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中的下川之火是什么意思

农耕始祖炎帝

炎、黄二帝在华夏文明进程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随着时空的流转，尤其到近代，这一概念已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化符号。如果沿着历史的演进轨迹去考察炎、黄二帝的文化遗迹，会发现山西、陕西、河南等地都有分布，尤其与炎帝相关的文化遗迹和传说更是如此。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古往今来，人们为何都对炎帝如此推崇？山西有关炎帝的文化状况如何？等等，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还得从有关炎帝的传说和文化遗存说起。

扑朔迷离的身世

传说，神农炎帝，姜姓，是继伏羲之后又一位对中华文明的奠基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传奇人物。他的母亲为女登，为少典妃。因神农氏以火德王，故称炎帝、赤帝或烈（厉）山氏。由于大部分文献都说炎帝为其母“感神龙而生”，所以其所处的时代应当为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即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

人们常说“神农炎帝”，然而其中“神农”和“炎帝”究竟是两个不同的人，还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称谓？关于这一问题，学界争论已久，至今没有定论。因此，在没有确切科学依据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根据历代相关著述和研究者的主流认识，将“神农”和“炎帝”当作同一个人去看待。但可以肯定的是，炎帝本身最初应该指的就是新石器时代某个氏族的首领，是一个个体。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炎帝可能就从一个具体的人，渐渐演变成了某个氏族或者部落首领的代称，进而演变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炎帝最初出于何地，这也是学界一大公案，说法多样，不相统一，除了山西说、陕西说外，还有湖北、湖南、河南及河北等说法。但这些不同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其主要依据均来源于文献史籍中与炎帝相关的古地名，因为这些古地名刚好能与现今各自行政区划内的地名相对应。但如果我们单纯以此为据就加以定论，未免太过于草率，也不具有说服力，更不符合史实。根据现有的资料看，我国黄河流域的氏族制度形成较早、发展较快，炎帝族或部落就是主要代表。据说，其出于姜水，故以姜为姓，以渭河流域和黄河中游为最初活动范围。《补史记·三皇本纪》中说：“炎帝神农氏初都栋，后居曲阜。”换句话说，这个姜姓氏族或部落是沿着渭河和黄河向东发展，即由陕西向东沿渭河而下，经黄河南岸过伊河、洛河，进入华北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而到达今山东曲阜地区，随后又进入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等地。当然这一迁徙不仅仅指炎帝族本身的迁移和繁衍，还包括炎帝后裔及其文化的散布和传播。如果从氏族的分流与迁徙这一角度分析，炎帝“一人多地”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了。但不管怎么说，历史的真相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学等科学依据来揭露。

那么，炎帝与山西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在山西，炎帝文化主要分布在晋东南上党地区。上党为先秦古郡，历史上其辖区范围不仅包括今长治、晋城两地，同时还包括河北与河南的部分地区，属于神农文化的密集区。远古时代，这里重峦叠嶂、洞穴密布、植被茂盛，非常适宜古人类生存，良好的环境为早期人类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地；而良好的植物生长与可供农耕的土地，又是农业发生的基本条件。因而，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起，太行山各地就有古人类居住，这也为后来农业起源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沁水下川遗址、高平北庄遗址等，都从科学的角度向世人展示了这里发达的古人类文化。

传说是历史的影子。今天的上党地区有许多与神农炎帝有关的地名、遗址、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据统计，晋东南十九个县市区中，以神农炎帝命名的地名、物名及为炎帝所建的陵、庙、宫、祠有数百处之多，目前已发现的碑文石刻有五六十处，这不仅展现了该地区炎帝文化的丰富程度，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一地区的深深思考。虽说炎帝文化在全国来讲已具有普遍性，但作为先秦古郡，晋东南的炎帝文化却又有着独特的地域特色：那就是这里不仅史料丰厚、遗迹广布，而且文化类型相当完备。拿高平神农镇来说，在方圆不到五十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就有羊头山、神农城、清化寺、炎帝陵、炎帝行宫、炎帝庙等大量文化遗迹，构成了一个从生产生活到逝后安葬，以及后人祭祀等一套完整的炎帝文化建筑体系。羊头山上唐天授二年（691）所立的《泽州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中就有“此山炎帝之所居也”的明确记载。据此推断，至少在唐代，这一地域的炎帝文化或者说神农文化就已经很发达。至于这里流传的神话传说、方志记载等就更丰富了。因此，我们说山西上党地区在上古时期是神农炎帝（族群）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并非捕风捉影，而是合情合理的。

教农稼穑 遍尝百草

农耕是古代文明启动的主要标志之一。从现有资料看，上古时期，华北地区先民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是黍、稷，即黄米与小米。关于这两种作物，《诗经》《尚书》都有明确记载，如《诗经·小雅·出车》中所说的“昔我往矣，黍稷方华”等。据此说来，最宜黍稷生产的地方，也应该是文明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山西晋东南地区，以盛产小米闻名全国。高平羊头山所产黍子，《隋书·律历志上》即已记载。明朱载堉《乐律全书》卷十中说：“旧说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这说明，在晋东南一带自古就适宜黍稷生长。当然，黍稷的生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从野生植物中分化出来并加以培育，显然，这是一个长期而且十分艰难的过程。正是因为这一工程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所以从事这项事业的人理应受到后人的尊敬与膜拜。

狩猎采集经济进入原始农业，这一重大转变之头功首推神农氏。神农氏为什么想起来种五谷呢？《白虎通义》中记载：“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劳作，神而化之，使民易之，故谓神农也。”类似的记载在《易经·系辞》等古籍中都有所体现。这说明神农氏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原始畜牧业向原始农业发展的转变关头，神农制耒耜，播五谷，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解决了百姓吃饭的头等大事，为人类由原始采集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中华文明的发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华农耕文明具有开创之功。今天，在上党地区的长治、高平等很多地方仍然保留有许多与农耕有关的炎帝文化遗迹，像神农井、五谷畦等，处处彰显出上党地区发达的炎帝文化。

神农炎帝还被传说为医药的发明者。《淮南子》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些传说无不反映了上古时期先民与疾病和瘟疫长期斗争的历史背景，尽管事实可能有所出入，但历史的影子是客观存在的，基本线索是可以探寻的。另一方面，从现有研究成果可知，尝草治病并非人类独有。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许多动物都有吃药草以自救的现象，说明人类早在蜕变成直立人，或者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之前，就已经本能地积累了许多草药知识。医药这一概念是伴随着原始人类在探寻和驯化农作物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伴生物，是人们生活过程中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渐次演进的产物。

除此以外，据文献记载，炎帝还首倡交易、教民制陶等。很显然，如果将所有这些发明或者说创造统统归功于炎帝一人是不合常识的。在中国远古时期，先民们的任何一次重大发现或重大发明，总要推出一位神话人物来作为开创者，并加以崇拜。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说过的，“古代的发明者不是圣王就是贤臣，并不是只有他们能发明，更不是他们有发明者的专利权。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被人知道，被人记忆流传，后来只能认为是他们的发明。他们汇集各方面的成果，发明者的头衔也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和这个发明也确有关系，因此我们便把他作为那个时候的文化代表人。”但无论如何，炎帝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贡献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