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命运我做主的名人的例子
本文来源：《华闻之声》签约撰稿人/老虎
主要内容摘录于《文史参考》（6月下），原标题为“1977恢复高考，我的命运我做主”
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有一个特别之处，这一天的报纸三版刊登了一篇高考作文，作者是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陈平原。当年的高考作文，《人民日报》先后选登了三篇，陈平原是其中之一。原文见以下《附件一：大治之年气象新》
附一：大治之年气象新
作者：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 陈平原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伟大的祖国，迅速走向大治，条条战线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在这大治之年，每天，都有许多喜讯激动着我的心。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受“四人帮”危害最严重的教育战线，也变得焕然一新，大有希望了。
不久前，我走访了我的母校。冬日的早晨，北风呼呼，寒气迫人。可是，校园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踏进校园，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广场两侧矗立着的两个专栏。左边那个批判专栏里，一篇篇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教育革命罪行的战斗檄文，象匕首，象投枪，直插“四人帮”的心脏。右边那个颂歌栏里，琳琅满目的散文、诗歌、美术，热情洋溢地歌颂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丰功伟绩，赞颂大治之年出现的新气象。突然，一幅题为《春满校园》的图画把我吸引住了。校园，在画面上占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作者腾出大部分的空间，用有力的笔触，浓烈的色彩，描画出一枝含苞怒放，绚丽夺目的杏花。这别具匠心的构思，可真引人入胜。欣赏着这枝杏花，联想到那“关不住”的“满园春色”，真叫人心旷神怡，情思驰骋。
“叔叔”。一个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回头一看，啊，是我的小邻居林强。只见他从自行车后架溜下来，拄着拐杖，朝我这边一拐一拐地走来。我忙迎上去，扶住他。前两天，林强为了抢救一个在公路上玩耍的小孩，左腿被手扶拖拉机撞伤了。我察看了他的伤势，接着便责备他：“医生叫你别来，你怎么还来？”林强眨了眨眼睛说：“不来，那怎么行呢？人家在学习，我在家休息，多可惜呀。有小刚用自行车载我，我能来。”
“铃……”上课预备铃响了，我搀扶着林强，朝教室走去。林强见我不理解他的心意，便说：“叔叔，前两年，在‘四人帮’的毒害下，我没有认真读书。现在，我要三步并作两步，急起直追。时间，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啊。我常想，一天要是有四十八个小时那该多好啊。叔叔，您说，这个时候，我能躺在家休息吗？”听了林强的话，我感慨万分。一年前，林强还是个经常逃学，四处闯祸的“猴王”。可现在变了，变得真快呀。
把林强送进教室后，我便去找学校革委会陈主任。陈主任向我介绍了学校的简单情况，接着便领我循着琅琅的读书声，来到了高一（3）班教室门口。在那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老师正在讲解叶副主席的《攻关》诗，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教室门口那张学生成绩登记表告诉我，同学们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果。
陈主任感慨地说：“这样的学习气氛，这样的学校新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是谁也不敢想象的。那时候，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被他们篡改的不成样子。我们这些被骂为‘臭老九’的，欲干也不能。那‘智育第一’、‘复辟回潮’的帽子压得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陈主任点燃了一支烟，扬起眉毛笑了笑说：“现在可不同了。华主席为咱除了四害，砸开了长期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枷锁——‘两个估计’。现在，我们可以大干了。同志们说，现在再不好好干，可就对不起华主席、党中央了。”
接着，陈主任又给我介绍了《春满校园》的作者魏老师的情况。魏老师年近六旬，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这两年一直在家休养。他正在准备办理退休手续时，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他拐杖一扔，立刻跑回学校要求参加工作。学校领导考虑他的身体情况，只分配他教几节地理课。可他却份内份外一起抓，经常帮助青年教师备课，最近又主动承担起辅导准备参加高考的同志的任务。大家都说，魏老师焕发青春，老当益壮了。
下课铃响了。在那洒满阳光的校园里，我和魏老师漫步、谈心。魏老师，鬓发斑白，面庞清瘦，精神矍铄，大概是因为熬夜，眼里布满血丝。当我要求他谈谈是怎样搞好教育工作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谦虚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点工作。”而当我俩谈起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图景时，魏老师的话可就象打开了闸门的流水，滔滔不绝。他说：“‘满园青山夕照明’。我希望自己能再活二十三年，亲眼看看四个现代化的美景。同时，尽我的最大努力，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使晚年放出更大的热。这样，当我一旦躺下的时候，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听了这一席感人肺腑的话，我不禁为这位老教师宽阔的胸襟，崇高的理想所深深感动。我明白了，我们的伟大祖国之所以能在大治之年突飞猛进，是因为有华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千百万象魏老师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忠诚党的事业的革命者。我深信，有这样伟大的党，有这样伟大的人民，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住我们伟大祖国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步伐。
看到这满园春色，我不禁又想起魏老师那幅画。当我问起那幅画的创作经过时，魏老师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出现的新变化，每日每时都在激动着我的心，逼得我不得不拿起画笔。也许有人会说，这校园并没花呀。可我说，那几百个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的青年学生，不就是几百朵向阳花吗？”
说得多好呵。何止我们的青年学生，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革命知识分子，不也是朵朵向阳花吗？他们，沐浴着党的阳光，开放在千山万岭，点缀着祖国的崭新气象，装扮着时代的美好春天。（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4月7日）
1977年冬天，23岁的陈平原和570万中国年轻人一起，走进了久违的高考考场，这场本该一年一度的考试距离上次开考，已远隔了11年。1977年的这场高考是“文革”十年久旱后的一场知识界的甘霖，中国知识分子积压了十几年的苦闷，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释放得淋漓尽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再次成为整个中国的社会风尚。
陈平原近照
2011年春天，记者来到北大中文系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拜访如今已是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陈平原教授。
“作文写得不好，考场历来不出好文章的，”如今回头看那篇曾经轰动一时的高考作文，陈教授只是挥了挥手，一句轻描淡写，转而却说：“但高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陈平原的高考作文见报时，他正处在天之骄子间的激烈竞争中。校园里，大学生们自然而然地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两派。像陈平原这样上大学前连火车都没见过的，理所当然地属于乡下一派了。两大集团间并没互相排斥，只是话题和兴趣有所不同。
记得有位北京的同学说，他们家的邻居是朱德的警卫员；也有广州的同学不时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挂在嘴边。像我这样小地方出来的，会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特别怕露怯。而且上大学后，我很快就明白，必须正视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不说别的，“文革”中北京知青的地下读物，和我在粤东山村里所读的书，完全是两回事情。
1977年12月，陈平原全家照
记得有位老师提醒：小地方来的同学不要自卑，一开始起点低，到毕业时，可能比大城市的同学更有出息。因为大城市里诱惑多，起点比较高的城里人，自视甚高，喜欢吹牛，不像小地方来的同学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且全力以赴学习。现在，我也用这个观点敲打或激励我的学生。
但是，还没有等到毕业，陈平原的这种“阶层感”就被打破了，“那篇作文让我比较快地完成了这个转变。”陈平原曾经写过一篇《永远的“高考作文”》（见下文附件二）回顾这段经历：
有一天，指导员跑来告诉我，电台广播了我的高考作文，只是他所复述的几句又似乎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同学们纷纷猜测，是不是高考卷子搞错了？如果是，此公入学资格都成问题……既可能是作文特棒，又可能是高考作弊，后来我到食堂打饭都不敢抬头。直到几天后，《人民日报》刊出了我的作文。“城里人”对我也刮目相看了，有的道贺，也有的很不以为然。
附件二：《永远的“高考作文”》
这是一篇并不出色，但影响很大，乃至改变了我整个命运的短文。15年后重读当年的高考作文，颇有无地自容的感觉；可我还是珍藏当初得悉我的高考作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时的那份惊喜、惊愕，以及平静下来后的沉思。那是我治学生涯中迈出的关键性的第一步，我很庆幸没被这不虞之誉压垮。
1978年春天，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我和我的同学自我感觉都特别良好；戴着校徽上街，也总有人投来歆羡的目光。只是在校园里，同是“天之骄子”，竞争已经悄悄展开。那时，刚入学的新生必须接受一个多月的军训，好在地点在大学校园而不是在军营，除出操外，还有不少由系里组织的大会小会，以便新生熟悉大学环境。几天下来，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同学开始挺起胸膛走路，他们确实见多识广；而像我这样上大学前连火车都没见过的乡下人，开会时只能猫在角落里不吭声，免得露怯。很快地，城里人（必须是大城市，中小城市不算）和城里人，乡下人（大城市的插队知青仍是城里人）和乡下人，各自组合成聊天集团，开始“侃大山”。其实两大集团之间并非有意互相排斥，只是各自话题和趣味不同，自然而然就分开了。表面上两大聊天集团都很活跃，只是“城里人”聊天时的声调更高，笑声也更朗。终于有一天，这种刚刚造成的“阶层感”给打破了。原因是指导员（即现在的班主任）跑来告诉我，电台广播了我的高考作文，只是他所复述的几句又似乎不是出自我的手笔。这下子可热闹了，同学们纷纷猜测，是不是高考卷子搞错了。若如是，此公入学资格都成问题（半年后，班里真有一位同学因被查出高考成绩登记错了而被送回原籍）。因而，那两天两大集团聊天时都尽量压低声音，颇有神秘感。我则因成了怀疑对象而独自在校园散步。既可能是作文特棒，又可能是高考作弊，这种特殊身份，使得我上食堂打饭时都低着头，以避开各种好奇且带审视的目光。直到几天后，《人民日报》刊出了我的高考作文，我才重新抬起头来。
......
后来，陈平原“拜读”了好几遍自己的作文，却始终没品出味来。
直到有一天，看到好几种《高考作文选评》中，把这篇文章说成一枝花，这才恍然大悟。“入学前我在中学教语文，作文自然有章有法，那些才气比我大的小作家们，写的都是文艺性散文，不大合高考作文的体例。”
对于1977年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当年的阅卷老师归纳了这样几条标准：字数较多，结构完整，内容基本符合题目，能记住报刊上的一些时髦词语，而且能把这些词语写得连贯，错别字少。陈平原的这篇作文，从结构、语言到叙述方式，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采访中，陈平原一再表示，“这篇作文跟如今的高考作文相比，水平差很多。”但对他高考作文的赞誉之声，却萦绕多年。暑假回家，还有不少家长领着孩子来请教，陈平原只好逃跑，把这个任务留给长期做语文老师的父母。谈到这篇高考作文的价值，陈平原自嘲道：大概无论我如何努力，这辈子很难写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更能让父老乡亲激赏的文章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