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大权八字
溥仪，即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是晚清以来的重要历史人物，前半生中大起大落，做过三次皇帝。他是晚清废帝（1909－1912）；1917年因张勋复辟帝制，第二次做皇帝（1917.7.1 －1917.7.12）；1934年，又在日本人扶持下，成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1934－1945）。
影视剧中：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迷信，而且在伪满洲国担任傀儡皇帝期间，更是有一项特殊的迷信爱好，信仰天照大神，本文老陈将带各位走进那段历史，一探究竟。
一、傀儡皇帝的“天照大神”作为伪满的傀儡皇帝，溥仪的迷信由不得个人完全做主，也得听从日本的安排。统一日满的宗教信仰，是日本的既定策略。日本关东军甚至阻止当上康德皇帝的溥仪祭祖陵。溥仪只好接受，在他心里，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也超过了祖宗。
1940年第二次访日后，溥仪投其所好，把伪“天照大神”带回了东北，便在他所住的伪宫左侧建立了一个伪神庙，名之曰“建国神庙”以及它的“摄庙”（即副庙之意）———伪“建国忠灵庙”。
前者想用‘认祖宗’的手段，达到同化的目的；后者套用日本的‘靖国神社’，来诱惑给它当炮灰的人。
天照大御神
日本聘来了专门给裕仁母亲讲授神道的笕克彦，给溥仪灌输自欺欺人的“唯神之道”。即便溥仪很不以为然，认为：
“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东西，简直是离奇荒诞得出乎古代神话以外，只要不是一个真正疯子或是傻子，我认为是决不会信以为真的”， 《我的前半生》
但当时的他依旧不敢不强忍笑容而始终正襟危坐去敬听的。
多年以来，溥仪一直受到“崇祖法祖”的教育。在长春时，曾亲自抄录了雍正的“祖训”给他的侄儿上过课。
“不但由北京到了天津，甚至由天津到了东北，每逢到了历代祖先的诞日、忌日和年节等，我还大概都穿了过去清代的衣冠，向祖先上供祭奠，一直到了伪满垮台为止。” 《我的前半生》
所以，溥仪认为把裕仁的祖宗接到自己的家里去祭祀，并且还得强忍着满腹怨气，口口声声说是‘甘心情愿’，特别是在封建敬先崇祖观点极深的他来说，也觉得信仰人家祖宗乃是对于自己历代祖先的一个大侮辱。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最大的耻辱。
但是，溥仪却又不得不去做这样羞辱祖先和自己的事：
“谁叫我畏日如虎呢？谁叫我这样怯懦怕死呢？既是在人家的凶焰之下，低首蜷伏下来，既是无条件的情愿忍受人家的任意摆弄，结果是，除了敢怒而不敢言之外，还有什么本事可使？” 《我的前半生》
溥仪又说：
“在真正碰到自己个人的利害关头的时候，就连平日无条件所绝对尊奉的祖先--根深蒂固的‘敬先崇祖’ 宗法观念，也会为了自己个人而把它抛弃不顾。” 《我的前半生》
可见，溥仪是个现实的机会主义者，把趋利避害放在首要位置。
溥仪
日本让溥仪带头把神庙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区，还规定大、中、小祭的日期和仪式。每逢初一和十五，溥仪、关东军司令官以及伪满的高级官吏都须前往祭拜。
在伪满不论是各伪机关以及学校都须建立一个‘神庙’，除了大、中、小祭皆须照章施行外，还规定不但是须向它下马下车，并且每在它面前经过时，不论是谁，都得恭恭敬敬地向它行甚至九十度的鞠躬礼才行。
”溥仪还颁布了伪“国本奠定诏书”，以及对伪庙“不敬”的刑律，抬出“大不敬”的三个字，作为“吓人的有力武器”。 《我的前半生》
每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获胜，长期负责监视溥仪的吉冈安直总是一方面叫我给裕仁拍电报去祝贺皇军的大捷；一方面更是定而不移地叫我到伪建国神庙那里，向所谓天照大神致祭，用来表示一下对神佑的由衷感谢和默祷日寇的连战连胜。
“当日军接连战败时，吉冈让我赴所谓神庙去哀求皇军战捷的次数，也就日益增加起来。像是这种不是人干的丑事，这种不堪寓目的汉奸丑态，一直到八一五敌伪一起垮台为止，才算是给画上了一个终止符号。” 《我的前半生》
等到 1946年8月，溥仪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一个日本律师认为溥仪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溥仪激昂地大声咆哮道：
“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
回答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溥仪则愤愤不已。
影视剧中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溥仪对“天照大神”的前恭后倨的转变，都是逢场作戏的表演而已，正如他所写的打油诗：
“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 《我的前半生》
二、溥仪迷信的实质，聊以自慰或自保的工具溥仪前半生的迷信融入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 《我的前半生》
毓嶦也回忆说：
“溥仪有很多神经质的行动，我常看到他在寝宫中用手指敲点着桌面，点了两下，寻思一阵，晃晃脑袋，又添点了一下。后来我明白了：先点两下，其兆不吉；又添一下，吉了。所以添点后溥仪露出了笑模样。” 《我的前半生》
但是，溥仪并没因此而宽厚地对待仆从们。他自认“见羊现凶手相”：
“我在北京、天津、长春都一样的常常打骂我的用（佣）人”。
在伪满：
“除了自己亲自动手打人外，还有命人用竹板责打手心，打耳光和用板子打屁股等的事情”，
除此之外，还制定出了灌凉水、跪铁链、过电、站木笼等惨无人道的狠毒办法。对于自己手下的佣人，则是忍心害理地制出一个号恸呻吟日夜不绝的人间地狱来，溥仪打人同样证据确凿。
毓嶦在回忆录中专题探究“溥仪为什么要打人”，归因为三点，即“请家法--打板子”“无妄之灾”和“西太后的遗风”。
侍从李国雄直接说溥仪是打人狂。毓嶦溥仪的迷信也影响到了周边的人。婉容也随溥仪入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祥的， 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口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神经病似的。
李国雄也说是在溥仪的影响下，已对佛有了特殊感情，在自己家里也供起了佛，树立了神位神牌，不时作揖磕头。他认为溥仪的洁癖带着浓厚的佛家色彩，而且让溥仪和配偶间的男女关系进入了神仙眷属。
溥仪承认四位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生活，纯粹是摆设，但是归因为自己在少年时期，被太监们教会了自渎，而造成了“生理上的病态”。
李国雄
溥仪前半生的迷信基调随着时局变换而有所改变。他说：
“从前在北京、天津，我求签问卜所得到的解释，大都是关于复辟成功的乐观希望。到了东北以后，我的迷信活动，就不再包含什么幻想和希望，而是充满了忧郁、悲哀，充满了阴森森的鬼气。”
他在伪满的占卜，主要集中对个人吉凶的问题上，更多关注个人的安危。溥仪回忆与吉冈安直交往时说：
“后来，我每次和他见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铜钱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当溥仪听说溥杰要做父亲时，整天提心吊胆，为自己的前途不知算过多少次卦。 后来听说溥杰生了个女儿，他才松了口气。
总结：诚如溥仪所言，当时社会的迷信很普遍。这种令人发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活动，在那时却是不足为怪的社会现象，但是溥仪自认迷信到了发狂的地步。
溥仪
他从迷信中汲取精神力量。他曾经说过乩坛和卜卦对他的意义：
“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所给我的。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入运’‘某岁大显’之类语言的鼓舞。北京商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曾预言我的御容二十二岁入运，二十五岁将握大权。”
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相法家说我三十岁必定成大事。信不信由你，这都是我开倒车中得到的动力之一。他也从迷信中寻求精神慰藉，甚至不惜自欺欺人。
“我在卜卦时，也有一个自欺兼自慰的独得妙诀，那就是不得吉卦决不罢休。尽管摇得不吉的卦，只要向空磕几个头重新另摇，迟早总会得到吉卦。我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未来的。”
实际上，溥仪的迷信，归根到底反映了谨小慎微的他乱世求生的强烈的心理诉求。他违心地引入日本的“天照大神”，为虎作伥，不过是见风使舵、明哲保身之举。
他也明白自己只是任人摆布的傀儡，迷信无法左右事态，充其量只是逃避责任，聊以自慰或自保的工具而已。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