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性格决定命运历史名人的词条
在魏国被章邯大军灭亡后，魏王豹逃到了楚国，要楚怀王“予兵”，说明他手头军事力量有限， 刘邦手里有一万多人马，却没有足够的名位加持，所以，楚怀王把魏豹“借给”刘邦当作招牌，为“西略地”收罗散兵游勇，两人其实算是各取所需的完美组合。
影视剧中的魏王豹（来源：网络）
所以，史书记载中的魏豹从彭城出发，带着自家的“魏将”、“魏申徒”，并与怀王派出的“楚军”同行，逆谷水西进，经萧县、下邑转至栗县，其目的地应该是魏、楚、秦军曾来回拉锯的睢阳、襄邑、雍丘一线，谋求扩军、拓地，而且在章邯主力北上之后，睢水沿线属于相对比较安全的战场，不需要面对秦军主力，这也应该是刘邦与魏豹之间的“分工合作”。
也就是说，刘邦名义上“将砀郡兵”，其实砀郡本身也被分成了两块，一块为秦军控制区，一块为刘邦与魏豹控制区。但在整体的名义上，魏王豹是魏国的“继承人”，刘邦则只是“将领”、“地方官”，所以肯定是魏王豹为“尊”，刘邦为“卑”，但在指挥上，又是刘邦“主”，魏王豹“从”，正是这种尴尬的关系，让刘邦对于这个时期的经历讳莫如深。
两人的任务分别是，刘邦为魏豹北上“略定魏地”，魏豹为刘邦稳固砀郡后方，输送力量。
这个关系现实存在的证据，就是《史记·傅靳蒯成列传》中记录的“十八功侯”之一的傅宽：
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从攻安阳、杠里。
安阳、杠里之战，界定了傅宽投效刘邦的时间下限，即“秦二世三年十月”，而“横阳”是地名，位置在睢阳左近，而本身就是睢阳的“贩缯者”的灌婴，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记录是：
高祖之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败杀项梁，而沛公还军于砀，婴初以中涓从击破东郡尉于成武及秦军于杠里。
也就是说，灌婴是在回撤途中加入的，而傅宽却是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也就是说，他本人原来是魏军的“骑将”，在横阳加入了刘邦麾下。
影视剧中的灌婴（来源：网络）
另见《史记·傅靳蒯成列传》：
太史公曰：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皆高爵，从高祖起山东。
傅宽明确写作“以魏五大夫骑将从”，故而有“高爵”之说，至曲遇之战后，即赐“卿爵”，而信武侯靳歙则只提及“以中涓从，起宛朐”，至开封东北一战结束，已封爵为“临平君”，说明靳歙的起家爵位相对于傅宽只高不低，那么，他的“高爵”要么是魏国的，要么是楚国的，才能得到刘邦集团的承认，秦爵肯定没法平移。
故此，至霸上封建武侯的靳歙与同乡起兵至霸上封侯的陈狶，本身都应该属于“别将”，甚至就是“魏将”，对于愿意服从领导的“魏将”，手握楚怀王“尚方宝剑”和“魏豹”这个牌坊的刘邦是尊之、用之、并之。
巨大的变化发生在“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即在成武、杠里大破秦军主力王离所部却受挫于昌邑的刘邦和在栗县向前推进困难的魏豹，都接到了“北上救赵”的指令，可魏豹部不但无力北上，还在栗县遭遇了秦军进攻，故此，刘邦驰返栗县，以“救赵”的大义名分，将楚怀王借予魏豹的刚武侯（《汉书》作刚侯武）所部4000多楚军吞并，并将魏豹所率领的皇欣、武蒲所部魏军全部控制在手里。
刚武侯陈武也名柴武，前元年自薛起兵，属于楚将中的老资格，但是势力明显发展不快，从2500人到4000人，被刘邦一举吞并，而魏将皇欣（也作皇䜣）和魏申徒，也就是“司徒”武蒲的地位高些，属于“将、相”，也就没有吞并，属于驱赶着一同作战。
影视剧中的刘邦与韩信（来源：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武蒲，他的名字与西汉的梁邹侯武儒音近，另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表述侯功又很简略：
兵初起，以谒者从击破秦，入汉，以将军击定诸侯功，比博阳侯，二千八百户。
二千八百户，侯第排名前二十，绝非无名小卒，却并无功绩可循，而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功臣表”中有“定诸侯功”字样的，往往属于高阶的“投附者”，如雍齿以赵将从，周苛以秦卒史从，或是董渫“功比厌次侯”，而厌次侯陈平是以魏太仆、楚都尉的身份来投，另一个确知事迹的郦食其，也属后来者，不过其封户数只有九百。
当然，武儒即武蒲，只能算是一种猜测，并不能作为实证，但以上的信息已经足以表明，刘邦“西略地”的过程中，恰恰是其军事集团进一步扩张的“大机遇”，尤其不能忽视魏豹这个魏国合法继承人在魏地豪杰中的号召力。
更进一步说，还是刘邦在国别身份认同上的复杂性带来的好处，即魏国的“士大夫之家”移民后人，曾与魏国的豪杰圈子交游、仰慕信陵君，本身又在楚地长大、生活，好楚服、楚歌，这又授了“楚爵”、“魏官”，属于楚、魏都能接受的角色，至少楚怀王信任他的立场，魏豹也能够接受他的“把持”和“安排”，这就够了。
刘邦真正露出獠牙，正是在“救赵”的命令发出之后，因为“救赵”的指令，方向向北，与方向向西的“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存在明显的抵触，也就意味着，这个决定着“汉王国”法理依据的约定，这个让刘邦的统治与项羽的分封秩序切割开的约定，可能在这个阶段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当时有，这时改了，再或者说，当楚怀王得知项羽在巨鹿大破秦军之后，才发起了这个“约定”，以激励各部西进灭秦。
影视剧中的楚怀王（来源：网络）
无论三种可能性中的哪一个，我们都能发现，刘邦至“秦二世三年二月”，仍然在“较劲”于北上，第二次进攻了“昌邑”，“昌邑”是砀郡北部最后一个没有被刘邦集团攻克的县城，也是菏水沟通“方与”和“定陶”的交通枢纽，攻下它，就将丰、沛、方与、胡陵与砀郡连成了一片。
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月之前，刘邦的战略目标并不是“灭秦”，而是“略地”、“拓地”，这也是乱世中“小军阀”的正常行为，甚至可以说，在楚怀王迟迟没有扶立魏豹的情况下，他很可能力图复制周市之前的成功案例，全取魏地之后，挟魏豹以令魏国，完成自己向乱世将、相的人生跨越，甚至如武臣一样自立为王也未可知。
正是由于刘邦命运的改变，带来了“三个人”命运的改变，他们是：
王陵、陈狶、陈武。
《史记》中没有王陵的传记，有限的记载分布在《史记·陈丞相世家》和《史记·高祖功臣侯者表》中，尤其是后者，明确提及他的“侯功为”“别定东郡、南阳”，“东郡”在“南阳”之前，说明他在魏地平定，项羽立魏豹为魏王之后，才转入了南阳战场，这也解释了《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中的又一次“折返跑”：
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皆，降析、郦。
这里引兵西进的是刘邦，拓地的范围，其实是在南阳郡的南部，以宛城为界，北面则只有叶县经阳城至宛城的交通线被其占领，也就是说，南阳郡的大部仍然在秦军手中，而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这个地理值得探究一番。近世多有学者将“西陵”二字依《汉书·高帝纪》记载视为“衍文”，其实不对，因为刘邦并无引所部“还攻胡阳”的道理，那等于是东、西来个折返跑。
西汉历史地图上的“西陵”与“胡阳”的距离（来源：资料）
西汉有“西陵县”，地在江夏郡，也就是秦朝的衡山郡与南郡交界地带，但史有明载，“西陵县”为汉高祖初置，且其位置已经在衡山郡腹地，距离郡治邾县不远，也就意味着，如果王陵等人所“降”西陵在此处，手已经伸到番君吴芮的怀里了……
万幸的是有出土简牍提供另一个信息，见《武威汉简·王杖十简》：
河平元年，汝南西陵县昌里，先，年七十受王杖。
也就是说，汉成帝在位时，汝南郡西平县也名为“西陵县”，具体位置正好在叶县、舞阳之东，颍水沿岸，沿河而下就是战国时代的“千乘大邑”——“上蔡”。
再来看《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对郦商的记载：
从攻下宛、穰，定十七县。别将攻旬关，定汉中。
注意，郦商“从攻下宛、穰”和“定十七县”是两件事，因为整个南阳郡也未必有17个县，真的在“宛”、“穰”附近攻下了17个县，也该写一个“定南阳”了，这些县，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有指明方位：
以将军从起岐，攻长社以南，别定汉中及蜀。
“长社”县地在颍川郡，阳翟之东，颍阴之北，洧水之畔，其南方的17个县，也属于“韩地”，基本略定之后，挥军西进，而王陵降下的“西陵”则属于秦朝的陈郡境内。
影视剧中的王陵（来源：网络）
但其从魏王豹处带出的“别部”实力应该有限，就如《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记载的：
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
这还是“定南阳”之后的力量，说明王陵的兵力很薄弱，不靠着刘邦集团这棵大树，连存活都成问题，更很难南下陈郡与秦、楚争雄。
所以，王陵选择“还攻胡阳”，“胡阳”在宛城之南、桐柏山之辈，而番君别将梅鋗应该是从陈郡的南部或是衡山郡北上跨越桐柏山至此，因为其军队中有大批的“越人”，至此，两军汇合，攻克了南阳郡剩下的秦县，梅鋗与王陵才跟随刘邦大队入关，至霸上。
至于王陵之后的经历，必须考虑“功臣表”的记载：
从至霸上，入汉，守丰。
之前的文章有误，即过于考虑了“不肯从沛公”，其实，张良入汉中后又离去，刘邦送他到褒中，也可以视为“不肯从沛公”，也就是说，“至霸上”、“入汉”这两个重要干部履历，王陵都是齐全的，只是“入汉”之后又出关至南阳郡自守，此时才算是“不肯从沛公”。
而陈狶则是“至霸上，为侯”，而没有随同“入汉”，他的侯功被略写，只有“前元年从起宛朐”，也就是说，在刘邦起兵之年，他已经带着500人跟随刘邦，有无可能？
有，即在周市略地至宛朐之前，有一个时间差，作为旧识起兵响应，并不奇怪，但是，投靠过来的可能性极小，更大的可能性是与“信武侯靳歙”一样，以魏国的“高爵”，在“秦二世三年”的大时代里投靠了刘邦，因为他们都是“霸上为侯”，说明起步线极高。
影视剧中的魏王豹（来源：网络）
至于陈武，则要纠正之前的一个错误，就是“至霸上，二岁十月入汉”，这个“若干岁若干月”的句式，也见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算法是实际上是自起兵至某时。
高祖还军霸上，事在汉元年十月，“入汉中”在汉元年四月，“秦二世元年九月”刘邦起沛，陈武也在此前起薛，至“还军霸上”共27个月，至“入汉”共33个月，而“二岁十月”是34个月或35个月（秦二世二年有闰九月）。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应该是以“入汉”为下限的，那么，陈武起薛的时间还要比刘邦更早，即“秦二世元年七月”或“秦二世元年八月”，陈胜刚刚起兵，他就聚集了2500人发动反秦，什么叫老资格？这就是真正的老资格，但天下也与他无缘，可见，很多事儿并不是先下手为强的。
不过也可以看出陈武“胆子极大”，他的儿子柴奇似乎就遗传了他的胆子，在汉文帝后元年，陈武刚死，还没有继承爵位的时候，就因为“谋反”被杀，还连累了老爹的侯国“不得置后”，以致“国除”。
至于王陵，可以说一辈子不忿，所谓“陵少文，任气，好直言”，这样的老大哥看着可敬，真“用起来”，恐怕只有头疼的份儿，不过刘邦确实愿意“陪他玩”，还创造条件给他“单干”，终究是没干成，最终，踏踏实实地给刘氏打工。
还因为违拗了吕后的意志而被投置闲散，当然，更重要的恐怕是他看到了一群刘氏“忠臣”，如周勃、陈平等人阿顺吕后之意的嘴脸，实在是恶心，“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
干脆，一怒之下托病辞职，“杜门”是不见外客，“不朝请”则是不见皇帝，不上朝廷，因为汉律规定，列侯春季朝见皇帝叫“朝”，秋季朝见皇帝叫“请”，就这么“杠”了七年才死去。
而陈狶是这三人中唯一一个不得善终的，原因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豨常告归过赵，赵相国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宾客布衣交，皆出客下。豨还之代，周昌乃求入见。见上，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
前文说到，陈狶唯一在前元年“从”刘邦的可能性就是他们属于“游侠”旧识，也就是通过“养士”、“游士”的风气才能认识、勾连到一起的，而等到了分属帝王将相时，“养士”、“养客”在“故秦卒史”周昌的眼中，就是谋反的征兆。
说起来，陈狶以将相之尊能够屈身宾客下，绝对有信陵君的遗风，也是刘邦仰慕的风仪，可一旦自己的臣子真的这么干了，他身上“魏国士人”的气质就被“秦国法吏”的苛刻所取代，自然，陈狶只能是个死路了。
就上述三人的命运而言，似乎还真有那么一点因果循环的意蕴，就看你怎么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