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决定命运的名人事例的简单介绍

宋璟（公元663年～737年），邢州南和（今河北邢台市南和县阎里乡宋台）人，唐代杰出政治家。十七岁中进士，《旧唐书》称他：“少耿介有大节，博学工于文翰，弱冠举进士。”历任义昌令、上党尉、监察御史、御史台中丞、凤阁舍人、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尚书右丞相等职。为官长达五十二年，一生尽心辅佐当朝皇帝，历仕武则天、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开元二十年（732年），宋璟年老体弱，主动请辞，退居洛阳东都私宅。五年后（737年），一代名相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赐太尉，谥曰文贞。

秉承家风凛然正气 奸佞敬畏惧怕三分

宋璟出身官宦世家，其祖辈于北魏、北齐皆为名宦，良好的家庭环境为他创造了优越的成长条件。他自幼聪慧好学，酷爱读书，博学多才。更难得的是，他的道义感非常强，这与其良好的家教是密不可分的。宋璟发迹于武则天时期，年轻的宋璟就以耿直不阿、嫉恶如仇著称。当时，武则天豢养男宠，其中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仗着武则天对自己的宠幸，飞扬跋扈、作恶多端，并且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因此很多阿谀奉承者都百般讨好他们，甚至甘做他们的鹰犬。御史大夫魏元忠对此深恶痛绝，下决心弹劾他们，不料走漏了风声，让二张怀恨在心，于是抢先诬陷魏元忠谋逆，又贿赂凤阁舍人张说去皇帝面前做伪证。张说在作证前非常惶恐，一方面担心得罪气焰嚣张的二张兄弟，另一方面违心诬陷魏元忠又于心不忍。宋璟登门劝道：“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名声和正义，人不能为了苟且偷生而偏袒邪恶之徒，陷害忠良方正之士，免得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悲下场。如果你因仗义执言而冒犯天颜遭到不测，我一定会面见皇上为你据理力争，与你生死与共、同遭此难。努力一把就可以万世流芳，就看这一次你怎么做了。”张说听后内心深受震撼，被宋璟的公道正气所折服。入宫后，张说不顾二张威胁，如实上奏事实真相，力保魏元忠清白。二张气急败坏，但也无计可施。自此，宋璟更加坚定了同奸佞小人斗争的决心。

武则天晚年，二张兄弟更为嚣张，朝中大臣都惧怕他们，甚至尊称他们“五郎”、“六郎”，以示亲昵，谄媚至极。唯独宋璟不卑不亢，正义凛然，久而久之，连二张也对其渐生畏惧。一日宫中设宴，当时二张官位高于宋璟，但为取悦宋璟，特意留出上座专候他。席间，众人争相巴结二张，谄笑附和，唯恐落后。宋璟到后不苟言笑地随意落座。张易之赶紧向宋璟作揖行礼道：“宋中丞，您是朝廷里的第一人，怎么能坐在下面？请您入上座。”宋璟眼都不抬：“我才劣品卑，官品低微，张卿却认为我是朝廷第一人，这是为何？”张易之拍马屁不成，一时语塞。天官侍郎郑善果见状，为讨好二张，质问宋璟：“中丞为何如此无礼，竟敢直呼五郎为卿？”宋璟回击道：“根据他的官职，如果我是以同朝为官的身份称呼他，就应该叫卿；如果是因亲族缘故，应该叫张五。我又不是他家家奴，怎么能叫郎呢？难道是因为心中怯懦？”一语落地，满座皆惊，二张异常难堪，郑善果更是瞠目结舌，愣在一边。

为官耿直秉公执法 三违圣命匡正纲纪

中宗后期，皇权旁落到皇后韦氏手里。这个韦后虽说没像武则天那样垂帘听政，却在金銮殿内设起紫锦帐，同样执掌朝政。当时武则天的亲侄子武三思，很受韦后宠爱，二人之间污秽之事，宫中人尽皆知，中宗却还把他视为心腹。神龙二年（706年）四月，京兆人韦月将上书中宗，告发武三思潜通韦皇后，认为此事秽乱内宫，必有逆乱。中宗不问青红皂白，叫来黄门侍郎宋璟，要他立刻把韦月将推出午门斩首。宋璟收到敕令后没有转发，认为案情要调查清楚，不能轻易杀人，请求交付法司审理，查实验证后再依法行事。中宗大怒道：“我都决定斩首了，你还调查什么！”宋璟抗旨：“人家告韦后与三思有私情，陛下不加过问就问斩，臣恐天下会大加非议，请查实后用刑。”宋璟以为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就退出了金殿。谁知中宗一看宋璟走了，来不及整理好衣巾，就从御座上站起来，拖着便鞋匆匆打侧门跑出去追宋璟，一见宋璟大发雷霆：“朕还以为早就把韦月将斩了，难道现在还没执行吗？”宋璟据理力争：“臣请陛下查勘清楚后再做定夺。”宋璟的话，对快要气疯的中宗来说，是半点也听不进去。宋璟见中宗有失天子身份，也十分气愤：“请陛下先将臣斩首，不然不能奉诏。”皇上要杀，宋璟要拦，两人相持不下，朝臣们也都赶忙追上来劝说：“陛下不要生气，现在正是夏天，不是杀人的时候（唐代惯例死刑在秋、冬两季执行），等秋天凉快了再说吧！”最后中宗无奈，才免韦月将死刑，改发配岭南。虽然韦月将保全了性命，但宋璟却因此事得罪了中宗，不久便被贬官为检校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西北）刺史。

以身作则刚正不阿 一视同仁不徇私情

唐玄宗登位后，看清宋璟是真正的吏治之才，便再次封他为相。重登相位后，宋璟积极倡导开明的政治风气，主张政治是国家的政治，不是君主私人的政治，政治不但要光明磊落，还要有适当的牵制。为防止奸佞小人私下在皇帝耳边进谗言，他提出百官奏事，必有谏官、史官在侧的主张，以期减少君臣私议和密议，因而在朝政方面逐渐改变了过去唯亲信为官、唯戚为吏的恶习，一些内侍、酷吏、贪官之徒，也不易单独御前奏事，密谄好人，使朝庭内出现了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

宋璟身为宰相，掌管选拔官员的职权。为防止亲戚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投机钻营，宋璟尽量避免与亲戚过多往来，以保证人才选拔的客观公正。开元七年，他的堂叔宋元超作为候选官员到吏部应选。宋元超以为只要亮出自己与宋璟的关系，弄个一官半职是十拿九稳。但宋璟得知后，不顾叔侄情面，当即给吏部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宋元超的确是我的堂叔父，但是我绝不会因此而徇半点私情。如若他未挑明与我的关系，尚可按规定由吏部考核，决定安排与否；近日既然他已经企图以我为幌子，走后门搞歪门邪道，那么就请取消他候选官员的资格，以示警戒惩罚。”宋元超弄巧成拙，自讨没趣，几日后，只好怏怏而回，但却对这位堂侄心生敬佩。

以身作则的同时，宋璟对皇亲国戚也是一视同仁。一次，唐玄宗想把他的妻舅、岐山县令王仁琛提为五品官，安插在朝中任职。于是通过墨敕（皇帝亲下敕书而不用通过吏部正常考核）的办法，下任命诏书。宋璟听说后，极力反对，他上奏皇上说用人当公正无私，要唯贤、不唯亲。希望唐玄宗本着任人唯贤的原则，让吏部对其进行公开考核，再决定是否提拔。唐玄宗认为宋璟的建议完全出于公心，且合情合理，虽不合意，但也收回了敕令。自此，更是对宋璟刮目相待。

禁筑大冢提倡节俭 清正廉洁抵制歪风

开元七年四月（公元719年），唐玄宗的岳父即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去世，哥哥王守一请求玄宗为其父建造一座高五丈一尺的坟墓，玄宗答应了。许多大臣虽有议论，却不敢上奏，独宋璟上疏玄宗，宋璟对玄宗说：“王仁皎是一品官，依据制度，一品官的坟应该高一丈九尺，如果陪陵的话可以追加到三丈。按照任何一个制度标准，都不可建造五丈一尺。制度一旦订立就必须遵守，否则以后谁还尊重制度。” 宋璟以国家礼法为上，严格遵守丧葬制度的做法，使玄宗十分赞赏，于是接受了宋璟的劝谏，按照制度建造坟墓。

玄宗时期，每年地方派人定期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即今天所谓的“述职”。使者进京，往往多带珍贵宝货，四处送礼，拜结权贵，许多官吏收礼受贿，使者也多有因此晋升。而这些东西都是向百姓摊派和搜刮来的，这种扰民之风使百姓怨声载道。宋璟对此异常不满，并面奏玄宗，勒令所有礼品一律退回，削杀收礼受贿之风。这一诏敕，打击了地方官员搜刮百姓财物的嚣张气焰，遏制了地方官吏的买官歪风，净化了官场环境。

唐玄宗在姚、宋辅佐下，吏治不紊，纲纪有条，不到六、七年便使唐王朝再次出现"天下大理"的中兴局面。开元二十年(732年)，朝中发生了一起触目惊心的安西都护府赵含章行贿案。玄宗派人调查，结果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接受了赵含章的贿赂，唯独宋璟没有接受贿赂，这使得唐玄宗更加器重宋璟。

而宋璟五十多年的宦海沉浮，夙夜为公，早已精疲力尽。在这事件之后，宋璟主动向玄宗请辞，玄宗虽然依依不舍，但考虑到宋璟年老体弱，便在大加赞赏了一番之后，同意了宋璟的辞呈。在安度了五年天伦之乐的晚年幸福后，退居洛阳东都私宅，历仕武则天、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一生兢兢业业、勤勉清廉的一代名相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去世后赐太尉，谥曰文贞。

宋璟死后，由于政治上安于现状，在吏治方面也慢慢受到后庭和宗族、姻戚的影响，加之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为辅，由姚崇、宋璟苦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纲纪，很快被他们破坏殆尽。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狼狈逃到咸阳，一位长者向玄宗说：“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平安。自倾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维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听完老者之言，唐玄宗默默无语，不时仰天长叹。

宦海浮沉终不改志 清廉勤政铸就辉煌

宋璟一生为官长达五十二年，尽心辅佐唐朝多位皇帝，革奸佞、任贤臣、整纲纪，使大唐从混乱衰败中走向繁荣，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宋璟为人刚正、品行高尚、自身清廉、持法刚正、不避权贵、敢于犯颜直谏，是宋璟执政的特色。其为官清正，不畏权贵的事迹蜚声远近，可谓安国定邦的难得人才。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宋璟“清而劲”——清贞、刚劲，为天下楷模。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看到颜真卿撰写宋璟的墓碑时称赞道：“如忠臣烈士，首先君子庄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不忍弃也。”宋璟与姚崇同朝为相，素有“唐三百年，辅弼者不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之说。史书上一向“姚宋并提”，并有“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的赞词。司马光评论唐代宰相道：“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资治通鉴》这样评价宋璟：“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异曲从之。”意思是宋璟直言极谏，搞得皇帝很怕他，也很敬重他，虽然很多时候并不符合皇帝本来的心意，但是皇帝还是会委屈自己，尊重他的意见。这是因为宋璟遵守的正道、是原则。官再大，大不过正义。宋璟的身上打着深深的儒家烙印：重道德、讲原则。他的一生是对道德和原则的强烈坚守，所以为官期间没有私心、一心为公、无欲则刚，虽经历宦海浮沉，但终得善果，被皇帝赞为股肱之臣。

宋璟十七岁便中进士，可谓年少得志，但一生宦海浮沉，屡遭磨难，因不畏权贵、处事严正、不徇私情，甚至坚持原则到不通人情。曾数次因犯颜直谏而遭贬，又数次因才堪大用而擢升，在面对官场黑恶势力时不卑不亢，不结党营私，与其划清界限。在面对阿谀谄媚时，始终不为所动、保持自我，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即使是被打击报复，他耿直性格依然如故，始终保持嫉恶如仇、正义凛然的风骨，一般人肯定会被生活磨圆了棱角，但他始终没有自暴自弃，终不改治国救民之志，无论为官何处都能做到勤勉廉政，克己奉公，最终留下千古美誉，被百姓赞为“有脚阳春。”

清廉自守堪称典范 劝廉筑廉彪炳千秋

宋璟清廉自守的一生是当今手握重权高官们以身作则的典范。唐朝立碑颂德之风极盛，但宋璟却提倡朴实的作风。开元年间，宋璟任广州都督。当时，广州是蛮荒之地，建屋都是以泥土做墙、竹子茅草为顶，然而毛竹易燃，因此极易发生火灾。于是他一上任就开始旧城改造，拓宽街道，教百姓烧砖瓦，改造房屋，从此当地不再有火灾延烧的问题，造福了当地百姓。升任宰相后，广州官民为他竖立了一块“遗爱碑”来记载他的功绩。但宋璟认为自己功绩微不足道，坚辞不受。赴京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上言玄宗：“我在广州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现在我职位显达，便有人来借立碑之事向我谄谀，请从我开始革除此风。”玄宗因此下令全国狠刹立碑之风。最后宋璟亲赴广州，说服当地百姓，并亲手砸了为他立的碑，但他的政绩在百姓口中却是有口皆碑。宋璟在地位显赫、身陷鲜花与掌声包围时能做到这一点，不愧为大家风范。领导干部的为官之道和行为准则应是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不图虚名、襟怀坦白、公道正派。反观当下，喜好谄谀、好大喜功的领导干部并不鲜见，这些人对别人的恭维奉承习以为常，虽然满足了自己一时的虚荣心、权利欲，但长此以往，对来自各方面的“好评”就难辨真伪，容易 “头昏眼花”，不但工作上极易造成决策失误，自己也会滋生骄傲自满情绪，最终迷失自我。

宋璟不仅能做到自身清廉，而且还能劝廉、助廉。他在长期的从政中认识到“奢侈之害，毒于天灾”，明白“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的道理，所以要求皇帝“圣朝褒贤劝善，激浊扬清，贪婪者靡不弃捐，介洁者宜应念录”，经常劝说皇帝廉洁自律、抑制奢靡，禁止聚敛钱财、奢侈享乐，要勤于政事，做一个艰苦朴素、为国为民的好皇帝。在宋璟的说服下，唐玄宗吸取“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的教训，懂得“文质之风，自上而始”的道理，于是率先垂范，带头厉行节约，抑制欲望，自觉抵制奢侈之风，从而影响并带动了各级官员收敛自己的腐败行为。不但如此，宋璟还特别重视地方官员的廉政建设。宋璟以史为鉴提醒玄宗：“太宗时期强调‘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要’、‘县令甚是亲民要职’，才得以实现‘贞观之治’。”因此说服玄宗下令:“都督、刺史、都护每欲赴任，皆引面辞讫，侧门取侯进止”。一方面皇上要亲自审察，听取工作汇报;另一方面要求官员勤于政事，清正廉洁，关爱百姓，把反腐败和升官紧密联系在一起。反观当下，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仅仅做到自身清廉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要像宋璟那样对整个社会的反腐倡廉建设发挥作用，不能怕出事就不干事，要心系百姓，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对反腐倡廉要有“与我有关”的思想，处处腐败处处反，人人自清人人清。当下个别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面前，一心只想当个庸官、懒官、太平官。缺乏责任感，不干事、干假事、假干事，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的作风进一步败坏了党风、政风，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危害。（摘自杨同柱主编《清廉贪腐全解码-中国古代清官贪官故事镜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