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八字能看到家附近有什么东西吗
过几天就是母亲去世42周年的忌日，早就想写点纪念母亲的东西，可一直没静下心去思考写什么，主要也是不想触碰心底里的疼。
疫情期间不能外出乱跑，连着两个晚上失眠，无意间想到很多以前的事，便整理下心绪，有了这些杂记。
母亲是1979年冬季因为医疗事故去世的，这也是我们全家难以忍受的悲痛。可在那个年代，作为无钱无权无势的农民，只有忍下这苦果。
四十多年过去，很多人和事经过过滤、沉淀，悲伤已经淡化。我想以平和的心态记述自己记忆中的母亲。
女儿小时候，喜欢让我带她回老家玩，经常嚷嚷着：回爷爷家、回姥姥家！小学时在家里墙上还画了一条路，两栋房子，分别写着：爷爷家、姥姥家。
当时我没在意，现在想想，这两个称呼确实有点奇特。正常的习惯：要么是爷爷、姥爷，要么是奶奶、姥姥。可在女儿心里，没有奶奶这个概念，她从没见过自己的亲奶奶！
而围绕在她身边的爱，让她忽略了奶奶这个角色的缺失：每次回去都有十几个年龄相仿的堂哥堂姐、表哥表姐陪她玩，他们把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玩的东西拿出来等着她，陪她翻山越岭撒欢玩耍、摘野果子、捉蚂蚱；大妈、婶子们做好了饭都抢着叫她先吃；爷爷对她更是呵护有加。
因此，她没觉着没有奶奶有啥不同。
只是，在三年级时，她有次很奇怪地跟爸妈说：我也想要个奶奶，每天蹬着三轮接送我上学，放学后我在楼下玩，她在家里给我包饺子！
这是她最好的玩伴雯雯家的生活场景，她羡慕得不得了。
现在，孩子长大了，我有机会写点东西了，我得告诉孩子，她是有奶奶的，让她知道，她奶奶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舐犊情深
在母亲的四个儿子当中，我年龄最小，不过她也丝毫没有宠溺我，只是我对母亲比较依恋。小时候我就像母亲的跟屁虫一样形影不离，她也乐得到哪都带着我。
如果哪天母亲有事，比如偶尔去姥姥家了，甚至姥姥强留她住一晚上了，那我当晚一定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学校早读结束后，我就会顺着去姥姥家的路接她，每次总能接着，我知道她不会在姥姥家呆太久。
她也总是远远地看到我就拿出从姥姥家捎的好东西给我吃，看到我稀罕的样子，她会露出一脸幸福的笑容。
村上有个七大爷，是个木匠，他其实是我姨夫——我母亲堂姐的丈夫，他也是我母亲的保媒人。
七大爷先前没少为我家帮忙：哪个孩子上高年级了，他会帮着用简陋的木料做高凳子；孩子们慢慢大了，他会帮着用可怜的弯木头打一张两头翘的木床；母亲下葬，也是他领人伐新树做的棺木。
母亲去世一段时间后，他有次见到我就问：“你想恁妈不想？做梦梦到过恁妈吗？她吓过你没？”
他好不该把这几个问题放一块儿来问。母亲是不会吓我的，所以我木讷地摇摇头，轻声说：没有。
他对我的回答显然不满意，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失望：恁娘对你们那么好，你们一点都不怀念她！
可他哪里知道，母亲去世后那几个月里，我有多少个夜晚都是在似梦非梦、亦真亦幻的状态熬过、哭醒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在梦地里看到母亲弯着腰在灶房和面，我在她身后拉着她衣服哭着说：妈，人家都说你死了，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嘛！
妈妈不说话，也不转身看我。
潜意识里知道这是梦，可我明明清清楚楚地看见母亲就像生前一样在忙碌。
醒来时，床头已是泪湿了一大片。
二、母亲是有点文化的
记忆中，母亲虽然是旧时代过来的普通农村妇女，可她是识字的。她在解放前后应该上过小学，能用毛笔写很好看的小楷字。家里添置新东西，为了不跟别人家的搞混（邻里经常互借东西），她会工工整整地用毛笔写上“李记”；我们兄弟几个每学期开学发新书后，他都会给我们包书皮儿，并写上“语文李xx”“算术李xx”。我刚会用新华字典时，发现她竟会读那种片假名的汉语拼音。
母亲的有文化，还体现在她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冬天的夜晚很长，父亲跟着生产队劳力们一起外出务工，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几个，每天吃过晚饭就在暖和的灶屋说东说西：姥爷怎么置家的，土匪上门了怎么应对的，解放军来时怎么态度和蔼地给大家沟通的，那时的钱币是啥样的，等等等等。每次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大集体时，我们学校放假集体干农活，生产队需要派一个“领家儿”，就是领工的，统一安排孩子们的生产活动，领着大家一起干活。干活间歇时间，大家会玩很多花样，各种嗨。
有时候大家也会围坐在一起，听领家儿或某个读过很多闲书的年纪大的孩子讲故事，我们那时候称之为“说瞎话儿”——大概是那些东西离我们远、不可信吧。
有那么一两次，不知怎的，母亲就当了领家儿。她在休息时给我们讲了几个段子。现在想想是很神奇的，他讲的竟然是聊斋里的内容，和盘古故事的某些情节，比如：姐妹易嫁、滚磨成婚。
在某些特定地域、特定环境下，口口相传地讲故事也是中华文明传承繁衍的重要手段。
这些经历也让我对自己的母亲刮目相看。
三、母亲的脾气是很不好的
打我记事起，就发觉母亲很有个性，与妯娌关系处地不咋融洽，尤其跟生产队干部关系都很紧张。
村上跟母亲最合得来的，是一个我称她“会儿奶奶”的人。她比母亲大几岁，论辈分母亲称她“会儿婶”。她们俩平时交流最多。
但是，母亲去世后，众人对她的评价又是一面倒：恁妈是个好人，她就是麦秸火脾气，刀子嘴豆腐心。
现在想想，也许是因为姥爷姥姥膝下无子，母亲又是他们生的孩子中存活下来的老大，生活的磨练形成了她恩怨分明、宁折不弯的性格。
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父亲窝囊、不理事，所有生活的压力、各种复杂关系、矛盾冲突，都把母亲推到了最前沿，让她没有回旋余地。
与妯娌们关系处不好，既有她性格原因，也有经济条件不好、大家都生活拮据、互相难包容的因素。
但，这些丝毫都没有影响我们这些子侄辈的孩子们融洽相处、相帮相扶着一起长大。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一个令别人眼热的和谐相处的大家族。
这也是我们可以告慰母亲的事，因为我知道，她更渴望温馨、和睦的生活，在她去世的前几年，她已经在努力缓和与几位婶子、大娘的关系了！
与生产队干部关系紧张，当然与她刚强的性格也有关，主要原因也许是在那种特殊的历史阶段，生活资料分配权掌握在某些个人手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只是，母亲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格，让她置身于旋涡中心。
而这，却间接地要了她的命——她被生产队干部及其兄弟一伙人打了，虽经治疗恢复地不错，却留下了头疼的后遗症。
母亲脾气不好的另一个结果，是婆媳关系水火不容。因为生活琐事，她接受不了奶奶的“清楚不了糊涂了”的行事风格，奶奶也难以忍受她“凡事不能马虎”的倔强性格，最终奶奶愤然离家，在我出生不久就改嫁了。
四、母亲是很会规划生活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日子过得舒适、滋润的家庭，几乎没有。物质的极度匮乏，让每一家都过得紧紧巴巴。农村的贫富差距几乎可以忽略，吃饭时间大家端出来的东西几乎像一个锅里盛出来的。
就是在这种极度窘迫的情况下，由于母亲的勤俭持家、善于计划，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掉队，要知道家里七口人可是有五个不挣工分、却要张嘴吃饭的孩子。印象中每到过年我们兄妹几个都能换新衣（至少也得有件新外衣罩着棉衣棉裤）；每年每人都能换两双新布鞋：一双单的、一双棉的，这都是母亲一个人手工做的。
村里人也都说，啥时候都没见过你们家几个孩子穿脏衣服、破烂衣服。
母亲的善于规划还体现在很多大的方面。
她很清楚孩子们大了，会面临很多大的花项，比如要盖房子（我们那里习惯用石头券窑洞），这些都是要请人帮忙的，储备些精细粮食是必须的。在母亲去世那年，她已经在粮缸积攒下了二百多斤捡得干干净净的麦子。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们生产队每年下来每人只分得8斤小麦。
攒这些麦子，还不能影响几口人正常吃饭，母亲得多会精打细算呐！
母亲的会过日子，还体现在她会逼我们兄弟挖掘潜能。
那时候，农户一年养一头猪，年前卖掉会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可在人都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养猪的饲料也是个大问题。母亲逼着我们兄弟几个空闲时就去薅草、捋树叶，晒干攒起来磨成饲料。冬季，很早就逼我们起床跟父亲一起去地边溜红薯（就是在刨过的红薯地里再挖一遍，找那些漏下的红薯）。
大冷的天，确实受罪，也确有收获。在别人家才刚起床时，我们可能带着一篮大大小小的红薯回家了。
这些都为我们家一年养成一头猪提供了保证。
有一年春节，在公社供销社上班的四叔，说当时进了一批晶体管收音机，问我们要不要。母亲跟我们几个孩子商量，如果买收音机，大家就不添新衣了，大家一致同意。
其实母亲也早就有这想法了，一方面她每天起早给我们做饭需要掌握时间、听预报天气，另一方面，她会认为孩子们慢慢大了，家里也得有样“家电”撑撑门面。
事实证明，有了这台收音机，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每天放学后，在没有其他杂活要做的情况下，我就会抱着收音机享受。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是个奶腔的声音；
“星星火炬，开始广播”这是个英俊少年的声音；
“噹——广播剧院的钟声响了”这是个很浑厚的男声；
“现在播放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录音剪辑”这是个很艺术的声音。
......
这个神奇的小匣子，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除此之外，母亲以她与众不同的眼光，做出了影响我成长过程的一个重要决定，这也是她去世前做的最后一个决定。
我在大队上初二的第一学期，也就是1979年秋季，正是农村学校整合的混乱期，此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推行，学校民办教师待遇无着无落，我们大队几个骨干民办教师都辞职不干了，学校几乎处于无人管的状态，我们班上大多数同学都纷纷自行联系到临近的张沟大队上初二。
母亲却看中了更远的驼腰大队，因为那里即将要办五个大队的联中，刚恢复的初三年级要在那里开办，于是母亲托人联系驼腰大队，让我在那插班上初二。
不想，刚落实转学的事，母亲便突然去世了。
处理完母亲后事，过了春节，我便到驼腰大队插班上初二了。
这是我人生最难熬、最黑暗、最痛苦的阶段，也是我人生新的开始。
我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儿童，变成了一个性格内向、眼神忧郁的孤独少年。
自此，除了读书、考试，我忘却了一切。
后面的路，我走得很顺利。
五、母亲做事是有原则的
印象中，家里什么事都难不倒母亲，她也从没向什么人低过头。
五个孩子，四男一女，光是男孩子的剃头就是不小的问题。
最早，都是母亲自己用剃头刀给我们哥几个剃头，当刀子刮到额头、太阳穴附近时，那滋味真是不好受！
后来，时兴用推剪理发了，一般人家不会有那玩意。好像邻居家大人在公社上班，他们家有一把手动推剪，偶尔他们给孩子理发了，别人家也趁着让给自家孩子理一理。
一次两次可以，要经常这样，而且自家几个孩子一个个都麻烦人家，确实脸面上过不去。
于是，不愿求人的母亲，竟决定托人买了一把，我印象很深，是“双箭”牌的手动推剪。
不但买了，而且母亲自己学着给我们剪头。后来，跟我们一起玩的小伙伴都成了母亲的忠实顾客——免费的，母亲还要倒贴洗衣粉给他们洗头。
这就是母亲的做人做事原则。
在教育孩子方面，母亲也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她从不武断，有事都跟我们商量着办。经常会戏谑地说“我们家三掌柜（我三哥）想干啥啥了”“我们家四掌柜说啥啥了”。
对于孩子们打架、哭闹，她从来不理不问。
有次二哥、三个俩人打架，别人看着吓得不行，说你去管管吧？
母亲说，别管他们，一会就好了。她从不把这些当回事。
但在教育孩子如何做人这个原则问题上，母亲是划有底线，绝不退让的！
记得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生气了不吃午饭。等所有人都吃过之后，饿得实在不行，自己乖乖盛了碗剩饭准备吃，母亲看到了走过来打趣说：你不是有囊气（志气）不吃吗？怎么没请你就吃上了？听到这话我驴脾气又上来了，把碗往案子上一撴，喊声：不吃啦！
要搁现在，家长肯定立马得又哄又劝。
可没想到，母亲嗓门比我还大：不吃拉倒！还要我给你跪下！？
这一声喝斥，把我吓住了，端起碗悻悻地去一边吃起来。
母亲这是教训我，错了就是错了，使性子哭闹是没用的！冲撞她的底线是绝不允许的！
她不仅仅是严厉的，也是温情的。
在推行责任制之前的一年，我们生产队曾试行过“丰产方”的办法，实际就是各家都包一块地，按收成记分。也就仅仅实行了一年。
母亲带我给我家那块地的玉米追肥，她挖坑我撒化肥。看到一棵瘦小的玉米，我不经意地说：就不要给它上肥了，上了也难长个大穗儿。
母亲说：它小，才需要给它多上肥，不能嫌贫爱富哦！
这句话她也是不经意说的，可这句话让我琢磨了很久很久。
怜贫惜老同情弱者，这种美德在中国农民身上体现得其实最充分、最彻底。
六、奇怪的亲戚
我知道自己有奶奶，是在上小学之后。
每年正月初三或初四，父亲会带着我们兄妹一行，到三十多里之外的奶奶那里看望她，母亲戏称父亲这是“走娘家”。
奶奶改嫁的这个刘爷爷家，是个非常好的人家。自到他家之后三十多年，奶奶得到了他们家老老少少无微不至的照顾，生活非常幸福。
我们村上人都说，这得益于奶奶下巴上有个伟人那样的大大的痦子。
谁能说奶奶当初走上这条路不是冒着很大风险在赌呢，只不过，她赌赢了。
刘爷爷是个老银匠，他老人家跟我聊过，解放前经他手破的银元不下几麻袋，都是大户人家打银首饰用的。他为人忠厚、阅历丰富，膝下四女一儿都很争气，个个成才，尤其刘叔叔还是北大高材生。
当时刘爷爷在县城火车站街东头的白铁铺上班，那是从解放初公私合营起就存在的一个县办企业，他从事箍铁桶、铁管子之类的铁艺制作。
母亲对于父亲带我们去看奶奶，从不干涉，更不阻拦。
有时他还会问我们天下女人都会问的问题：你奶奶是对你们好还是对亮亮他们好？（亮亮是刘爷爷的孙子，小时候我去他家经常带他玩）
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回答母亲很有水平：亮亮比我们都小，奶奶肯定关心他多，我们还要照顾他呢！
母亲想缓和跟奶奶的关系，是在她去世前不久的事。
她也许觉得孩子们大了，有些关系还是疏通下会好些。
记得那次母亲鼓足了很大勇气，跟会儿奶奶一起，带着我，到刘爷爷的铺子里，她脸上略带红晕地问刘爷爷：忙着哩？
刘爷爷正在收拾煤火，扭头回应：哦，您有事？
这是他们第一次打照面，他这一问，让母亲没法往下接了。
到现在我都后悔当时我没有及时喊一声“爷爷”。因为孩子多，老人家不一定记得我是谁，他也没注意到我。要是我叫出“爷爷”，凭他老人家阅历，会立马明白咋回事的。
母亲回了句“没事”就拉着会儿奶奶退出了。
这次预想中的见面，没有成功。
又过了几天，母亲下了很大的决心，带上我一起去看奶奶。
那时候天已经很冷了，刘爷爷正好也在家。因为姑姑们都成家，刘叔叔也带家属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两位老人。
具体他们当时怎么见面怎么说话的，我都模糊不清了。
只记得当晚我和母亲住下了，在炉火通红的窑洞里，刘爷爷一再跟奶奶交代：让彦锋他妈盖厚点，而且把家里唯一的狗皮褥子给母亲铺上。
那可能是母亲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感受到做儿媳妇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