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是风啥意思是什么

导读

不同时代企业家的信仰分类不同，但当非常态逐渐散去，回归常态下企业家的信仰将殊途同归。

中国企业家爱风水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被风水、鬼神所捕获！

有报道称，每年都要烧香拜佛的富豪占99%，其中每年都要专程到特定地点烧香拜佛的富豪占86%。超过98%的富豪相信做生意是要讲究风水的。

企业和富豪本人有专门风水顾问的占77.8%，每年都要请风水顾问的占96%。其中，做生意前就相信风水的占48%，做生意后方觉得风水必须相信的占50%。

其实，某些知名企业家对风水、大师的信奉早已声名在外。即便拜过的类似李一、王林这样的大师都栽了，却依然不改“别人跟我讲科学，但我却笃信风水”的初心。

至于办公室风水更是司空见惯，比如某知名企业家与风水也颇有渊源，在他办公室的众多陈设中，最钟爱的竟是一座大理石球。

如果说风水一说尚有出处，创投圈的“算命投资风”却似乎来得“没头没脑”。蓝杉创投去年投资神奇屋无人便利站时，既没去广州实地考察，也没和创始人见面，就直接完成了百万级别的融资，原因居然只是看了创始人的生辰八字！

民营企业家信鬼神也就罢了，就连很多一心信仰马列主义的国营企业家，明里“坚定”无神论，暗里都被神算子“收编”了。

湖北宜化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蒋远华，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会到道观烧香拜神，向道观捐了110万元的香火钱，在公司内大摆风水阵，邀请“大师”作法驱邪，还组织班子成员集体跪拜关公像，最后依然因挪用国资大搞“内幕交易”难逃恢恢法网，神仙也没能救下他。

反倒是一众“神算子”在那儿闷声赚大钱。

远有2012年新加坡的风水公司“新天地集团”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大客户大部分都是企业；近有一家鲜为人知的广东道易文化公司同样靠着年收入纯利5亿元，被金融圈疯抢。

还有因鼓吹望京SOHO风水煞进入大众视野的“神棍局”算命公司，创业仅仅两年，内部只有8名员工，年流水居然达千万元。

无论是民企在做生意、买卖股票、公司选址设计时高调信风水，还是国企静悄悄地拜佛，很多都在“冥冥之中”被捕获，特别是在互联网这阵东风帮扶下，有道是“套牢了企业家，富裕了神算子”！

成也红利，忧也红利

其实，仔细看看那些信仰鬼神、风水的企业家，他们的发财大多源于撞大运，“成也红利，忧也红利”。

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宏大叙事里，靠着各种“剪刀差”、放松管制、国企改制、住房市场化等制度红利诞生了无数个企业家的创业神话，他们暴涨的财富、社会地位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但是，环境变化太快，政策形势也变幻莫测，企业家稍不留神就可能被大变局冲得丢盔弃甲、七零八落。

最为著名的就是顾雏军，上个世纪国企改制潮中，他的“格林柯尔系”疯狂地扩张，收购亏损的国有企业，还曾将科龙电器扭亏为盈，一度堪称国企之“救星”。

但是，最终却在侵占国家财富、关联交易的指摘声中，倒在了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名下。如今，虽然出狱后的顾雏军经常胜诉，却早已物是人非。

再有资本市场上的狂妄“股神”唐万新，1990年代初中国股市创立，其挟股票“一级半市场”的巨利，通过利用杠杆继续融资、并购、再融资循环往复，搭建自己的德隆帝国，以至于当时股市中流行着：“股不在优，有‘德’则名；价不畏高，有‘隆’则灵”的说法。

但唐氏帝国终究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崩塌，他本人也因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之罪遭逮捕。

无数同类人在大浪淘沙中朝荣夕损、大起大伏，如此血淋淋的惨状无不刺激着这些企业家的中枢神经，让他们下意识地萌生出原罪随时可能被清算、命运变化无常的迷茫和恐慌感。

尤其是当其事业越做越大，越害怕遭遇不测，命运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往往就会寻求高人指点、求神卜卦以求心安。

企业家的不同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依然有那么一些企业家在寒风料峭中光彩夺目。

从牟其中到唐万新，再到任正非就是典型的“同根不同路”，前面二者锒铛入狱，后者却在脚踏实地中成长为“中国经济之脊梁”，而这得归结于他们的信仰不同。

具体而言，不同时代企业家的信仰分类也不同：

第一类，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以“抓财富、赚钱”为信仰。

走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清楚记得“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下海经商、黑猫白猫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一系列具有时代特色的政策性关键词。

在落实和推进这些政策的同时，孵化出了一大批“万元户”、“倒爷”、“乡镇企业主”，南德集团的牟其中、国美集团的黄光裕等无不如是。

彼时，人们只想着大把大把地赚钞票、抓财富，怎么赚钱怎么来，“活下去最要紧”，哪还有时间去想什么因果报应、世事轮回，一大波企业家就这样迷失在金钱至上的信仰中。

第二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深入阶段，信仰榜样“神话”。

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因制度红利而暴富的那批人，还是后来在对外贸易自由化、对内住房分配货币化、互联网新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崛起的那批人，无不被“后来者”视为榜样信仰。

前有“褚时健是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是一面旗帜，更是一种信仰。”后有中国“电商教主”马云，同样成了创业者心目中神一样的存在，甚至还有人把马云当“财神”供奉，不过是渴望碰上马云那样的“鸿运”。

第三类，中国经济步入拐点期，“鬼话”趁虚而入。

金钱堆积出了内心的空虚，追溯“企业家原罪”又平添了内心的恐惧。

特别是在创业寒冬、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资本寒冬等“负能量”一同迎面袭来的当下，旁门左道的鬼神、玄学或成了企业家面临困境和未知恐惧的救命稻草，或诱发了部分老总们心灵深处的赌性：认为企业经营不过是场豪赌，成王败寇的关键全在于运道好坏，成是运气，败是命。

第四类，经济全球化深入，企业家偏向于责任型。

2017年，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就是随时觉得肩上有担子”。

以中美贸易摩擦为标志，华为扛起了争取中国5G大通讯全球领先的大旗，把企业家角色与肩负的社会责任鲜明地融合在一起。

因为此时，“为中国经济塑造更强大的内核，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国家的事，更是企业家的事。

第五类，遵循天道和良心，以全人类生存为己任。

此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早已超越了对个人财富的追求，而是被一种伟大的使命感所驱动。

比如，2018年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上，中美两国企业家汇聚一堂为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保护出谋划策。他们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同时也关心人类的未来。

企业家的信仰为何殊途同归？

可正如人类性格具有二重性与多重性，企业家的信仰也有组合，完全区别于信教徒那种纯粹的宗教信仰，而且这种组合是大概率事件。

因为自古商场如战场，企业家在商海纵横捭阖，真的是“被绑在呼啸战车上”的一群人，一路走来承受着超于常人的压力。

尤其是在中国，企业家要维持“四个平衡”：既要经济平衡，又要社会平衡，还要精神平衡，更要政治平衡。因此，他们内心深处更需要不同的信仰做支撑。

而在兼具责任、事业等信仰的同时，有一部分人将继续对鬼神保有敬畏，被誉为“经营之神”的稻盛和夫有一句名言：人生即是修行，信仰佛有助于进一步净化自己的灵魂；

还有一部分人将不甘命运假手于人，进一步信赖科学，依靠科学来破解未来的水晶球，在自身知识局限的情况下，倾向于问计于智库。

但毋庸置疑，恰如马云建立达摩院，致力于尖端科技的研究，是为了通过技术进步解决人类的生产和物质需求，引领未来；中国“首善”曹德旺一边拼命创造财富，一边又豪掷千金做慈善、捐建学校和寺院，让人们接受精神教育。

这两个企业家看似走的是两条路：一个是为了现实，一个是为了远方；一个解决物质，一个解决精神，但实质上干的是却是殊途同归的事，最终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生活。

换言之，当非常态（主要是制度红利）逐渐散去，回归常态下的企业家信仰虽各有不同，但终将殊途同归。

一来坚信自己的力量，如任正非带领下的华为一般“前面没有领跑，那就需要给自己创造方向，要自己跑。”

二则甘然接受市场的检验，始终保持“清零”的心态。恰如马云所言：要从技术要红利，向企业家精神要红利，而非政策红利。

作为全球经济的脊梁、社会精英的代表，企业家的信仰若在制度红利消散后归于常态，人类世界或许就真的不一样了：更有序、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