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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农历9月初9八字

“当你看见两个人都流着泪,渴望拥抱对方,却因为半个多世纪的隔阂而不敢伸出手,你就知道没有母亲愿意舍弃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孩子不会原谅母亲。”一个寻亲者说。1959年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江南地区遭遇大饥荒,农村近10万子女被遗弃,大部分由南下干部中转,送到北方各地。60年过去,“江南弃儿”的亲生父母们都已年过八旬,亲子相认之路,越来越艰辛。

记者/刘畅

1975年农历9月初9八字

赵淑亮的母亲和两个儿子,远在山东的赵淑亮和二哥(后排左一)长得十分相像(张雷 摄)

“我想知道自己姓什么”

大年初五,山东日照莒县人鲁禾把24位朋友聚拢到饭馆里,免不了又聊起赵淑亮夏天寻亲的事。

“他当时只当是去嘉兴旅游啊!”饭馆家家爆满,鲁禾的两桌上,碰杯声不停,一群中年人最大的60岁,最小的44岁,都操着山东方言,时而哄笑,时而叹息,像一团忽明忽暗的影。51岁的赵淑亮不在场,却是最令人羡慕的人。那个皱纹爬上脸的细瘦农民敛不住的笑,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2018年8月的嘉兴寻亲会上了电视,赵淑亮的哥哥看到他的脸和自己的父亲简直一模一样,立刻联系了他。他被收养的地址和生辰跟他们送孩子的信息几乎都对得上。两边的人各自做了DNA检测,回去等结果。

“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呢,晚上9点多一回家,看手机上全是电话和信息,告诉我基因匹配度在99.5%以上。”赵淑亮因为等亲哥哥来看他,缺席了这场聚会,但他之后对记者讲述了第一次见到亲人的每个细节:看到基因匹配上的信息,他一夜未眠。加上二女儿刚考上大学,可谓是双喜临门。他没想到,自己在鲁南的小村庄里当了50年农民后,与600余公里外的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杨家浜村联系到一起。本想着提前偷偷看看生母,但为配合一同找到生母的其他人,他又憋了两天,请村里人和寻亲的朋友轮番吃饭,8月12日一清早坐着朋友的车,拿上给母亲买的新衣服,直奔故乡。赵淑亮的生父已去世多年,他下午到杨家浜村时,母亲带着他的哥哥被村民簇拥着,已等在村路口多时。都是瘦脸尖鼻子,母子二人却一人说嘉兴话,一人讲山东话。他把年逾八旬的母亲揽进怀里,母亲拉他回家,攥着他的手不松开。

1975年农历9月初9八字

寻亲三个月便找到失散51年的亲生母亲的“幸运儿”赵淑亮(张雷 摄)

“他当时流眼泪了,但也没太激动。”鲁禾是嘉兴寻亲会的组织者之一,比赵淑亮小两岁,已生华发,看起来更沉稳,却难以想见若看到自己的生身父母,该怎样抑制情绪。在座的山东人都是从江南抱来的。1959年到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单纯依赖水稻为生的江南地区遭遇饥荒,约有5万的婴幼儿被父母遗弃;从那时开始到70年代中期,“江南弃儿”加起来近10万,弃儿大部分经由南下干部,被送往他们的老家——山东、河南、安徽等粮食作物更加丰富的北方地区。

“无锡宜兴的吕顺芳最早从2000年开始在无锡、南京、常州、江阴等弃儿多的城市办寻亲会,收到全国各地上千份资料,目前找到300多对家庭。但她曾经举办的寻亲会都在江苏,而浙江的嘉兴、海宁作为当时粮食和经济作物受灾的重地,当时也送出了很多孩子。”鲁禾找了亲生父母十余年,却寻到越来越多的同路人。“从2016年开始,嘉兴那边的人也加到我的微信群里,有些寻找自己的父母、有些寻找自己的亲生兄弟,大家既是寻亲人,又当志愿者。去年8月,我们与嘉兴媒体一起在当地举办寻亲会,来了上百号人。寻亲会后,我们的寻亲群从20多个人,一天内激增到400多人,目前还在不断增加。”

加入寻亲群的人都亲如一家,鲁禾同到场的寻亲者讲好,以后每年这个日子不用通知,大家一定来团聚,图个相互安慰:

“别人不理解,过了五六十年,有些孙子都有了,为什么还要找亲生父母呢?”

“五六岁时,村里的小孩就骂我是‘拾’来的。我问养父母,他们说:‘对啊,小孩不都是大人从沟里捡来的吗?’又过了两年,我去看别人家抱养的孩子,旁人却指着我说:‘你和他一样。’”

鲁禾的养父母比他大40岁,他上面一个姐姐,也比他大近20岁。虽是抱养,养父母也是老来得子,对他宠得不得了。他哭着回家问养父母,他们嘴上不承认,却找嚼舌头的家长理论,动起手来。“父亲被打得头破血流,我在旁边看着,又心疼,又恨极了亲生父母。我当时就想,非要找到他们,质问为什么不要我,然后就不再理他们。”

在农村,弃儿们几乎都有类似的经历,幼时不知自己来自何方,只把养子的“真相”藏在心里。他们几乎都像鲁禾一样,儿时养父母便已近中年,上面有数个姐姐,相继出嫁,一个人度过了孤僻的童年。独处让他们总是和自己对话。鲁禾记得,小时候什么农活都干,但别人家兄弟几个一上午就做完的活,他得一个人在地里干到晚,“那时我做梦老幻想,自己也有很多亲兄弟”。

不过鲁禾终究是幸运儿。他不像许多弃儿,孤寂的童年也意味着随着年龄渐长,家道日益贫寒,鲁禾上小学后便被姐姐接到县城,从此摆脱掉邻里的闲话,没人再知晓他的出身。城市生活也让他从取笑对象变成没进过城的儿时玩伴眼中的“上等人”。

1975年农历9月初9八字

嘉兴寻亲会的组织者之一鲁禾(张雷 摄)

但他对亲生父母的怨恨却并未减弱,这也成为他最初寻亲的动力。20多岁时,鲁禾得知自己是姐姐抱来的,姐姐当时在外地上大学,他就想着自己是不是从学校边上抱的。直到他娶妻生子,看着妻子十月怀胎的苦,体会养孩子之难,他的怨恨才转为理解。“那时候怀孩子不像现在这么多补品,炖只老母鸡都没有,我们只能买个鸡架子,炖起来补补,可想而知生我时得多困难。我不能想象谁能轻易把自己的孩子遗弃。”

弃儿心中的和解总会以各种形式到来。“抱养的孩子没母乳,只能喝羊奶,但营养不够得加糖,糖却得凭票,那时都得托关系。”赵淑亮与众不同,他在养父母家有个与他同岁的姐姐,他吃过母乳,也知道加糖的羊奶来之不易。虽然同样儿时便从伙伴嘴里知道了身世的真相,但生活的困苦使他早早就把对亲生父母的怨恨消解,玩伴的嘲笑更像是田里卷起沙子的风,虽然迷眼,但对小孩来说,来得快,忘得也快。一旦男孩长成了壮劳力,无人再有闲话,身世不过是脑后一个不甚漂亮的胎记。

寻亲的“执念”加深,源于为养父母养老送终之后,他们又成了无根的人。“我想知道自己姓什么,想告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从哪里来。”养父母去世后,鲁禾每每看到电视里认亲的节目便默默流泪,他的妻子嫌寻亲麻烦,岳母却不忍他难受,让他向姐姐询问真相。鲁禾找到年逾七旬的姐姐,提起话头便引来姐姐的一通恸哭,知道他不会背弃养父母这边的亲戚后,姐姐告诉了他真相,他是从嘉兴毛纺厂里抱来的。

“十几年前,我到乡下废弃的老宅找线索,那里连姐姐上中学的课本都完整无缺地留着。”鲁禾认定亲生父母遗弃时总要留些东西,课本里果然掉出一张红纸条,却让他痛苦万分。纸条正面有他的生辰八字,他知道自己身份证上的生日原是农历的。而背面有收款人和交款人的名字,以及30元的字样。“收款人是化名,交款人不是我的生母,却必定与她有关。但我去嘉兴查,也查无此人,也是用化名,不愿让人找到。”

1975年农历9月初9八字

鲁禾的小学同班同学王永锋,直到40岁才知晓自己的身世,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幸运(张雷 摄)

送出去,活下来

鲁禾从姐姐那里得知,自己在家中排行老二,生母是奶妈。他生下来就被抱到嘉兴毛纺厂里的中间人家,在那里待了20多天,被姐姐抱走,坐船又坐车地辗转三天,落脚山东。

“当时做奶妈喂奶,一个月能挣七块钱,看来我是生母为了有奶才生下来的。”当时更令鲁禾吃惊的是,他发现中间人不光送的他自己,甚至他聚会召集的寻亲者里,十余个莒县的均出自同一位中间人之手。他是姐姐抱走的,而赵淑亮则是舅妈抱走的,尚不知还有多少人仍未出现在他们视野中。通过中间人输送弃儿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的模式。

“那时候我的中间人家都没有床单,全用作婴儿的尿布了。”鲁禾口中的“中间人”是渡江战役后,从北方到长江以南工作的党政干部,他们的老家在山东、河南。作为连接南北的枢纽,江南地区有弃婴,一些南下干部便通知老家的亲戚、朋友来领,为他们提供住处。甚至孩子还没出生,便已被“预订”出。一地抱养的孩子,基本都源于同一个中间人。“目前据我了解,仅莒县从1968年到1975年都有抱养的情况。山东人传统观念强,‘无后为大’,夫妻俩生了许多女儿,已难再生育时,仍想要男孩,就去找中间人。”

鲁禾被直接抱到中间人家,赵淑亮却是由中间人带着,被从福利院抱来的。赵淑亮的哥哥记得他父亲在世时,总念叨这个被自己遗弃的儿子。赵淑亮出生两天后一早,他把孩子放进篮子,塞进写有生辰和姓氏的纸条,从村里走一小时的路来到镇上热闹的集市,趁人不注意把幼子放进暖和的商店里,躲在外面远远看着,不一会儿见被人抱走了,默默走回家。

不只是集市,因为怕孩子被野狗叼走,马路边、厕所里,凡是常有人来往的地方都是放孩子的所在。父母们知道,若没有好心人抱走,福利院也将是孩子的“落脚点”。

“嘉兴福利院那时叫救济院,有个老阿姨专门负责把遗弃的孩子送到那里,送一个孩子一块钱。她坐轮船来,下午送孩子来,就在救济院里过一夜。有时候几乎天天都有孩子送来,甚至上午、下午都有,有些连脐带还没断。”1956年出生的郎解在救济院长大,姓是救济院的保育员按百家姓排的,名则来自被遗弃时的解放路车站。她十几岁后就帮忙照顾婴儿,“那时收来的孩子先送到隔壁的医院检查身体,给孩子起名字,到警察局上户口。5岁以下的婴儿房有七八十张床,轮番地过来孩子。没断奶的婴儿喝两天奶粉,就被送到周边农村的奶妈那里”。

江南地区早在明末就有地方士绅兴办育婴堂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公办救济院里延续,连救济的方法也大同小异。郎解记得,保育员像奶奶一样,每个月要把乡下寄养的孩子接回来查看胖瘦一次,很多奶妈也有自己刚出生的孩子,生怕寄养的孩子受委屈,孩子断奶后再送回福利院来。“小孩子在一起,即使哭闹着想家,哄哄睡一觉,过两天也就忘了。我们是国家出钱养着,一周能有顿肉吃,一年发件新衣服,从没受过冻、挨过饿。”

贫穷是当时遗弃孩子的主要原因。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江南地区一般的农民家庭生到第三四个孩子就养不起了。“当时确实是困难。”赵淑亮记得生母见到他时反复向他解释的,就是这一句话。赵淑亮出生时,他上面的三个哥哥和父母挤在一间茅草屋里,他母亲只能剪下袖子做襁褓。他们能吃上圆子,却不是糯米圆子,而是用草根、树皮,甚至蚕粪做的。在他们村,几乎家家都有孩子被送掉。而在遗弃赵淑亮两年后,家里又送走了他刚出生的弟弟。

其实1968年赵淑亮出生时,江南已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赵淑亮知道“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却在寻亲后才明白它的影响。从他现在的家山东莒县上官庄村到老家嘉兴杨家滨村,同样灰蒙的天里,江南的水把焦黄的地变成了蓊翁郁郁的绿,稻田间种起桑树、养着鸭。上官庄村仍是黄土砖房,杨家滨村却是清一色二层的小洋楼。“五六十年前不是这样。山东在‘大跃进’的时候,除了粮食,还种着地瓜、倭瓜不用上交,平时喂猪吃的东西,人也能吃,不至于饿肚子。”但在“七分山、两分水、一分地”的嘉兴十分依赖水稻的收成,“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因素,加之虚报的水稻又被收走,农民的日子苦不堪言。想让孩子活命,只能送走。

“我是1961年送进的救济院,但像我这样在里面长大的孩子基本都有残疾,健康的小孩待不了几天就会有人抱走。”郎解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整个世界仿佛高了一截。她被送去时,并不知道当时因弃儿过多,江南各地的福利院曾向妇联求助,周恩来亲自过问,跟内蒙古要奶粉。时任内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知道奶粉供应没个头,干脆让把孩子接过去。于是,火车装着3000名弃婴分批送往大草原牧民的蒙古包里,那些婴儿也成了“江南弃儿”“上海孤儿”名字最早的由来。

也从那时开始,北方铁路沿途省份的人知道可以南下抱孩子。郎解记得,领养的人排着队来,每次从院里经过都会给他们糖吃,山东、河南的人除非一个健康孩子都没有,否则只要男孩,而上海的养父母却坚决认为女孩长大才更贴心,“当时救济院的孩子也不知山东有多远,只是一淘气,保育员就会吓唬说,‘再闹就让山东人把你带走’。”

“六七十年代是因为生活困难,七八十年代是因为计划生育,到了90年代以后,福利院就很少见到健康的孩子了。”郎解在救济院里发现,有些残疾孩子的父母会装作献爱心,借发零食的机会,偷偷抱抱自己的孩子。80年代以后,偶有“江南弃儿”的父母来福利院寻找,但他们与孩子的法律关系已断绝,弃儿的资料只能本人查阅,他们再也不知道孩子被送到何方了。

1975年农历9月初9八字

山东日照莒县目前年纪最小的“江南弃儿”王顺风也已44岁(张雷 摄)

艰难寻亲

赵淑亮的生母在村里见到与赵淑亮同岁的孩子,总和家里人说,若四儿子在,也该这么大了。改革开放后,家里的儿子们外出打工,又相继做起生意,茅草屋变成砖房,又变成二层小楼。如今孩子们在城里买了房,也知道老太太的心思,连孙辈也想在网上找寻两个失散的叔叔,“但去哪里找呢?我们只能广托朋友打听”。生活改善后,赵淑亮的哥哥尝试过,几年也遇到一个,过去看后发现长得像,但信息对不上,“也许只能依靠他们站出来”。

“要是警察能像追踪逃犯一样,我们的父母就都找到了。”弃儿们大多停在了原地。鲁禾在寻访中知道,很多弃儿知道自己的养子身份,并不介怀,或是仍心怀对亲生父母的怨恨,不曾想过寻找。即便想要寻亲,像鲁禾和赵淑亮,在养父母过世前对亲生父母也一无所知,他们的名字是养父母按照自家习惯取的,没有任何暗示,身上也没有一些亲生父母遗弃前用剪子在身上划出的记号,自己看似能区别他人的,只有几颗红痣。

直到养父母过世后,姐姐才告诉了鲁禾一点线索,但他真找起来仍然希望渺茫。新中国成立时三四十岁的南下干部,现已基本去世。经手莒县弃儿的中间人有两位,其中一位已过世,他的孩子当时不到10岁,带着弃儿们去嘉兴毛纺厂的旧址,回忆父亲当时在这里收留弃儿的情形,却并不了解任何实际情况。而另一位近百岁的干部妻子仍健在,鲁禾他们想去寻访,把电话打给老人的女儿,电话另一头的却说:“当时太小不记事,老人住在养老院,脑子糊涂了,几十年前送了那么多孩子,也记不住谁是谁。”本刊记者打过去,也是如此。

“但我们中有个人被抱走后,亲生父母跟养父母有往来的照片,后来养父怕孩子以后不亲才断了联系,他们想必对那家人是有印象的。”鲁禾心有不甘。他分析,养父母们当时带在身上的“收据”金额不同,有的30元,有的300元,也许他们会有“贩卖人口”的顾虑。“但他们真的多虑了,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也活不下来。”

赵淑亮也是在养父母过世后开始寻亲的。他看上去希望大些,毕竟是从福利院被抱走的。福利院里有完整的记录,弃儿何时、由谁、自哪里捡到,以及福利院取的名字、何时送往何地,一应俱全。有此档案,寻亲的范围可以一下缩小到乡镇。但五六十年过去,各地福利院保存档案的情况各不相同,嘉兴下辖的海宁市福利院虽经迁移,档案完好无损,但嘉兴福利院的档案却在数次搬迁中被遗弃了。线索又断了。

1975年农历9月初9八字

身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郎解在嘉兴福利院长大,虽然她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但彼此不相认(黄宇 摄)

认识鲁禾前,赵淑亮停在了这里。希望更渺茫的鲁禾却没放弃。11年前,当姐姐告诉他真相后,他把自己的信息放在嘉兴论坛里,一有时间就点击,让消息置顶,终于引起当地媒体关注,将他的情况写成报道,但之后就石沉大海。此后数年间,他自己跑到嘉兴,在大街上贴寻人启事,在出租车上登寻人广告,仍旧没有线索。鲁禾说,他认识的人里,有每到一个地方就登寻人启事的,也有知道自己来自哪里的福利院,就留在那个城市打工,边挣钱、边寻亲的。“我也曾以旅游的名义带着孩子到嘉兴玩儿,跟他们说,爷爷奶奶可能就在这里。”

寻亲期间,鲁禾一方面希望扩大影响力,一方面却又小心翼翼,害怕自己的身世给自己家人体制内的身份“抹黑”,让姐姐难堪。“曾经记者的报道传到莒县的论坛里,家里人的信息一清二楚,姐姐看到后非常伤心。我停了两年,后来姐姐又主动问我进展,鼓励我去找。我不愿因寻亲而伤害养父母一边的亲人,显得不孝。”他极力避免当地媒体报道他,朋友圈里也从未发过寻亲的事。

不过随着在网上接触到的弃儿越来越多,鲁禾发现自己小学的同班同学竟也是弃儿,彼此都不知晓。线渐渐连成网,日照的弃儿们口耳相传,寻到一起,又通过鲁禾的纽带,连接到嘉兴。但鲁禾记得,去年的嘉兴寻亲会上,有子女找父母的、父母找孩子的,也有帮着父母找兄弟的,但还是子女来得多。借着基因检测技术,寻亲会寻到了三个家庭,除了赵淑亮,都是被嘉兴周边的人抱养的。“我们是坐大巴车一起来回的,来时有说有笑,嘴上说着不挂怀,回去时女人们都绷不住,一路走一路哭。每找一次,就多一次失望。”

赵淑亮看似撞上大运,却在回老家时看到,亲生父母一方并不都像自己的家人那么积极。“认亲那天,村里人都围着瞧。有位老爷子眼巴巴地看着羡慕,念叨着自己也送过孩子。旁边的儿子却说:‘找什么找!’老人就不再说话了。”

“有些子女觉得山东这边穷,怕摊上个穷亲戚,跟他们争财产。但怎么可能呢?我们一把年纪,都有家有业,甚至还有定居英国的医学博士。我们只是想知道自己祖籍在哪儿,若父母健在,愿意接受我们,我们还可以尽尽孝。若不想多联系,我们可以就见一面,连家都不去。”弃儿们非常愤愤,即使无法在亲生父母那里再度重温亲子间的爱,但他们作为受伤害的一方都站出来了,最急迫的心愿无非是对方的回应。而他们一边不平,一边想着自己是个例外,“可能我父母家只是还没看到寻亲的信息吧”。

鲁禾仍没有放弃,他早已不介意父母为何生下自己,也越来越多地愿意为其他弃儿搭建平台,他和志愿者创办了海宁市马桥大爱公益服务站,有了正规的“据点”,又要在今年4月仍于嘉兴、海宁举办寻亲会。

他的“功绩”仿佛眼见要得到上天的回报。去年寻亲会后,有人联系他,说有一个老妇人和他很像,也送过孩子,虽然老人送的是四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并不是老二,他也仍像赵淑亮一样,和对方联系、做了DNA检测。同伴们都说一定没问题,采完血后,他就和家人到嘉兴的普陀山拜佛。去拜佛的路上,手机里传来令人遗憾的消息。佛像前,两个女儿只得架起哭得瘫软了的中年父亲。

“我再找10年,退休了就不找啦!”鲁禾明白,亲生父母比他年长近30岁,希望越拖越渺茫。他声音低下来缓缓地说:“我都想好了,若那时还找不到,就等我作古后,捧一抔嘉兴的黄土埋在我的墓里,也就了了。”

(鲁禾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