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第二卦求婚姻解义的简单介绍

《汉书》的成立：历史叙述的本原

当今之世，很少人会有兴趣读历史典籍了吧？但世界很大，人很多，总会有人偶尔想起来，读点古史典籍之类的书。

如果让我来选择可读的中国历史典籍，第一种应当是《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的抱负与气魄，确然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第二种应当是《资治通鉴》，“明治乱之理，纪政治得失，察民间隐情，彰美德善行”，作为读书人，达也好，穷也罢，还是应当有些“庙堂之志”的；第三种应当是《三国志》，且不说周郎孔明、云长翼德，就是曹孟德、刘皇叔，也让人觉得非常可爱，恨不得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兴废风灯明灭里，易君变国若传邮”，该是多么有趣！那么，班固的《汉书》，最好的排名，也是前三名之后的第一名了。

太史公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还可以加上一句：史迁忍辱，百三十篇成。我等生当盛世，大道坦途，河山锦绣，人生快意，本无以知史公之悲愤，更无以存史公之大志，不过是“从俗浮沉，与时俯仰”而已。所以，《史记》，我不敢讲；心存敬畏，也不愿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实际上，“独善其身”比“兼济天下”要难得多，做“自己”且如此之难，庙堂之事，还是让“肉食者谋之”吧。所以，《资治通鉴》，我不想讲。“手拿三尺龙泉剑，夺却中原四百州。”温柔敦厚、爱民如子的刘皇叔，也都挥舞着龙泉宝剑，那个时代的杀伐声太高、血腥气太重。“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所以，《三国志》，我不忍讲，也有点不屑讲。

那么，《汉书》又有什么好呢？我为什么会讲它？也许，它也没什么好吧。上面三种书所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却都不十分突出，所以，它既不让我畏惧，也没有让我感到遥远，也不至于心中不忍。这样，我就来和大家一起读《汉书》了。

我假定大家知道《汉书》是班固编的，是叙述西汉一朝历史的史书。让我们拿一本《汉书》（最好是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放在桌子上，不要打开，想一想，这部书，是怎样编出来的呢？史家们是怎样知道历史事实与过程，并加以叙述以让我们今天知道的呢？

昔年与先师石泉先生闲话，说及王仲宣的《七哀诗》，其一句云：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读之令人凄然。曾问先生：如果我们生当汉末，将何以存？先生看看我，只说了一句：“你是学历史的，怎么会悲观呢？”

是啊，一个“学历史的”，什么样的荣华富贵没有见过？什么样的黑暗无望没有经历过？我还在这里“学历史”，人类的前景该是多么光明！“怎么会悲观呢？”

从“风尘三侠”和“柳毅传书”说起

第一

“风尘三侠”的故事

虬髯客与红拂女、李靖“风尘三侠”的故事，经过金庸的高度评价与王小波的现代阐释（《红拂夜奔》），已为众所周知。我们来看虬髯客与红拂、李靖的相见与结交：

（红拂女与李靖）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指李靖——引者）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靖怒甚，未决，犹刷马。张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忽怒。急急梳头毕，敛衽前问其姓。卧客答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曰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靖骤拜之。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甚。”公出市胡饼。客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甚速。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固不言。兄之问，则不隐耳。”具言其由，曰：“然则，将何之？”曰：“将避地太原。”客曰：“然，吾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则酒肆也。”靖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吾憾释矣。”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也。亦闻太原有异人乎？”曰：“尝识一人，愚谓之真人也。其余，将相而已。”“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几？”曰：“仅二十。”“今何为？”曰：“州将之子也。”曰：“似矣。亦须见之，李郎能致吾一见乎？”曰：“靖之友刘文静者，与之狎。因文静见之可也。然兄何为？”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使访之。李郎明发，何时到太原？”靖计之日。曰：“达之明日，日方曙，候我于汾阳桥。”言讫，乘驴而去，其行若飞，回顾已失。 杜光庭：《虬髯客传》，见鲁迅辑《唐宋传奇集》卷五，《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34—338页。

虬，卷曲；赤髯，是红胡子。虬髯客有一蓬卷曲的红胡子，中等身材，骑着一头跛足的驴子。灵石的客舍大概甚为简陋，红拂与李靖住的客房，与旅舍的大堂（如果有的话）应当是相通的，或者竟然是一间大通铺。我们可以想见那个情景：旅舍房间的右首摆好了床铺，红拂立在床前，正在梳头；房间正中支着一个炉子，火烧得正旺，镬里炖上了羊肉；李靖正在院子里刷马；虬髯客排闼而入，下驴，投掷革囊，重重地倒在房间靠左首的另一张床上，然后斜倚着枕头，笑笑地看着红拂梳头。这完全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形象，肆无忌惮，而又意态自如；空气中充溢着暧昧的气味，却并未入于下流。

红拂究竟有怎样的豪情和美丽，我们无法想象，但她让阅人无数的虬髯客遽然受到吸引，自然有其独到之处。无论如何，我们从中仍然体会到了形象或美丽的价值。显然，虬髯客和红拂女的外在形象和气质，是让对方内心钦服的直接原因。因为在他们还没有说话之前，就已经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且，红拂还“熟视其面”，在察言观色中，去把握对方的形象、气度以及背后的实力。不管怎么说，这不是理性的认识，更不是功利的考量，几乎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一见”之下做出的，所以，这基本上是“没有道理的情感”在起作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与人关系发生的第一种可能，“一见”。一见钟情，一见即以生死相托，性命相许，虽然听上去像是童话里的故事，但仍然是可能存在的。

虬髯客最初对李靖，大约是有些瞧不起的。“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这里的“贫士”，是与“豪士”相对的，并不指其财产菲薄（因为李靖与红拂出逃，是“雄服乘马”，并不困窘的），主要是指其行为较为拘谨。李靖的回答，“靖虽贫，亦有心人焉”，应当理解为“靖虽然行为谨慎，但内心是抱有志向的”。“他人见问，故不言；兄之问，则不隐耳。”李靖何以会对初次见面的虬髯客全盘托出他与红拂之间的底细，以及自己内心的志向？当然不会是因为虬髯客对红拂女的爱慕，更可能也是源于“一见倾心”，进而觉得可以信靠。虬髯客在听完他的陈述之后，大约也将之引为同道，问：“你们打算去哪里呢？”在李靖回答说将要去太原之后，虬髯客的反应非常突兀：“好啊！我本来就不是你们打算投奔的人。”（“然。吾故非君所致也。”）这句话太奇怪了，甚至让人怀疑有脱文。如果不是有遗漏，那一定是虬髯客自言自语的话，显露出他马上就想罗致李靖的意图。我们虽然不详李靖究竟向虬髯客说出了怎样的志向，但他的言语，得到了虬髯客的赏识与敬佩，起了罗致他的念头，是可以肯定的。

再下一段是对李靖胆量的考量。“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这个场景，在中古时代，大约并非绝无仅有，不致惊世骇俗，但也绝不会是家常便饭，平常人家的下酒菜，还是不会随便就端出一碟卤人心或卤人肝冷盘的，更何况是生切人心肝。传奇文没有写到李靖的反应，只用了“共食之”三个字，如果不是李靖此前常以人心肝下酒，那一定是超强的镇定力在发挥作用。

经过这番考察，虬髯客对李靖才真正放心，“观李郎神形器宇，真丈夫也”。这就不全是“观”的结果了，早已有了言与行。其下则是政治意向的试探。无论这篇传奇文是成于杜光庭，还是成于张说或裴钘，都是在李世民为主起事太原的故事已经成为唐代主流的政治述说之后，所以，李靖所说的“真人”，毫无疑问是指李世民。“其余，将帅而已。”那么，在“将帅”之上的“真人”，只能是君王了。“真人”本身，就有“真命天子”的意思。这还是大隋的天下，这样的言辞，自然是造反了。而虬髯客所托于李靖者，也事涉机密，“观气者言太原有奇气，使访之”，从后来的事情或可见出，虬髯客实别有怀抱，似乎在选择可栖之木，又似乎是在罗致天下英豪。

在“风尘三侠”相见、结交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所谓豪侠之士交往的一种方式及其所需的要素：一见倾心、衷情或投缘，惺惺相惜，此其一；志向远大，心胸开阔，此其二；行事果敢，胆气逼人，此其三。具备了这三方面，即可肝胆相照，以性命相托，共谋大事。在这个故事里，虬髯客与李靖、红拂女既无血缘关系，也无地缘关系，更没有同党关系，在此之前他们甚至没有见过面，却得一见如故，结为可以共生死的密谋小“组织”。这是人际交往与组织的极端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所谓的“结义”。它超出了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缘”而起的人际关系范畴，或者只能称为“义缘”。

“义”字的繁体，“義”，从羊从我，本义或可释为“像我”、“与我相仿佛”，故引申为宜，相宜，即二人互相欣赏，相处相洽，觉得对方与自己非常投缘、合适。《太玄·玄攡》：“列敌度宜之谓义也。”范望注：“义者，宜人及物也。”《论语·学而》：“信近于义。”皇侃疏：“合宜也。”邢昺疏：“义者，于事合宜。”《尚书·高宗肜日》“典厥义”句下蔡沈集传：“义者，理之当然，行而宜之之谓。”凡此，都是从“适宜”引申出来的意思。因此，所谓的“结义”，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互相认为对方与自己相宜、“合适”，而结为小组织，而此种行为既为理之当然，其所行之事，亦为应当行之事，即所谓“循理而行”、“循理以处事”。

将“义”付诸实践、行动，就是“侠”。“俠”字的右边“夾”，象形为二人夹扶一人，其本义就有辅佐、帮助之意。《说文·人部》：“侠，俜也。从人，夹声。”俜，是“使”的意思，即运用。《玉篇·人部》：“侠，又谓任使其气力。”所以，“侠”的本义，就应当是“任使其气力”。引申为以权、力辅佐、帮助别人。《汉书·季布栾布传》“为人任侠有名”句下颜师古注：“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裴駰《史记集解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句下司马贞索隐说：“侠，挟也，持也，言能相从游行挟持之事。”然则，任侠，就是以各种手段，包括威权、武力以及财富，来帮助与自己“义气相投”的人，这就是“侠义道”。我们看虬髯客在决定退出中原逐鹿的行列之后，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和苦心经营的社会网络送给李靖与红拂女，以助其辅佐李世民成就大业。传奇文描述说：

虬髯曰：“此尽宝货泉贝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何者？欲于此世界求事，当龙战三二十年，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艺，从夫之贵，以盛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荣一妹。起陆之［渐］（贵），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吟云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赠，以佐真主、赞功业也。勉之哉！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志之秋也。一妹与李郎可沥酒东南相贺。”因命家僮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讫，与其妻从一奴，乘马而去。数步，遂不复见。公据其宅，乃为豪家，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遂匡天下。

举资财赠佳士，以助其成功，这是行侠的核心部分。武，与此相比，不过是末技罢了。

侠义道中的“义”，盖仅取其相得、彼此适宜、投缘的意思，却并没有正义、仁爱，是小义，而不是公义，也不是天下大义。我们看风尘三侠的结交与行事，并没有顾念及天下苍生，其所谓“举大事”，也在个人之得志与功业，绝不在救民于水火。至于是非曲直，可能在相宜投缘的“义”字面前，也不是那么重要。这里有义，仁爱却是少了些。义而不仁或少仁，则难免恩威由己，令由己出，最终走向专制。“義”字从我，由“我”而生，也可能因“我”而亡。

第二

柳毅与龙女

在“风尘三侠”的故事里，红拂女、李靖与虬髯客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没有强者与弱者之别，这是三人能“结义”的基础。如果当事人有强、弱之分，而且当事人意识到这种强、弱之别，那就很难“结义”了，但有可能形成另外一种关系。我们来看看《柳毅传》中柳毅与龙女的初见：

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遂往告别。至六七里，鸟起马惊，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毅怪视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毅诘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妇始楚而谢，终泣而对曰：“贱妾不幸，今日见辱问于长者。然而恨贯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闻焉。妾洞庭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泾川次子，而夫婿乐逸，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既而将诉于舅姑，舅姑爱其子，不能御。迨诉频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以至此。”言讫，歔欷流涕，悲不自胜。又曰：“洞庭于兹，相远不知其几多也？长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断尽，无所知哀。闻君将还吴，密［迩］（通）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未卜将以为可乎？”毅曰：“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宁可致意耶？唯恐道途显晦，不相通达，致负诚托，又乖恳愿。子有何术，可导我邪？”女悲泣且谢曰：“负载珍重，不复言矣。脱获回耗，虽死必谢。君不许，何敢言？既许而问，则洞庭之与京邑，不足为异也。”毅请闻之。女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幸君子书叙之外，悉以心诚之话倚托，千万无渝！”毅曰：“敬闻命矣。”女遂于襦间解书，再拜以进，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毅深为之戚，乃置书囊中。 李朝威：《柳毅传》，见鲁迅辑《唐宋传奇集》卷二，《鲁迅全集》第10卷，第230—239页，引文见第230—231页。

这个故事所涉的地名，显然有相当的混乱，其首既谓柳毅将还“湘滨”，下文却又说“闻君将还吴，密［迩］（通）洞庭”，显然是将湖南的洞庭湖与吴郡太湖中的“洞庭山”混为一谈，说明这篇传奇文的作者，可能是北方人，对南方地理不甚详悉。这且不论。在这个故事里，因为龙女是位美艳的女子，后来龙女确又归了柳毅，所以很让人怀疑柳毅的同情带上了好美色的成分。但事实大约未必然。龙女初见柳毅之时，不过是一个牧羊女，虽然风姿或依稀可见，但“蛾脸不舒，巾袖无光”，衣着既不鲜艳，又是满脸愁容，绝非惊世之容，应当是可以想见的。据下文柳毅之言，说她“风环雨鬓”，大约是颇为憔悴的。而她“凝听翔立，若有所伺”， 又“始楚而谢，终泣而对”，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所以，认为柳毅是因为龙女的美色而答应代她传书，是不公正的。更合理的解释，应是柳毅主要是基于对落难的龙女的同情。我们看柳毅的回答：“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其发自胸臆的同情之心是何等诚挚，扶危济困的慷慨之气又是何等激烈。后来，柳毅在回答龙女追问时，说：“仆始见君子长泾之隅，枉抑憔悴，诚有不平之志。然自约其心者，达君之冤，余无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岂有意哉？”应当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说，柳毅对于龙女的帮助，主要是出于怜爱、同情，一种超出性爱的爱。当然，其中更没有血缘之爱、地缘之情以及同业之利。这种对于弱者或同类的怜惜、同情、爱念之情，就是“仁”。

《说文·人部》：“仁，亲也。从人，从二。”它的本义，或者可以理解为二人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以致二人如一人，故所谓“爱人如己”，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是对“仁”最好的解释。看到别人经受苦难，就像自己在经受一般，感同身受，从内心深处生出同情之念，这是“仁”的本源。《国语·周语》说：“仁必及人。”又说：“爱人能仁。”《荀子·议兵》：“仁者，爱人。”《韩非子·解老》：“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诗经》中称誉某人，往往说他“洵美且仁”，也是指其与人相亲爱之貌。虽然说法有所不同，但都认为“仁”是发自内心的爱人之念。这种爱人之念，超脱于血缘、地缘、业缘等诸种利益的考量之上，是非功利的，没有功用的。这是人与人交往与建立起关系的又一种根源。为了区别于因情爱（血缘之情，情爱之情等）而产生的人际关系，我姑且把这种人际关系称为“仁缘”。

柳毅对龙女的帮助，至少在最初，并没有利益的考虑；他对于龙女出于仁爱之心的救助，也并未建立起与龙女间的稳定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短暂的、一次性的。龙女获救后，洞庭君、钱塘君一家致谢柳毅，对他万般感激与赞扬，赠以宝物，毅谢而受之。在宴席上，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

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荷真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

钱塘君歌曰：

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

这是对柳毅恩德的感谢。至此，洞庭君一家只是把柳毅当作恩人对待，并没有看作亲人。柳毅也不过以为自己在行一次仁义之举，龙女既已归家，自己就可以辞去了。其歌云：

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

然当鲁莽暴烈的钱塘君看中了他，也为报答他而迫使他当场许约娶龙女时，他说出了一番义正辞严、掷地有声的慷慨言词：

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跨九州，怀五岳，泄其愤怒，复见断锁金，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箫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之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

这番言词，不仅表明他最初并无纳龙女为妻之念，更表现他“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的威武不屈之志，标举他绝不行“杀其婿而纳其妻”之不义的正直无私之气。在此番言词之后，柳毅才真正得到钱塘君的敬重，“与钱塘遂为知心友”。这是仁爱之心的重要前提：不以功利为目的。如果施仁而带上了功利的目的，包括希望得到报答或至少是感谢，那就不是纯粹的“仁爱”，而只能看作是为了“果报”的施舍了。

在告别洞庭君一家之后的数年中，柳毅与龙君一家并无联系，与龙女更是“天各一方，不能相问”。他“娶于张氏，亡；又娶韩氏，数月，韩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鳏旷多感”。直到他娶了范阳卢氏（即龙女的化身），才又重新与龙女及其一家建立了联系。与龙女的婚姻，是柳毅得与洞庭君一家建立起稳定关系的重要前提。传奇文叙述柳毅与卢氏女的联姻，说：

有媒氏告之曰：“有卢氏女，范阳人也。父名曰浩，尝为清流宰，晚岁好道，独游云泉，今则不知所在矣。母曰郑氏。前年适清河张氏，不幸而张夫早亡。母怜其少，惜其慧美，欲择德以配焉。不识何如？”毅乃卜日就礼。既而男女二姓，俱为豪族。法用礼物，尽其丰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

这是一宗合乎礼制的婚姻，“男女二姓，俱为豪族。法用礼物，尽其丰盛”，从当时的礼法上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至此还不够，龙女还是没有告诉柳毅她的真实身份。直到他们生了孩子，龙女才道出真相。她解释说：

始不言者，知君无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妇人匪薄，不足以确厚永心。故因君爱子，以托相生。

仅仅靠情爱还不足以维系长久，只有建立起血缘家庭，才能长久地维系情爱。这是用“礼”来维护仁念与情爱。自此之后，柳毅遂得与洞庭君一家建立起稳定关系，并在几十年后，“相与归洞庭”，正式加入了洞庭龙君的家族。

在这个故事里，也多次提到了“义”。柳毅自称为“义夫”，以其所为为“义行”，洞庭君也说他“信义长”。这里的“义”，是“应当”的意思，是指“应当这样做”以及“当为之事”，也是从“宜”延伸出来的。这个“义”，源出于仁爱之心，其所谓“应当”，根据是自己的“仁心”。它是可以普遍适用的。换言之，柳毅的仁与义，不仅是对龙女这个具体的人的，也可以施之于更为普遍的个体身上。这种“义”，是公义，也是“大义”，与风尘三侠的“小义”、“私义”是迥然不同的。这样的仁、义不仅是普遍的，还可以是永恒的。在《柳毅传》里，作者给了柳毅一个长生不老的结局，固然是神仙家言的影响，却也暗示着仁、义的永恒性。

第三

仁以爱之，义以正之

人与人的关系，交往与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话题。最为自然且最为亲密的关系，应当是血缘与性爱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基本上可视为生物法则的延续与扩展，以此为基础，人类建立起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其次是以各种功利需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关系，包括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要，以及发展的动因，形成了诸种血缘或拟血缘的、地缘的、业缘的关系及组织，进而组成各种各样的结构性社会。再其次是超越了具体功利，以特定的文化认同为线索而形成的人群认同及其关系，族群、民族或其他文化共同体内部的人际关系，或者只能归结为这一种。所有这些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而形成的组织，从两性组合、家庭，到民族国家，甚至是国家联盟，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利益的考量，在根源上是利益在驱动着。所谓的“理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对诸种利益的权衡与计算。

但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建立起人类文明，并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发展，还因为它并非全然是功利的动物。作为一种物种，人类最大的特征是具有情感，而且具有超越具体对象之上的情感。对同类以及万物的爱，构成了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本性基础之一，这就是爱人如己的仁爱之念，也是人类最高的、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同时，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感知建立的，“宜”是人际关系建立的最高法则，它超出了所有的利益考量，并成为最高的世俗判断标准。二人或多人间如果“相宜”，则可放弃所有的利益考量，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不宜，则虽有万利而不交。由于建立在“感知”之上的宜与不宜，主要限于小群体之间，所以这种纯粹的关系是相对狭隘的，甚至是排他的，并不指向社会的构建，而是纯粹的个人性的表达。正是在这种纯粹的小集团中，那些非功利的个人性得以充分展现与发挥。

在主要依靠“功能”或主要立基于功能而得以建立并发展的人类社会与文化中，非功能性的仁与义却一直得以保持下来，并持续地在发挥着作用，根本的原因，在于“仁”标举了人类共同的标尺，而“义”则顽强地突显了个人的存在。一个没有仁爱的社会，将是冰冷的世界；而一个没有“正义”的社会，则将是邪恶的世界。《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就不成其为“人”；人而有仁，人间才有道，所谓“人道”，也就是爱人之道。《礼记·缁衣》：“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壹，行无类也。”“义”乃行为的规范与准则，其核心是身正、言信。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墨子》说：“言不信者，行不果。”没有义，则立身不正，为人不直，言而无信，行而不果，人与人之间将无法交往，社会也就无以形成并发展。《荀子》说：“仁者爱人，义者循理。”《史记·乐书》里说：“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之词）爱人而循理，以仁爱之心，行正义之道，庶几可为圣人矣；世人多以仁义之道为上，践而行之，则大同之世或可期也。

可是，我们的仁爱之心在哪里呢？正义之道又在何方？

本文节选自《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解义》，鲁西奇著，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