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算命算风水

清末民国,迷信虽遭口诛笔伐，依旧大行其道，连严复、吴宓、陈寅恪、沈有鼎等“海归派”，也和传统读书人一样，有着浓厚的命理信仰或命理兴趣……

康有为非常迷信,主要表现在迷信死生有命、迷信神仙扶乩和迷信风水。他年轻时，有一天从街上走过，忽飞砖掠面而过，若再近一寸，就会打中脑袋而死，他经常以这件事证明死生有命。

相信天命必然要相信鬼神,晚年，康有为迷信更笃，和在上海的一些遗老们，把集云轩作为扶乩之所，凡有疑难，就请济颠神(济公)指示。

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迷信拥护者“挺身而出”。1917年，上海灵学会成立。这个以研究“灵学”为名的团体其实并不简单。首先，创立者都是社会名流、文化人。杨璿是江苏无锡市立学校的校长，陆费逵乃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俞复比较复杂，他早年参与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与人组建过“少年进德会”，创办上海文明书局，任总经理。丁福保则是著名目录学家，让后人记住的是他编纂的《佛学大辞典》。

他们打着现代“学会”的旗号，创办现代杂志—《灵学丛志》，将一个原本的私人癖好引入公共空间，以“拯救社会道德”的名义加以鼓吹，提出“鬼神之说不昌，国家之命遂促”的谬论。他们为鬼魂照相、摄影，一时间被很多人信服。

上海灵学会的一些人拉大总统黎元洪题字，请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助阵，1918年2月还在上海《时报》登出广告，宣传“灵学”。而这一广告恰与《新青年》提倡“新青年之新道德”的广告出现于同一版面上。

严复可以说是一个有新学背景的人热衷命理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占卜的事情太多太多，包括家里面的事情，国事、财富、疾病、官运、婚姻、流年等等。严复的日记里面记录得非常多，光是1912年，至少占卜了十几次，其中占财4次，为兄弟妹妹占卜4次，占卜的结果每一次都记下来。从严复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令人不可思议的记载。例如，严复喜欢打麻将，每次出去打麻将以前都去占卜，然后再去打。

严复受过西学教育,对于占卜、命理方面不光有自己的实践，他还有很多的理论。严复曾写信跟他的儿子、弟弟谈占卜事情，他说：“你们以后别把占卜、风水这些东西都说成迷信的，千万要当心，不能随便开口，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东西不是你们能够懂的。”

留学哈佛的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在占卜方面也跟严复一样入迷，他1910年要到清华去读书，占卜自己的未来，得卦语云:“海波两头高，飞蓬驾六鳌，居中能驭使，何怕涉风涛。”他多年以后对照自己的经历，再详细把当年占卜的结果拿出来对，他说是对的。从上海到美国，不是两头都是波涛嘛，居中能驭使，就是说他做学问一定要能身跨中西，前途才会比较好。

后来,他的日记里面有很多占卜的记录，举个例子，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要轰炸北京，中国军队开始抵抗，清华大学要内迁，内迁的时候，他心理忐忑不安，就占卜。卦文讲，这一段是大变动时期，但是对中国的命运来说是好的。他当天晚上占了以后，还是有点怀疑，又用周易算了一下，然后，打电话给陈寅恪求证。陈寅恪到晚上9点钟打电话回来跟他讲，你占的完全是对的，未来趋势就是如此。

这段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吴宓也好，陈寅恪也好，他们遇到事情占卜是一个常事。陈寅恪占卜的水准应该比吴宓还高，否则,吴宓不会向他请教这个问题。

沈有鼎原来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后来是北大的教授，再后来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从哈佛留学回来。他是民国时期研究逻辑学的中国第一人，也是西南联大圈子里面占卜第一人，占卜水平之高，人人都相信他。

据闻，有一个记录，那时候，日本要来轰炸西南联大，有一天，沈有鼎占卜，他说不好了，最近不能蹲在房间里，因为占卜的结果是“不出门帘凶”。日本人飞机来轰炸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当时他们几个人都在一起，人人都相信他，那段时间，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很早就吃早饭，吃完以后就跑到山上去，到太阳落山了才回来。就在这段时间里，日军飞机来轰炸，一批人死在了房间里。这个事件以后，钱穆他们都认为沈有鼎确实水平高。

钱穆对命理文化有他自己的解释。1930年代，在北京，他曾经跟梁漱溟、熊十力等人请一个四川来的相师为他们相过面，钱穆这些人被请到梁漱溟家里面，相的结果是熊十力不是一个当官的人，是一个在野的人。讲梁漱溟晚年不是很好,讲钱穆精气神三者都很足。当时还有一个在钱穆家里面帮工的人，相面的说他倒是要当官的人。其他人都奇怪，后来过了没几天，帮工的人的一个亲戚果然叫他去当官了。

钱穆对相命占卜这些东西有他自己的评论，他说：“大凡流行于人间的，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不可以轻易的以不科学、迷信来对待它。”

民国时代,许多军阀政要信奉迷信，他们在政治、军事生活中遇到重大事件或将做出重大决定时，经常借助测风水、测八字、卜卦等活动。

四川军阀刘湘不仅自己迷信占卜、扶乩、风水，还聘请算命先生刘从云“以神治军”。刘湘拜刘从云为军师，以至于当时重庆流传“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当朝军师刘从云”的谚语。刘从云还组建了一支近2万人的“神军”。

更荒唐的是山东军阀张宗昌。1928年，国民革命军向北挺进，张宗昌得知悟善社(注：民国初年出现的秘密结社)练得有法术，可以避刀枪，就找来法师柴诩真，拜其为大法师，连夜画出了几万道符，发给士兵佩戴在身上。

阎锡山也不例外，他深信阴阳否泰之术。1930年，他联合冯玉祥反蒋，找了几个算命术士推算了几天，结论是中华民国十九年9月9日9时为黄道吉日，此时“登基”谓之长治久安。于是，阎锡山抵达北平，于9月9日在怀仁堂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然而9月18日，阎冯联军便大败。

阎锡山还忌讳地名。抗战爆发后，他带着第二战区党政要员来到陕北洛川，因为洛川谐音“落川”，而阎锡山的字是“伯川”，于是，他就转移到了宜川。

与以上众人不同,蒋介石不信“国产”鬼神，而信《圣经》。1930年中原大战，差一点被冯玉祥的士兵捉住。他躲在车厢内，双膝跪地，泣声祷告：“天父在上，大显神通，今夜只要护卫中正脱险，我一定洗礼入教……”脱险后，蒋介石认为是祈祷起了作用，自此决定全身心信奉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