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成为科学家的八字特征
近日，一则微博使得清代 “女科学家”王贞仪进入了大众视野。事实上，西方早已将科学史作为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的重要途径，《自然》的脸书账号就介绍过她。王贞仪、班昭还和朱淑真、薛涛，穆桂英、花木兰等一起被命名为金星（金星的名字及含义参见“科学的神话起源”系列）上的山谷或陨石坑。其实，王贞仪并不是个例，清代闺阁之中曾经出现了一个“女科学家”群体。
《自然》杂志的脸书账号曾经介绍过王贞仪的事迹。
一、清代女畴人
《畴人传》是清末阮元（1764-1849）所做的中国天学（以区别于现代的天文学）与算学（以区别现代的数学）人物传记合集（畴人即此意），该书始作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完成于嘉庆四年（1799年），收入中国学者275人（全部为男性），西方学者41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罗士琳撰《畴人传续编》6卷，收至道光初年，全书收入中国学者44人（全部为男性）。光绪十二年（1886年），诸可宝又撰《畴人传三编》7卷，收至光绪初年，全书收入中国学者113人（3名女性），15名西方学者，1名日本学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钟骏更撰《畴人传四编》12卷，收入中国学者283名（5名女性），西方学者157名（4名女性）。这样经过几次增补，今合称《畴人传汇编》，包括上古时期至清末的诸多中华儿女，也有国外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这些传主之间互有重叠，故不好直接计算女性比例，但显然女性比例是很低的了。中国的8位中，班昭为班固的妹妹，《汉书》的表及天文志即为其撰写，楚女为宋代楚衍之女，善算术，其余6位均为清朝人物，简要介绍如下。
（1）葛宜（1635-1671），字南有，海宁人，朱尔迈妻，出生于书香世家，葛氏与朱氏家族在历史上小有名气。葛宜“性娴静，喜读书，日坐小楼以笔墨自娱，书画奕算无不精妙。兼通西法，能以仪器测星象。著有《玉楼遗稿》二卷。与其女朱芬都是女诗人。
（2）沈绮，字素君，常熟人，“博通经史，兼通律历。著有《管窥一得》十二卷。”同时她也是清朝著名的女诗人，“为乾嘉时有名者”。
（3）王贞仪（1768-1796），字德卿，江宁人，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宣化太守王者辅孙女，诸生詹枚妻。“记算淹贯，最嗜梅氏天算之学”，梅氏指的是明末清初的梅文鼎，与王锡阐齐名，都是有名的天算大师。王贞仪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4-5）钱洁，字瑜素，海虞顾山人，山阴陈鼎之次妻。钱洁“知书能诗”，媵妾名蕊珠者跟随钱洁学习，“善画，谙九章算术，能推步日月食，毫黍不爽。”
（6）兰陵女史，不详其姓名，著有《中星歌》并图。女史典出《周礼⋅天宫》，到清朝成为一类女性的称呼，其内涵从字面可理解为女性太史令，大抵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女知识分子。
以上六位女性远不能涵盖现有资料中见到的所有女性畴人，例如王锡阐（字晓庵）的妹妹王锡蕙，“性淑敏，得晓庵指授，通勾股法，亦工诗，隐居而终”，著有《树百算学》和《唱随集》（诗集）5卷。
对中国古代天学稍有了解的人应该知道，中国历代都是严禁私修天学的，私修或私藏相关图书仪器是十分严重的犯罪。自商周以来，巫觋上通天意的功能逐步被以太史令（汉后又称钦天监等）为代表的天官所取代，天官是与上天沟通的代表，民间私习是对合法性的严重挑战，如《晋书·卷三·帝纪第三·武帝纪》：“（泰始三年）禁星气谶纬之学”，最严格的大概是明朝，《大明会典·卷二二三》：“（钦天监）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学者发南海充军。”这些闺阁女子显然无法进入官方的天学体系，然而为何清朝的民间人士包括女性都可以私习天文？为何《畴人传汇编》中有清一代的女畴人最多？这就要回到清朝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去寻找答案。
二、闺阁中的“科学”
清末女诗人施淑仪（1876-1945）著有《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学者普遍认为，施淑仪的著作意味着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集体觉醒，《闺塾师》、《缀珍录》等女性史经典著作都将其作为参考文献，并以清代的“闺阁文学”作为研究对象。
有趣的是，闺阁诗人中也不乏学习天算者。如仁和黄履：“工诗词，通天文算学，作寒暑表、千里镜，于常见者迥别。”；钱塘丁纯：“尤精算法。畴人之所掌，保氏之所教，婆罗门之所切，利玛窦之所推，能阐其蕴而观其通。”有学者因此认为，“闺阁文学”之外还存在“闺阁天文学”等“闺阁科学”，下面我们还会分析到其内涵。
施淑仪的著作反映出女性编者在汇编作品时与男性文人的不同旨趣。阮元等人多以官方史书、公开出版物为选取范围，对女性作者自然不会特别在意；而施淑仪本身就是闺阁中人，本就以为闺阁诗人立传为著书立说之要旨。钮卫星等人就以江蕙为中心对“闺阁科学”进行过考察。
江蕙，字次兰（其书偶见自题次兰女史，因此有观点认为她就是兰陵女史），其父江含春（字海平）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对天学只能说粗有了解，但在耳濡目染之下，江蕙“少承其尊人海平公之训，每当参横斗转散步于庭，引手相示，久之，遂熟端审视，按节应候，推测悉中。专已为有得于心，乃历考星象诸书参以定见遂绘为图。”这成为她制作《二十四气中星图》的缘起。对于从事天学的清代女性而言，家学渊源几乎是必备的先天条件，毕竟历史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识字的士大夫手中。葛宜、王贞仪、王锡蕙等莫不如是，尤其是王贞仪祖父、父亲精通天算，这很可能是王贞仪在这些人中科学水准最高的原因。
此外，江蕙还作有《天文扇》。中国古代有“步天歌”，可以合着拍子推步日月，《天文扇》就是将中星图绘在扇面，有点像今天的文创周边，文人墨客一边摇扇一边推步，扇子既是口诀天图也是风雅的道具。与此类似的是江焘，她的特色是将算术与吟诗结合，“每自拈题搆一诗”，例如“算字纵横本象形，六斛一握渺前型。至今筹式何从考，降老推年此建瓴”，赋予天算更多趣味性。
清代女性学习天算带有的风雅属性与大体同时期的英国咖啡馆文化、法国文化沙龙表面上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也在社交时谈论“科学”以显示其高雅和趣味。然而本质上的不同在于，英国咖啡馆是继酒馆之后的公共讨论场域，上承古希腊广场文化的余音，甚至今天的创业者们热衷于在咖啡馆大谈前沿项目也可看作这一传统的某种延续。政治、文艺和科学都是咖啡馆里的主要话题，早期主要参与者为男性，女性只有贵族才能参与，且基本是旁观者或组织者。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前身就是“牛津咖啡俱乐部”。法国文化沙龙也是大众科学文化诞生场所。有些学者认为，女性参与者甚至会为学术讨论制定时间表，但另一些学者则指出这些研究夸大了女性的作用，女性可能至多间接通过文化沙龙获得了启蒙。中国的士大夫文化虽然也有家国情怀，但缺乏公共场域辩论的渊源，古代天学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天文学。在礼教下的中国，这些女性的身份无论是妻子还是妾侍，都是依附于家族中的男性的。侍妾、歌姬等是可供交易的商品，才能无非是商品的附加值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蕊珠表演推步和柳如是表演诗词歌舞并无本质不同。
清代闺阁诗的作者，她们首先像她们所依仗的父亲、兄弟、丈夫一样，必然先学会诗词，然后才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或家学喜欢上一点别的什么东西。譬如王贞仪除了诗词歌赋、天学之外，“从父出塞，学射于阿将军之夫人，发必中的，跨马如飞”；顾若璞“文多经济大篇，有西京气格。尝与闺友晏坐，则讲究河漕、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对于这些闺秀而言，这些附加的技能在当时也许可以成为她们身价的砝码或者家族门楣的装饰。比如江蕙的著作其实错误颇多，从科学角度而言水平不高，其目的本就不是科学普及。夫家替妻子甚至妾室出版文集，不仅是资产雄厚的表现（即便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印书成本仍然不菲），更是书香门第的象征。由此可见，这些闺阁中的“女科学家”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性科学家。
三、突破的边缘
不过，清朝闺秀与前人确实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是自晚明以来就发展起来的。从整体文化层面而言，明代色情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对宋朝以来的道学礼教发起了冲击。复社等文人集团中也出现了方以智这样喜好万物之理的士大夫，今天我们将其比附为物理学，但从中国传统观念视之，实则与魏晋风流一脉相承，而归隐之士又多方术异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意识和传统科学的萌芽都在生长，并到达了突破的边缘。
清代江浙经济发达，相较之下江浙的女性选择的余地也就多了，我们前面讲述的女性几乎全是江浙人。同时江浙的印书业也远胜于其他地区，虽然清代女性囿于闺阁内外之限往往对作品的付梓十分矛盾纠结，但出版的机会相较前朝多了很多。“女性诗文集出版的常例是由家人主导的，尤其女性的父亲或丈夫占的比例最大……父亲或丈夫主导出版时，往往动员他们人脉，以序跋文或题词的形式尽量让当地的名士或地方官参与这个出版项目……清中期以后，随着所谓知己式夫妻模式的流行丈夫帮妻子刊刻原稿的例子也逐渐增多。”以江蕙为例，江含春想出版《天文扇》，但江蕙“以闺阁管见未敢示人”为由拒绝了。宋楠却成功为其出版了《二十四气中星图》，前后有十余人作序，对其大加赞赏，而作序者除了和她一样的女史外，就是和她的丈夫宋楠等级相似的六七品文人。无论初衷如何，确实保证了闺秀作品得以流传后世。相比之下，王贞仪去世几年后后，她的丈夫詹枚将她的文稿交付闺阁中人，其作品保存就不如江蕙。
当然，女性自身也有觉醒的迹象，王贞仪就是其中的典范。她写道：“今世迂疏之士, 动谓妇人女子不当以诵读吟咏为事, 夫同是人也, 则同是心性, 六经诸书皆教人以正性明善、修身齐家之学, 而岂徒为男子辈设哉!”，强调男女在务学方面毫无差别，“岂知均是人, 务学同一理”，“男女非相殊, 异德各宜保”。她还自己开私塾，教授男学生，这在当时需要莫大的勇气。她不仅认为女性应该和男子一样“丈夫之志才子胸”，也看不起那些只会吟诗作赋的女子，认为女性也应该文武安邦，这自然与其在西北的磨砺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就整个清代闺秀群体而言，王贞仪等人仍是极少数特例，毕竟相比个人才华当时的社会环境强调的是女子的德行。
三、 明清天学的转型
除了整体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明清的天学也发生了本质的转变。从明末传教士入华以来，带来了诸多西方科学知识，自然天文学的书籍在中国最受重视。尽管明清之际还仅限于通过西方科学的测量来校正历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中国天学逐渐向现代天文学转型，江晓原总结了转型中的三个新特点：第一，天文学变得格外时髦，成为达官贵族的热议的对象。这自然是从康熙开始的，只不过他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比汉族官员更聪明，自己可以解答方程会天算，同时还能确保自己能在众多历法方案中选择最好的那一个，以此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又如曾国藩甚至说自己平生有三耻，第一就是“独天文算学, 毫无所知, 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第二，天文学研究的重心第一次转移到民间。前面说过，因为中国古代将通天之学视为沟通上天的渠道，只能由政府机构把控，虽然历朝历代的政策都是前紧后松，但是只有到了清代，这个重心才真正转移到民间。第三，与传统信念激烈冲突，毕竟通天之学竟然要让“蛮夷”来教授，传统文化难以接受，出现了大量不同的讨论，有些甚至认为西方天文学是从中国传过去再传回来的。
在此背景之下，文人出身的官员在评价江蕙从事天文时反复提及她的工作远远高于弄诗作词，“偿教天上评花史，不数题红咏絮才。”有位名叫王藻章官员在序言中就把对江蕙的赞颂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认为江蕙的天文工作将有助于国家和社会：“……使庙堂之上，饬身正事，除咎致福，或测量寰海，靖我迩疆，必能得娴淑之助，以咸亲隽之才。” 这个口吻今天听起来丝毫不陌生。
四、结语
今天我们在论及王贞仪、江蕙等人事迹的时候，往往采取的是李约瑟模式的探讨，即中国古代居然有女性作出了那么多天文学发现，这样的论述和李约瑟一样犯了时代误植的错误，现代的概念往往并不适用于解释古代的现象，而其中对女性身份的强调则更值得思考。我们究竟是想宣传她们的事迹，以鼓励更多的女性加入科学研究（这本身就反映出女性的弱势，毕竟几乎没有哪个学科会刻意鼓励男性加入），还是在炫耀历史上的杰出女性也能成为“科学家”？这个答案是深埋人的心底的，历史学可以给出不同的选项，选择权却在读者诸君手中，创造出怎样的未来也在诸君手中。
参考文献：
宋神秘、钮卫星，江蕙《二十四气中星图》及其天文活动[J].自然科学史究,2013.
崔琇景，清后期女性的文学生活研究[D]，复旦大学，2010.
江晓原，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