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的八字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该来的总是会来，19世纪东西方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终于导致了一场血与火的交锋。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1840年6月28日），英国海军上将乔治·懿律率领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舰28艘以及陆军4000人，抵达中国广州海面，并下令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后，这支英国远征军在中国沿海攻城略地，战无不胜。不过，这不是最令我们尴尬的地方，最令人尴尬的是，这支英国远征军只不过是一支规模很小的军队。

“勤俭节约”的道光帝

钦差大臣林则徐曾认为英国离中国太远，所以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但是考虑到英国军事力量不可小觑，他还是做了很多的战备工作。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英两国在军事上的代差，不是短期就能够消弭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曾经扬言：“据对中国有丰富知识的人说……有这样的海军力量就能完成，即双层甲板的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舰应是大型的；轮船两艘或三艘。”

林则徐曾上奏道光帝，希望朝廷拨款购买西洋的船炮布设海防。但是，我们都知道，道光帝是一个非常节俭，甚至可以说是抠门的皇帝：他的龙袍破了，就让宫女打补丁；他要吃晚饭了，就让太监从宫外购买便宜的烧饼，然后就着热水咽下去；他吃完晚饭就和皇后就寝，连蜡烛和煤油的钱都省了。所以，林则徐想从道光帝那里要钱，其难度可想而知。

平心而论，道光帝节俭、勤政，放在中国古代的帝王评价体系里，完全算得上是一位合格的君主，但时过境迁，道光帝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中华文明独步天下的时代。这个时候，该花的钱就得花。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掌权者，道光帝应具备的最关键的能力是会花钱，而不是会省钱。

道光帝拒不出钱，无奈之下，林则徐只好想办法从民间集资。但是从民间能筹集多少钱？林则徐划拉了一下手上的钱，发现只勉强能买到一门英国利物浦铜炮，以及一艘英国军舰“剑桥号”。而且，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快人一步，他在默许出售“剑桥号”之前，就已经派人把船上的加农炮拆了下来，林则徐买到的只是一个空壳子。但即使是空壳子，也是一艘现代化的船只，比清朝当时的那些小船好太多，所以林则徐没有选择取消订单。只是，这艘空壳子最终没有在之后的战争中发挥任何作用——因为中国水手不知道如何操控它。

没有钱置办现代化的军事装备，那就只能用土法子。林则徐找来钢索，把它横在河道上，用以阻止英国军舰自由行动；他在几百条木筏子上装满火药，打算让它们去撞击英国军舰，引发爆炸；还有就是发动广州周边的乡勇，让他们拿着各式各样的农具以及一些火绳步枪，辅助官军与英国军队抗衡。

这种种原始落后的备战措施，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但是站在林则徐当时所处的历史情境里，他的确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而且，他的备战措施尽管很古老，但还不至于荒腔走板，且看名将杨芳的对敌策略——“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筏出御”，使“溺器口向贼来路”，认为这样就可以破掉侵略者的“妖术”。是的，你没看错，堂堂大清帝国的名将，居然把坚船利炮看成是妖术。

本来林则徐心里就忐忑不安，再加上有个杨芳这样的队友，可想而知他该有多么心累。

当英国军舰北上至天津示威时，林则徐再一次上奏道光帝，称：“自道光元年（1821年）以来，粤关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必防其害。使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制夷已可裕如。”他希望朝廷动用部分关税来制造炮船，以此对抗船坚炮利的入侵者。但是道光帝还是舍不得掏出银子，为了掩饰自己的抠门，他便指责林则徐：“汝云英夷试其恫喝，是汝亦效英夷恫喝于朕也。无理！可恶！……一片胡言！”然后就摘了林则徐两广总督的乌纱帽。

碰到这样的皇上，别说林则徐，就是姜子牙、周公、诸葛亮、王阳明再世也没辙。所以他在被撤职后写诗感叹：“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

在这场中世纪军队与现代化军队的对抗中，中国军民吃了没有坚船利炮的大亏。奕䜣山在广州时，清军兵力是英军的数倍，但刀枪矛盾远敌不过英军船坚炮利，英军顺利登陆，并攻下广州城北郊的炮台，向广州城内俯射。此后，英军到北方攻打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及4000余将士战死，钦差大臣暨两江总督裕谦亦于战事中牺牲。这些将士，都为道光帝的抠门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然而，如此大的代价之下，道光帝也并没有省下钱：清廷花费了7000万两白银的军费，加上之前交给英军的600万两广州城赎城费，以及之后《南京条约》中规定的2100万银圆赔款（当时民间大致以0.7两白银兑换1银圆），这前前后后总共耗资将近一亿两白银。

一亿两白银是什么概念？道光二十年（1840年）清廷的国库存银仅为1034万余两！估计道光帝在夜深人静之时，用算盘算一算这笔账，肯定会号啕大哭：这一亿两白银，能打多少块补丁、能买多少个烧饼？自己节衣缩食，不建亭台楼阁，不享酒池肉林，结果钱不但没有省下来，反而还亏了一大笔。

道光帝舍不得掏小钱买军舰和大炮，最后就不得不掏大钱来买和平和苟安。道光帝就此为他的因小失大付出了巨额的代价。

风轻云淡的君臣

鸦片战争之后，凡是上过战场见识过英军坚船利炮的官员，都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林则徐意识到，中国必须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建军方案。他计划中的水师规模为“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当然，只有船不行，船只是作战平台，还需要配套的大炮。林则徐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致姚春木王冬寿书》

那么大炮如何才能“得用”？林则徐认为，战舰上的大炮必须“铸法练兵，皆与外洋相同”，“其大要总在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可见他对西洋大炮，尤其是滑膛炮的细节有所研究。

然而，那些没有亲身跟西洋坚船利炮打过交道的官员，很难理解中英之间的巨大军事差距，因而也不会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想法。他们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产生什么焦虑，反而都有一些莫名的乐观。

《南京条约》的签约代表牛鉴等人，在呈给道光帝的签约报告中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

福建巡抚刘鸿翱说：“臣莅闽四载，略识夷情，今之英吉利不同于前明倭寇。倭寇志在虏掠，英吉利志在通商。该国去中国八万余里，彼断不于八万里以外或有他图。彼亦知即有他图，亦断不能据守。”

广东巡抚黄恩彤在《抚夷论》中写道：“中国之所以控制而羁縻之者，惟在通商……其国中一切经费全资商税。其所以以兵犯顺者，非谋逆也，图复其通商也。”

两广总督徐广缙也说：“驭夷之道，不外羁縻。”

这些封疆大吏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仅仅视为要求通商，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英国是要把中国纳入其全球体系，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渗透、改造中国，比如，强行打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和华夷观念。

鸦片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五口通商、割地赔款那么简单，它意味着西方现代文明试图全面压制中华文明的开始。而这些封疆大吏，都没有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以为只要能满足西方人通商的要求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而且，有些官员虽然意识到了中英之间的军事差距，但是毕竟没有真正在战场上与英国人交锋，所以他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思路，就是从传统中找方法，比如“羁縻”。问题是，羁縻对付那些文明程度落后的“蛮夷”有用，不代表就对英国等西方国家有用。

当然，清廷能不能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最终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即道光帝的决定。但是，很遗憾，道光帝与努尔哈赤等清朝创始人不同，他久居深宫，从未亲临任何战场，包括鸦片战争的前线。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道光帝令福建总兵达洪阿等人审问英军俘虏：

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是否授自国王？抑即由带兵之人派调？着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毋任讳匿。

——《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

中英已经开战两年了，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帝对世界的了解程度实在让人无语——他对敌人几乎一无所知。

得过且过的统治

对于要跟“夷人”签订《南京条约》，道光帝一开始是非常不爽的，他愤愤不平：

览奏忿恨之至。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非仅为保全江浙两省而然也。该大臣等所称可救燃眉，是徒知救急于目前，未计贻忧于日后。

——《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十九

那么，道光帝本人在骂完耆英等人“未计贻忧于日后”之后，是如何为日后打算的呢？他首先打算的是：自己割地赔款，无颜面对大清的列祖列宗，所以死后不再入太庙。这还算好，至少道光帝还知道自己要为战争的失败和屈辱的条约负责。不像以后的西太后，明明庚子国难是她一手造成的，结果她逃到西安后，居然厚颜无耻地从当地搜刮三千车珠宝，然后风风光光地回到北京，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去参加迎神庙会了。

不过，自责之后，道光帝似乎没有什么积极的作为。他没有选择像林则徐那样研究洋人的报刊、书籍，因此对天下大势依然一头雾水。而那些头上雾水相对少一点的官员，也都明哲保身，不置一词。比如，广东巡抚黄恩彤在《抚夷论》中提出，“该夷之船坚炮烈，断难力敌，亦无术破”，中国即使造炮制船，也是“万万不及”，“无制彼之术”。然而，他未曾建议朝廷效法西方造坚船利炮。林则徐虽然收集了外国的资料，但也只是交给了好友魏源，并没有向道光帝倡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因为他怕道光帝再说他利用洋人来恫吓皇上。最后是魏源在林则徐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写成了《海国图志》。

唯一的例外是徐继畬。道光帝让身为广东按察使的徐继畬编撰介绍海外情况的书籍，由此，徐继畬开始广泛收集海外资料，历时六年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完成《瀛环志略》一书。在《瀛环志略》中，徐继畬不仅详细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可惜，这个时候道光帝已经快到生命的终点了。这本书没有对道光帝产生任何影响——恐怕这么长时间过去了，道光帝自己都忘了。

因为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有多优秀，所以根本不会产生学习别人的欲望，没有欲望，就只能得过且过。道光帝曾指示各省督抚，“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但是，可以想象，当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炮弹再次落在中国的领土上时，清廷使用的那些过时的观点和无效的政策，该是多么无裨于事和危险。

在道光帝的领导下，从鸦片战争结束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之间的十四年（后六年是咸丰帝在位，但是他继承了道光帝的无所作为），中国军队几乎没有任何变革，依然在用大刀长矛以及鸟枪抬炮，而西方英法等国的军事力量却在进一步增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普遍装备了米尼步枪、阿姆斯特朗炮和康格里夫火箭，单位投射效力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英军的数倍。

除了外来的危险，清朝内部也已经岌岌可危。为了应付由鸦片战争和赔款带来的财政拮据，道光帝开始增加农民的税赋，致使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的日子本来就过得很贫苦了，哪里交得起更多的钱？然而，州县的催逼急如星火，关押拷打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

总体而言，鸦片战争之前，道光帝因小失大，鸦片战争之后，道光帝只是对签订《南京条约》感到痛苦，却没有学习西方，以改革清军、提高清军作战效能。虽然几个沿海省份在19世纪50年代获得了一定的西洋武器，但是就连北京各旗的精锐“火器营”，对枪炮训练的重视程度也远不及弓箭训练。

制度的作用固然很关键，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国家领袖在历史进程当中的作用。

勤俭节约固然是美德，但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对于能够轻轻松松“先赚他一个亿”的家族来说，勤俭不是最重要的。想要制定游戏规则，想要选对人、用好人，在潮起潮落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的不仅仅是盯紧自己家的钱袋子。而对于一名国家领袖来说，最关键的就更不是勤俭节约，而是战略决策能力，集中力量办成大事。19世纪鸦片战争的重锤，给了道光帝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清朝雄厚的家底也给了道光帝跟英国“掰腕子”的资本，只可惜他没有世界性的眼光，看不到发展的趋势，让清朝活脱脱荒废了十四年，直至更加严重的灾难到来。

道光帝或许到死也在疑惑，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何我们输了……

（来源|《历史的荣耀》 天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