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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打牌坐哪边会赢

:陈素真

可能因为我是豫剧的之一个女演员,对豫剧的发展有过一点贡献,再加上几十年坎坷的经历,不少人劝我写写自传、回忆录,给后人留下点值得参考的东西。论演戏我行,可拿笔写东西就费劲了。“”期间,我被遣送农村那些年,在日记本上写了几十年的往事。随想随写,也没个章法,至于叫自传还是叫回忆录,我也说不好。

小狗妞

我出生于一九一八年阴历三月,今年六十五岁。人们一谈起故乡、童年、母亲……总是那么津津有味,充满了幸福之感。对于我,有关童年的记忆都是模糊的。我只记得,从懂事起,就跟着父母亲的戏班子在农村演戏,住大、睡地铺,过着“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日子。

一家三口,陈玉亭是豫剧唱红生(红脸)的艺人。他连句囫囵话都说不成,人很老实。可是一上了台就精神百倍,什么戏经他一演,死戏也让他唱活了。那个时候,时兴唱对台戏。所谓对台戏,就是在广场上搭东西或南北两台,有时也搭三台,几个戏班同时演出,哪边观众多,哪边算赢。这是一种财主之间争强、班主之间斗胜、演员之间比高低的机会。我就有这个本事,他在哪个台,哪个台准赢。他上场前根本不看本台下面观众多少,也不管对方台前观众多么拥挤,只要他一张口,就能把对面的观众给叫过来。我记得一次三台对戏,三方观众差不多。我演的是《马芳困城》,头一句“蓝旗滚滚军前报”一出口,只见两台的观众潮水似的向这边涌来,给我的小脑袋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怪不得当时河南观众称他为“红脸王”。

我母亲对戏上的事全不懂,是个“牌迷”。她对我一点也不痛爱,我这个女儿真不如她手里的、麻将。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反正她一不高兴,就拿我出气。她一打起牌来,什么也不管,我连饭也没得吃,饿急了去找她,碰上她手气好赢了,还给点钱让我去买点吃的,要是输了,那就得挨一顿巴掌。我是她的儿,却过着象孤儿一样的生活。

我孤孤单单,也没个小伙伴,就整天领一群小狗玩,它们成了我的。我问小狗:“我也不是个淘气的孩子呀,干嘛妈妈不疼我呢?”小狗看着我,我对它哭,总算得到了一点安慰。大人们见我总和狗玩,就管我叫“小狗头”,“狗大”。不知怎么传来传去,变成了“小狗妞”。直到以后许多年,河南观众还叫我“小狗妞”呢。

我十五岁那年,在兰封县演戏,一位五十多岁的李先生到找我,悄悄地给我讲述了我的身世。原来我的生父叫王秉璋,陕西富平人,当过开封附近某县的县长。那时我母亲在开封何律师家当丫头,何律师把我母亲送给我做妾,生下了我。后来军阀混战,倾轧,我们王家就家破人亡了。母亲带着我改嫁给艺人陈玉亭。经他这么一说,我也恍惚记起,在一个花厅上,左手抱着我,右手在纸上写字,除此之外,对生父就什么印象也没有了。

当天,我去问母亲,母亲很生气,把我打了一顿,以后再也没敢问 身世的事。我还听说她也不是我的生母,是我的奶妈,这只能是个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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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素真

拜师学艺

—九二六年,我八岁。中秋节这天,父母带上礼物把我送到开封曹门里王清云家学戏。王清云是演武生的,为人很好。同我一起学戏的还有两个小姑娘,一个是王清云的女儿王守真,另一个叫张玉珍,她俩都比我大一岁。老师孙建德是豫剧有名的老艺人,开封一带的红角十之七八是他的徒弟。他年近七十,我们都叫他爷爷。

在王家学戏一年多,每天都鸣即起,去喊嗓子,不论阴晴雨雪,天天如此。我们的生活特别苦,吃的多是杂面,白面很难吃到一次,有一阵子几乎顿顿是榆树叶掺碗豆面。我的胃吃坏了,上吐下泻,差点送了小命。

然而我最满意的是没挨过一次打。我从小就好强,每天不用人叫就起来,不懒、不馋、不贪玩。老师教的戏文、唱腔,一遍就会,最多不过。时,不管老师在不在,我照样认真做,一点也不偷懒。因此孙老师喜欢我,逢人便说:“我教了四十多年的徒弟,没见过象素真学戏这么快的好孩子。”

首次登台

一九二八年阴历二月初二,是我走上舞台生涯的之一场演出。这天,开封相国里的同乐舞台,挤满了观众,他们是来看女戏子唱戏的。听说写有我们三个名字的海报一贴出去,就引起了轰动。因为这以前豫剧还没有女的唱戏。同乐舞台这次破天荒让三个女孩子演出,谁不想看个新鲜呢。

之一场演出《日月图》,这是一出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我扮演小旦胡凤莲,王守真演小生汤子彦,河南名角李德奎先生演小丑胡林,张玉真演一个小配角。开台锣鼓敲起来了,我们看着台下那么多观众,心里怦怦乱跳,浑身直打哆嗦。但我们知道不上场不行,一咬牙就上去了。唱着唱着也就不注意台下有多少人了,我们个子也小,连戏台上的椅子还坐不上去呢。

大约没演几天就不景气了,原因是我们太小,会的戏也太少。我的表演还行,嗓子不好;她们俩嗓子好,不会做戏,抓不住观众。

孙建德老师时常为我的嗓子叹气,埋怨唐庄不开眼。 孙老师为我的前途费尽了心思,他对我说:“孩子,我看你的嗓子,旦角一门没你的饭,我给你改个行当,学外八角(即生、净、丑)吧。”从此后我演过《花打朝》的程咬金,《闹山湾》的地方(老丑),《斩银龙》的薛丁山。后来孙老师病重回乡,不久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至今还深深怀念这位为我启蒙的老人。

我们三个女孩子上台唱戏,尽管没有多大成功,可毕竟为后来者开拓了道路,打破了豫剧没有女演员的传统。从此,豫剧女演员逐渐多了,出了不少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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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素真

“倒好!”

孙老师去世后,我们学戏的几个妹也就散了。我依靠的关系,就在戏班里串个兵卒、小丫环等角色,跟着混饭吃。

一九三零年,不知怎么忽然让我演主角了。在扮演《反长安》里的杨贵妃时,我在人生道路上,摔了一个大跟头。记得上场头一句唱词是:“杨贵妃出宫来插花系凤。”这一句还没唱完,就听台下哄哄乱笑。我估计是笑我唱的不好,心里又怕又急,不想第二句唱出来,就更难听了,大概就象人们常说的黄鼠狼拉鸡那种声音吧。台下越笑,我越紧张,第三句还没唱完,倒好就上来了。一阵一阵的倒好声,羞得我坐在台上哭起来了,我被倒好轰下了同乐舞台。这一年我才十三岁。

我这出《反长安》唱砸了,父母看我在开封是唱不了啦,就决定离开开封到杞县去搭野台班。我怀着羞愧的心情离开了开封。我心里暗暗发誓,我还会回来。

在杞县唱红了

在杞县我们搭了班,开始了唱野台戏的生活。

所说的野台,就是在野地里,用八个大马脚四边一放,前后中间横搭木杠,上面铺上木板,中间用席子隔成前,这便成了。夜场一般是点三盏鳖灯,前台两盏,一盏。这种灯活象没脑袋的,外面用泥糊起来,里面装油,线绳做灯捻。那时候农村别说电灯,就是汽灯也少见,鳖灯已经不错了。这种台子很不牢固,人多了一挤乱晃悠,也发生过挤子的事。

这里的规矩是每个台口(演出点)演四天,一天三场戏。第四天夜场演完,就急奔下一个台口,这一夜是不能休息的。接戏的车,戏箱、行李装得很高,人再坐上去,夜间赶路常常翻车,我就不知挨过多少回摔。一次车跑得很快,进了城门洞猛一拐,一下撞在铁城门上,要不是我很快双腿一抬猛一转身,腿也就挤断了。

之一场在杜村演出,人家点了我的《八贤王说媒》,叫我演柴郡主。我只跟老师学了十几出戏,这出戏我不会,可又不能说不演,吃这碗饭,人家点了就得唱。我一边上妆,一边学唱词,就这么演一场学一场。那时记性也真好,一般唱词学一遍就会,最难的也不过。大人们都觉得奇怪,也愿意教我。

可是我的嗓子不做美。本嗓失音,硬挤出的假音象蚊子哼哼似的。农村观众很爱护我,也许是觉得小女孩唱戏不容易吧,始终没人叫过一声倒好。我是又感激又难过,没个好嗓子怎么再打回开封,再说这样唱下去,也对不起杞县的观众啊。

我学戏的时候,孙老先生常对我说:“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也弄不懂什么“人上人”,反正不愿当人下人,我要让人家说我行。离开老师之后,也没人指导,我就靠老师这十个字,拼下去了。每天三场戏下来,天天早起去喊嗓子,多苦也干。有人告诉我,你冲着风喊,嗓子就好了,我就冲着风喊。又有人说对着水喊好,我就专找有水的地方去喊。还有人告诉我,你扒个坑撒一泡尿,对着尿坑喊,嗓子才能好,我也照办了。为了练嗓子吃的苦、受的罪,就别提了。

功夫不负苦心人。不到两年,我失音的嗓子居然越唱越亮。

当时杞县还没有坤角,我有来,人们就觉得稀罕,无形中我就成了小主演,几乎场场有我,主角、配角一起来,青衣、花旦、刀马旦我都演。一日三场的演出,虽然很累,但这是我学习、实践的好机会,再加上我在化妆、唱腔上动了一番脑筋,很快就成了豫东的一等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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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素真

乡绅王博士

那个年头,唱戏的被称为下九流,尤其是女演员受的气就更多了。一九三二年冬天,财主王博士点演全本《铡美案》。演完戏,王博土给我两块赏钱,点名让我当众谢赏。我偏不来这一套,硬是没去。这下子伤了他的面子,他找到我的住处对我骂不绝口。我一个姑娘家哪受得了这个,就和他对骂起来。平时我连句脏话都没说过,哪会骂人呀,反正他怎么骂我,我就怎么骂他,一句不让。

王博士万万没想到一个戏子还敢回嘴,气得他脸色煞白。他叫来好些兵,要把我们全家捆走。戏班子的人看事情闹大了,纷纷向他作揖叩头陪不是,我的父母也吓瘫了。我当时就是想同王博士拼命,他们闹到什么时候走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王博士走后,父母把我打了一顿,逼着我第二天去给王博士陪礼道歉。我当然不肯,我气,我哭,整整折腾了一夜,第二天就起不来了,得的是伤寒加白喉。

我这一病,妈妈对我也好了,不再去打牌,日夜在我身边照料我。我说:“妈,等我病好了,你给我请位老师学武术,再买刀枪,我要找王博士!”妈妈顺从地答应了我,她对我从来没有这样慈爱过。

杞县的中西医都看过,不见效。我瘦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我躺在地铺上,望着狰狞的神像,意识到快要死了。我恨这些木塑泥胎,枉食人间香火,一点也不为好人作主。我要死了就变成厉,找王博士复仇!朦胧中听见有人讲话,仔细听是演配角的曹大伯对妈妈说:“看样子这孩子是不中了。我认识秦风寨一位秦先生,不妨去试试。’试好了算拾个孩子,治不好也没啥后悔。不到这个时候,我也不敢说,怕治不好落不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妈妈当即雇了一辆排子车,跟曹大伯把我送到秦风寨。

秦先生看了我的五官,说这病能治。在我嗓子里放了药面,又吃了一副药,这一夜睡得很好。

也许是“命不该绝”,第二天醒来觉得好了大半,接着三副药下去,基本上就全好了。秦先生从门关口把我救了回来。

这一年我又两次遭人欺负,犯了病,都是这位秦先生治好的。一九三三年哪,多灾多难的一九三三年,以后每到带“三”字的年头,我都提心吊胆,我觉得“三”字对我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竟有人为我死了

在杞县还遇到这么一件事,大约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我在富集演戏,散场后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拉住我痛哭不止,说他的儿子为了我被人打死,一看见我就想起她的儿子。真弄得我莫名其妙,我说:“你的儿子是谁,怎么会因为我被人打死呢?”她说:“姑娘,到家去我对你慢慢说吧。”

原来她的儿子叫孔子平,常到我们戏班里来。他二十二、三岁,人长得英俊漂亮,对很有礼貌。一到杞县,我就听过孔子平只身擒惯匪的故事。早些年,杞县大盗乔吉,单人独马横行豫东,打家劫舍十余年,没人敢惹。孔子平虽然外表象个书生,他的武功好,能手使双枪百发百中。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惯匪乔吉,硬是让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孔子平生擒活捉了。从此,没人不知孔子平这个名字。我从心眼里敬重他,觉得他算个英雄。每次有外行人来找父母,我就躲出去,唯独他来,我还跟他说上几句话再出去,可我根本不知道他喜欢我。

孔老太太告诉我说:“子平从来不爱看戏,自从你来杞县,他就爱看你的戏,又喜欢上你这个人,不止一次央求我去说媒,可他不答应。夏天,有人说你在杜村演戏,他饭也没吃就去了,那知一去就没再回来……”

下一个台口就是杜村。杜村的杜主管告诉我:孔子平一进杜村,知道受骗就赶着回去,他临走还托我向你父母提媒,他的死是乔吉的同党勾结富集的人,利用他对你的情分,骗他出来杀害的。

我恨那些匪徒,把我当成诱饵去害命,我也可怜孔子平竞对我那样痴情。尽管这件事与我直接关系不大,但它给我心灵上烙上了一块创伤,因为他毕竟是因我死的呀。

“河南的梅兰芳”

一九三四年,我重新回到了开封。

四年前被轰下舞台,含羞离开开封的时候,我还是个十二岁的黄毛丫头,今天回来已长成一个大姑娘了。耳边的倒好声还在,这次我要重新在我摔倒的地方爬起来。不,不仅是爬起来,还要“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呢!我是自信的。

一切还和四年前一样,还是这个同乐舞台,之一场还是我的《反长安》。“杨贵妃出宫来插花系凤……”这句一唱出,便得了个满堂采,四年前的羞耻总算洗刷了。随后,我又演出豫剧旦角的征(《穆桂英征东》、《樊梨花征西》、《姚刚征南》、《燕王征北》),《劈杨凡》、《大祭桩》、《双燕公主》、《对松关》。仅这几出戏,在开封就红起来啦。

那时演戏讲究不重戏,能一个月、四十天换着不重样,是好角。十天半月一重复,人家认为你会的戏少,不值钱。我仗着在杞县的底子,在开封日夜两场,一个月没重戏。直到我演出《三上轿》,不行了,这个规矩打破了。观众强烈要求,一演再演,我不让观众失望,只好一个星期演一次《三上轿》。

说起《三上轿》这里还有个故事,也算是我之一次对豫剧唱腔的吧。杞县有个姓刘的艺人,他在另一个班里演戏,我妈花了不少的钱请他吃喝,想让他把《河》教给我。这出戏是他常演的戏,他怕教会了我,影响了他,不肯教。出于情面难却,把他不演的《三上轿》拿出来应付。

《三上轿》是个送客戏,早就没人演了,早些年,唱戏没有一定时间,观众老是不走,就用这出戏把观众唱散、唱走。经他花言巧说,我妈就让我学。本来一天就能学会,他偏不多教,他的用意,无非是要多吸几天大烟药丸。

学会了我也不愿意演,我爱演带点武打,慷慨激昂的戏。到时候不唱又不行,为了不把观众唱睡,唱走,我费了点思索,平时不住嘴地瞎哼唱腔,把平淡简单的老唱腔,加加变变,让观众听了新鲜,免得瞌睡。熟能生巧,居然我哼出许多新腔来。《三上轿》演出时,凡是经我加工出新腔调的地方,唱一句一个满堂好,非但没把群众唱走,相反还得到了无数掌声。从此,《三上轿》成了我的拿手红戏。其实当时还不懂得啥叫唱腔,但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好处。

回同乐舞台不到一季,就唱红了。我成了同乐舞台的首要主演。群众称我是“河南的梅兰芳”,我只知道是好的意思,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梅兰芳是谁呢。

一位穿西装的观众

尽管我成了豫剧名角,可是我们的演出条件很差,艺术质量和其他剧种相比,也有差距。我们演出的同乐舞台也是搭的席棚,一下雨就得停演。舞台在偏神殿上,台下排排长凳,前面横条木板是放茶水、吃食用的。票分三种:中间是男座票,西边是女座票,男女观众不得混坐,东边是 签( 票)。最后面正中间专设两张大方桌,摆着茶水、瓜子、香烟,是招待宪兵的,他们是得罪不起的特殊观众。

一进了戏园子你看吧,沏茶的,巾把的、卖吃食的,在过道上来来往往,那个乱劲就跟侯宝林先生相声里说的戏园子差不多。

这年快入冬时节,我突然发现一位穿着西服革履的观众,坐在市民、小贩中间看戏。因为他的服装、风度与众不同,很是显眼。我也奇怪,演戏以来,破席棚的剧场里,就没见过衣帽整齐的观众,更说不上穿西装的人物了。因为上流人士是不看豫剧的,怕失了身分。事后问起别人,才知道他叫樊郁,字粹庭,二十九岁,河南大学毕业,时任河南省教育厅教育推广部主任。

以后我见他常来,看戏看得很仔细,有时还在本子上记什么,从没见过他鼓掌叫好。简直是个怪人。谁能料到,就是这个穿西服的特殊观众,对豫剧这个剧种进行了大力,对我以后的事业发生了重大影响呢。而且这一切又是在及短的时间,术般地完成的。樊郁是豫剧的大功臣,我有幸同他合作几年,他帮我开扩了眼界,又善于在艺术上帮我总结提高,在我艺术成长过程中,他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人。

一场

就是这位特殊观众接管了同乐舞台,原“同乐”经理单耀卿退出。单耀卿也是开封青帮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一手经营了十几年的“同乐”,怎么乖乖地就交给别人了呢?听说樊郁虽然年轻官小,但他有很多上层关系,单耀卿斗不过他。

樊郁把我们起来,到财神学校上课,学习礼貌。学了二十二天,再回到同乐舞台,让吃一惊。破席棚的同乐舞台不见了,平空出来个漂亮的豫声剧院。舞台装饰得很艺术,原来乐队伴奏在舞台正中,这回改在舞台左边,用纱罩遮住,台上就不那么杂乱了。监场人员一律身着蓝色红边的衣服,很有气派。

也变了样,专门为我修了一间洁净的化妆室。我长这么大,还头一次看见这样好的戏园子呢。

樊郁的主要是建立前场、后场的规章制度。上场不许说话、笑场。不许饮场。下场不入不许松架子。不许吐痰……后场不许玩笑打闹。不许讲话。不许赤膊、衣帽不整。不许带亲友进。不许敬神烧香。不许讲旧戏行话。不许误场……

这么多个“不许”,可把演员们治得苦啊。他们从小学艺,一身旧习气,平时打架吵嘴,歪戴帽,不提鞋,就连我在戏班子长大的人,也很看不惯,我从心里拥护樊先生的这场大改造。

凭几条制度,改变艺人们多年的旧习惯,谈何容易。别看樊郁个子小,尖嘴瘦腮的模样,可干起事来雷厉风行。他当众宣布:违犯制度者,一次警告,二次批评,三次罚 ,四次罚跪,五次挨打。从此,天天都有罚 的、罚跪的,也有挨打的。

樊郁是个帅才,他整治演员很有一套。他采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对一般演员尽量批评教育,对主要演员的错误,毫不客气。主要演员一治服,其他就服了。

他这套办法,治不了我。我平时也没那么多坏毛病,就连最普遍的饮场习惯,我也没有。我吃亏在笑场上,一上台见了什么可笑的事,就笑个没完没了,挨过板子,罚过 ,一上台碰上乐事还是笑。

豫声剧院,场子新,舞台新,戏装新,连演员的生活习惯也去了些旧的,换上新的。品一律禁绝。台下再也不男女观众分座了。又粗又土的豫剧,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天地。

同水袖干上了

一九三六年正月初一,豫声剧院开锣演出。我穿上缎子绣花帔,白绸子水袖足有三尺来长,带上双光水钻的头面,在走了几步,左看右看,喜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这个演野台戏的,哪见过这么漂亮的行头啊。

也是乐极生悲,一出场脚踩上水袖,差点没绊个跟头,吓得我心跳眼花。惊刚定,一抬胳膊绣花线又挂住了头上的水钻花,头上的花,水袖又绞在一起,手伸不出来。一着急词也忘了,腔调也变了,出了一身大汗。幸好我已在观众中有了威信,没叫倒好。一下场我就把它脱下来,真是无福消受啊。

散戏了,大家都走了。我不回家,也不想吃饭,又穿上绣花帔练了起来。我不信我斗不过三尺长的水袖,我又抖又甩,嘴里念叨着:“是你治住我,还是我治住你。”我和水袖干上了。以后凡演出间隙不该我上场,我就在练水袖,没坐下来歇过。

开始不过想在台上别再绊脚、缠手就行。练熟以后,我就利用它为我表演服务了。过去豫剧里没有一尺以上的水袖,全是一块白布,旦角穿上帔,手中照样拿手绢和扇子,没有水袖功。我不管过去有没有,用得好就保留,效果不好就扔掉。在《凌云志》演出中,我水袖的运用得到樊郁和观众的充分肯定。现在看来用水袖也并非难事,可我那时候一点一滴都要自己去探索。如果我有可以师法的条件,该少吃多少苦啊。

樊郁先生看我是个演员的好材料,下力气培养我。他看我在灯光、月光下,太阳底下,对着影子练身段,很感动。派人给我在化妆室里安面大镜子。有了这面大镜子,练身段就可以不出屋了。

春天,樊郁还让我停了夜场,去看小杨月楼先生的京戏。演的是《昭君出塞》、《白蛇传》、《八宝公主》。天哪,我哪见过这样的好戏,可算长了见识。人家的台步、手式、水袖,包括化妆,都给了我很大启发。虽然停演三个夜戏,收入受了损失,可对我艺术水平的提高是大的。看戏之后,樊郁又订了北平出的《戏剧旬刊》、《十日剧刊》,让我参考。可惜我一字不识,只能看剧照,名角许多姿式我都用上了。比如演《义烈风》,我就用了程砚秋《青霜剑》里的几个姿势,《女贞花》用了梅兰芳《游园京梦》的姿势,《三拂袖》男装时,模仿京剧小生叶盛兰的姿势。樊郁先生对我的培养,我是不会忘记的。

豫声剧院被砸

樊郁不但能管理豫声剧院,还是个编导的天才。这一年他一连写了七个新戏,给了我发挥才能的机会。那时豫剧历来演传统戏,樊郁之一次移植、改编新戏,这也是他对豫剧的重大革新。

之一出《凌云志》一炮打响,轰动了开封。接着,《义烈风》、《三拂袖》、《女贞花》、《霄壤恨》、《涤耻血》等新剧脱颖而出。新剧目使观众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知名人士、妇女、学生多了起来。樊郁今天请这个官,明天请那个长来看戏。他的学生保安队长也常来。大家说“同乐”那时候,来个兵大爷看戏都得象敬神似的,现在不怕了,有保安队长给咱们弹压。

樊郁也真能钻营,一天晚场把省 刘峙全家也请来了,看的是《凌云志》。这样一来,“豫声”的人更神气起来,眼里只有一个樊主任,谁也不放在眼里。这种神气劲,不知怎么惹恼了军官总队,他们果然来捣乱了。那天晚场演的是《》,我在台上演着,只见进来几十个一律雪白衬衣的人,看样子不象是来看戏的。我刚跪下唱:“哭一声窦氏姐……”一个大痰桶冲我头上飞来,我一低头躲了过去,飞快跑进。这时场子下面就乱了营了,乒乒乓乓的打砸声,骂声,哭响成一片。的是东躲,我砸开窗棂跳到保安队院里,穿着戏装跑回家,手脚划破了,鲜血,狼狈不堪。

第二天,还得照常演出。我心里害怕,又不能不演,当艺人的什么罪都得受啊。果然不出所料,一把茶壶飞了过来,我一侧身砸在了肩膀上,又是一场惊吓跑回了家。剧院损失更大,几乎全砸坏了。停了六、七天戏,才又恢复演出。这件事后来如何解决的,就不知道了,只知道军官总队的负责人,亲自来剧院向全体演员慰问。樊郁还算是个有靠山的,尚且如此挨砸,可见在那样的里,干成一样事业是如何之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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