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在八字中的俾

纵观古今中外，兴办教育和振兴学术的一个重要基础便是图书和研究资料的积累。因此藏书楼或图书馆在一个大学里的中心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假如你来到牛津，问当地人那个鼎鼎大名的牛津大学在哪里，他们都会笑着回答你：所谓大学，就是指城市中心的博德利图书馆，余下的均是具体的学院。中国传统的书院也是跟藏书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前，翰林院和国子监这些清朝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便是京城藏书最集中和最丰富的场所。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者当然不会不知道藏书楼对于开办大学堂的重要性。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在第二章第六节中开门见山地提出：

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乾隆间高宗纯皇帝于江浙等省设三阁，尽藏四库所有之书，俾士子借读，嘉惠士林，法良意美！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有藏书楼，即是此意。近年张之洞在广东设广雅书院，陈宝箴在湖南设时务学堂，亦皆有藏书。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闳。今拟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

《章程》起草者不仅仅是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藏书楼的设想，而且为它的开办具体定下了人员编制和所需经费：“藏书楼提调一员，供事十员（第六章第六节）……建筑藏书楼费约两万两，……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购西文书约四万两，购东文书约一万两（第七章第三节）。”这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开办京师大学堂的三十五万两经费预算中，专门用于建设藏书楼的经费便占据了三分之一强。藏书楼对于这个在内忧外患的逆境中艰难诞生的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来说，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令人吃惊的是，在历年来撰写的北京大学校史中，戊戌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存在竟被一笔抹杀。现有绝大部分中文出版物都异口同声地称1902年出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缔造者。这个结论背后的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戊戌年由洋人主持的大学堂连个图书馆都没有，怎么能算是所正规的大学呢？

1991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了纪念建馆90周年，组织专家学者对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创建日期进行过论证，并继续维持了传统的说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一书中，吴日希先生总结并列举了得出该结论的四条理由，概括如下：

1.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百日维新”中仓促建立的，清政府许诺的各种办学经费，实际上大部分都没有拨发。于是《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所拟定的包括藏书楼在内的种种规划，也就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2.当时国事多变，京师大学堂成立仅两个月就发生了“戊戌政变”，学堂虽得以幸存，但规模被迫大为缩小。1900年义和团进京，大学堂只好被迫停办。同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大学堂的设备和图书大部分被毁。在这样的形势下，建藏书楼的计划和措施很难实现。

3.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建之时，尽管其倡导者和创办人有建立藏书楼的设想，但有关藏书楼具体活动的记载还略显不足，只有1902年以后的记载才是确凿可信的。

4.最重要的一点是：1902年建京师大学堂的传统说法已沿袭多年。在未见足以推翻成论的可靠材料的情况下，还应该尊重因袭了七十余年的传统说法。

十年后的今天，不少可靠的相关材料已经相继浮出了水面。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戊戌年大学堂是否有藏书楼这个问题时，不禁惊喜地发现，原来上述这四条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戊戌年大学堂的办学经费是否真的大部分都没有到位？其实不然。《总理衙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1898）对于办学经费是这样估计的：“臣等约计开办经费需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经费一十八万两有奇”（《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993年，45页）。考虑到戊戌年实际招生从原计划的五百人缩减到了两百人左右，并在建校时无偿得到了马神庙这个场所作为现成的临时校址，实际需要的开办经费就应比上面的数字更低一点。查一下现存的档案材料，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笔办学经费基本上是不成问题的。《张百熙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况疏》（光绪二十八年）中说：“查户部向有存放华俄银行库平银五百万两，每年四厘生息，应得库平银二十万两，申核京平二十一万二千两。光绪二十四年经户部奏准，以此项息银，由该行按年提出京平银二十万另六百三十两，拨作大学堂长年用款，仅余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两未拨”（《北京大学史料》54页）。由此可见，戊戌年大学堂是有相当数目的固定收入作为办学经费的。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就再让我们来审核一下大学堂的实际收支帐目。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照译大学堂帐目》（学部·财经·卷214）来看，从1898年7月至1900年1月，在大学堂甲、乙、丙这三个帐目上总共收入了423，258两，同期支付了375，587两（《北京大学史料》，544－545页）。尽管曾几近夭折，但戊戌年大学堂的实际财政情况并非我们过去想象的那么差。它并不是办学经费严重不足，而是略有赢余。这个事实在《许景澄为大学堂经费事呈孙家鼐文》（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北京大学史料》512－513页）。就连藏书楼买书的专款也至少得到了部分落实。早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户部就已通知大学堂去银行领钱，用以“购买中西功课书等”（《北京大学史料》，512页）。另据《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为整顿大学堂谕》透露，后党御史吴鸿甲甚至以“大学堂靡费过甚……名目繁多，岁糜巨款”等罪名为由，要求慈禧太后关闭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史料》49页）。

既然经费没有问题，那么“国事多变”和形势凶险对于藏书楼的创办是否造成障碍了呢？答案又是否定的。从我们手头掌握的材料看，尽管戊戌年大学堂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沉重压力，但上至总教习，下至“小学生”，大家都对大学堂的前途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乐观精神。藏书楼的建设或修缮工作一直在进行之中。学校的基本建设在实际开办的一年半当中有长足的发展。据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98年9月5日的报道，京师大学堂刚刚得到马神庙作为临时校址时，那儿只有大约280个房间。可是到了1900年6月，当许景澄为停办的大学堂造具清册时，房间总数已经达到了507间半（《北京大学史料》，556页）。1899年3月20日《北华捷报》上的一篇报道令人信服地向我们揭示了黑云压城的京师中“大学堂”这道亮丽的风景：

就《华北日报》记者于2月7日所表达的观点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启秀和徐甫阝这两位清廷的高官诋毁大学堂的奏折只是代表了阻挠改革的“后党”中的极端派。他们一向反对大学堂，但他们保持了绅士风度，并且受到了具有同样影响力和更大影响力的人物的有力批驳。京城的精英分子大都是西方教育的朋友，他们中间有些人受到了慈禧太后的高度尊敬和信任。一位大学堂教习告诉我，他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大学堂会安然无恙——无论谁上奏折诋毁它。大学堂的教学工作进行得非常令人满意，学生中有很多人具有很高的天赋，并且来自北京某些最高贵的家族。他们学习顺利，在没有任何压力和劝说的情况下，急切地投入体操练习。秀才、举人和进士们都屈尊参加体育训练，就像最好动活泼的上海人那样，在翻跟斗和其他动作优雅的操练中获得乐趣。新鲜事儿层出不穷；这样更好。3月11日

与此同时，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向该报通讯员证实，“京师大学堂的办学进程非常令人满意”（《北华捷报》1899年4月24日）。仅隔一个星期，我们又看到一则鼓舞人心的报道：“新的建筑正在京师大学堂里拔地而起，因为目前的房屋供不应求，还有300多人正在申请到大学堂注册入学”（《北华捷报》1899年5月1日）。然而最重要的一条消息还在后头。在1899年6月19日的《北华捷报》上，我们终于读到了有关戊戌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信息：

通常发自天津“有关关闭京师大学堂的报道”，就像驴子拉磨那样，转了一圈，又传到了我们这里。与此同时，可以容纳160多个学生的楼群正迅速接近完工。西文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即将在偌大的“藏书楼”摆上书架。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这批图书收藏终将从“藏书楼”顶上向大学堂的所有成员，乃至整个北京城的居民，放射出“甜蜜和光明”。

这条有关戊戌年大学堂藏书楼的珍贵记载绝非洋人的杜撰，因为第二任大学堂管理大臣许景澄在1900年7月在因大学堂停办而移交大学堂房屋、家具等事宜的“呈内务府文”中也证实了该藏书楼的存在。他在该文中写道：“兹查原册所列正所寝殿五间，系大学堂作为藏书楼安放书籍，又后楼五间安放仪器”（《北京大学史料》556页）。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有关该藏书楼具体活动的记载不仅并非寥若晨星，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例如由严复等人创办的《国闻报》早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就报道孙家鼐已将大学堂总办提调的名单奏报给了皇上，其中就有“藏书楼提调一员，詹事府左香坊左庶子李昭炜”（吴日希，《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第8页）。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的一份报表，《许景澄呈报大学堂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分收支情况》（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也白纸黑字地列出了另一位藏书楼提调当月已支的薪水：“藏书楼提调骆九月分薪水京平足银贰拾伍两”（《北京大学史料》，543页）。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1899年7月即将在藏书楼上架的西文图书之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藏有一个《大学堂藏书楼所有光绪二十五年冬季添购各种书籍价银部册数目存案清册》，其中列举了《行水金鉴》等400余册大学堂藏书楼新购置的中文书籍（《北京大学史料》，461－462页）。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在1900年6月义和团进京后被迫率领大学堂的西洋教习们躲进英国公使馆避难，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大学堂和藏书楼的命运。所以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为英国公使馆解围之后，丁韪良自然迫不及待地想回去了解大学堂的最新情况。他在当时的回忆录中激愤地写道：

回到美国公使馆后，我所探访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新的京师大学堂。我发现它已经被俄国军队所占领，以作为他们的兵营。回到那个为我而新建的漂亮中式校长宅邸里，我发现清兵（并非俄国士兵）或拳匪已经打碎了屋里的每一件家具，并且把我所有的藏书，以及大学堂的所有图书收藏，其中包括中文善本书，全都扔到了井里和水池里。当他们把翰林院富丽堂皇的图书馆藏书践踏在脚下或烧成灰烬时，其行为又何足为奇！对于我的藏书，他们选择了浸泡而非焚烧，因为这儿的房屋过去曾是王府，它们是严禁用火来烧毁的。（《北京被围：中国反抗全世界》，1900年，123－124页）

一年以后，丁韪良又在另一本书中伤心地提到了大学堂藏书楼的夭折，但乐观的天性使他在茫茫黑夜中还是看到了一丝微弱的曙光：

拳乱中翰林院的图书馆被焚，京师中最为丰富的图书收藏毁于一旦。京师大学堂的图书馆藏书也被扔进水里，浸泡而毁。这种短暂的疯狂必定会给教育改革事业带来一种新的推动力。（《中国知识》，1901年，20页）

丁韪良的预言并不是盲目的乐观。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已经从对八国联军的惨败中痛切地意识到贫弱的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缺乏，并已经开始在着手准备重开京师大学堂。

好久以来，很多人都误以为是新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励精图治，重新规划，并率先于“空旷处择地建造”了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但实际情况是，壬寅年大学堂并没有建造新的藏书楼，所谓的1902年藏书楼建筑其实就是指戊戌年大学堂的藏书楼。

张百熙在刚出任管学大臣时，确实踌躇满志，在筹办大学堂的奏折中对于学校的未来描画过一幅光辉的图景，并且还在丰台一带买下了大量土地，准备将大学堂迁往那儿发展。但他新近获得的宠幸和权力很快就引来了清廷中诸多高官的羡妒，尤其是他所标榜的新学更是为守旧派们所切齿痛恨。因而就跟戊戌年大学堂一样，壬寅年大学堂的开办也遇到了重重阻力。壬寅年大学堂编书局分纂罗忄享在《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一文中这样告诉我们：

荣禄、鹿传霖、瞿鸿礻几在枢府，皆不善百熙所为，阻力纷起。百熙恒愤慨，时方购地一千三百亩于丰台，备建七科大学，后劾之者众：乃因陋就简，复葺马神庙大学，立师范、仕学二馆，非其初志也。（转引自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1928年，159页）

张百熙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六提交筹办大学堂的奏折。同年十月，从各地征调的图书已运至北京，藏书楼提调梅光羲也同时走马上任。但直到年底的12月17日，大学堂才正式开学。在此期间内，张百熙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来在本来就已经十分拥挤的马神庙校区内建造新的藏书楼，充其量也只能是把原来的戊戌年大学堂藏书楼再重新粉刷一遍。

壬寅年大学堂师范馆头班生俞同奎在《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一文中回忆道：“马神庙的公主府，现在变动很多。当年形状，不妨一述。……后面大殿，旧称公主寝宫。……寝宫的后边有两层平房，作仕学馆学生的宿舍。再后面的楼房，相传为公主梳妆楼……当时图书馆就设在梳妆楼里面”（《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2－13页）。这其实又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说明1902年大学堂藏书楼的建筑并不是张百熙亲手建造的。作为公主梳妆楼，它早就已经存在，而在1899年，它曾经被修缮一新，充作戊戌年大学堂的藏书楼。

马神庙后来成了国立北京大学的二院所在地，公主梳妆楼直到解放以后依然存在，不过它早已因沙滩红楼新图书馆的建立而黯然失色了。在50年代初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迁往海淀区的原燕京大学校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迁入了原马神庙的京师大学堂旧校区。紧接着，那座年久失修，已经破败的公主梳妆楼被推倒，在其原址上建起了出版社的职工宿舍楼。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前身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就这样彻底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不过，也不能说它完全消失了。因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丁韪良在其1901年出版的《中国知识》（TheLoreofCathay）这本书中附了一张他与大学堂全体教职工的合影。照片的背景正好是公主梳妆楼。人们从照片上依然可以清晰地欣赏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巍峨雄姿，并尽情地想象楼内最早的一些图书收藏和家具陈设。在这张货真价实的珍贵老照片面前，那些强调客观的种种理由顿时显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为什么一个漏洞百出的说法竟会在中国学界辗转流传长达八十年之久？这个问题反映出20世纪初中国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环境下形成的一种特殊心态。而我们面对这样的说法，究竟是以讹传讹，将因袭多年的传统神话继续传诵下去；还是追根究底，去伪存真，还历史以其本来面目。相信读者不难做出自己的正确选择。

注：

1 “甜蜜和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这个成语在基督教中跟圣子的形象有密切的关系。英国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在1707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用它来解释过蜂巢中的蜜和腊这两个讽喻的蕴义。另一位英国作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也曾用它作为一篇文章的标题，该文收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一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