理学家爱理塞•邵可侣（Elisée Reclus）共事。邵可侣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巨著《世界地理》就有克鲁泡特金的贡献—他写了关于西伯利亚的分册。这两人又合办了《反叛者》，克鲁泡特金任编辑三年；被查禁后该刊又在巴黎以《反叛》的名目重生，后来成为最著名、寿命也最长的无政府主义报刊。他有力而激情的论战，因为成功逃脱俄国最令人畏惧的监狱而获得的威望，他与瑞士无政府主义者汝拉联盟（Jura）的积极工作——所有这些使他获得了亲王的称号，成为公认的巴枯宁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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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于1882年来到法国。公社传统滋养了法国的武装无政府主义运动，里昂就有个发展得不错的团体。警察搜捕了这个团体，引发了报复性炸弹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于是52名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克鲁泡特金遭到逮捕，罪名是隶属于某致力于71废除财产、家庭、国家和宗教的国际同盟。克鲁泡特金被判处5年徒刑，服刑3年后被格雷维总统赦免，之后他和妻女一起迁居英国——那个时代的政治流放者最终的避难所。

在哈姆斯密，这个伦敦郊外体面到沉闷的住宅区中有一座小房子，克鲁泡特金在此继续为《反叛》撰写暴力的热情颂歌，为地理学期刊以及《十九世纪》撰写学术文章，用五种语言招待前来访问的激进分子，在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处地窖给无政府主义俱乐部讲演，还弹钢琴、画画，并以他温柔的性情、和蔼的态度吸引了所有与他见过面的人。“他的友善亲切到了圣洁的地步，”萧伯纳写道，“他那把络腮胡子、可爱的表情，好像是愉悦山上的牧羊人。他唯一的缺点是有预测两周内爆发战争的习惯。最后证明他是对的。” 这个缺点其实反映了克鲁泡特金的乐观，因为战争对于他来说是期待中的灾难，摧毁旧世界并为无政府主义的胜利开路。国家的“飞速堕落”加速了这个胜利的进展。“它不会在远方，”他写道，“一切都使它越来越近。”

这个和蔼可亲的人穿着维多利亚绅士传统的礼服大衣，却在鼓吹暴力的必要性上立场强硬。人类走向完美的进程被“既得利益者的惰性”所抵制。进步需要一场暴力事件“把人类从陈旧的常规中拽出来，扔到新的路上去……革命成为必要，不容置疑”。必须通过“行动宣传”在大众中唤起反叛的情绪。成为无政府主义暴力旗帜的“行动宣传”这一措辞最早是法国社会主义者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在1878年使用的。这一年见证了四次针对欧洲皇室的袭击：其中两次的对象是德国的威廉一世，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王各一次。“理念已经出动，”布鲁斯写道，“我们也必须发起行动宣传。皇室的胸膛将打开通往革命之路！”

次年在瑞士汝拉召开的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上，克鲁泡特金特别强调了行动宣传，虽然并未明确宣传的方法。尽管没有大力推荐暗杀，他还是在19世纪80年代继续敦促一种通过“演讲、文字、匕首、枪炮和火药”实现的宣传。他在《反叛》的版面上鼓舞人心地召唤：“言行合一的勇者，有骨气的人，不愿过与自己的原则冲突的生活，宁愿选择监狱、流亡与死；果敢的人，知道为了胜利，必须敢于冒险。”这样的人必须成为先进的革命卫士，远在群众做好准备之前，除了要“说话、控告、讨论”，还必须“行叛变之实”。

“仅仅一次行动，”克鲁泡特金又在别处写道，“就比1000本小册子更有宣传力度。”词语“像教堂的钟声一样消失在空气中”。需要行动来“刺激对剥削者的憎恨，嘲弄统治者、表现出他们的弱点，更重要的是一直要唤起反叛的精神”。他在报纸上傲然呼吁的行动确实成为现实，但行动的执行者却不是他。

到了19世纪90年代，克鲁泡特金50多岁的时候，尽管从未改变对革命的需求，却对个体的行动的热情上做出了一些克制。他在1891年3月的《反叛》上写道，纵然“革命精神通过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得到极大的提升，英雄行为本身却无法构成革命。革命首先是群众运动……几斤炸药摧毁不了有几百年历史的体制。这些行动的时机已过，现在应该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穿透群众的时候了”。可惜，免责声明很少和先前的主张一样有力。

1893年煤矿罢工的中途，在伦敦霍尔本一家饭店，克鲁泡特金与固执的工团主义者本•蒂利特（Ben Tillett）、汤姆•曼恩（Tom Mann）争吵。“我们必须摧毁！我们必须破坏！我们必须把专制者赶下来！”曼恩喊叫。

“不，”克鲁泡特金说，带着外国口音，镜片后的双眼像科学家一样闪着光，“我们必须建造。我们必须在人心之间建造。我们必须造出天国。”

他已经准备好了天国的方案。革命之后——他估计需要三五年才能摧毁政府、监狱、堡垒、贫民窟，没收土地、工业及所有形式的财产——志愿者们会盘点所有的食物储备、住所以及生产工具。打印出的单子将散发给大众。每个人都能按需得到供大于求的东西，而供不应求的东西则会定量配给。所有的财产都是公有财产。所有人都根据自身需要在公共仓库中获得食品和用品，也有权“决定对于他来说舒适生活所需的东西”。既然没有了继承，贪婪也就不复存在了。所有体格健全的男性都通过团体和公社与社会订“协议”，规定他们从21岁到45岁或50岁，从事自己选择的工作，每天5小时。作为回报，社会将保证其享受“房子、商店、街道、交通工具、学校、博物馆等等”。执法部门、法官或刑罚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人们会出于自身与邻居“合作、支持和同情”的需求而履行协议。这项过程非常合理，所以行得通，然而就是克鲁泡特金也应该注意到，合理性很少是人类行为的动机。

在常识上不留情面的萧伯纳在费边主义小册子《论无政府主义的不可能》中指出了问题所在。这本书于1893年出版，其后10年内再版多次。他问道：如果人是好的，体制是坏的，如果一旦腐败的体制不再压迫人，人就能变好，那么“令他痛苦呻吟的腐败和压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然而，萧伯纳觉得有必要写下这本小册子，这正是他对理念力量的致敬。

对于无政府主义规划而言，最棘手的问题是核算物品和服务的价值。根据蒲鲁东和巴枯宁的理论，每个人是根据他的产量来分配物品的。但这就需要一个团体来确定价值并做核算，一个权力机构——正是“纯粹”无政府主义谴责的对象。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提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假定所有人都愿意为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而工作，既然所有的工作都是高尚而愉快的，每个人都会主动地贡献，自由地从公共仓库中取出所需，没有核算的必要。

为了证明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发展了他的“互助”理论，以展示无政府主义存在于自然法则中的科学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思想家歪曲了达尔文的命题。自然界其实并非红牙利爪，各种生物本能地以消耗他者为代价生存。相反，它们是出于本能，通过“互助”来保存物种。他举的例证包括蚂蚁、蜜蜂、野马和牛——它们会围成圈以抵御狼群的攻击——以及中世纪生活在乡村公共农场的人们。他特别佩服兔子，虽然没有防御的力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却存活并繁衍。兔子在他看来象征着柔者的耐久性，而柔者将承袭地土，正如过去的一位布道者所言。

尽管克鲁泡特金始终构想着资产阶级世界的全面毁灭，资产阶级却忍不住要授予他荣耀。他是如此杰出的学者——而且还是个亲王。他拒绝了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资格，因为学会接受皇室的赞助，但他还是受邀参加学会晚宴。他在宴会上拒绝站起来加入主席提议的“为国王干杯！”活动。主席随即又站起来说：“克鲁泡特金亲王万岁！”于是席上所有人起立，一同为他干杯。他在1901年访问美国，在波士顿的洛威尔研究所做讲座，受到当地知识精英的款待，风头不输芝加哥名媛波特•帕尔默（Potter Palmer）夫人。《亚特兰大月刊》请他写回忆录，他的书也由最体面的出版社发行。《互助论》一书上市，就获得《评论之评论》的褒奖：“一本健康、开朗、愉快的好书，读了对人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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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尼禄主义在蔓延 德国：1890-1914（节选）

柏林意味着普鲁士是慕尼黑和巴伐利亚的天敌。德国北方人认为德国南方人随和、放纵、多愁善感，通常还支持民主甚至是自由派，可悲可叹。反过来，德国南方人认为德国北方人是傲慢的恶霸，不懂礼貌，喜欢无礼地盯着人看，在政治上极端保守，整天就想着做生意。

从建筑的角度说，柏林这个欧洲第三大城市，新兴但并不漂亮。其建筑风格在美国人看来属于所谓镀金时代。柏林主要的公共建筑，街道和广场，多是在1870年建造或重建的，为了与这个新国家的豪华排场相匹配，外观上有很多矫饰和华美的镀金。菩提树下大街有1英里（约1.6千米）长，街道两旁绿树成荫，显然是抱着打造欧洲最美的大道这个想法才修建的，其尽头自然是勃兰登堡门这座德国的凯旋门。出了门便是蒂尔加滕著名的胜利大道，一排排头戴钢盔的霍亨索伦战士的大理石雕像保持胜利的姿态，闪闪发光。这些雕像是按照德皇的旨意竖立的，当年马克斯•利伯曼的工作室就在附近，可以俯瞰蒂尔加滕。他抱怨道：“我只能带蓝色护目镜了，但这么做是无期徒刑。”威风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以宏伟的大厦来弥补其微不足道的权力。莱比锡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上到处是百货公司、银行总部、商业行号，其业务每天都在增长，因而很是兴奋。这座城市一尘不染，市民秩序井然，以至于柏林女房东的账单上写明了，缝裤子纽扣收费3芬尼，而去除墨水渍要20芬尼。柏林的警察效率很高，尽管一位英国游客认为他们“态度强硬得过分，甚至到了残忍的地步”。这里的菜肴乏善可陈，女士也不怎么时髦。普鲁士人的节俭扼杀了优雅。柏林的中产阶级女性穿着自制的服饰，比如格子衬衫、土黄色的裙子、像旅行地毯似的男士短衬衫、方头靴子、难以形容的帽子，可以和任何衣服搭在一起，但又不相配。她们身体结实，不怎么化妆，头发用发圈扎在脑后。

由于各阶层划分严格，缺少交流，整个社会的氛围僵硬枯燥。除非名字中有“冯”（von）这个显得贵气的称号，商人、店主、专业人员、文艺界人士都不是有权入宫的人，也就是说不能受到宫廷的接见，不能与贵族进行社会交往。不同层次的人之间也没有往来。每个德国人都属于某一个“圈子”（Kreis），每个圈子与相邻的圈子都没有重叠的部分。国策顾问或医生的夫人不和商人的太太说话，而商人的太太不和手工业者的妻子说话。和圈外人交往、娱乐、结婚意味着混乱，这是德国人最怕的东西。可能是为了弥补社交上的无趣，据说有些德国人一天要吃七顿饭。

既然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完成的，彼时的统治阶级便从拥有土地的容克普鲁士贵族中产生了。容克人数众多，思想落后，能力很差。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天主教贵族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粗俗、没有品位，不适合领导社会。容克则以其武断和自信弥补了教育上的不足。他们支配军队，而在德国，军队支配国家。随着他们最强大的支持者俾斯麦的上台，容克占据了大多数政府公职，不过他们在竞争激烈、利润丰厚的首都商业界优势并不明显。虽说这是一个反对商业的阶层，但它又是心甘情愿的商业代理人，其政府的商业性在欧洲是最明显的。德皇崇拜金钱，他把更富有、更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非普鲁士贵族也纳入了自己的交友圈。德国宫廷最出名的是精确的行为准则，以及由喧闹的音乐伴奏的庞大国宴。犹太人是不允许进宫的，除非已改信基督教，或除非是所谓宫廷犹太人（Court Jew），比如德皇的朋友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尽管犹太人只占人口的1%，反犹主义仍然很有市场，部分原因在于1871年德国确认在法律上解放了犹太人后，他们在科学、艺术、商业和各种职业上取得了飞速的进步。犹太人虽然解放了，但是声明信奉犹太教的人仍然被政界、军界和学术界排斥，不能担任职位，也无法获得“冯”这个贵族头衔，不过这样的排斥并没有让德国的犹太人降低对国家的忠诚度，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件幸事。借钱给俾斯麦并为普法战争提供金融支持的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oder），海上贸易的开发者巴林，使德国实现电气化的德国通用电力公司（Allgemeine Elektrizitts- Gesellschaft）创始者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发现了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方法，从而使德国摆脱氮气进口，独立研发炸药的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生来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对德国的繁荣贡献良多。同样支撑德国统治阶级的还有极度勤劳的中产和下层阶级，他们勤勤恳恳，不停工作，很少休假。相比其他国家同等阶层的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普鲁士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就针对7—14岁的儿童推行义务教育；到了90年代，大学生占人口的比重已是英国的两倍半。

德国皇帝也是个不得空闲、精力充沛的人，但与他的臣民相比，多了一点儿焦躁，少了一点儿认真。他对每件事情都感兴趣，对每件事情留有心意，有时候也能获得有用的成果。当美国的巴纳姆贝利马戏团（Barnum and Bailey Circus）1901年在德国表演时，德皇听说这个马戏团可以用极快的速度装载列车，便派人去观察这是怎样的办法。他们得知，马戏团的表演者没有从旁边一件件地向每节车厢里装载设备，而是铺设连接整个火车的铁质的履带，把所有的器材在一端装好，然后从履带上滚过去。使用这个方法，3辆各有22节车厢的火车可以在1小时内装载完毕。德国的军队总想不断提高调动系统的速度，这个马戏团的技术很快便被他们采纳了。德皇派去的观察者也注意到了大马戏团的烹饪马车相比固定不动的野战厨房更有优势，所以军队也采用了这个办法，行军的途中也可以做饭了。

德皇在不同的场合总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他的着装。当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柏林演出时，他穿着俄国的制服观看表演。他喜欢安排阅兵式和节庆，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柏林警卫部队在庞大的滕普尔霍夫（Tempelhof）的游行5万多人的军队，差不多有几个师，可以供其调度。他自认为在艺术上也同样是个权威，他在这方面观点明确，虽说不一定是高明的。当盖尔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阴暗的工人阶级戏剧《纺织工》的作者被评委确定为1896年席勒奖的获得者时，德皇转而把这个奖颁发给了他所喜爱的恩斯特•冯•维尔登布鲁赫（Ernst von Wildenbruch），这是一位历史剧作家，作品风格类似《威廉退尔》。罗德奖学金创建时，经德皇提名的德国候选人都是“庸俗的有钱人……完全起不到良好的示范作用”，这是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一位成员的意见。其中一人在莫德林学院的公园里射杀了一只鹿，令德皇很是难堪，后者不得不下令撤销其候选人资格。正如德皇1901年为胜利大道题献的演说中所讲，他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位“热爱艺术的王子……周围环绕着艺术家”，且在他的统治下，艺术会像古典时代一样繁荣，因为“雇主和艺术家有直接的交流”。作为胜利大道的雇主，他给雕塑家们布置了“清楚明白的任务”，“明确阐述了”他们的工作，但又赋予他们实现这些想法的自由。现在，他可以为取得的成果而自豪了，这些雕塑“没有被所谓的现代倾向所污染”。

他宣称，艺术应当表现理想。“其他民族所失去的伟大理想，已经成为我们德国人永久的财富”，而且“也只有德国人”才能留存。他援引文献，提及艺术对下层阶级的教育作用，他们在辛苦劳作一天后，可以通过沉思美和理想获得精神的提升。但是，他也严厉地警告：“如果艺术堕落到阴沟里现在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去表现苦难，将之描绘得比实际更为丑陋”，那么艺术“就对德国人民犯罪了”。作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看见艺术大师们“没有全力反对这样的倾向”，他感到痛心疾首。

他在1898年宣称，同样，戏剧也应该为精神文化做贡献，提升道德水平，“教育人民尊重我们祖国父亲的最高传统”。因此，皇家剧院他总是称之为“我的剧院”需要承担起这项职能。他安排了一系列他最喜爱的历史剧，为工薪阶层上演，票价适中。他对布景和服装的细节准确性十分挑剔，有一回，为了某个以萨丹那帕路斯（Sardanapalus）为题材的芭蕾哑剧，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搜了个遍，以寻找亚述战车的信息。

他喜欢观看皇家歌剧院和皇家剧院的彩排，甚至有时候亲自指导。乘坐着黑黄相间的皇家汽车驾临后，他在观众席上摆出一个大型商用办公桌，桌上放了一堆纸笔。一位副官站在身旁，只要德皇发出信号，他便举手示意，演员便停下来，听德皇手舞足蹈地解释他的改进意见，然后演员们再试一次。他称呼演员们为“我的演员”，有一回，其中一位叫马克斯•波尔（Max Pohl）的演员突然生病，他和一位熟人说：“你想得到吗？我的波尔昨天突然发病。”这位熟人以为他说的是一条生病的宠物狗，便深表同情：“啊，那可怜的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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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在音乐上的品味自然是保守的。他喜欢巴赫最伟大的作曲家，还有亨德尔。就歌剧而言，只要是德国的他就感兴趣，他会这么说：“格鲁克最中我的意，瓦格纳太吵了。”他观看演出时总是留到最后，也经常要求在宫廷里举办音乐会，节目单都要按照他的意思办，他还经常参加彩排，希望乐手们已经提前排练好，演出将按照计划顺利进行。他在访问挪威时还把格里格招来德国公使馆，并叫来40人的管弦乐团，在乐团前面放上两把椅子，一把留给自己，一把留给这位作曲家，要求格里格指挥《皮尔•金特组曲》。演出时，德皇不停地纠正作曲家的速度和表情，并在听到安妮特拉舞曲时“左右摇摆”身体，这首曲子显然令他“极度兴奋”。次日，整个演出又在皇家游艇“霍亨索伦”号上重现，这次使用了完整的管弦乐队。

德皇统治早期，对他的崇拜是全国性的狂热。他的祖父威廉一世在位时间很长，接着是个垂死的人三个月痛苦的统治，全德国上下都对一位年轻、强健、朝气蓬勃的君主的到来表示欢迎，而且他显然对这个角色十分满意，很配合地展现国王的魅力。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尚武的态度，英勇的姿态，再加上漂亮的服装，激昂的音乐，这一切加起来使他的臣民兴奋地战栗。年轻人跑去宫廷理发师那里，用特殊的装置把胡子卷得向上翘起；文武官员练习让双眼放光；雇主们和手下工人说话时，也采取皇帝那种最有活力的风格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严厉的讽刺小说《忠实的臣民》（Der Unterthan）中的主人公迪德里克正是如此：“我已经把船舵掌握在手中了。”他在继承家庭工厂时说：“我的航线已经定好。我要带领你们走进辉煌的时代。愿助我者，我诚心欢迎；反对我者，我不留情面地打击。主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我只对上帝和我的良心负责。你们永远可以信任我的父亲般的慈爱，但是任何革命情绪都会被我不屈的意志粉碎。”听了这话后，工人们吓呆了，盯着他看，而他的家人则对他充满敬畏和钦佩。

德皇统治的前半段从1888年开始，正好和对尼采的第一轮崇拜一致。这位君王从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让他看起来像个知识广博的通才，仿佛超人已在德国诞生作为对这个国家一个世纪伟大发展的公正奖励，而且超人不是别人，正是一国之君。国民自然像崇拜英雄一样崇拜他。小说中，迪德里克在勃兰登堡门的工人集会上第一次见到德皇。只见皇帝骑着马，带领骑兵中队走在前头，面色“坚硬如石，异常严肃”。刚才还在喊着“面包！工作！”的工人们，看见了德皇便被效忠之心席卷，激动万分，摇着帽子呼喊着：“跟随他！跟随皇帝！”迪德里克在工人的边上奔跑，绊了一跤，跌在了泥潭里，他两脚朝天，欢呼着泼洒泥水。德皇看见了他，一拍大腿，笑着对他的副官说：“这里有个忠实的人，这里有个忠实的臣民！”迪德里克“深陷泥坑，张大嘴巴”，呆呆地望着他。

迪德里克总是残忍地对待手下人，同时又巴结所有比他地位高的人。通过对他的描述，亨利希曼残酷地揭示了德国国民的奴性，而奴性正是横行霸道的另一面。在英国居住了27年的银行家埃德加•斯派尔（Edgar Speyer）于1886年回到他的出生地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打了三次胜仗、建立了帝国后，德国的氛围改变了，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德国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繁荣兴旺和自我满足就像麻醉药一样，令德国的国民自愿放弃自由，臣服于猖獗的军国主义，他们对军队和皇帝的奴性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在他的年轻时代曾领导自由主义的大学教授们，“现在奴性十足地向权威叩头”。斯派尔深感压迫，心情沉重，5年之后便宣告放弃，搬回了英国。

斯派尔看到的东西，蒙森试图做出解释。“俾斯麦打断了这个国家的脊梁，”他在1886年写道，“俾斯麦时代造成的伤痕远大于它带来的益处……德国人人格和心灵的屈从是无法挽回的不幸。”不过蒙森未能指出的是，俾斯麦如果和德国人的性格对着干，也赢不了。

作为超人（übermensch）理论的忠实信徒，施特劳斯在19世纪90年代也和大众一样崇拜着皇帝。不过，当上柏林皇家歌剧院的指挥后，个人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在他指挥了德皇最爱的作品之一韦伯那音调优美的《自由射手》之后，皇帝召见了施特劳斯。“说起来，你也是所谓的现代作曲家吧。”皇帝说道。施特劳斯鞠躬。皇帝谈起了当代作曲家席林斯（Schillings），他听过这个人作品，“令人厌恶，一点儿旋律都没有。”皇帝说。施特劳斯鞠躬，并暗示道，旋律是存在的，只是藏在了复调的后面。皇帝皱着眉头：“你是最糟糕的。”这一回，施特劳斯什么都没说，只是鞠躬。“所有的现代音乐都一文不值，”这位皇室评论家还在继续，“一点儿旋律都没有。”施特劳斯鞠躬。“我更喜欢《自由射手》。”皇帝坚定地说。施特劳斯犹豫了一阵后，回答：“陛下，我也更喜欢《自由射手》。”

看来皇帝并非施特劳斯料想之中的英雄，但是他很快便找到了更好的就是他自己。于是，他的下一部重要作品的题材也有了，他大言不惭地将之命名为“英雄的生涯”（Ein Heldenleben）。在完成《意大利》之后，施特劳斯就再也不把心情、画面、沉默的大教堂或田园风光作为创作题材了，他的主题只有一个：人。奋斗与追求的人，找寻存在意义的人，和他的敌人以及他自己的激情搏斗的人，从事三大冒险战斗、爱与死的人。麦克白、唐•璜、《死与净化》里无名的主人公、梯尔、查拉图斯特拉、堂•吉诃德，他们都是灵魂旅途上的航行者。现在，一个艺术家的肖像也加入其中。

施特劳斯自己对三大冒险中的前两个的体验是充分的，虽然谈不上是史诗般壮烈。他和乐评人搏斗过，留下了伤痕；1894年，他结了婚，夫人是波琳•德•阿娜（Pauline de Ahna），一位将军的女儿，施特劳斯在23岁时遇见了她。她的父亲还是一位业余男中音歌手，在当地开演唱会，表演瓦格纳歌剧的片段。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女，波琳在慕尼黑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可惜业务进展缓慢，直到施特劳斯爱上了她，并把教学和求爱完美结合，以至于两年内，她便在施特劳斯的引荐下加入了魏玛歌剧院，担任领衔女高音。她唱过《罗恩格林》里的艾尔莎，《魔笛》里的帕米娜，贝多芬的费德里奥，以及施特劳斯的歌剧《贡特拉姆》的女主角。一次，在排练《唐豪瑟》里伊丽莎白的唱段时，两人就速度的处理争执起来，她发出尖锐的叫声，高喊着“可怕的辱骂之辞”，把谱子砸到他头上，冲下舞台，回到了化妆室。施特劳斯跟在后面，交响乐团的演奏员们提心吊胆地听着女性特有的愤怒之声从关上的门里传出，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演奏员们不知道指挥和首席女歌手到底是谁杀了谁，便派出一个代表团，敲响了化妆室的门。施特劳斯开了门，代表团的发言人结结巴巴地说：这位女高音的做法令他和他的同事深感震惊，他们觉得，为了指挥先生的荣誉，必须在今后拒绝参与有她担任角色的任何歌剧演出。“这不太好办呢，”施特劳斯微笑着回答，“因为我刚刚和德•阿娜小姐订婚了。”

这种行为模式在婚后的生活中也保留了下来。妻子尖叫，丈夫微笑，显然被欺负得很开心。参加聚会时，施特劳斯夫人不允许丈夫和别的女士跳舞。在家里，她以“无情的狂热”态度主持家务，要求她的丈夫在三张不同的门垫上擦过鞋后再进家门。客人也不例外，不管有多大年纪，多高的爵位，迎接他们的都是同样的命令“擦鞋”。他们家的地板和桌面一样干净，如果仆人没有把壁橱里的东西精准地摆放成行，愤怒的尖叫就随之而来。施特劳斯夫人不仅在处罚别人时满腔热情，自己受罪时也充满激情。她每天都请一位暴力学派出身的按摩师上门服务，此时施特劳斯不得不出门散步，以免听到他妻子备受折磨的尖叫。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叫弗兰茨，出生于1897年。他一降临世界便表达了其家庭传统的“抖擞”精神“拼命地尖叫”，一封写给孩子的祖父母的报告里骄傲地宣称。

施特劳斯夫人在丈夫的伴奏下演唱他创作的歌曲，结尾通常是一段较长的钢琴尾奏。此时，施特劳斯夫人会挥舞一块大雪纺手绢，摆个姿势扔下去，从而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而不是钢琴家身上。她会和客人们详细解释，为什么她的婚姻是极其降低身份的事（mésalliance），而施特劳斯则在一旁宽容地微笑着。她应该嫁给那个年轻帅气的骑兵的，而现在却和一个连马斯涅（Massenet）都比不上的作曲家结合在了一起。有一次，施特劳斯访问伦敦，指挥了《英雄的生涯》，后来在斯派尔办的晚宴上，人们向施特劳斯敬酒，此时他的妻子激动地打断了祝酒词：“不，不！”她指向自己“不，不！献给施特劳斯•德•阿娜。”施特劳斯只是笑了笑，在一位旁观者看来，他似乎对妻子的优先要求很是欣赏。

施特劳斯也是因为她才养成了有序的习惯。他的工作台干净整齐，堪称典范。纸张和笔记本严谨地整理归档，好比律师事务所里的档案。他的笔迹雅致清晰，他写的谱子是“书法的奇迹”，几乎没有任何修改的痕迹。他可能会利用闲暇时间比如指挥歌剧时的幕间休息完成歌曲创作，但篇幅较长的作品，他一律在避暑别墅里创作，先是在巴伐利亚北部的马卡施泰因（Marquardstein），后来又去了靠近加米施的第二个家。在这个工作室里，他定期从早餐时间工作到午餐时间，也经常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工作，直到凌晨一两点，他如此告诉一位采访者。施特劳斯的总谱盘根错节，到了惊人的地步，有时候细分得太过复杂，听众都找不到主旋律在哪儿，而作曲家却享受这样的创作过程。专业的读谱者看到这样的总谱，会为其数学般的精巧设计而惊讶，德国人称这种音乐为“眼睛音乐”（Augenmusik）。当别人称赞他的技艺时，施特劳斯说，自己远不及维也纳的一位叫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nberg）的年轻人，那人谱曲时要用上65行五线谱，所以谱纸都是特别定制的。施特劳斯自己的技艺也十分熟练，他曾和一位来访者说：“接着说吧，我可以一边写谱子一边和你谈。”他创作一首交响诗需要三到四个月，写总谱通常是在柏林排练和演出的间隙完成的。

施特劳斯夫人的组织才华与陆军元帅冯•毛奇（Moltke）不相上下，去他们的夏季别墅访问的客人都有所体会。大门上固定了一个通话管，还有一个指示牌，告诉访客要先摇铃，再把耳朵放在通话管上，有人会通过通话管询问来者的姓名，如果是可以接受的人，便告诉他大门已自动解锁。另一个指示牌会告诉他如何打开大门，并提醒他进来之后关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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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度光阴是施特劳斯夫人不能允许的事情。一旦发现她的丈夫漫无目的地在家门口闲逛，她便会命令道：“理查德，快去作曲！（Richard， jetzt gehst componieren！）”，他只得遵命。如果他工作太拼命，夫人又会说：“理查，把笔放下！”他也会照做。施特劳斯指挥他的第二部歌剧《火荒》在维也纳首演时，施特劳斯夫人与奥地利的指挥家、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坐在同一个包厢，整场演出她都在发火。据马勒夫人后来回忆：“施特劳斯夫人认为，这种垃圾没人会喜欢；我们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和她一样，都知道这部歌剧里一个原创的音符也没有。所有东西都是从瓦格纳，以及十来个比她丈夫优秀的作曲家那里偷来的。”马勒夫妇十分尴尬，一言不发，也不敢附和，因为“这个泼妇很可能故意曲解我们的话，突然叫起来，说那些评价都是我们的”。在热情的鼓掌和许多次谢幕之后，施特劳斯喜气洋洋地走到包间里来，问道：“我的好波琳，今晚的成功怎么样？”

“你这个小偷！”她尖叫起来，“还有脸到我面前来？我才不跟你走。你烂透了。”马勒急忙把她推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于是，她在关上的门后面继续数落她的丈夫，直到施特劳斯踉跄地走出来，他的夫人在后面用可怕的音调宣布，她要回酒店了，并且“我晚上一个人睡”。

“那至少让我陪你走一段吧？”施特劳斯低声下气地恳求她。

“好吧但要离我十步远！”她咄咄逼人地冲出门，而今晚的主角跟在后面，毕恭毕敬地保持距离。后来，他筋疲力尽地与马勒夫妇重聚，一起吃了夜宵。接下来的晚上，他与纸笔为伴，试图算出演出的成功程度与他的版税所得之间的关系。赚钱就和这份工作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他对此兴趣十足。

《英雄的生涯》是施特劳斯1898年的作品，“一首篇幅颇大的交响诗……有很多圆号，始终表现英雄的事迹”，他如此描述这部作品。整首曲子演下来要40分钟，比他之前的作品都要长。艺术家们经常给自己画像，但反映民族情绪的施特劳斯恐怕是第一个将自画像命名为英雄的。1899年3月3日的首演由他亲自指挥，考虑到这个很有争议的题目、音乐的性质以及乐曲解说，他的做法很高调。《英雄的生涯》分为六部分，分别是关于“英雄”、他的“对手”、他的“伴侣”、他的“战斗”、他的“和平努力”，以及他最后的“遁世与功德圆满”。该作品从形式上看是一首大幅扩展的奏鸣曲，能听出主题呈示、展开部和再现部。在圆号奏出的骄傲的英雄主题上升到最强音之后，木管乐器奏出了杂乱而带着窃笑的音乐，显然是在影射“乐评人”，就像《堂•吉诃德》里用咩咩声代表“绵羊”一样。独奏小提琴的一系列华彩乐段扮演英雄的伴侣，忽而性感忽而泼辣，乐谱上的表情记号十分坦率，甚至到了痛苦的地步，其中包括：“假惺惺地迸发激情”（Heuchlerisch schmachtend），“轻抚地”、“傲慢地”、“柔情地”， 最后以一段热烈而感人的爱情二重奏作结，“温柔而亲切”。此时，三支小号突然在远方吹响战斗的号角。弦乐嘈嘈，铜鼓嘎嘎，管乐嘹亮，大鼓如阵阵雷鸣，混乱中喧闹越来越响，战斗持续升级，和真正的战场并无二致，好像将军们已经陷入困境。对于1899年的听众来说，这是“丑恶”的声音。一片喧嚣当中，英雄的主题华丽地回归了。他的“和平努力”这个章节把自传的性质暴露无遗，我们听到作曲家早年的作品主题在此重现。柔和而庄严的音乐是对英雄最后的颂扬，在后来的乐曲解说中，施特劳斯把这一段定位为“葬礼仪式，旗帜和月桂花冠环绕着英雄的坟墓”。

几周后，在科隆第二遍听完此曲的罗曼•罗兰激动万分，他自己也刚刚在戏剧《狼》（Les Loups）的首演上爽快地打完一仗。尽管一些观众发出嘘声，管弦乐团的演奏员甚至还有嘲笑音乐的，但“我咬紧牙关，颤抖着，用我的心向这位年轻的西格弗里德二世致敬”。罗兰在这“喧闹得惊人的”战斗音乐中，听到了“城市的震荡，骑兵可怕的射击，让地球颤抖，心脏跳动”。在他看来，这是“音乐史上描绘得最为壮观的战斗”。有时候乐思被吞没，过一阵后又再次出现，有时旋律的情绪欠佳，但“和声与节奏上的创新以及配器”富丽堂皇。在罗兰看来，施特劳斯是在表达一种“英勇、居高临下、热切而有力”的意志，他的表现力“到了崇高的地步”。罗兰也被尼采精神所触动，认为尼采精神正是施特劳斯高贵且在当前独一无二的原因。人们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主宰人类的力量。不过，在崇拜的同时，罗兰也没忘了自己作为法国人，应该从中吸取政治上的教训。他认为，施特劳斯和德国一样，已经“通过胜利证明了自身的实力，他的自负是没有限度的”。从这个“充满生命力，病态般地过分激动、失去平衡，但以意志力控制自己”的人身上，法国人罗兰看到了德国的面孔。尽管如此，罗兰还是成了施特劳斯的朋友和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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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与施特劳斯见面是在8年前的拜罗伊特，后来，1899年1月，施特劳斯在巴黎指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他们又见面了。那次的演出好似尼采的酒神被释放。“啊！”罗兰当时写道，“无所不能的德国不会维持多久的平衡，尼采、施特劳斯、德皇把德国弄得头昏眼花。尼禄主义在蔓延！”罗兰觉得，他能在交响诗里反复出现的厌恶主题以及结尾的死亡里，听到德国“藏在力量和严格的军事秩序之后的病症”。他在《英雄的生涯》中又听到了同样的东西。

这一次，他前往施特劳斯在夏洛滕堡的公寓，拜会了他。这里是柏林时尚的郊区。他发现，与其说施特劳斯是尼采式的英雄，倒不如说他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喜欢插科打诨，好做诡辩、挖苦人，像是搞恶作剧的梯尔”。他和梯尔一样，以痛骂俗气的市侩取乐。他一会儿精力充沛，一会儿“懒惰、温和，嘲讽似的无动于衷”。尽管他在罗兰面前亲切热情，礼数有加，对别人却未必如此，很少注意别人对他说的话，时不时咕哝着：“什么？哦，是这样啊。”他用餐时很没规矩，双腿交叉在一旁，盘子端到颏下，还不停地吃甜食。在客厅，他会躺在沙发上，用拳头拍打靠垫，“对周围的人漠不关心，傲慢无礼”，甚至睁着眼睛睡觉。

很难判断他究竟是梯尔还是超人。罗兰在给《巴黎评论》写的文章中，把他描述成“新德国的艺术家典范，英雄的豪情发展到了狂热的地步，以尼采式的自我主义宣扬对力量的崇拜、对弱者的鄙视”。但罗兰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描述有些水分。此时的罗兰和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侄女同样困惑，这个女孩在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漫画里问道：“为什么啊，叔叔，你为什么不能一直板着脸呢？”施特劳斯自知与罗兰的想象有所差距，也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你说的不错，”他在给罗兰的信中写道，“我不是英雄，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我并不是生来就要战斗的人……我不会那么努力。现在的我只想创作甜美、开心的音乐。不会再有什么英勇作为了。”实际上，在尼采精神的环绕下，《英雄的生涯》是应该做的事；这个作品反映的与其说是施特劳斯的想法，不如说是国民的心态。

施特劳斯是“时代精神”（Zeitgeist）拨动的一根弦。虽然他只熟悉中产阶级最舒适的环境，他却感受到了工人阶级低沉的革命之声，并以两首优秀的歌曲表达了出来，其中一首《工作的人》（Der Arbeitsmann）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竟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圣歌。另一首《石匠之歌》（Das Lied des Steinklopfers）是施特劳斯创作的所有歌曲中自己最喜欢的一首。当这些歌曲由德国有名的男中音歌唱家路德维格•费尔纳（Ludwig Wüllner）演唱，作曲家本人钢琴伴奏时，现场的戏剧张力惊人。“听到这种冷酷、大胆的声音，”一位乐评人写道，“就像在听明天的《马赛曲》。”至于他的另一首为男声而作的歌《夜曲》（Nächtlicher Gesang），据说能“让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战栗”。

……过剩的物质主义下面，不安定在发酵，艺术家们渴望一鸣惊人；渴望撕扯、砍断资产阶级安逸的厚被子。施特劳斯再次看准了时代的脉搏，做出了反应。如果说《家庭交响曲》以陈腐乏味震惊了世界，他现在感受到了焦躁、惊骇的必要，从巴伐利亚的家庭生活一下子转入了堕落、淫荡的激情中。他的下一部作品是《莎乐美》，王尔德的版本。

王尔德费尽心力，写下了这出华丽而阴森的戏，《莎乐美》是对感官的纯粹追求，用波德莱尔的话说，是努力捕捉“腐烂的荧光”。原作于1891年以法语写成，一年后在伦敦彩排，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担当主演，但是宫务大臣下令禁演，原因是剧中对施洗者约翰的刻画是亵渎行为。剧本一发表（作者的朋友拿到的版本是由“骨螺紫和陈腐的银色”线装订的），就招来《泰晤士报》炮轰，“鲜血、残忍、病态、怪诞、可憎，非常令人反感”。1894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发表了该剧的英文译本，配图娇艳而邪恶，插画的作者正是他们当中最为颓废的奥布里•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其中三幅画因为过于下流而被出版商删除。1896年，当王尔德在雷丁监狱度日时，《莎乐美》在巴黎上演了，演员兼剧院经理吕热-波埃（Lugné-Poë）把这部戏搬上了他所在的作品剧院（Théatre de l’Oeuvre），希律王由他本人饰演，但演员不包括伯恩哈特。颓废的精华太熟太烂，演出未获成功。然而，德国人对毛骨悚然的骇人之作有迫切的需求，《莎乐美》找到了它的位置。1901年首演于布雷斯劳，真正的成功是1902年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在柏林克莱因（Kleines）剧院的制作，施特劳斯正是在那里观看的演出。

与其说王尔德的《莎乐美》是一部戏剧，不如说它是一首诗，它是华丽的典礼，词句的狂欢，在纸上光辉灿烂，搬到舞台则令人难堪。文中的莎乐美倾吐她对眼睛、头发和四肢的色情赞颂，她对约翰身体和爱情的渴求。希律王渴望他的继女，她撩人的舞蹈刺激了他的肉欲，她也因此赢得了可怕的奖赏。黑人刽子手粗壮的臂膀从深坑里升起，托着曾经嘲弄她的那位先知满脸胡须、鲜血淋漓的头颅。莎乐美对着银盘上的头颅心醉神迷，吟诵恋尸癖的独白，最后在死去的嘴唇上完成最终的征服。希律王在关键时刻发出恐惧和悔恨的命令：“杀了那个女人！”莎乐美被士兵的盾牌挤压而死。这出戏以血肉之躯上演，令柏林的观众兴高采烈。王尔德月光下的幻想在德国获得了认可，连演了200场，创下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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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已经注意到的德国病态的暗流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变得越来越明显。伴随着德国的财富、实力和自大，这种病态也以相同的比例不断增加，仿佛来自工业上的巨大成功和军事实力增长的压力造成了内部需求，需要去否定、揭开这些专横、富裕、有教养、讲秩序的国民内心翻滚缠绕的蠕虫和激情。就好比说，有了俾斯麦，就一定会出现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确实，克拉夫特-埃宾1886年出版的《性病态》一书为当时德国最强健有力的文学形式戏剧提供了耸人听闻的灵感源泉。

戏剧与音乐和歌剧一样，是德国人的乐趣，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受易卜生的影响，更涌现了一大批社会问题剧，采用新的表演风格，在舞台技巧上进行实验。1889年开张的柏林独立剧院（Freie Bühne）以巴黎自由剧院（Thétre Libre）为摹本，颂扬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信条，首先上演易卜生的《群鬼》，接着是霍普特曼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日出之前》。剧院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社会的面具被撕扯开，“人的兽性”被热烈地暴露出来这正是左拉的目标。除了易卜生以外，斯特林堡残酷的《朱莉小姐》，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实力》，左拉的《红杏出墙》，梅特林克、邓南遮、霍夫曼斯塔尔的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戏剧，易卜生的门徒萧伯纳的社会剧，维也纳的阿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世俗讽刺剧，还有大量德国悲剧都在上演。学生剧团重排了《俄狄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现代巡回剧团将新戏剧带到了全国各地，自由人民剧院（Freie Volksbühne）以及紧随其后的新自由人民剧院和社会主义结盟。慕尼黑亲密剧院（Intimes Theater）在1895年成立，创办者正是施特劳斯的歌剧《火荒》的歌词作者恩斯特•冯•沃尔佐根（Ernst Von Wolzogen）。同样是为了营造实验性戏剧的亲密氛围，莱因哈特在1902年创办了克莱因剧院（Kleines Theater），除了《莎乐美》外，他也制作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底层》对社会渣滓绝望的一瞥。

悲剧是德国剧院的主打产品。大团圆结局的社会喜剧不是德国的文艺类型。德国式的幽默只有插科打诨这一种形式，或者痛苦，或者粗俗。德国的悲剧不像易卜生那般治愈，也不像契诃夫那般慈悲，而是沉迷于人类对同类的残酷，有自我毁灭和死亡的倾向。19世纪90年代乃至20世纪的头几年，德国戏剧几乎都以谋杀、自杀或某些奇怪方式导致的死亡来结束。霍普特曼的《翰奈尔升天》（Hannele）中，作为主角的小孩在救济院里因为忽视和虐待而死去；同一位作者的《沉钟》（Sunken Bell）里，海因里希的妻子在湖中自溺身亡，海因里希自己喝毒酒自杀；《罗泽•伯恩德》（Rose Bernd）里的罗泽被引诱后遭抛弃，于是掐死了她刚出生的孩子；《车夫亨舍尔》（Henschel）中的亨舍尔上吊自杀，因为他背叛了他死去的妻子，娶了一位放荡的女人，而这个女人的忽视导致了他的孩子死亡；《米夏埃•克拉默》（Michael Kramer）中，敏感的儿子被专横的父亲逼到自杀这个主题很受欢迎，因为德国有很多这样的父亲；苏德曼的《玛格达》（Magda）中，如果不是因为致命的中风，这位父亲已经杀掉了他自己和他的女儿，这位女儿不用说，已经怀上了私生子——这是德国女主人公无法改变的命运。这样的女性一个接着一个被境遇逼到歇斯底里、精神错乱、走上犯罪道路、关进监狱、杀害婴儿、最后自杀。苏德曼在《索多姆之死》（Sodoms Ende）中对这种模式做了改动，虽然没有变动结局：一个风流的年轻艺术家勾引了一个银行家的妻子，把寄养在他家的妹妹逼到自杀，最后自己也因为大出血死掉。魏德金（Wedekind）在《春醒》（Frühlings Erwachen）中第一个创作了如下模式，他的水平也将超越所有后继的剧作家——青少年对性的发现与成年人的肉欲发生冲突，造成彻底的灾难：14岁的女主人公怀孕时死亡，显然是因为堕胎时处理不当；男孩因此被逐出学校，被父母送到少管所；他的朋友因为无法面对生活而自杀，后来又在墓地里出现，腋下夹着自己的首级，在戏剧的末尾留下晦涩难解的象征。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个男孩在一个明确表现自体性欲（auto-eroticism）的场景中，对着一幅裸体的维纳斯画像发表热烈的爱情宣言，然后又把这幅画扔进了厕所。这部戏在1891年首演，大获成功，后来发行的剧本再版了26次。

与施特劳斯同年出生的魏德金是一个有恶魔般天赋的作家，他做过演员、记者、马戏团广告代理人，在艺术酒馆唱过毛骨悚然的叙事曲，在《傻大哥》工作时，还因为“大不敬”（lèse majesté）罪蹲过监狱。“我有灾难般的想象力生活在我眼中阴险而凶残”，这话虽然是亨利詹姆斯的自述，却正好可以用来描述魏德金。如果把《春醒》看作是对性教育的呼吁，那么它至少还有社会意义和引发同情的元素，但是魏德金在接下来的创作中就只看到阴险和凶残的东西了。在弗洛伊德正小心推演，快要发现潜意识的年代里，魏德金已经看到潜意识可怕的幻象，并撕碎了所有遮盖它的东西，显示出它纯粹邪恶的本性。从1895年开始，他的戏剧作品中就闯入了堕落和肮脏的狂欢宴会，除了人性是恶的之外，再没有别的主题思想了。《地灵》（Erdgeist）及其续集《潘多拉的盒子》（Die Büchse der Pandora）发生在皮条客、骗子、妓女、敲诈者、谋杀犯和刽子手的世界，围绕着女主人公露露这个肉欲的化身同时代表了异性恋和女同性恋。从妓院到低级酒馆，露露展开她的冒险，诱惑、堕胎、虐待狂、恋尸癖、慕男狂……“疯狂与罪恶就像锯齿状的岩石，被性的激流漫过”同时代的一位评论家如此形容这两个剧本。魏德金看到的不是性最原始的创造功能，而是其毁灭力，性产生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露露的第一任丈夫因为中风而死；第二任苦于她的背信弃义，割喉而亡；第三任发现了儿子与露露的奸情，被她杀掉。在坐牢、堕落、卖淫之后，露露的结局是被开膛手杰克一样的人物砍杀，符合逻辑。最后的场面是色欲能量的毁灭性爆发，而与此同时，另一位很不一样的剧作家萧伯纳则把它当作“生命力”而歌颂。

尼采的影响无孔不入。萧伯纳在《人与超人》中将之升华为哲学理念，而德国人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尼采的。尼采拒绝传统道德，是为了借此登上更高的层次，但德国人把它作为堕落的理由全盘接受。苏德曼引用尼采的话说：“只有在恶的原始森林里，才能攻占知识的新领域。”在艺术领域，同样的森林曾经诱惑了法国的颓废派和英国的唯美派，直到王尔德的审判突然将他们的运动终结。这项运动在德国一直延续到新世纪，魏德金以某种沮丧而凶恶的力量把它推动到了新的极限。这是对德国势不可挡的物质成功的造反，在十二道菜的晚宴、宏大的阅兵式、对“铁血”的吹嘘下面有种模糊的不安。魏德金这类人属于“黑预言家”（Schwarzseher），他们预言人类的黑暗。相比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自信与好战情绪，这些人的影响是微弱的，但他们感受到了灾难的暗示，快要燃烧的城市，和正在蔓延的尼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