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批八字新浪博客

一 谜 团

关于张露萍的身世，各界人士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张露萍等军统电台案七人被正式授予烈士称号并被广泛宣传是在1983年前后。出版于1984年的《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收入的都是1983年之后重新甄别的红岩烈士的传记，其中也有张露萍。书中关于张露萍的出身是这样写的：张露萍是川军师长余安民的女儿，张的母亲黎丽华曾在北京大学求学，后来出国定居。这个传记出来之后，在熟悉张露萍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应——他们一方面为张露萍在牺牲近40余年之后终于得到组织的承认而欣喜，另一方面则对四川省委组织部在张露萍出身问题上所下的结论表示强烈质疑，因为他们所熟悉的张露萍，父亲并非什么师长、专员，而是四川省崇庆县的一名贫寒的私塾教师余泽安。

关于张露萍系崇庆教师余泽安之女的说法，所见到的比较有说服力的文献是四川省崇州市市志办公室撰写的报告《关于张露萍烈士早年身世的调查》。这份调查写得非常扎实，党史工作者走访了张露萍崇庆县里余泽安夫妇的邻居、亲戚，走访了张露萍姐妹儿时的同学，走访了张露萍迁居成都后的同窗、朋友，走访了张露萍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时的难友，并列举了解放初期的各种文献资料，例如张露萍在延安期间给余泽安夫妇的信、解放之后张露萍母亲给政府的信、解放初期余安民被捕后所写的材料。所有历史见证人和历史材料都证明，余安民只是张露萍的姐夫而非父亲。兹引其中的片段如下：

图一 四川省崇州市市志办公室撰写的报告《关于张露萍烈士早年身世的调查》

关于张露萍的身世，上海女作家王小鹰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张露萍身世之谜”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度在网上广为流传。小鹰女士的中学老师是张露萍在成都建国中学的同窗好友，她和许多熟悉张露萍的朋友一样，对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关于张露萍出身问题的结论感到强烈不满，因此大家多次联名上书，要求有关方面纠正这个错误。王小鹰文章里的这段话值得注意：

“袁老师与张露萍的三姐原本就认识，三姐不能参加纪念大会，悲愤地说，“家英是我的亲妹妹，我只大她一岁半，我们从小在母亲的怀里长大，同一个小瓯子吃饭，为什么硬生生地把我们姐妹骨肉拆散了！三中全会后刚为张露萍恢复了名誉，现在却又在家世问题上让她蒙受不白之冤，九泉之下，家英是不会瞑目的。”因此，在开会期间，有人来找袁老师调查情况，希望袁老师能站出来证明张露萍是余安民的女儿，袁老师拒绝了，她说，我不能昧良心说假话呀！”

这里比较重要的证据是张露萍三姐余家俊的话，遗憾的是这不是王女士亲自采访余家俊本人获得的资料，而是袁老师的转述，因此证明力度就稍稍弱些。这里还有两个现象值得人深思：其一，为什么有人不允许张露萍的三姐参加烈士纪念大会？就算张露萍是余安民而非余泽安的女儿，三姐也是张露萍“养父母”的女儿，是与张露萍一起长大的感情深厚的好姐妹。其二，有人要求袁老师说她所不愿意说的话，被袁老师拒绝。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出于何种目的，非要袁老师证明张露萍是余安民的女儿呢？

让我们把这些问题暂且放在一边，先来看看另外的更重要的问题——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是依据什么材料断定张露萍之父是余安民而非余泽安的？

张露萍早在1953年就被定为革命烈士，烈属证最初由余泽安之妻曹天荣收藏，也就是说，四川省委组织部是不可能对张露萍的出身一无所知、只是在为军统电台案烈士正名期间才去调查张的身世的。四川省委组织部依据的材料，正是张露萍本人亲自写的自传：

图二 张露萍在延安时期写的自传以及照片背后的诗歌

1939年张露萍在延安入党前夕写的自传中明确指出余安民系自己生父，自己的生母原名黎丽华，曾经是北京大学学生。而张露萍本人从成都来到延安之后，恰好改名黎琳——似乎是随了母姓。显然，这份材料是在1983年重新调查军统电台案才从档案中被发掘出来的，否则的话解放初期的烈士证就不可能颁给所谓的“养母”曹天荣，而那个军长“父亲”余安民也许就不会在解放之后被政府作为反革命分子枪毙了。

作家王小鹰在她的文章当中提到，“张露萍烈士的亲属、同学、战友、街坊邻居纷纷向省、市、县领导机关提出质疑，要求进行认真的调查，澄清事实，恢复历史本来面貌……隔了几个月，袁老师告诉我，他们已写出了《关于张露萍烈士家史问题的报告》；又隔了几个月，袁老师来说，他们上书了《关于请求纠正在张露萍家史问题上的错误的报告》；又隔了几个月，他们又上书了《关于请求纠正在张露萍家史问题上的错误的第三次报告》。……一日，袁老师来电话，声音十分兴奋，她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委会撰写的《张露萍烈士传》，如实反映了张露萍家史的真实情况，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澄清了原先的错误。’”由此可见，烈士亲朋好友的呼吁以及崇庆市志办的努力最终还是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承认。198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张露萍传》（施文淇著），关于张露萍的出身，其作者从余泽安之说，需要指出的是，此书的作者是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的难友。

图三 施文淇著《张露萍传》封面

关于张露萍的身世，既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张露萍烈士传》都承认了余泽安系张露萍之父，这个问题貌似已经尘埃落定。但是，人们还是不禁要问，如果张露萍的父亲只是一个县城里的普通教师，为什么她非要在自传里把自己的姐夫说成是亲生父亲，并且还给自己杜撰出一个北大求学、欧洲定居的音乐家的母亲黎丽华呢？此外，张露萍在延安期间曾经有过一场历时几个月的婚姻（结婚后不久张露萍就奉命离开延安返回四川了），她当年的丈夫解放后官至交通部长，他对这个问题，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二 雾中花

我原本以为关于张露萍身世问题的种种争论，会伴随着崇州市市志办公室的调查报告以及张露萍亲朋故旧的上书而尘埃落定。尽管，张露萍对自己出身问题的陈述让所有了解她的人都感到吃惊，但是，毕竟她的自传只是孤证，毕竟有那么多的历史见证人给出了与她的自传完全相左的证词。所以我天真地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如果非要继续深挖，那就应该分析一下张露萍为什么要认姐夫做父亲，而不是她的父亲究竟是余安民还是余泽安。但是，事情远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图四 张露萍在成都与好友合影，左起：张露萍、周玉斌、杨梦萍、车崇英

2004年11月，是曾经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烈士们殉难55周年的日子。尽管张露萍牺牲于贵州息烽，但是，由于她曾经被羁押于白公馆，因此仍然位列红岩烈士的名单中。11.27那天，因为一个非常巧的机缘，我读到了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3年新出版的张露萍传记，这部传记取名“七月里的石榴花”，名字出自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写的一首诗。我怀着好奇心打开了这部传记，很想知道它是不是又挖掘到了什么新的史料。令我万分吃惊的是，这部传记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张露萍和余安民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父女感情，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那个神秘的母亲“黎丽华”与张露萍的母女情深。摘录片断如下：

在东单一家医院的产房里……小薇娜降生了!

……薇娜在妈妈身边一直长到6岁也未见过爸爸。她的父亲余安民那几年正在四川带领"护国军"跟地方军阀打仗，连信都难得给她妈妈来一封。后来黎丽华应聘在一所中学教音乐，小薇娜4岁时被送进幼儿园全托，薇娜在班上表现出来的唱歌、跳舞、讲故事的天赋和勇气常使老师们非常惊奇!

一次周末，她见到不少小朋友是由爸妈一起来接的，而自己却仍然只有妈妈单独来接，回家就伏在妈妈膝上问她为什么没有爸爸?妈妈捧着她的小脸说："你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你是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变的!"

……小薇娜长到5岁开始懂事了，有一天薇娜从幼儿园回家含着泪水问黎丽华："妈妈，我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吗?"妈妈只好告诉她：

"你有爸爸，但他正在老远老远的地方打仗，等仗打完了，你爸爸就来接我们了!"

"我爸爸什么样子?他长得好看么?"

"你自己看吧!"黎丽华拿出她们的结婚照片给薇娜。薇娜看见相片上跟妈妈站在一起的是一个手执文明杖、头戴硬壳"博士帽"、身穿笔挺西装的高大英俊的男人，便拍着小手喊起来："啊，爸爸真好看!"

……

本来十分渴望见到爸爸的小薇娜，在真的见到她那身着将?官服装的父亲时却躲到了妈妈的身后，只伸出小脑袋好奇地望着这个跟她想象中不一样的男人。黎丽华蹲下身来搂着小薇娜说：

"你不是成天喊着要见爸爸么?他就是你爸呀，快过去叫一声爸!"

当小薇娜还在犹豫时，余安民已大步跨过来一把抱住了小薇娜，一边喊着："让我想得好苦的乖女儿!"一边将她举了起来。小薇娜幸福地闭上了眼，搂着父亲的脖子，羞涩地喊出了第一声："爸爸!"

……他们一行人中午在一个小镇上歇脚、吃饭，在要坐上滑竿继续赶路时，余安民蹲下来跟薇娜说："小娜，让我抱你坐一段好吗?"小娜有些难为情地看看妈妈，黎丽华对她点头说："去吧!你爸爸喜欢你呢!"上了轿，小娜感到父亲的怀抱很温暖，她听到她爸在自己耳边轻声问："女儿，你在北平时想不想我?"便使劲点头说：

"想，特别是看见别的小朋友有爸爸抱时更想你!"

"都怪我没有早一点去接你们!"

《七月里的石榴花》中关于黎丽华、余安民和张露萍关系的描写，把我惊得目瞪口呆。查证了一下这部传记的作者的身份，他是张露萍丈夫的同学。

图五 《七月里的石榴花——张露萍烈士传略》，张泽石著

《石榴花》中关于黎丽华和余安民故事的叙述，仿佛是在回答10多年前张露萍的亲朋好友以及故乡市志办所写的调查报告的质疑。例如，关于张露萍和余泽安夫妇的关系，《石榴花》这样写道：

余安民把薇娜送到崇庆县小东街他三姨太太的娘家，留下些钱就自己回成都了。余安民的这位岳父叫余泽安，是位私塾先生；岳母叫曹天荣，勤劳善良。他们原来有三个女儿，二女儿早年病故，大女儿余家彦被余安民娶走做了三姨太太，膝下只剩下三女儿余家俊。家里还奉养着余泽安的老母亲。现在按照有钱有势的女婿的安排，他俩又收了个"四女儿"余家英，还要负责把她送进余家俊就读的县女中附属小学去上学。

……余泽安夫妇起初接纳薇娜很勉强，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一是辈分不对，二是跟街坊邻居也不好解释怎么又多了个闺女!好在他们家刚从宫保府搬过来，邻居对他们并不知根知底；也好在薇娜这个没娘的娃儿既懂事又勤快。没过多久，余泽安夫妇就喜欢上薇娜，余家俊更是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四妹"亲' 得不行!而害怕成为孤儿的小薇娜对这个全体成员都对她慈爱关怀的新家便由适应到喜欢再到充满感激，后来便"伯伯"、"妈妈"、"三姐"、"婆婆"喊得好亲热。余泽安夫妇也就较快习惯于把薇娜叫成"四妹"。后来，邻居们也都喊她"四妹"，"余家英"这个名字基本上只在学校里用，而"余薇娜"那个名字则渐渐湮没在岁月风尘之中了。

《石榴花》里屡次提到黎丽华给小薇娜（张露萍）的来信，甚至还提到她从海外给张露萍寄来的珍贵礼物。最让人难以质疑的是，《石榴花》里引证了张露萍的丈夫写于1939年10月15日的日记，日记中提到，张露萍给他看过母亲的最后一封来信。《石榴花》中还提到，黎丽华最后一次给女儿来信，随信寄来了一个红宝石戒指、一块手表和一个玉手镯。熟悉张露萍的人都知道，这些东西是张露萍被捕时的随身物品，她临刑前将这些一直狱方代为保管的东西又全部戴上。1984年5月10日，在发掘军统电台案七烈士遗骸时，人们在张露萍的墓中发现了这三样物品。

但是，如果仔细推敲，《石榴花》关于张露萍和余安民关系的说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余安民将这个女儿送往自己三姨太家寄养、并且强迫自己的岳父母成为自己女儿的养父母的说法存在漏洞，因为作者曾经提到，在黎丽华离开四川之前，她和女儿已经与余安民的大太太李云清有过一次正式的见面，“余薇娜”也曾经以余安民女儿的身份寄居在重庆李云清父母家中上过初小，如此，成都的余府上下不可能不知道黎丽华母女的情况，这个名为“薇娜”的小姐突然从余老爷的女儿演变为三姨太的妹子，在大太太及其娘家人面前难以说通，在诺大的余府也难以说通。

其次，据崇州市志的调查报告，崇庆县里有见证过张露萍出生、见证过她是个“奶娃”的老邻居，有从小学一年级就跟张露萍同学的老同学，《石榴花》中关于张露萍在北京出生并且上幼儿园、在重庆广益小学上初小的说法，显然与这份调查得到的结果相抵牾。

第三，能够证明这个世界上有黎丽华其人的只有两个证据，一个是张露萍的自传，一个是张露萍丈夫的转述，遗憾的是，张露萍的丈夫只是说见过黎丽华的来信，却未说起过见过黎丽华的照片。远在异国的母亲思念自己唯一的女儿，寄来了珍贵的礼物，却未曾寄过一张照片，这在情理上无论如何说不通。

第四，张露萍在自传中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读北京大学，但《石榴花》却说黎丽华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学的艺术。

纵观《石榴花》全书，文学色彩相当浓厚，其中张露萍与所谓“生母生父”之间的对话，全都叙述得活灵活现，仿佛作者当时就在现场。作者是如何得知张露萍与黎丽华在北京生活的那些细节的？作者又是如何得知张露萍与自己父亲之间那些绝对不可以为余府其他人所知的对话的？我只能有两个推断：一，这些完全是作者的虚构；二，这些都是作者听自己的老同学——张露萍的丈夫转述的，而张露萍的丈夫又是听张露萍说的。至于张露萍是否亲自说过，只有张露萍的丈夫知道了；即便是张露萍说过这些，其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已经无从考证了。

三 姐 妹

按照张露萍生父是崇庆县城里开书馆的余泽安的说法，张露萍有三个亲姐姐，二姐幼时夭折，后来与她在成都一起生活的是大姐余家彦、三姐余家俊，她本人原名余家英。到成都之后，根据家彦的提议，三姐妹的排行由“家”改为“硕”，分别改名为硕彦、硕俊和硕卿。余家彦在十五岁前后嫁给同乡余安民做三姨太，婚后长住成都。她后来又把两个妹妹接到成都念中学。一个被若干材料都使用过的故事是，余安民与妻妹余家俊后来有着某种并不光彩的关系，导致家俊离家出走。而据王小鹰的中学老师说，余安民甚至对小妹余家英也曾动手动脚。

可是，按照这样的故事推演下去，人们就很难理解张露萍的自传了。这个余安民不仅强娶民女，而且还先后对与自己儿女年龄相仿的两个妻妹有所企图，简直就是一个衣冠禽兽了。张露萍就算是出于某种考虑要编造自己的身世，在感情上也决不可能将这样一个人当成自己的父亲进行“塑造”。

图六 张露萍在成都

按照张露萍自传里的说法，余安民本人就是张露萍的生父，那么，余安民的那些子女，不管是哪一任妻子生的，全部都是张露萍的兄弟姐妹了。然而，在四川省委组织部的结论没有正式作为官方文件下达之前，这些人是一直把张露萍叫做“四孃”的，这一点连《七月里的石榴花》也不得不承认。组织部门的一个结论一下，叫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四孃”突然变成了姐姐，余安民的那些子女又是如何面对这个变故的呢？从《石榴花》的描写看，他们曾以烈士弟弟或者妹妹的身份参与各种与烈士相关的活动，口口声声地把烈士叫着“大姐”。那个与张露萍一起长大的“三姐”后来改名为“曹一平”，她虽然定居于贵州，但是在贵州的若干次与张露萍关系重大的活动中，她的名字均未见诸文献报道。

《石榴花》出版于2003年，作者声称自己的写作过程中采访过张露萍的亲人和同学，并且查阅过《关于张露萍烈士和余安民是什么亲属关系的调查情况报告》。我想作者不会不知道关于张露萍的身世问题曾经存在的种种争论，他之所以采信张露萍的生父是余安民之说，与余安民子女的意见不可能毫无关系。下面一段文字摘自《石榴花》：

2001年10月，笔者（《石榴花》作者张泽石）在位于成都市中心的余国琮家里，听他讲了当年黎琳从延安回家留给他的印象："那年我才十来岁，听说“四姨”回来了，就偷偷跑到父亲的书房门口去看她。我本以会见到一个穿军装的花木兰，哪晓得看到的是个打扮得那么漂亮的大小姐，心里觉得很失望。那时他们谈些什么我听不懂，只是我半夜起来上茅房看见父亲书房窗子上还有他们谈话的影子。至于他们那次谈话的内容，父亲是在成都解放后才告诉我的。至于“四姨”其实是我的大姐、先去了延安、后牺牲在监狱也是父亲解放后告诉我的。”

显然，这位叫余国琮的先生已经完全认定张露萍就是他的亲姐姐，而这个关系是他的父亲亲口告诉他的。余安民后代的这个陈述似乎令人无法质疑。但是，我在新浪博客上读到一则博文，博文作者称自己是余安民孙辈，那位名叫余家彦的女士便是自己的亲奶奶。对于余安民与张露萍的关系，作者这样写道：

　　“张露萍，年纪稍长的朋友大都知道，她是个拥有国民党背景的革命烈士，被称为中共红色女特工，却就在这样的女子身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身世之谜，她到底是如余安民子女所称呼的四孃（四川话的四姨），还是如她自己所说是余安民的女儿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更改身世，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在她的亲属里，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余安民妻子余家彦的四妹。”

如果这篇博文的作者真是余安民的孙辈，那么，尽管她没有直接告诉读者余安民只是张露萍的姐夫，但字里行间的意思却是十分清楚的。这样一来，一些事情就难以解释了。一方面是，余安民的子女直到21世纪仍然认可烈士是自己姐姐的说法并且还抬出自己已经死去多年的父亲作证，另一方面，他们又清楚地知道烈士不过是自己父亲的妻妹而已。如果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的思想还远不及今天这样解放，做惯了“反革命家属”的余安民的子女们对于突然降临的烈属身份还有些不敢推脱当然也不舍得推脱的话，那么，今天，他们仍然对自己父亲与张露萍之间的关系含糊其辞，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就不得而知了。

上面提到的这篇博文给读者透露的一个比较新鲜的信息是，余家彦并非是被余安民强娶做妾的，这场婚姻只不过是那个时代数不清的包办婚姻中最为普通的一个而已，余家彦的父母和余安民算是你情我愿。余家彦本人是否愿意不得而知，但是余安民貌似对余家彦很是宠爱，不仅在成都给她安排了独立的公馆，而且跟她生育了10个孩子。最令人吃惊的是，余家俊与余安民的关系也完全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材料里所说的那样，是余安民污辱了自己的妻妹，而是妻妹暗恋上了姐夫，于是在余家彦的支持下，余家俊也做了余安民的妾，直到后来她忍受不了余安民对她的冷淡，终于离开了余安民。

四 释 疑

我一直倾向于相信，张露萍的生父不是她自传里所说的川军师长余安民，而是崇庆这个小城里的一个普通私家书馆的教师余泽安。张露萍在自传里把自己的生父说成余安民，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的虚荣心在作怪。有朋友质疑说，张的自传是为入党写的，如果把自己的出身写得那么“高”，岂不是对入党不利？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张露萍是在1937年从成都出走延安的，这个时候正值抗日救亡的高潮时期。她于1938年在延安申请入党，当时的延安对于国民党高层军人的子女恐怕不会过于为难，相反，他们加入中共对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大局都是好事。张露萍自传里提到的那个谁都未曾见过的母亲黎丽华，我认为完全是张露萍本人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物。军人的父亲，艺术家的母亲，这是一个完美而又充满浪漫情怀的结合，这正是十八岁的女孩子理想中的父亲和母亲的形象。

图七 延安时期的张露萍和战友

但是，张露萍的生父有没有可能是余泽安，依然值得加以审慎的考证。张露萍的那枚红宝石戒指，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有人说这枚戒指是她与战友的接头信物，也有人说这枚戒指是母亲赠送给她的礼物。在1984年烈士遗骸被发掘时，人们发现这枚红宝石戒指依然戴在烈士的手指上。我总在想，如果张露萍的父亲真的只是一个穷教书的，那么这枚红宝石戒指到底是谁给她的呢？还有她的手表、玉石手镯以及给在集中营里为难友换食品的金戒指，对于一个小城里的教师的女儿来说，这些东西拥有一样还说得过去，全部拥有似乎就太奢侈了。

在阅读了崇庆市志办的调查报告后，我的这些疑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答。余安民本人在解放后的交待材料说，他分别给了余家彦的父母和两个妹妹若干田产，这些田产一直由余泽安夫妇负责管理。由于拥有一定的田产，解放后张露萍的母亲被划为地主，而张露萍当时又被定为烈士，因此在如何对待张露萍母亲的问题上，崇庆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产生了一些困惑，为此特地写信给上级主管部门请求指示。

因为有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姐夫，张露萍在未成年之前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田产，而父亲也由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中等地主。问题是，余安民真的会对一个小老婆的家庭如此照顾吗？按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说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余家彦是他利用权势强娶而来，余家三妹后来又遭到他的凌辱，余家小妹也险些落入他的“虎口”。但是，崇庆市志办的调查报告中列举出的历史文献是不容置疑的。而按照余安民孙女的博文中的说法，余安民对余家彦家庭照顾有加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首先，余安民对余家彦不存在强娶的问题，而且婚后夫妻感情笃深。其次，余家三妹是自愿嫁给自己的姐夫的，这样一来，余安民对余泽安家庭经济上的补偿自然就会更多。再次，由于余安民的宠爱，余家彦积攒了不少私人财产，其中包括在崇庆乡下的大量田产，这些田产也是由张露萍的父母帮助经营的，这样一来，余泽安夫妇的经济实力自然就更上一层楼。因此，张露萍虽然不是什么川军师长的女儿，但是她在成都上学的时候，物质上的生活水平应该不会比余安民的那些亲生子女差到哪里去。以她父母后来的经济能力，置办戒指手表这些东西应当不是什么难事，更何况张露萍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又在成都这样的大都市里生活。

五 其 他

张露萍于1939年的初冬离开延安回到四川。她在延安的名字叫黎琳，身份是国民党川军将领余安民的女儿。据说她被调往四川的目的是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这个时候她18岁，结婚不过一个月左右。到重庆之后不久，中共南方局就做出了新的决定——张露萍留在重庆，担任中共设在国民党军统局通讯处一个秘密组织与南方局之间的联络员，同时兼任这个秘密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她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局电讯总台上尉军官张蔚林的妹妹，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她正式使用“张露萍”这个化名。1940年春节后不多久，秘密组织的主要成员张蔚林在工作中烧坏了一个真空管，这本来是一个正常事件，但是他的慌张引起了军统方面的怀疑，军统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处，意外地发现了张蔚林等人的通共行为，整个组织暴露，所有成员均遭逮捕。

图八 少女时代的张露萍

很多人为张露萍惋惜。因为她新婚燕尔就告别爱人奔赴四川，从此音讯永隔；因为她的地下工作生涯不过才开始了几个月即遭逮捕，从此与上级组织断绝了一切联系。但是，张露萍在1939年离开延安，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幸运的。1941年延安开始整风，随后是对广大干部，特别是来自国统区干部的“审干”和“抢救”。以张露萍本人所陈述的身份，她大概很难躲过这场运动，而她所陈述的身份真实性又是如此地不靠谱，她在这场运动中会遭遇怎样的洗礼无法料想。

张露萍被任命为军统电台特别党支部联络员兼领导人的时候不过18周岁。中共南方局为何要将如此重要的职责委派给一个18岁的少女，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尽管电台特支的被破坏与张露萍无关，但是，张露萍的资历与她身上所承担的重任显然是太不匹配了，张露萍的掩护身份本身也存在着巨大漏洞。张蔚林是江苏无锡人，江南士绅家庭出身，他的“妹妹”张露萍怎么会说着一口四川话？张露萍在成都上中学，余安民一直定居成都，重庆距离成都并不遥远，怎么能够保证张露萍在重庆不会遇到来自成都的熟人？在张露萍等七位烈士的事迹被官方披露之后，他们当年的直接领导人多次回忆起当年领导电台小组进行工作的情形，却从未对电台小组的工作方式、人员组成是否妥当有过反思。

张露萍的被捕和牺牲，她的家人应该是知道一些情况的，因此才会有1953年颁发的烈士证书。但是据《七月里的石榴花》说，那张烈士证书只在四川地方有效，并未得到国家承认，张露萍是在1984年才被评为国家级烈士的。张露萍的烈士身份在1950年代就有幸得到了四川省民政部门的承认，但是电台小组的其他成员就未必幸运有如此了。实际上，在贵州息烽的快活岭，七位殉难者的坟头一直就没有墓碑，唯一常来此地祭扫的，是烈士们在息烽集中营的难友韩子栋。他是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人物，息烽集中营解散后，他又被转押回白公馆，1947年他利用跟随狱中看守外出采买的机会成功逃跑。解放后他定居贵州，因此才有可能不定期地到烈士坟头看望一下已经远离世人记忆的难友。

据说韩子栋曾为张露萍等人身份的确认呼吁过很久。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张露萍的丈夫又为张露萍做过什么？在我所读过的关于张露萍的全部文献中，从未有人提到他在解放后寻找过张露萍。我倒是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个报道，说是80年代前后张露萍的亲属曾经为张露萍的问题到北京找过已经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张露萍的丈夫，但却被这位领导干部轰出了家门——盖因张露萍的身上当时还有叛徒嫌疑。但是互联网上也有自称是张露萍亲属的一位女士说，这则新闻是造谣，她就登门拜访过这位高级干部，受到过老干部的热情接待。我查了一下这位受到过热情接待的女士的身份，就是《七月里的石榴花》中提到过的，曾经在若干场合以烈士小妹身份出现的某位。当然，这些消息的真假都很难考证，但我认为它们貌似相互矛盾，实质上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认定私塾教师余泽安就是张露萍生父的那些亲属，自然是不受欢迎的；认定张露萍是自己亲姐姐的川军将领余安民的后代们，自然是很受欢迎的。

图九 在成都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张露萍

据说，在张露萍被捕之后，余安民也曾设法营救过她。这样一来，张露萍的“小妹”身份就不攻自破了。于是，张露萍又称自己是张蔚林的恋人。二张一起工作不过数月，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是否会产生恋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里似乎的确因为感情问题惹出过几场风波，其中的真假今天也已经很难考证了。一种说法是，她因为在集中营演出话剧《女谍》而与该剧编导李任夫产生了感情，这位李任夫曾任李济深的秘书，其时因为反蒋而被关押。张、李二人曾经因为互传纸条被集中营的最高领导、著名特务头子周养浩严厉责罚过。还有一种说法是，张露萍在狱中的真正爱人是一位叫侯仁民的难友，李任夫对张露萍不过是单相思，李因为嫉妒侯，特地改名“李超民”。但是一个被广泛报道的细节是，在张露萍等七人牺牲的1945年7月14日，一位难友在一块牛角片上刻上了“253 1945 7 14”一行字，253是张露萍的囚号，这位难友就是李任夫。李任夫与张露萍被周养浩惩罚，是因为看守人员发现张露萍在一张偷偷传递给李任夫的纸条上骂周养浩是“活王八”，而周养浩对张露萍一直图谋不轨是集中营公开的秘密。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还有一件事被广泛报道——她养了一只母鸡，让它下蛋给狱中的两个小朋友吃。一般的文献都说这只鸡是张露萍托女看守买的。但是，据张露萍的女难友周大泉回忆说，这只长着鲜红鸡冠的白母鸡是李任夫送给张露萍的，白色寓意张露萍的纯洁，红色鸡冠寓意他对张露萍的心意。

图十 李任夫书法

六 其他之外

提起张露萍，我总会想起另一位川籍烈士——杨汉秀。跟张露萍一样，杨汉秀的家庭背景也很特殊，她的叔父是大军阀杨森，显然，杨的家庭背景比张露萍的更加显赫。与张露萍一样，杨汉秀也在抗战期间奔赴延安，到延安之后也改了名字。不同的是，杨汉秀在开始的时候向同学们隐瞒了自己的出身，她改名“吴铭”（无名）就是为了表示与家庭的决裂。抗战胜利之后，杨汉秀也离别了结婚不久的丈夫，被派回四川做叔父的统战工作，其时张露萍已经牺牲一年了。杨汉秀回川后不仅未能做通伯父的思想，反而最终被伯父派人逮捕，惨遭秘密杀害，遗体被弃于公路之侧，几十年后才得以鉴定，最终归葬于歌乐山烈士陵园。

图十一 杨汉秀烈士

与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的情况相似，杨汉秀回到四川之后也有一段新的感情，她的新爱人是一位青年学生，她与他同居，并生有一个女儿。杨汉秀回川后三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就关押在渣滓洞女牢，与江姐等人成为难友。她在狱中听左绍英烈士（“监狱之花”的母亲，川东临委最高领导人王璞的妻子）说，他们还有两个孩子流落在重庆。出狱之后，她便四处打听这两个孩子的下落，她终于找到了其中的女孩子，并让自家的佃户将这位烈士遗孤带到广安乡下隐蔽起来。解放之后，这个佃户将这位烈士遗孤交给政府，由一位地下党的干部抚养，过着幸福的生活，但女孩子的身份几十年之后才真相大白，因为杨汉秀在解放前夕被秘密杀害，谁都不知道女孩子的具体来历。这个女孩子后来成为四川大学的教授。而杨汉秀自己在重庆新生的小女儿就没有监狱之花的姐姐这么幸运了，解放之后，这个小女儿的父亲不知出于什么缘故遗弃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就由保姆夫妇抚养长大，一直过着贫寒的生活，由于保姆夫妇没有记住杨大小姐的真实姓名，这位烈士遗孤的身份，也是在几十年后才得到确认。

张露萍，杨汉秀，这是两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川籍女英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她们的事迹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张露萍的长篇传记，光是我读到过的就有3种。但是，正史也好，艺术创作也罢，都不约而同地隐去了她们后来的感情经历，可能是后人觉得她们的这些经历有损于她们的光辉形象吧，1949年以来的所有英雄人物都是在一遍遍的塑造之后最终成型的。

从个人的感情经历来说，杨汉秀比张露萍遭遇的曲折更多。她跟第一任丈夫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尽管遭遇到父母的坚决反对，但两人总算修成正果，还有了一双儿女。可惜的是，这位先生不幸早逝。杨汉秀在延安曾经有过一个恋人，在延安著名的“抢救运动”中，杨汉秀的家庭出身问题使她在运动中遭遇审查，那位恋人被迫离开了她。她后来在延安还是结婚了，但是据说第二任丈夫并不如她的意。也许，这就是她回到四川后又开始新的感情生活的缘故？她大概不会想到，第三任丈夫不仅抛弃了襁褓之中的幼女，而且在个人信息中割断了与她的一切关系。但是，我总觉得杨汉秀在某些方面又比张露萍幸运。至少，在她的遗骸被找到、身份被确认之后，并没有过去避之唯恐不及的人跳出来享受烈士遗属的待遇和荣耀。她的小女儿在懂事之后听说自己的母亲可能是牺牲在渣滓洞的烈士，便一直独自寻找着自己的生母。她的第三任丈夫则一直保持着沉默。

图十二 延安时期的杨汉秀

图十三 1975年杨汉秀遗骸在重庆郊区一座废弃的碉堡内被发现，1980年遗骨归葬于烈士陵园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一个特别节目“革命的理想”曾经专门讲述过杨汉秀的故事，烈士的一位战友回忆起当年抢救运动中他被迫与烈士划清界限的经历时，不禁流出了痛悔的眼泪。这眼泪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敬重。而以烈士丈夫身份出现在各种官方的场合的某位高官，我对他的感觉恰好相反。各种与张露萍有关的活动，都因为有部长级高官的出席而提高了规格，这也许可以算得上张露萍死后的哀荣之一。但是，我仍然深深地为张露萍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