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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艺术是一种源于古印度的宗教文化，取材于佛教故事，兴于魏晋，盛于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罗艺术精华，如燃灯古佛，方屋型台座，左右两侧跪供养人，佛作说法印，神态安详亲切，袒右肩，裂装衣褶用凹沟表现，自然流畅等等。又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由印度向中国传输过程中的兴衰演变及其汉化过程，既是专家学者们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也是我等普通游客了解学习中国古代历史和佛教文化史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我国现存的主要石窟群均为魏唐之间或宋前期作品，其中以石刻负盛名的是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天水麦积山和重庆大足四大石窟。

2019年5月14日，我与同学M先生、H女士，来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参观。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的武周山脚下，石窟依山而开，绵延千米。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尊，是我国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

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中叶的北魏王朝。北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中原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王朝。

从云冈石窟景区东大门进入，向西游览，首先进入视线的是一条宽阔笔直的理佛大道，道两旁坐落着13对六牙白象驼经幢。下面是普贤菩萨的坐骑六牙白像，上面是经幢，经幢上雕刻着若干个菩萨的雕像。

沿着理佛大道，穿过帝后理佛图浮雕石壁，乘坐电瓶车，来到石窟。按照经过的前后顺序和雕凿年代，石窟分为中期石窟（1—14窟）、早期石窟（16—20窟）、晚期石窟（21窟以后）三个部分。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石窟又称"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晚期石窟正在修缮，我们参观的主要是中期石窟和早期石窟。

早期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复法的第二年，即公元453年。

公元386年，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部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称王建国，建都云中，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成为北魏的开国皇帝。初期的鲜卑族拓跋部并没有信仰佛教。同一般的少数民族一样，它早期信仰是杂卜、巫术、多神教崇拜。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开始接触中原地区的佛教。直到公元439年，第三任皇帝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那时的中原，佛教传入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佛教在中原有广泛的基础。为了巩固政权，稳定和收揽中原民心，北魏政权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就非常注意笼络社会中上层，与中原文化想融合。不仅礼遇当地的高僧和教团，更积极参与佛教文化建设。并且连同佛教文化一起吸收，进而提高了魏室佛教文化的层次。统一北方后，北魏俨然成为一个庞大的佛教帝国。中间又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灭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43年灭佛事件。公元452年，第五任皇帝高宗文成帝拓跋浚继任，下令复法，恢复佛教。

文成帝拓跋浚命令一名叫昙曜的高僧主持复佛大业，昙曜对灭佛之惨烈记忆犹新，认为要使佛法绵延不绝，只有山川可以终天。要使代代相传，需要得到王权的保护。于是，他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窟，集皇帝与如来于一身造像（这是一个聪明的佛教文化改革，后人再灭佛，总不能把自己的祖宗也灭了吧）。这就是云冈石窟中的早期石窟——第16—20窟，亦称“昙曜五窟”的由来。

昙曜雕像

昙曜五窟每一窟平面均为马蹄形，穹隆顶。主尊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艺术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北魏石雕造像。

昙曜在雕凿塑像时，为了缓和政治上的冲突，首先为太武帝造像，18窟的主佛像就是灭佛的太武帝拓拔焘。据导游介绍，这尊像之所以采用以左手放在胸前的姿势，有取“扪心自问”之意，即要太武帝忏悔灭佛之错。

其余几窟分别为：

16窟，当时的北魏皇帝文成帝拓跋浚。是这几个窟造像中最英俊帅气的一尊，结无畏印，脖子上带着领带。1973年9月，法国总理乔治·让·蓬皮杜访华，周恩来总理陪同他来到云冈石窟参观。看到16窟的造像时，皮杜曾感慨地说过这样一句话：都说东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才是在学习东方文化，看你们的祖先，在上千年前就打领带了。

17窟，拓跋浚的父亲，被追封为景穆帝的拓跋晃，因为他并没当上皇帝，在当太子时就被杀了，所以他的像采取了半蹲半坐的交脚式。

19窟，太武帝的父亲太宗明元帝拓跋嗣。

20窟，开国皇帝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第二十窟的主尊是云冈石窟最有名的大佛，俗称露天大佛，是云冈石窟的名片。刚开凿时，这尊大佛本不是露天的，后来因为前壁和窟顶崩塌，使得本来藏在洞窟内的主尊像完全暴露在外面。主尊坐像高约14米，顶磨光肉髻，面相丰圆，大目高鼻、双耳垂肩，唇上蓄八字须，嘴角微微上翘，宽肩，双手放在腹前结禅定印，着袒右肩袈裟，腿部风化严重，结跏趺吉祥坐。身后有火焰背光，内有坐佛及飞天等。这尊坐佛像充分反映了北魏佛教造像的宏伟气势。

仔细观察昙曜五窟每一窟中主尊双目，你会发现，这里都是一个小圆洞。其实，在建造这些大佛时，都给大佛镶上了琉璃眼珠。一千多年来，这些琉璃眼珠都非常完好的在那里。但是却在日本侵华时被日本人盗走了。

中期石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471-494年），是北魏迁都洛阳前的孝文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这时的平城，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以富强的国力为保证，雕凿出了繁华精美的大窟大像。到孝文帝迁都前，皇家经营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历时40余年。

中期石窟多为双窟结构，洞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有前后室。造型的题材也非常独特和多样化。主要出释迦和弥勒佛的地位。在石窟内，佛像面相圆润适中，还有各种各样的色彩装饰。在这一时期，因为多种因素的综合，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使得石窟内的佛像产生了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它所呈现出来的风格内容繁复，装饰精美，雕刻造型上追求华丽、流畅，具有非常明显的汉化特征，相比于早期的石窟精美了很多。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灭佛事件——北魏太武帝灭佛

公元426年，太武帝拓跋焘结束了十六国以来北方的长期战乱，统一了黄河流域，完成了他的统一大业。这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头领出于对汉民族黄土地的虔诚膜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一向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佛教奉为国教。这一举措也的确顺应了当是的中原民心，得到了中原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原的佛教界当然不会放过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以前的佛教界，普遍流行一个做法，即是“沙门不敬王者”，王室是王室，佛教是佛教，两不相干。当时的一个大和尚法果为响应太武帝的示好，当即作出反应，他说：“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的如来。”认为“现在的皇帝即是现在的如来，敬皇帝和敬如来是一回事”。佛教界的积极反应，理所当然地受到皇帝的欢迎，而政治与佛教界的相依相容，使双方都获得了好处。皇权借佛教收拢了民心，佛教依靠皇权得发发展。一大批有才华的僧人云集于北方，所译经、律、论三藏一千九百余卷，出现了自鸠摩罗什以来第一次佛教界各派纷呈，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这时的南朝掀起了建造寺庙的热潮。北魏也同南朝一样，认为造寺建庙是一种最大的功德。他们热衷于大兴寺庙，普养僧尼。短短几十年间，皇帝造寺四十七所，王公贵族造寺八百余所，到宣武帝时（公元500—515年），各州郡有寺13700余所，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这些华丽的寺庙名义上是佛教徒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实则是那些王公贵族骄奢淫逸的宫廷。高阳王元雍有男奴六千，使女五百，吃一顿饭费钱数万。河间王元琛与之比富，骏马十余匹用金槽喂养，招集王公宴饮，食器均为水晶钟，玛瑙碗，赤玉壶等。王宫贵族们为了平衡心理，建立“功德”，更是相互攀比，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一时间，洛阳上下，贵族们之间一场新的竞赛开始了，造寺建庙成了他们争宠斗富的内容，挥霍钱财的手段。在这种大繁荣的背后，祸乱的种子也悄然种下。

佛教的空前繁荣首先引起中国固有的道教的不满和排斥，北魏太武帝即位不久，新天师道的创始人冠谦之即来平城献道经一部以示归顺。对佛教一向表示不满的宰相崔浩便趁机对太武帝说，真正中国的教义是道教而不是佛教，佛教是外来宗教，陛下是中国的皇帝，应当推崇道教而鄙视胡教。这样的阿谀正中欲做中国皇帝的胡人太武帝的心中隐病，于是，太武帝开始在中原大兴道教，于平成设立天师道坛，接受封禅，表示已受天命，有权来做中国的皇帝。尽管如此，太武帝拓跋焘并没有要对佛教采取什么措施的意思，当时的佛道之争，也仅仅是学术之争，并没有可能发展到相互仇杀的地步。

公元445年，不堪北魏统治的盖吴于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聚众反魏，拥众10余万，遣使上表依附南朝宋。北魏太武帝出兵，用一年左右的时间，镇压了盖吴。在剿灭盖吴的过程中，太武帝拓跋焘在长安的一些寺庙里发现大量弓箭矛盾等兵器，酿酒器具，大量钱物，以及僧人与贵家妇女淫乱的密室。如果说在这之前北魏太武帝已经对佛教没有了多少感情，但他并未下定废佛的决心，或者说，他即使早有废佛的思想，但一直找不到废佛的理由和借口。而此刻，面对长安佛寺中所见一切，被激怒的太武帝终于找到了他认为可以诏示天下的理由。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废佛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太武帝下达了灭佛的诏书：长安沙门一律诛杀，所有经卷一律焚毁，但凡寺庙分给王公贵族作为宅第。长安的一千多座寺庙里，未及逃走的僧人或被斩杀，或被关进了牢狱，连一些年老体弱者也未能幸免。太武帝接着又下了一道诏书，自王公以下，凡私养僧尼，限期不交者一律斩杀九族，沙门处死。一时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这座昔日寺庙遍布，佛塔林立的长安城顿时陷入一派混乱之中。据传，在法性寺前的广场上燃起的燃烧经卷和佛像的熊熊大火，就烧了三天三夜。

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总结说，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四次灭佛事件的第一次。史称“北魏太武帝灭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