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梦梦到守财奴是什么意思

有这样一个故事：

苏丹国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的牙齿都掉光了，于是便召人来解梦。

第一个解梦人说：“这说明您将目睹家族所有人死亡。”国王怒不可遏，下令给传递这个坏消息的解梦人50鞭子。

于是召人重新解梦，第二个解梦人说：“这说明您将是这个家族里最长寿的人。”国王特别开心，奖励给传递这个好消息的人50个金币。

管家迷惑不解，问第二个解梦人，“明明你和第一个解梦人说的是一样的意思啊，为什么一个被重罚，一个被重赏？”

第二个解梦人回答：“问题不仅仅在于说了什么，还在于怎么说！”

这个例子说明，说话的措辞失之毫厘，结果差之千里。

在中国也有个类似的例子，说明说话方式的不同会收到对方截然不同的回应：

古代有一个守财奴，只知道敛财，对“给出去”特别深恶痛绝。有一天他不慎跌入水中，大声呼救。路过一个老乡想要救他，便着急地说：“赶紧把手给我”。结果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扑通，就是不把手递给救他的人。

这位老乡感到纳闷，但突然想到这位守财奴的为人，便说：“那我把我的手给你，你抓住我”。结果守财奴照做了，被救了上来。

同样都是把手“给”对方，谁给谁的顺序不一样，会影响接受方的感受和行为。

亚洲病问题与“框架效应”

在心理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是指人们对一个客观上相同问题的不同描述导致了不同的决策判断。

框架效应由Tversky和Kahneman于1981年首次提出，框架效应的著名实验是“亚洲病问题”。

实验过程是这样的:

想象美国正准备对付一种罕见的亚洲病，预计该疾病的发作将导致600人死亡。现有两种治疗方案可供选择。

情景一：对第一组被试叙述下面情景：

如果采用A方案，200人将生还。

如果采用B方案，有1/3的机会600人将生还，而有2/3的机会无人将生还。

结果：78%的人选择了方案A，28%的人选择了方案B。

情景二：对第二组被试叙述同样的情景，同时将解决方案改为C和D：

如果采用C方案，400人将死去。

如果采用D方案，有1/3的机会无人将死去，而有2/3的机会600人将死去。

结果：22%的人选择了方案C，78%的人选择了方案D。

实质上情景一和二中的方案都是一样的，只是改变了提问的表述方式而已，但人们选择的参照点则完全不同，同时参照点也影响了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

在该实验中，第一组受访者主要考虑的是救人，也就是说人们不愿冒会死更多人的风险——对死更多人的风险的规避；而第二组受访者主要考虑的是死亡的人数，做出的决策倾向于冒着风险救活更多的人——对救活更多人的利益的偏好。

上述实验也说明了框架效应会导致人们在面临收益时会小心翼翼选择风险规避；面临损失时人们甘愿冒风险倾向风险偏好。

处处留心皆“框架效应”

形成框架效应的因素不仅有对问题的不同描述，甚至提问语气上的细微改变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1940年的一项调研中，5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禁止”发表攻击民主的结论，而7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不允许”发表同样的言论。虽然“禁止”与“不允许”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都表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强烈态度，但措辞依然会影响他们的决策。

我们定义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选项时，框架效应同样会发挥作用。比如，在许多国家在更新驾照时，会登记是否愿意器官移植，结果差异很大，而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表格中的默认选项，如果默认选项是“同意”，那么几乎100%的人都会选择捐献；如果像美国、英国和德国一样，默认选项是“不愿意”，但可以选择“愿意”，则只有1/4的人会选择捐献器官。

与此类似，美国多年来实行的退休计划，雇员若希望延期他们的退休补助，就需要承受降低实际到手的工资，所以大多数人是拒绝的。而2006年的退休金法令则改为公司可以让员工自动加入退休计划，也允许他们退出从而增加他们到手的工资。只是增加了一个“退出“选项，则让加入该计划的比率从49%上升到了86%（Madrian & Shea，2001）。

综上，客观上相同的事物，因为我们说话或行文中不同的表述方式、不同的顺序、不同的措辞和不同的选项，会让人产生完全不同的决策判断，我们可以尝试在不同领域做“框架效应”理论的实践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