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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立宁

随门铃一齐传进“包裹——”的一声呼叫。开门一看，不速之客——一个鼓囊囊的袋子立在门边。

“这么大！”我脱口说，“摸着像是枣儿”快递员说。

用快递寄枣儿？从哪儿？

疑疑惑惑地抱进包裹，果不其然，摸到一个个圆圆的大枣儿。不用看袋上的邮单，就猜到它一准儿是从山西来的。

剪开袋子，随枣儿们滑出一张小纸条，村里学校老同事明儿的一笔好字跃然纸上：说学校原本要组织来京旅游却落空了，也不知何年马月才能来，“……今给你邮去几个枣子尝尝……”

“几个？”足有十斤！

看着个个干净锃亮的红枣儿，想起去年回山西时，他婆姨硬塞给我的一袋红豆，“我是一个个检过的。”

仿佛又回到他那不小的院子，想象着在枣树下，已成为老人的明儿夫妇俩在打枣儿……他婆姨端着大簸萁，边簸边检，挑出树叶杂枝……

插队后期我和一位女生到榆次陈侃镇一所七年制的学校教书。明儿是学校少有的男性，也是教师中的最高学历（中专），长我们几岁，便负起照顾我们的责任。吃的、住的、烧的、用的，从没让我们犯过难。

那时我们虽住在学校，但得自己做饭，一忙起来，就常凑合。老师们、邻居们和学生家长三天两头地会端来他们做的好吃的、地里刚摘的瓜菜，大铁锅里摊出的热腾腾、带脆皮的玉米面煎饼、油渍渍的炸糕，就连他们腌的咸菜也都那么有滋有味；有时学生们会捧来几个鸡蛋，提来自家的老母鸡（我们自是要付钱的）。因此，那会儿的日子过得还是蛮滋润的。

民办教师其实就是农民，老师们的家都在本村，没有正规的下班点，除了三顿饭，整天都泡在学校。晚饭后还要来学校判作业、备课，第二天又得早早来陪学生早锻炼。

明儿在村里人缘好，对谁都和和气气，有求必应，和校长、村干部及一般村民的关系都好。大家有什么事也都爱找他帮忙。他原本家境不错，无奈一连生了六个男孩，上有老下有小。他端庄秀气的婆姨，话不多，精明、能干，拉扯孩子，抚养公婆，包揽家务，勤俭持家。明儿一天到晚只管天天在学校忙。

两年多后，我们先后离开了学校。明儿像老大哥似的，忙前忙后地不放心，直给送到目的地。还几次到工厂，甚至到大学里看过我。若干年后，听说他曾来过北京，可并没来找我，是怕麻烦人吧，或许他以为，回了北京的我，已不再需要他的照顾了。这就是明儿。

后来得知他当了校长，转了正。在我们分别二十几年后，又恢复了通信联系。他的信多是讲怎么一个个地为六个儿子挣钱、盖房子。字里行间流露出农村教师之辛苦，普通农民之节俭。

这几年，回了两趟学校。学校迁了新址，教过的学生们也早过了中年。明儿家盖了新房，六个儿子全都成家立业，两个在城里工作，其余四个合伙干生猪屠宰，日子红火兴旺。他从学校退了休，也卸下了家庭重任，享受着从未有过的自在。白天在村里转转，和靠在墙边赋闲的村民们聊聊，晚上，帮干活回来的孩子们记账。孙子也有七、八个了。

只是，再吃村民家的饭时，竟找不到记忆中的味道了，饼、菜、面都变得油汪汪的，是日子大不一样了。

每次看他们回来时，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常回来”；现在家家安了电话，过大年时也必要和众山西老乡们在电话里唠上一阵。

一想到千山万水之外还有故人的思念，而且是那些黄土地上的人，常升起一股乡情、亲情。不禁长叹：有这样厚重的情谊，此生足矣！

插队往事

李岩

初到水南村

我们插队的水南村，在陕西省宜川县壶口乡，有二百口人，是当地比较大的自然村，就在黄河壶口瀑布西岸的塬上，顺着山坡走下去就是瀑布，大约五里路，夜深人静时在窑洞里就能听到瀑布的流水声。

水南全村四十户人家都姓杨，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代。据说那位老祖先在四百年前买下了黄河岸边的这个塬，在这里安了家，为纪念他自己的故乡就起名叫水南。到如今水南杨氏已经有了20代人，他们之间的辈份排得清清楚楚。我们去了见到老乡就按年龄大小大爷大叔随便叫，难免叫乱了辈份，侄子当了大爷，阿叔成了兄弟。村里一下子多了我们十三个人，一个知青大户，组长是方锡清，生产队的帐本上有户主一栏，会计给我们这个知青户起名叫“方十三”。十三个人四男九女，都是北大附中的，除了纪子英是初三，其他人都是老高一。

刚下乡时，生活上的事情样样都新鲜，都不会做。不但要用毛驴驮水、磨面，还要砍柴，连烧火做饭都得从头学起。常常有女生点不着灶火，做不熟饭，心里着急，加上烟熏火燎，鼻涕眼泪一块儿流。邻居大妈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小把干柴，往灶膛里一塞，再用烧火棍轻轻一拨，“噗”的一声，熊熊大火就烧起来了。原来是我们的柴湿，因为没有储备，砍来就要用，太湿了所以点不着。砍柴陕北话叫折柴，这活儿对我们来说难度系数比较高，女生开始只能搂点儿枯草，男生还能折到几把酸枣枝，陕北话叫圪针。圪针刺像小针一样扎手，烧火时弄得满手都是刺。时间长了，手上的皮慢慢变厚了，圪针有刺也不怕了。记得一次探亲回北京，回家都快一个月了，我竟然发现手上还有圪针刺，有刺也不疼。

村里老乡家家都有石磨，玉米麦子都要磨成面才能蒸窝窝擀面条。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吃的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新鲜的粮食直接加工，不含任何添加剂。用石磨磨面时要把毛驴的眼睛蒙上，让它拉着磨不停地转。还有一套必备的家什，就是木函、罗车和罗。木函是个长方形的木槽子，里边放着一个由两条光滑的木棍做的小架子叫罗车，罗里装着磨出来的粮食，放在罗车上，用手不停地来回推拉，面粉就罗了下来。磨面的人包着头巾，一边吆着毛驴一边摇着罗，还要用小笤帚把磨出来的粮食归拢到一起，再一遍一遍地把面粉罗出来，大约要反复磨上六七遍，最后剩下的就是麸皮了。有的毛驴欺生，偷懒不走，有的还爱偷吃。毛驴很聪明，尤其耳朵特别灵，每当它转到人的跟前时就赶紧走几步，离人远了就磨磨蹭蹭不好好走，趁人不注意时还要扭着脖子偷吃几口磨盘上的粮食。磨面的人发现了，大声喊着“的气！的气！”同时挥舞着手里的小柴棍，朝驴打去，毛驴赶快腰一塌腿一夹紧跑几步。面磨完了毛驴累了，磨面的人也好像长出了白胡子白眉毛。

驮水也要用毛驴，驮水用的木桶是封闭的，顶盖上有两个直径一寸大小的圆孔，用木塞子塞住，桶的上方有个木横梁，便于手提和在驮架上固定。驮水要到沟里去，来回五十分钟，沟里有个泉眼，一小股清澈的泉水日夜不停地流着，紧靠泉眼有个两尺深的石槽，蓄满了泉水。把空木桶斜着放进石槽里，一个孔进水一个孔排气，咕噜噜冒出一串气泡，水装满了再把桶提出来，塞上木塞。把装满水的桶放到驴背的驮架上，这对我来说是件极困难的事情，顾了这边顾不了那边，憋足一口气两只手举起几十斤的木桶放到一侧驮架上已属不易，一手压住驮架一只手再上另一侧的桶，这样的高难动作我从来没有完成过。所以我驮水时尽量和人结伴，没有大人就和小娃搭伴，小娃压住驮架，我负责提水桶。有时驴不听话，乱跑乱动，害得我提起桶来放不到驮架上，有时刚放上一只桶，重心不稳，毛驴一扭身，架子和桶都掉下来，前功尽弃。桶装好了，吆着毛驴开始爬坡，有的驴又老又瘦，脊背上的皮都磨破了，气喘吁吁地负重爬坡，看着很可怜。生产队的二十多头毛驴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性情，多数都有点欺软怕硬，当然也有老实听话的好毛驴。队里还有一头骡子，是驴妈妈生的，长得高大威猛，英俊漂亮。它骄傲无比，除了它的妈妈以外，和其它的毛驴一概不能合作，尤其是对它的亲弟弟，一头同样漂亮的小叫驴，见面就咬，势不两立，往往让牵牲口的当事人猝不及防。它有力气跑得快，壮劳力们都爱用它驮水干活，时间长了几个男生也都得到饲养员的信任，经常把骡子交给他们用。

关于衣食住

我们刚到村里时借住社员家的窑洞，生产队派人带领几个男生动手打我们自己的新窑。黄土高原上细腻松软的黄土下面是厚厚的暗红色的胶泥层，远古的先人们就在胶泥层上打洞穴居，窑洞是投资最少能耗最低的环保建筑，冬暖夏凉。黄土高原被大大小小的河川沟壑分割成了一个个的小高原，当地称作塬，塬面上是平地，周围是坡地和沟地。村民们的窑洞就顺着地势散落在背风向阳的塬畔沟边上。打窑时先要向下切削，斩出一个立面像一堵墙一样，稍有点倾斜有八九米高，叫窑面。然后在窑面上打窑洞，塬畔的平地变成了窑顶，也叫窑背，从窑背下来的路叫窑坡。打窑的工具只有镢头、铁锨，还有全木制的独轮手推车。我们打窑的地方土质好地形也好，斩平一块窑面后能打三孔窑，切削下来的土还能填平前面的小沟，形成一个开阔的院子。

就在窑面快要斩好时发生了一次险情，直到现在我们一提起这件事，除了后怕就是庆幸，同时感念在冥冥中护祐了我们的神明。那天下午我们都在打窑工地上干活，屈建平面前有一个大土块，离地面有一米多，土块下面和左右两侧都已经被掏空了，再用一点儿力，就能把它撬下来。这时窑背上面有个小伙子，在向这块土打木楔子，他不知道有人在下面，结果屈建平刚刚用力一撬，整个一块四五米高两三米宽的巨大的土块被撬动了，马上就要塌方般地冲落下来，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镢头，箭一般地蹿出去，哗啦啦、轰隆隆，巨大的土块从壁上崩塌跌落下来，在烟尘中和无数碎块一起向前翻滚，下面是弃土形成的十几米长的陡坡，再下面就是几十米深的悬崖沟壑。大土块紧跟在屈建平的身后，塌方形成的气浪推动着他，就在要被巨大的土块推倒并超越的瞬间，他不知被脚下的什么东西一绊，身体顺势向左前方弹了出去，离开了土块下行的轨道，跌倒在左边的土堆旁。与此同时巨土擦着他的右侧，顺着陡坡形成的右弧线，连同大大小小的落土一起，势不可挡地滚落下去。伴随着沟底里传来的轰响，一股烟尘冒了出来，隆隆的回声在沟谷里来回飘荡。这个过程也就是十几秒钟，我们当时眼看着巨大的土块向他压倒下来，吓得只有本能地尖叫惊呼，心蹦到了嗓子眼，头脑里一片空白。转眼间又看到屈建平从旁边的乱土堆里晃晃悠悠地爬了起来，浑身上下都是黄土，面无血色。他除了受到惊吓，脚崴了一点儿，其他没有任何损伤。事后人们都说，如果不是反应快腿脚灵活，后果真不堪设想。

新窑打成了，三孔大窑高大宽敞，最大的中窑高三米、宽三米、长十二米，连着灶台的大炕足有五米长。做门窗需要木料，村里伐了两棵树。窗户做成了平开的玻璃窗，一般老乡家都是糊纸的木格格窗。木匠做门窗时还顺便打了桌子板凳，原木无漆，散发着树脂的芳香。每个窑洞的后边都摆着几个荆条编的有木支架的粮食囤，里面装着我们分的玉米麦子等粮食。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也换成了有玻璃灯罩的大油灯，晚上照得窑里亮堂堂。院子的西面还打了一孔厨房窑，顺着厨房窑拐过去是磨房窑，里面安着新石磨。另外还有两个小小窑，是男厕所和女厕所。我们一下子成了暴发户，拥有了这么多不动产。

当时陕北农村的生活就是这样，从粮食下种，到做出熟饭，每个过程都要靠自己的双手付出艰辛的劳动。除了吃的盐和点灯的煤油要花钱去买，其他必需品基本都可以自产自用。农家妇女还要纺线织布，他们穿的老布衣服是自家纺棉花织布做成的。男人的衣服都是中式对襟，冬天一身黑，夏天一身白。每当换季，那些英俊的陕北汉子穿上一身老布新衣服看上去很帅气。老布衣服又厚实又吸汗，耐扎耐磨，干起活来比我们的洋布衣服实用的多。第一年生产队卖给我们几斤棉花，我们和房东换成老布，每人做了一件衬衫，男生是白布的，女生是绿条条的柳条布。为了做衣服，我和茆小虹到公社去借来一台缝纫机，我俩用一根圆木杠子和一条牛皮绳，从桑柏村抬了回来。我抬着缝纫机心里想，以前在北京家里，把缝纫机从里屋搬到外屋都觉得挺费劲，现在抬着它走坑坑洼洼的五里路也没觉得怎么样，才半年多时间，我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有劲儿啊。这样的变化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我以前不会做衣服，从那次开始当起了裁缝，以后越做越多，村里各家多多少少都做过，当然都是义务的，乡亲们也常常送来一捆柴一驮水还有大枣酸菜等作礼回赠。借来的缝纫机用了两个月就还了，第一年回北京我们集资买了一台缝纫机，李景泉、张启生等几个男生背着，从山西吉县步行九十里，翻山爬坡，过黄河冰桥，一路艰辛背回村里。有了自己的缝纫机，缝缝补补做衣服就方便多了。这也是水南村里的第一台缝纫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三转一响，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在我们来村之前除了回乡干部有手表以外其它物件全村一件都没有。

后来我们还学会了做鞋。下乡时同学们穿的都是在北京买的塑料底布鞋和解放胶鞋，干起活儿来发现这些鞋都很不适用。胶鞋捂脚不透气，臭烘烘的挺难受。塑料底鞋上坡下坡脚底打滑，薄薄的布面一点儿也不结实，在坡地里掏地，鞋里都是土，新鞋穿不了几天，脚趾头就出来了。我们发现老乡做的布鞋很实用，底儿薄帮厚，尤其是外间人（就是男人）穿的老布鞋，鞋帮上细细密密的针脚纳出各种花纹，整个鞋帮硬得像个壳子。而鞋底却纳得很稀，不像北京内联陞的布鞋，鞋底硬梆梆的，排列着一层密密的麻绳。原来是因为这里都是土路，黄土又软又细不磨鞋底，而走坡路干农活却最费鞋帮。我们跟屋里人（就是妇女）学做鞋，把破衣服撕成一块块的布，打一锅浆糊，在木板上用浆糊把布一层层地粘起来，叫做打袼褙。袼褙干透了，按照纸样子把鞋底鞋帮剪出来，纳底、做帮、上鞋，几天以后一双新鞋做成了，穿在脚上很有成就感。后来我们做鞋的技术越来越纯熟，下地出工也像屋里人一样带上鞋底儿，歇歇儿的时候纳一会儿。谢新宁是个急性子，干活最讲效率，手特别快，在下地干活的间隙里一天就能纳好一只鞋底，比我快好几倍，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鞋做得快也穿得快，我那时差不多两个月就穿坏一双鞋，虽然不断换新鞋，但是脚上穿的却经常是被老母猪啃过的旧布鞋。我是队里的饲养员，猪们对我热情有加，见了面又舔又拱，一双新鞋穿在脚上，不出两天就看不出模样了。那时觉得做双鞋很简单很容易，我们不但给自己做，还给家里人做，做好了寄回北京。我也不知道我妈收到鞋时是什么心情，作何感想，是高兴是难过还是五味杂陈？想不到女儿如今当了农民，成了会做鞋的农村女子，眼下只能寄一双亲手做的布鞋聊表孝心。世事多磨难，在无奈的现实中，父母唯求远在他乡土地上劬劳自活的子女顺利康宁。

我们下乡的前半年县粮库供应粮食，每人每月45斤原粮，磨出面粉只有30多斤，干重活吃得多，又没有菜，咸盐辣椒面上泼一点烧开的热油，赶快用筷子搅均匀，干糊糊的一大碗，抹在窝窝上很下饭。那时每到月底就粮食紧张，有时还要借粮。自从夏收分了麦子以后就再没有缺过粮，时常有同学出去开会参加宣传队演出，都省下了粮食。每年秋收后都有走的同学，他们分的粮食也都留了下来。所以我们很幸运，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周围有的知青就很惨，村子穷粮食少，男生多吃不饱。当时知青也像农民一样，各过各的日子，很少往来消息闭塞，没能相互周济，现在回想起来很遗憾。不过再一探究又有了疑问，即使当时得到了准确信息，能不能慷慨相助也是个问题。那时我们也像农民一样，认为粮食是最重要的私有财产生活资料，加上周围的客观环境，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在当时实际上很难做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农家的各种活路差不多都摸着了门道。公社科技站推广节能灶，李景泉学习回来就把我们做饭的炉灶改了，炉口里加了一个铁箅子，倾斜一点对着锅底，这样柴草就能充分燃烧，提高了热效率。以前的灶膛太大，火小了够不着锅底，要用很多柴才能烧开一锅水，改造以后只要一小把柴就够了。

有位同学的妹妹在内蒙插队，寄来了那里的的种子，我们在自留地里种了很多大南瓜，每个都有十几斤，秋天摘下来堆成一座小山，多得吃不完，人吃猪也吃，晒干的南瓜籽过年的时候炒了香喷喷的两大锅。自留地虽然无法浇水灌溉，但是能做到半年里吃到新鲜菜。冬天除了腌一大缸陕北口味的酸菜以外，再腌些咸菜，还有储存的萝卜和土豆。春天青黄不接时，就多泡点黄豆芽绿豆芽，另外也和老乡一样，把没吃完的酸菜晒干，太阳晒过的干菜有种特殊的香味，炒炒或者拌拌下饭吃。我们还种过红薯、棉花、芝麻、向日葵，还养鸡、养猪、做凉粉、酿稠酒、磨香油，总之生活安排得越来越好。

劳动黄河边

陕北高原地广人稀，水南村有八百亩塬地，近千亩坡地，历来都是粗放式耕作广种薄收，所有作物的灌溉完全靠天。坡地亩产平均只有四五十斤，塬地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每亩也不过百十来斤，遇上灾荒歉收每亩只有七八十斤。我们每天和社员一起出工下地劳动，掏地、下种、锄地、收割，火辣辣的太阳把我们一个个晒得黝黑，有的女生因为天热换上了短袖衫下地干活，一天下来胳膊上竟然晒出了一圈大水泡，大夫诊断为二级烫伤。割麦时，弯着腰用镰刀一下一下地割，一天干下来，收工时又渴又饿，每人还要背上一捆麦子，爬上一道长长的陡坡，走四五里路，背到村里的打麦场上。爬坡时，麦芒扎、脚下滑，汗水流嗓子干，累了只能停下来站一站，喘口气再接着往上爬，不能靠也不能坐，因为背上的麦子一蹾一蹭麦粒就会掉下来，劳动果实要颗粒归仓，再累也得咬牙坚持着一步一步背回去。

有时在黄河边上的坡地干活，歇晌时坐在崖畔上，下面就是举世闻名的壶口瀑布，瀑布边有个小村子叫龙王辿只有三四户人家。黄河蜿蜒曲折在两岸峡谷间奔流，到了这里河床陡然出现落差断层，河床从三四百米宽一下子缩到了只有几十米，湍急的河水拥挤在一起，争先恐后地向前方三十米深的石槽中飞落下去，奔腾咆哮的激流撞击着深槽的石壁，溅起几十米高的水珠水雾，阳光照在雾珠上映出一道、有时是几道彩虹，挂在瀑布上方。当地人管壶口瀑布叫龙王潲，（陕北话里瀑布跌水都称为潲，康熙字典解释潲：水激也。）瀑流注入的地方叫潲眼，又深又长的石槽叫龙槽，大约有一千多米长。听老乡讲以前天旱无雨时，十里八乡的村民就推举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辈老人，到龙王潲去向龙王爷乞雨，乞雨仪式的最后用一条长绳子拴住一个瓶子，从潲眼处投下去，然后提上来看看龙王爷答应下多少雨，据说还很灵验。

我们还在瀑布边的干河床上拉过船，榆林等地的上游人把他们生产的大缸小缸坛坛罐罐装在大木船上，顺着黄河漂流而下，运到禹门口卖了货也卖了船，再买了需要的东西，然后走旱路搭汽车回家。船行到壶口瀑布这里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卸下来，船也拖到瀑布旁边的干河床上，雇附近的村民在干石板上把船拉到龙槽下游水流平缓的地方再入水，就是人们常说的拉旱船。以前拉船不让妇女去，可是这么新奇浪漫的活计多有意思，在我们的要求下，队长同意让我们参加。大木船一般约有二十多米长，两三米高，为了保护船底不被石头磨破，船工们在大木船底下垫上几块一尺多宽一丈多长的厚木板，十几个壮劳力弯着腰，站在两侧船帮底下，背对船帮，两手抠着船帮下部的木条，随时准备跟着号子用后背把船帮向上顶，晃动木船，这样在起步的瞬间尽量减少船底与木板和石头的摩擦。船头拴着两根又粗又长的纤绳，几十个人分成两行拉着纤绳，为了便于用力，每人的肩上都挎着一条小绳子，小绳子的两端并在一起挽一个结，再拿着小绳的结在大纤绳上绕一下，用手扶住，手抓紧了肩上用力拉直小绳就能使上劲，只要一松手，小绳子就离开了纤绳，这样可以防止人被纤绳拉倒摔死跟头。拉船的景象十分壮观，大家在领唱者的指挥下，和着节拍，齐声唱着哼呦嘿呦的拉船号子，身体向前脚下用力，船身一动，就要赶快向前迈步，有时还要跑起来，动作慢了就要摔倒，有时竟然一串人都摔得人仰马翻。走上一二十米就要停下来，船工把后面的木板搬到前面来，再接着拉。领唱的人就是指挥拉船的人，由附近村里的“能人”担当，只见他头戴白羊肚手巾，站在木架子上，一边唱着一边做着手势，唱词即兴随意，俚语民谣语录口号，时而慷慨激昂时而诙谐幽默，想说什么就唱什么。有时遇到地势下陷，或有棱棱坎坎，嘿呦了几遍大船依然纹丝不动，领头人急忙提高嗓门，手指着背船的人高声唱道：“加把劲儿呀，再来一个吕布戏貂蝉呀，哎嗨吆！”“嗨呦！”只见背船的汉子们应声而吼，憋足了劲儿马步弓腰全身发力向上一顶，拉船的人就势一拉，船向前动了，嘿呦嗨呦走起来了，遇到下坡竟然还跑了几步，一旦停下来，背船的、拉船的人一齐欢腾，大家互相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笑声和戏謔声混成一团，…….。就这样拉着唱着，走走停停。几吨重的大木船，硬是这样用背扛肩拉，在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干河床上挪出几里远。陕北音韵高亢嘹亮的拉船号子伴着瀑布的轰鸣在黄河峡谷中回响，我们也在其中尽情地高唱，不顾浑身的汗水和鞋里的泥沙，用力拉着。看着眼前的情景，我从心底升起一阵阵的感动，仿佛听到了从河谷中传来的世代先人的和声。

其他二三事

水南村里有很多枣树，第一年大枣丰收，我们十三个人分了一千多斤大红枣，晒了满满一院子。秋收时生产队分粮食，我们因为人口多工分多，每次分粮都是最多的一份。有的老乡私下里有议论，觉得分给我们的太多了，生产队长常常要给大家做思想工作。其实，人家心里有想法也很有道理，如果我们不来，这些大枣粮食都是应该分给他们各家的，庄稼和枣树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汗水和劳作而多打粮食多结果。我们的到来，直接分吃了他们的口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际上就是让中国社会最底层、生活最穷苦的农民接纳这些一时无法安排的青年学生，广大农民是在为国家分忧解难。陕北老乡淳朴善良，村民们对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娃哈不得，恓惶哩。”他们叫我们北京娃、学生娃，觉得我们远离父母亲人到这里来受苦，好可怜。我们从大城市来到小山村，也给这里平淡寂寞的生活带来一点新的气息。

原来村里没有学校，孩子们要到五里外的桑柏村去上学，生产队把库房腾出来当教室，由知青当老师。开始大家轮流，后来固定由杨起洁、张小兵当老师，孩子们很喜欢她们，经常到我们窑背上大声喊“捞斯，捞斯！（老师，老师！）”，有的小男娃扯着脖子叫：“捞萨，捞萨！”妞子走出来朝着窑背上回应：“什么老三老四，我们都是老大！”孩子们一片笑声。二十几个孩子，四五个年级，在一个班里上课，语文算术音乐图画体育，复式教学同时兼顾，上好这样的课，可真是不容易。很多村民家里孩子多，七八岁的女孩就要负责照看弟妹做家务，以前村里没有学校，她们不能上学，现在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坐在课堂里，除了念书还唱歌跳舞排演节目，她们心里当然很高兴。

从第二年开始，陆续有同学或参军或进厂离开了村里，人越来越少了，到后来只剩下了三个人。第四年知青合并，留下的人集中到条件相对好的村子。亨子村的三个人合并到了水南，她们的到来使我们冷清的日子增添了生气。王宏棣、庄宁两人是我们年级的老同学老朋友，还有宏棣的妹妹宏珊。宏珊比我们小两岁，特别能吃苦，平时话不多，干起活儿来不惜力，用老乡的话说“真是个好家伙”。一次我到场上去分粮，两斗绿豆八十多斤，装进羊毛口袋里，我扛在肩上吃力地往回走。宏珊赶来接我，迎面碰上，她把口袋一抱，向上一托，腰一挺，两腿不打晃，粮食袋子就从我的肩膀挪到了她的肩上，动作轻快麻利得让我吃惊。八十多斤正好相当于我的体重，她比我也重不了多少，竟然像个小伙子一样有力气。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很多事情都忘了，想不起来了，可是这件事的情景却犹在眼前，足以见得我对她轻松有力的表现一定很惊讶，所以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几乎所有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电视剧里都有男女爱情以至情爱的描写和情节，对此我很不以为然，至少与我们当年的生活现实相去甚远。在衣食丰足温饱无忧的条件下妙龄男女朝夕相处，发生一些浪漫感人的故事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们在前路迷茫身无保障的前提下，谈情说爱绝对是不切时宜。再加上我们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与观念，当时知青中普遍对男女爱情小心回避谨言慎行。

下乡后不久就有很多知青小组男女同学开始打架分灶，尤其是那些初中生，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弟弟妹妹们，由于每天都要下地劳动还要驮水做饭砍柴磨面，加上缺油少菜粮食不足，生活的压力难免会引起男女同学间的矛盾，干脆分开来各顾各的。我们比起初中的弟弟妹妹们更成熟理智些，又有从校园里就开始的友谊基础，所以水南小组自始至终没有分裂，大家精诚团结，维护着这个家，同时又小心谨慎地绕开敏感问题，相互之间保持着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大家都为有这样一个集体而感到幸运并倍加珍惜。

也有很多事，现在想起来就感觉愧疚。第一年我们曾为了一把干柴，捅了门前大树上的鸟窝，窝里还有几个没孵化的蚕豆大小的鸟蛋。当时很多老乡看了都摇头叹息，我们也不以为然。鸟儿的家和孩子都没了，肯定会悲伤至极盘旋哀鸣，可是这样的景象我脑子里一点儿印象都没有，我当时怎么竟然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毫不理会，一点也不觉得这事做得理亏呢？今天真想对鸟儿们赔礼道歉说声实在对不起。还有砍柴时，我们学会了像老乡一样，看见那些酸枣等灌木，就用镢头把根挖出来，根又粗又硬比枝条好烧得多。但是我们就没想到，如果有树根在，还能长出新枝条，树根没有了，水土流失就会更快了。当时我们眼睛里看到的只是柴，完全没有想到它是贫瘠的土地上更宝贵更重要的绿色生命，即使想到了，也还会认为烧柴第一，刨根有理。这不也是很愚昧吗？还有，我们刚进村时，了解到村里只有一户富农，其他多数都是中农，还有一个老干部因为反冒进定为右倾分子被贬回乡，我们提出应该给富农和走资派降低工分，真是典型的文革思想。这个提案当时就被村民们否决了。老干部对我们从来不予计较，原谅我们的偏激无知。

告别水南村

第四年秋收以后招工开始了，听说这次和以往的招工不同，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招工。但是具体消息一点也没有，到哪里去，干什么，全都不知道，完全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只能是任人挑选，听任安排。反正只要是能吃公粮挣工资脱离农民的身份，不管干什么，大概都要接受。不过还是希望去的地方最好能交通方便点儿，最好能坐上火车，如果是始发站当然更好，从头儿坐到头儿，回北京上火车还能有座位……，我们几个人互相调侃着，诉说着自己的奢望与理想。

几天以后有了结果，我果然坐上了火车，而且是“从头儿坐到头儿”。我们三个人当了铁路工人，还有一个人去汉中工厂，另外两个人走不了。姐妹两人中只能走一个，妹妹被留了下来。分别在即，不忍、不安、不放心，姐姐的心情可想而知。在那段时间里，由于面对前程命运的无奈与惶惑，低落的情绪紧紧地压迫着我们，沉闷压抑的气氛无法摆脱，无论是走的人还是留的人，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那些天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晚上也常到我们的窑里来看看，打扑克聊天或者只是坐一会儿。四年的时光过得真快，他们几个也都娶了婆姨有了娃。对水南村来说，我们只是匆匆的过客，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还要在这里继续这样的生活。

1972年12月31日，离开村里的这天早上，我们的狗海利一定知道我们要走，它一步不离紧跟着我们几个，怎么也撵不开，最后没办法，我走进窑里然后猛地转身出来关上了门，把它关在了里面。它像疯了一样拼命地挠门，高声哀号，凄厉的叫声一声声撕扯着我的心。我们走上窑坡，两腿沉重得迈不开步，我终于忍不住了，连日来憋在心里的伤感一下子迸发出来，眼泪如决堤的河水向外奔涌，和着海利的哀叫，我们站在窑坡上号啕大哭，为海利，为还没有走的二人，也为了我们在这里的四年。哭声回荡在水南塬，传向龙王辿、安乐山。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睁开泪眼抬头望去，不知何时窑背上站满了人，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都在陪着我们落泪，为我们送行。握着乡亲们的手，拥着妇女们的肩，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尽情地哭，任凭泪水肆意地流。

再见了，可敬可亲的乡亲们。再见了，养活了我们四年的水南村。

后记

尊敬的读者，您能耐心地看完这篇文章，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刚开始动笔时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好像都忘光了，勉强搭了个架子。后来经插友们提醒，一件件事又从记忆的深处冒了出来，再一点点地补充进去，所以变成现在这样拉拉杂杂。虽然都是一些小事，但是我想把它写出来，想和插友们一起把那段特殊的经历记录下来，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和感受告诉人们。无数小人物的小事情集合起来就是历史。

命运和我们开了个玩笑，把我们最好的年华留在了那片黄土地上。四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它对我的影响无法估量。在纪念下乡四十周年的今天，回顾插队往事，感恩之情油然而生，我衷心祝福水南村和所有那片土地上的乡亲们永远摆脱贫穷困苦，人人都过上富足安乐的生活。

2008年12月

赤脚医生

李岩

文革大串联中我和几个同学曾经到北京一个部队医院学了几天打针、换药、扎针灸，凭着这点儿简单的技能，下乡后不久我就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刚下乡时我们差不多每人都带了些治头疼脑热的常用药，像黄连素、止痛片、扑热息痛、长效磺胺等等。我还买了一套针灸针和一本《农村医生手册》。方锡清的叔叔给了她两个注射器，一个五毫升一个两毫升，还有几个针头和镊子，她都给了我。这些成了我当时行医的全部家当。

当时陕北农村卫生条件很差，塬上没水，农民手里没钱，老乡家甚至连卫生纸都没有，用土疙瘩破棉絮代替。牙膏牙刷也用不着，他们没有刷牙的习惯，村里孩子见我们刷牙时满嘴白沫沫，觉得很好笑。所以牙痛也是最常见的多发病。以前村里小孩生了病到公社卫生院请大夫打针开药，大人病了能扛就扛，实在抗不过去了再去求医。所以我们这些和外行人差不多的土大夫还挺受欢迎，很多村都有知青当了赤脚医生。

有人生病来找我，他不说“我病了”，而是说“俄难过哩。”刚开始我不明白，以为是他心情不好，心里不高兴竟然还要宣布一下“我难过哩”，真有意思。难过的人接着说他哪儿哪儿不舒服，这时我才明白，原来病了就是难过了。再一细想，有道理，这词用得很准确，身体难过当然就是病了。以后再有人跟我说“俄难过哩”，我就会接着问他哪里难过，讲出具体症状来。

第一年夏天，县里在云岩公社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队里派我参加。云岩离水南村有一百里地，一位社员赶着毛驴驮上我的铺盖，我们翻沟过梁一天走了一百里山路，天黑时到了云岩（这也是我单日步行里程的最高纪录）。培训班在四周的时间里讲了西医、中医、内科、外科、儿科、妇科、常见病、常用药等等等等，从生理解剖、急症处置到阴阳五行、经络方剂，面面俱到，听得我云里雾里昏头胀脑，究竟记住了多少也不知道，大概是学了总比不学强。

在以后的四年时间里我走遍了全村的四十来户人家，那两个注射器究竟重复使用过多少次，因为没有记录，所以无法统计，只能说是无数次、数不清。当时的消毒方法就是把针头放在一个搪瓷缸子里，用社员家大柴锅里烧开的“煎水”烫一下，再用酒精棉球擦擦就行了。针灸针连开水烫都免了，直接用酒精棉球擦擦就算消毒了。注射的药，一般是公社卫生院的大夫开的，记得有青霉素、链霉素、柴胡等等。开始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在收工后去打针，赶上闹流感出麻疹，村里的孩子接连生病发烧，有时一个晚上要跑好几家，午饭歇晌时也要去打针。从第二年夏天起生产队买下了我们养的老母猪，队长就安排我当饲养员，兼做卫生员，每天早晌出工下地干活，午饭后担水喂猪再加打针。我每次打针、扎针之前，很可能是刚干完别的活计，刚刚放下其它工具，手肯定不干净，每次操作之前就用镊子从小瓶子里夹出一个小小的酒精棉球把几个手指尖擦一擦，觉得还不干净就再拿一个棉球擦一遍。当时无论是村民还是我自己，认为这些都很正常，毫不怀疑有什么不彻底不到位不干净。在四年里数不清的注射、针灸操作中，也从来没有发生医疗感染一类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实在是太幸运了。

有的妇女得了肺结核或者淋巴结核，要打链霉素，一个疗程几十次，我从来没想过会不会被传染，在我的意识里这种可能好像就不存在，当时我们年轻气壮，抵抗力强。老乡家天冷时挂着厚厚的门帘，昏暗的窑洞里密不透风，每天还要在里面烧火做饭，柴草味儿酸菜味儿还有老汉们抽的旱烟味儿，混杂在一起，作为当时情景的嗅觉附件，同时储存在了我的记忆里。陕北老乡淳朴善良，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常常让我感动，并且从中体会到了自己服务的价值。

一般社员们尤其是整天在一块儿干活的年轻人有个头疼脑热，就来找我们要药，从北京带来的那些常用药，没有多长时间就快发完了，我的针灸针就经常能派上用场。针灸针包括长短不等的毫针，不锈钢的，有弹性，还有放血用的三棱针。中国的老祖宗发明了针灸真是太神奇了太伟大了，不花钱又方便还真能治病，也不管扎针的人是谁，只要扎对了穴位，酸麻胀痛的感觉循着经络传下去，往往能立刻见效症状缓解，每逢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自己也常常感叹不可思议。我开始时虽然经验不多但是很自信，只要你愿意让我扎针我就敢扎，毫不含糊。那本《农村医生手册》就是我的教科书，经常翻一翻查一查，边学习边实践。很遗憾，当年没有作笔记的习惯，没有把那些病例记录下来，病情、取穴、诊次、效果，那时这些都是记在心里，慢慢地体会比较。可惜记忆是个最靠不住的家伙，说走就走，到现在脑子里除了还剩下一点儿零星的影子，几乎所有的病例全都忘得无影无踪。

没有从业资质证书的赤脚医生土大夫，自然也会有很多外行露怯的遗憾事。春天掏地时，社员们在坡地上站成一排，抡着老镢，一步一镢向着一个方向慢慢移动。谢新宁挨着张小兵，一边说笑一边掏地，也许是因为脚下移动的步子乱了，间隔太近，也许是因为干了一天活儿累了，胳膊没劲了，谢新宁挥起的老镢忽然歪向了一边，镢头尖儿砍到了张小兵的手臂上，只听“哎呦”一声，随着镢头落下，张小兵跌倒在地。她当时好像晕了过去，身体不受控制，顺着陡坡往下滑，眼看就要从地畔上滚落掉下去了，旁边正在放羊的老乡看见了赶快跑过来，顺势把放羊鞭插进土里，借助鞭杆的力量伸手把她拦住了，好悬啊！众人慌忙把她扶起来，只见她的衣服袖子破了口子，红了一大块。社员们把她背回来，到了家我赶快给她做包扎处理，伤口正在小臂上，大约有两公分长，深的地方将近一公分，肌肉翻开来渗着血。如果是在医院里肯定要作清洗缝合，再打破伤风和消炎针，肌肉对肌肉皮肤对皮肤缝合起来，这样伤愈以后基本能和以前一样，光光平平的没有疤痕。我当时看着她的伤口心里发毛，又着急又心疼，不敢动不敢碰，生怕再增加她的疼痛，只是简单清洗创面后撒上消炎粉，盖上纱布，粘上胶布条。如果当时用胶布把外翻的肌肉对好粘住，那样虽然比不上缝合的效果，但是总会好一些。后来伤口感染了，记得过了好长时间，换了好多次药，才慢慢愈合，疤痕像个小嘴唇一样鼓在胳膊上。很遗憾，由于没经验，谢新宁的这一镢在张小兵的胳膊上永远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经历的事情多了，经验也在一点点地积累。一次茆小虹得了急性肠胃炎，从晚上开始上吐下泻，吃药扎针不见效，当地人说是“霍乱了”，如果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应该打针输液，补充体液防止虚脱。她当时口渴得嗓子冒烟儿，我只知道给她烧水喝水，不知道应该在水里放一点点盐，使水的浓度与体液相当，防止电解质失衡发生脱水性休克。万幸的是，茆小虹始终保持清醒，咬牙坚持着一趟一趟爬起来，直到天亮。第二天早上，请来公社卫生院的老中医乔大夫，乔大夫用注射器在她的胳膊静脉血管上抽了一针管儿黑血，她立马头脑轻爽不吐了。谢天谢地，谢谢乔医生妙手回春，茆小虹总算闯过了这一关。我也学会了这一招儿，后来再有人“霍乱了”我就给他抽点黑血，还真灵，挺管用。

知青小组的同学们一直在支持我，让我练手儿心甘情愿，大家的信任是对我最好的鼓励。方锡清离村前送给我一个红十字卫生箱，皮革面长背带，长方形的小箱子精致漂亮。里边还有一个隔层，常用的几件东西放进去干净整齐显得很专业。茆小虹病好后回去探亲，专门在书店里给我挑选了一本《急症手册》，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成为纪念。

行医中还有一件事不能忘怀。72年底，在我离开村里之前，一天夜里，一个后生来叫我，说他婆姨病了让我去看看。他的婆姨刚生了小孩，还没满月，我曾给她打过针，知道她有先天性心脏病。我赶快爬起来穿好衣服拿上卫生箱，我怕吵醒别人轻手轻脚地打开门再慢慢虚掩上。茫茫夜色中我随着他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村里的小路上，听着远近不时传来的狗叫，我问他是怎么不好，得了什么病，他说反正是不好，他舅已经去公社卫生院请大夫。进了他家门，我看见炕上的病人，心中一惊，只见病人斜倚在炕头上，身后一摞被子枕头支撑着她，因为陕北的旧习俗，产妇不能躺下平卧，说那样会脏血归心。此时她的头好像要歪向一边，双眼微闭，在跳动的油灯下，看得出她的脸色灰暗已经没有了一丝血色。我赶快脱鞋上炕，伸手试试没有鼻息，摸摸手腕没有脉搏，我拿出针扎在人中穴上，强捻几下没有任何反应，在双手内关穴上各扎一针，撩开被角，在小腿三阴交上也扎了两针。她的体温还在，手脚还没硬，但任凭我怎样刺激，期待中的奇迹始终没有出现。当时窑里还有后生的母亲，大家心里都明白，人已经走了。小丈夫开始蹲在地上呜呜地哭，继而站起来又跺脚又捶墙，他只有十八九岁，而这位产妇属猴，还不满十七。老婆婆抱着婴儿坐在炕上，不断地叨唠着“哭啥嘛，哭啥嘛”。当时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还能说什么，宣布结果吗？我有什么凭据呢？有这个必要吗？老实说，我心里没有这个勇气，还是等医生来吧。我默默地坐在产妇身边，只当她是在熟睡，不想再去惊扰她。她的双下肢严重水肿，实在可怜，不知道她在最后的时日里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煎熬。我静静地守着她，不知等了多长时间，也许是一个多小时，也许是几十分钟，总之感觉十分漫长。后生的舅舅陪着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进了门，舅舅看见外甥痛苦难过的样子，喝斥他没出息，并且开导他：“女人就是身上的衣裳、墙上的皮，衣裳坏了再换一件，墙皮掉了一层还有一层……”。我见到医生，简单汇报了处理情况，然后告辞“您在着，我回呀。”医生和患家都要挽留我，说外面黑，一会儿送我。“不用了，我不怕。”我像逃跑一样，赶快离开了他家，我实在不想面对结局。

夜幕中稀疏的星星洒下一点点光亮，树上的叶子早已落完，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摇动，斑驳的阴影投在地上。天啊，何其哀哉！一个花季少女，含苞待放的年龄，却因贫穷落后的生活环境，早早结婚育子，匆匆走完了她短短的一生，像墙皮脱落一样，了无声息。我整整比她大七岁呢，我的生活似乎还没有开始，这里肯定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同学们一拨儿一拨儿都走了，而我的未来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我当时也许想了，也许没想。只记得心里压抑难过，为产妇，为这里的老乡尤其是妇女的生存现状，也为我们自己。

半夜三更一个人走在黑乎乎的窑畔巷子里，要说心里一点也不紧张不害怕，那是假的。我警惕地注视着四周，阴影里墙脚边，千万别窜出个什么东西来。不过我走夜路不犯怵，这也是真的，因为经常这样，习惯了。主要是村里没有歹人，都守本分，我心里没有顾忌。黑天走路要沉稳，别慌张，尤其不能跑。那些看家狗都有追铺猎物的本性，看见有人跑就会亢奋，当成敌人，万一冲上来咬一口那可不得了。穿过几条巷子，下了窑坡回到家里，她们还在睡梦中。我连手都不洗，躺下接着睡。早上醒来睡在靠门的那位问我，“夜里好像有人来叫你？”我翻个身抬起头，告诉她们，***的婆姨死了。大家唏嘘叹息黯然无语。

我的毫针最后一次发挥作用，是在最后离开宜川的汽车上，那时的身份已经不是赤脚医生了。72年底，西安铁路局在宜川县的北京知青中招工，四辆盖着篷布的解放牌卡车，载着我们一百人和所有的行李，铺盖卷儿、手提包、帆布箱、大木箱，客货混装，挤得满满当当。先上车的人找个合适的地方坐在行李上，后上来的人就麻烦了，挤得没法儿站。开始我只有一只脚能有个站的地方，另一只脚被一只木箱挤着放不下。黄土公路坑洼不平，车开起来卷起一道尘烟，车上的人和行李随着车轮一起上下左右颠簸摇晃，晃了一会儿我的脚就有地儿放了。又过了一会儿开始有人晕车了，脸色煞白头晕恶心，接二连三地像是传染，好几个人都出现了症状。“你带着针吗？给我扎一下吧，实在太难受了。”身旁的同学说。我从行李里取出了针灸盒，为防止晃动紧紧握着她的手，在内关穴上快速进针，提插捻转，得气，麻到小臂和指尖，症状得到缓解。接着又有人伸过手来，要求扎针。从宜川到西安，从黎明到天黑，在颠簸摇晃尘土弥漫的卡车上究竟给几个人扎了针，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心里想，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到了吃公粮拿工资的工作岗位成了公家的人，生病有人管有大夫有医院，我可不能再随随便便给人扎针了。

从此赤脚医生穿上了鞋，无照行医的活儿再也不干了。

后记

我在离开村里之前把注射器卫生箱交给了一位农家妇女，我的好朋友富莲子，村里决定由她接任赤脚医生的工作。她的大名叫兰爱芝，和我同岁，小学文化。她后来参加了几次县里组织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和临床实习，回到村里一干就是几十年，新法接生、打针换药、针灸拔罐、防疫保健全管。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都走出去了，没有人接替她的工作。另外因为交通方便了，经济条件好了，村民直接到乡里县里的医院生孩子看病，需求减少了。但是那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还是要找她看病打针，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仍在坚持着。她经历见证了陕北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人们卫生观念习俗的变化，并以自己几十年的付出而为之努力，对此我深表敬意。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2008.7

狗儿海利

李岩

下乡的第二年春节刚过，李景泉从黄河边上架桥的解放军那里抱回一只刚满月的小狗儿，它虎头虎脑像个小绒球，雪白的毛上有几片淡淡的黄色，显得又干净又漂亮。它正在蹒跚学步，晃着身子挪动着小腿儿，动作显得笨拙又可爱。李景泉给它起名叫海利，我们都很喜欢它。

农家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不是养宠物，但是它还太小不能上岗，我们让它暂且睡在女生的中窑里。它的窝是个藤条编的篮子，里满铺了些干草，放在灶口的柴堆旁边。刚开始它进出篮子还有点费劲儿，过了几天，早上起床时，有人找不着鞋，有人找不着袜子，原来全都被海利叼到篮子和柴堆里。后来情况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不但鞋和袜子成了它搬运收藏的对象，有时来不及洗的脏内衣，也被它当成了宝贝藏起来，搂在窝里又舔又亲，弄得大家哭笑不得。等到稍稍长大了一点，就赶快把它请出了屋，在院子里给它安了个窝。当时我们还养了几只鸡，一头猪，海利的伙伴儿真不少，它经常把鸡们追得咕咕叫着扑楞着翅膀满院子乱跑，公鸡急了，脸涨得通红，全身的羽毛竖起来，挺着脖子跳着脚要跟它决斗。好汉不吃眼前亏，看到情况不妙，它就一溜烟儿跑了，到一边儿玩去了。

我们干活收工回来，海利听到声音，马上兴奋地跑上窑坡，围着我们又蹦又跳，尾巴摇得像拨浪鼓，跑前跑后在每个人的脚底下转。如果谁对它表示亲热一点儿，它就更来劲了，吐着舌头喘着粗气，使劲往人身上蹿。这样的欢迎仪式，每天至少两三次，从不怠慢。后来它的个头越来越大，前爪能搭到我的肩膀上，张开大嘴呼着臭气，伸出的大舌头上长着粗粗剌剌的一层毛刺，我真怕它舔到脸上，赶快呵斥“去，下去！”它就乖乖地掉转身，摇着尾巴跑下窑坡。它细心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一发现有人出门它就赶快跟上。我经常要到社员家里去打针，尤其是晚上天黑的时候，它见我上了窑坡，马上追上来，在前面紧跑几步，到路口停下来，看看我是要往哪边拐，有时根据前一天的经验，它也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一旦猜对了，它就显得很得意，高兴得来来回回跑好几趟。朦胧的月光下，它亮亮的皮毛泛着银光，围着我的前后倏忽来去。我们从来没给它洗过澡，那时连人洗澡都是奢望，给狗洗澡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虽然从来不洗澡，但是海利的毛总是那么柔顺光亮，常有老乡夸它的皮毛好，听到这样的话，我们除了为它得意，也隐隐有点儿担心，海利可千万不能乱跑，碰上贪心的坏人。

我们吃饭的时候，有的同学喜欢一边儿吃一边儿喂海利，有人反对这样做，说应该培养它的好习惯，要立规矩，我们吃饭时不许捣乱，把吃的放进它的饭盆里，它才能吃。海利很听话，我们吃饭时就乖乖地蹲在一旁，耐心地等着。它也有不乖的时候，给我们惹祸找麻烦，海利专爱欺负村里的岁娃，一次几个村里的小学生到我们的院子里来找老师，大概是其中的一个孩子逗了它一下，它一点也不给面子，翻脸急了，追上去把跑在最后的小娃咬了一口，孩子哇哇大哭起来。海利知道自己闯了祸，马上跑得远远的，一天不敢回家。我们赶快给孩子上药包扎向家长赔礼道歉，好在伤得不重，没有惹出更大的麻烦，让人家的小娃受了委屈，我们的心里也很不安。平时海利做了错事，见我们抄起棍子要打它，它不躲也不跑，而是把整个身子贴在地上，趴在那里，嘴里呜呜地叫着，就像是小孩哭着认错“我错了，我错了，你打吧。呜呜呜。。。”，棍子还没打在身上，就好像已经受了多大的委屈，嗷嗷地叫起来，看到它那副可怜相，我们也就下不去手了。

没想到海利还是个歌唱家，最早显示出音乐天赋，是在它两三个月大的时候。那时唱歌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生活，九个女生合唱轮唱二重唱，田边地头场院，收工的路上，给自己唱给社员唱，高兴了唱发泄还唱，一人唱起来大家跟上去，悠扬婉转美妙动听的歌声曾无数次地打动我。有一天下午收工早，我们几个女生在炕头上靠着被褥坐成一排，学唱电影《红旗渠》的插曲“红旗渠水绕太行”，旋律歌词都简单，几遍下来就记住了。当我们唱得正起劲的时候，海利忽然跑过来，踮起后爪站起身，把前爪扒在炕沿上，伸着脖子晃着脑袋，对着我们呜嗷呜嗷地唱起来，同时紧捯着两只后爪从炕的这一头挪到那一头，摇着尾巴高声呜嗷，它越唱越激动越唱越得意。我们大家全都楞住了，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随即一个个禁不住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当时海利还没学会汪汪的狗叫，却先学会了呜呜的唱歌，从此这成了它的一大爱好，听见歌声就想跟着唱，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乐趣，也找了不少麻烦。

那时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开社员会，按照文革时期的惯例，会前合唱东方红，散会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开会的地点是生产队的饲养室。几十个人挤在饲养员住的窑洞里，老汉们抽着旱烟袋，经常呛得我们咳嗽不止。队长宣布开会，社员们齐唱“东方红，太阳升……”这首陕北民歌由陕北老乡唱出来带着重重的鼻音别有韵味。海利本来在外面和村里的狗们玩儿，听见歌声马上挤进窑洞，参加合唱，“嗷……”它刚一出声，就引来哄堂大笑，严肃的会场气氛荡然无存。真不得了，这样的玩笑可万万开不得，要是上纲上线这就是政治问题，我们赶快把它撵了出去。决定下次开会一定让它好好看家，不许跟着我们。第二天吃过晚饭它看我们又要去开会，刚要跟上，我们大声喝斥“去，回去！”它停下脚步站在院子里，一脸无辜的可怜样儿，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走上窑坡。可是当我们正说说笑笑走在路上，忽然发现它从我们身边嗖地蹿过去，一溜烟儿就不见了，提前跑到饲养室报到去了。有的社员和我们开玩笑，说学生养的狗也和学生一样，爱开会爱唱歌。

后来海利长成了一条大狗，唱歌的声音变得嘶哑低沉，像是怪叫不好听了，一般的情况下它听见歌声也不再激动得跟着瞎胡乱唱了。

壶口公社所在的桑柏村离水南村有五里路，那里有邮局、供销社，有一次海利跟着我去桑柏，刚好赶上解放军宣传队要演出，土台子上支起了架子，挂着横幅和幕布。小广场上站满了人，孩子跑狗儿叫好不热闹。办完了事，它跟着我走过去，桑柏的几条狗见到海利就围上来朝着它叫，好像是说这儿是我们的地盘儿，你老实点儿。海利当然也不示弱，汪汪汪、汪汪汪，两边对峙着。我怕它吃亏，不让它往前去，用腿挡着它。就在这时，戏台上响起了琴声，乐手们开始调音，听见琴声海利立刻不叫了，扭过头来看着台上，它突然转身绕过人群跑过去，从戏台的侧面一下子蹿了上去。等我回过神儿来，见它已经蹲坐在戏台边上，挺胸抬头地对着琴师不住地摇尾巴。我一看这可坏事了，万一它唱起来可就麻烦了，我赶快从人群中穿过去，到戏台跟前把它揪下来，“你快下来吧，千万别惹事，节目再好我也不看了，咱们还是回去吧。”它很无奈地跟着我往出走，一步三回头。刚才要和海利打架的几只狗，也追上来送我们，走到村口时听到高音喇叭里响起了民乐小合奏，演出开始了，桑柏的狗停住了脚步，汪汪汪、汪汪汪，狗儿们互相道了别。水南村和桑柏村隔着一条沟，沿着大路往北走不远，往东拐就是通往水南村的小路，五里路上几乎见不到人影儿，身边有一条大狗陪伴着，自然不害怕也不寂寞。海利好像已经忘了刚才的遗憾，边跑边玩儿跟着我往回走去。

海利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倾注了它的热情与忠诚，每次有人离开，海利都依依不舍，尤其是第三年夏天妞子走的时候。那天队上派了一辆架子车也叫拉拉车送她到公社，一头毛驴拉着车，赶车的人坐在车辕上，装好行李，我们把妞子送到村口，望着她坐上拉拉车远去。平时妞子最喜欢海利，这时海利见她上了车，急得也要往车上跳，不让上就追着车跑到桑柏，到了集合地点一直陪着妞子看着行李，接人的汽车来了，它难过着急也没办法，索性追着汽车跑，一直跑出了好几里，累得实在追不上了，汽车拐弯看不见了才无精打采地回了家。

第三年在一年之内接连走了七八个人，到了年底十三个人的知青小组只剩下个位数的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回去探亲了，另一位家里来电报有急事，剩下我一个人要留守看家了。队长问我用不用找个婆姨女子来作伴儿，我说不用了。初冬时节昼短夜长，往常村里的后生们都喜欢到我们窑里来玩儿，年轻人在一块儿打打扑克说说笑笑，陕北话叫“番道儿”。眼下晚上小伙子们都不会来了，我早早吃了饭收拾停当，喂过猪关好鸡窝，三孔大窑一孔厨房窑，我把屋门一一关好，海利紧随着我出来进去寸步不离。空荡荡的院子里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宛若还在耳边，昔日的红火场面却已经一去不再复返。面对眼前的寂寞清冷，海利和我一样，都有些不太适应。回到屋里我不想点灯，昏暗中找出口琴，坐在窗前缓缓地吹了起来，海利静卧在我的脚边。我在九个女生里是最没有音乐细胞的，从小没受过训练和熏陶，不识谱不能唱，也不会吹拉弹，以前都是跟着大家起起哄滥竽充数。而这时吹着吹着，一支支熟悉的曲调，竟然从我的口琴里慢慢地传出来。海利听着听着忽然直起了身，端端正正地蹲坐着，昂着头，张开大嘴呜嗷呜嗷地唱起来，声音嘶哑低沉。呵，久违了，海利的歌声！谢谢你，我的知音可爱的海利！我越吹越来劲，海利也呜呜地唱个不停，我们都沉浸在这些旋律里，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心声。直到吹累了，我才停下来，一缕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我看着海利，伸手摸了摸它的头，它顺势把头埋在我的手和腿上，使劲儿地蹭啊蹭。这时远处传来声响，海利马上警觉起来，竖着耳朵听了听，然后站起来，走出屋门，到外面去为我值班巡逻守夜站岗。

在海利的陪伴下，十八天留守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这中间的体验，让我更加敬佩那些独自一人坚守在小山村里的男女知青。冰锅冷灶寂寞孤独，白天在地里和社员一块儿干活儿时间还好过，回到家里驮水磨面砍柴做饭所有的生活琐事日常活计都要亲力亲为没有帮手，尤其是昏灯独影的夜晚最难熬，困顿的窘境渺茫的前程，应对的方法只能是坚忍坚强加坚持。十几里外有一位初中女生，别人都走了剩下她一个，她住的窑洞里还放着一口房东家的大棺材，就这样一个人熬了一年多，还高高兴兴地给村里办学校教娃娃，我真佩服她。也许有人会说，养条狗做个伴儿多好，可是那个村很穷，人的粮食都不够吃，就别提养狗了，她一个人的口粮根本养不起。和她比起来我真是太幸福了，我有指盼，再过短短的几天同学就回来了，而且我有海利作伴儿，这么可爱的一条大狗。

海利的饭量很大，前两年吃饭的人多，糊锅底儿剩窝窝就够它吃饱了。后来人少了，有时还要专门给它蒸几个窝头或者黑馍。我们磨面时头两遍过细箩，箩出白面用来擀面条蒸馒头，后几遍用粗箩，箩出粗面给海利蒸黑馍，剩下的麸子去饲养室还毛驴时交给生产队喂牲口。用现在的观点看，黑馍其实更有营养。馍蒸好了揭开锅香喷喷的，海利乖乖地蹲在那儿等着。怕烫着它，把馍掰开放在它的饭盆里，再浇上点菜汤儿，海利张开大嘴吧嗒吧嗒一会儿功夫就吃得干干净净，最后还用舌头把饭盆周围再舔一遍，然后舔舔嘴巴抖抖身子，满意地摇着尾巴走出去了。有一次村里有人杀了狗，给了我们一块狗肉，我们做成了红烧肉。我看海利正在吃饭，顺手倒给了它一点菜汤，因为我们平时吃不上肉，我想让它也尝尝。本来海利吃得正香，闻到了肉汤味马上停下来，低下头转身走了出去，尽管饿着肚子，大半盆饭剩在那里不再吃了。我心里一惊，它怎么知道是狗肉？汤里还加了那么多调料呢。多么仁义的狗啊，宁愿饿肚子也不吃同类肉。以前只知道狗对主人忠诚侠义，没想到它对同伴的结局竟会有这样明确坚决的表态，看来狗的情感思维和认知，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海利像所有知青们养的狗一样，只认北京人，和北京人亲。有时外村的同学来了，尽管没见过，海利也不认生，摇头摆尾地表示亲热。更有意思的是北京干部和公社干部从年龄和穿着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两人一块儿从窑坡上走下来，还没开口说话它就能准确地判断出谁是北京人，朝着当地干部汪汪叫，对北京干部摇尾巴，它是靠什么来分辨的呢，让人觉得很奇怪。

由于对当地人不能认同，使得北京知青们养的狗都无法避免一个悲哀的结局。和海利分手的凄惨场面，是我永远辛酸的回忆，在这里不想再重复伤感。听说它后来经常到各村留下来的北京知青那里去串门，知青的家就是它的家，走遍了方圆十几里。最后它陪着一位同学去山西吉县，同学坐上了长途车回北京，而海利再没有返回河西壶口来。不知道它的最后是在哪里。

几十年过去了，朋友海利，我们依然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