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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格局

八字有两个金興是什么意思

连云港市群山逶迤，崎崛迭翠。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在千峰竞秀的峰岭，还是在孤高突兀，或是平坦如砥的山岗，只要是游人可及的地方，均能发现不同时代的石刻，正可谓是星罗棋布，丰富多彩，其数量之多，历史之久，分布之广，价值之高，为中国沿海城市所少见。

锦屏将军崖原始岩画

东汉孔望山圆雕石刻

东汉孔望山摩崖石刻

锦屏山白鸽涧东汉圆雕玄武石-龟蛇石刻

据统计，仅登录于地面文物名目的就达30余处400余刻：其中国家级两处，即锦屏将军崖岩画和孔望山佛教摩崖石刻；省级文保单位10处；市级文保单位12处。仅入选《江苏省文物古迹通览》的石刻即有30余处。石刻荟萃，从原始社会到两汉，从隋唐到民国，它们是连云港市历史沧桑的见证，也是我们祖先馈赠给我们的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石刻从不同的角度为研究连云港市的地理变迁、建置沿革、城市发展、佛道历史、地方经济、文化教育、军备海防、民俗风情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高国藩教授来连云港考察，赞誉连云港市是“石刻之乡”，“是连云港的一部石头文化”。

石刻这类文物，建国后才从旧有的金石学中分离出来，成为文物研究中的一个单独的门类，其中包括题刻、碑碣、造像和石雕。

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金石学家认为，铭刻最早者为商代之甲骨文，而石刻最早者为先秦石鼓文。将军崖岩画的发现，将中国刻石的历史上推到6000年前。在刻石工具及镌刻方法问题上，他们认为石刻的出现是在战国时期，证据是在这个时代铁器逐渐代替青铜器，而铁的硬度远大于青铜，便于在坚硬的石材上镌刻。他们这种推断是不正确的早在6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以大山为纸，以石器为笔，用磨刻和琢刻的方法，记录下他们部落的生活和历史。上古、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碑刻，成为用作记功、颂德、承宗追远的重要记录材料。而隋唐以来，碑刻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歌功颂德，它所记录的内容更为广泛，题名、游记、诗刻、记事，内容丰富多彩，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

将军崖岩画和孔望山佛教摩崖造像属国家级文保单位，是石刻艺术中的难得的绮丽瑰宝。它们都属于摩崖造像，但前后相距却有数千年。在本章石刻文化介绍中，有关摩崖造像、佛教造像以及汉画像石的内容都不涉及，为读者展现的主要是题刻、碑碣方面的内容。在全市登录的400余刻中将其中的珍品呈现给大家，使大家审视文化的同时得到美的欣赏。

东磊摸忽山太阳石

连云港市最早的文字石刻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在云台山的东磊摸忽山中我们发现了4000年前的古文字石刻。4000年前的文字刻在东磊的太阳石上，画面上除了有太阳、金乌、圆窝、图形等石刻外，还有四个古拙的文字：工、、、。据来此考察的北京大学教授、古文字学家王大有先生的辨识是“工、俞、风、重”四个字。“工”是人方之工，就是古代测量太阳影子长短的矩。“俞”是测天的一种工具规，即“揄”字的本文，俞从手是拿着规测量太阳。“ ”即风的初文，“ ”是表示天穹的盖天，“ ”表示竖立的观测日影的扶木，它的原始的写法是“ ”，表示风从天上吹来。“ ”是古文字“重”字的省写，即“赣”字的初文，这四个字表达含义是：这里是重部落的观天测象的中心。或者说是我市赣榆县得名的原始含义。这不仅为我们解开了赣榆名称的由来之谜，也使我们从历史的视角理解赣榆初设云台的文化内涵。藤花落遗址的发现、东磊天文观测台的确定，为我们重现了古史传说中的“羲和之国”，将中国石刻文字的历史至少上推到4000年前。

中国最早海权石刻的发现是近几年我市文物普查与考古工作的又一个重大的成果。1987年，连云港市的文物工作者在东连岛灯塔山羊窝头北侧的海边发现了一处隶书石刻，从仅存的文字推析，将其定为“东海郡与琅琊郡的界域刻石”，时代断定为西汉。无独有隅，1998年在连岛苏马湾又发现了一块与羊窝头石刻时代相当、内容相近的界域刻石。这块刻石与羊窝头刻石相比，因远离海边未受海浪的长期侵蚀，虽风化严重，文字仍基本可以辨认。

苏马湾界石

苏马湾界石拓片

羊窝头界石

羊窝头界石拓片

羊窝头界石

“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为界，因诸山以南属朐，水以北属柜，西直况其。朐与柜分高顶为界，东各承无极。始建国四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书造。”

苏马湾刻石因其与羊窝头刻石内容极其相似，因而可以断定，这两处石刻是同一时间的历史遗存，也就是新莽始建国四年（12年）的刻石。从其内容分析，可以推定这两处石刻是东海郡与琅琊郡的分界刻石。这是全国遗存的唯一一处有关西汉时期郡级划界的刻石，其意义十分重大。

苏马湾界域刻石的发现，为我们解决了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悬而未决的争论：

一是今日连岛为西汉、新莽时期的琅琊郡的南界，连岛为柜县所属，其北就是赣榆，中隔艾水，西与况其县接壤。今日徐福村应在柜县属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徐福是“琅琊人”是有其历史依据的；

二是柜县既以刻石立证具体地划定了其属地范围，因而较长时间包括《汉书》及上海复旦大学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计斤和柜县的行政区划标在胶州湾以西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

三是苏马湾界域刻石是东海郡与琅琊群的分界刻石，明确地划定了两郡的海域权属。从胶州湾至柜县以东是琅琊郡的海域，从柜县以南至今日灌河口以东是东海郡管辖的海域，海洋权属十分清楚。可以这样说，苏马湾界域刻石是我国最早的以石质为载体的郡级海洋权益法的版本，成为我国碑刻考古上的又一次重要的发现。

我们在研究苏马湾界域刻石时，往往尽注意到其内容以及历史价值而忽略了它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在中国书法史上，西汉时代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其实，这段时间正是书法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是中国书法由篆向隶书、草书转化的时期，也是“承秦而开两汉书法艺术”的关键时期。连云港市有两件书法作品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而写入中国书法史：一件是西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东海尹湾汉墓中出土的简册草书《神乌傅》；另一件就是连岛两块界域刻石。一简一石，互为印证，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时期中国书法艺术的演变。正如陈松常先生在《马王堆简牍书法艺术散论》中所言：“入汉以后……以马王堆汉墓所出的简帛文字为代表，可谓上承秦代的书艺传统，下开以隶书为主体的八分、章草、草书、真书等各种书风之先河，实为书体篆隶蜕变的关键时期”，界域刻石的书风正显示了古拙的隶书中仍带有篆意的古隶书的风韵。在文字发展史上，隶书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关键的转折，它的定型，标志着汉字脱离了古文字时代而进入今文字时代，汉字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西汉晚期已达到成熟阶段，基本定型，是汉代的主要字体。汉代的隶书在形体和笔势方面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一种扁方、规整、捺笔上挑等讲究挑法波势、波磔的书体，从篆书到隶书的演进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从此汉字走向更简化、笔画化、定型化。

汉代隶书刻石是秦汉刻石中的主要部分，是两汉书法艺术历程与成就的主要实物资料。连岛界域刻石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两汉（含新莽）隶书石刻资料，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件不可多得的实物。连岛东海郡琅琊郡界域刻石于1995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连云港市保存的历代摩崖题刻中，隋代王谟诗刻是能够见到的唯一的一块隋刻。原题刻已于1977年毁于开山填海，现保存下来这件隋代的石刻拓片是我市石刻艺术的珍品。刻石原高100厘米、宽199厘米、竖刻9行，字径约10厘米。每行最多11字，最少两字，总计75字。刻文为：“维大隋开皇三年岁次癸卯四月乙亥（乙方志为丑误）朔十七日使持节上仪同海州诸军事海州刺史南阳县开国侯京兆王谟巡历至此记文后代其诗曰（从记至曰七字方志略）因巡来自此，瞩海看波流。自兹（方志为此误）一度往，何日更回眸”。

王谟五言诗刻最早收录于北宋阮阅所辑的《诗话总龟》中，《古诗苑》和《诗记》中也皆收录。王谟是隋朝氏家大族王长述的儿子，位高而宠隆。海州当时作为只领朐山、东海、怀仁、沭阳、涟水五个县的下州，它的刺史却有着一连串的重要头衔：使持节、上仪同、海州诸军事、海州刺史、南阳县开国侯，可见海州在隋代平陈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历史上隋朝仅仅存在了30余年，因而这一时期书法传世不多。王谟五言诗刻的书法隶杂以楷，在隋代隶书中虽算不得上乘佳作，但从全国遗存的不多的隶书艺术中，王谟诗刻也算得是隋书中的翘楚，弥足珍贵。

在唐代摩崖题刻中，保存既完整、书艺又精美的当数花果山《郁林观东岩壁纪》，虽历经千余年，而风韵犹存，绝壁生辉。

郁林观东岩壁纪

东岩壁纪拓片

唐隶，即《东海县郁林观东岩壁纪》摩崖题刻，位于花果山景区隋代郁林观遗址“飞泉”东侧的崖壁上。刻石面南，净面高2.1米、宽5米，由右向左竖刻，首行篆书题名，正文连同落款计24行，行17字，字径18厘米，全文共392字。《东岩壁纪》刻于唐开元七年（719年）。它既是一篇纪实性的优美散文，生动地描述了云台山的自然景观“雾夕与碧海同深，霞朝将赤城争峻”，“悬流喷水，藏宿雨而时来，卧石埋云，触摇风而不散。历时花木，红紫无名”，同时也因官场沉浮，表现出作者出尘遁世，寻求“紫翠之房”、“洗我尘虑”，脱离现实的思想的流露。【碑文】纪曰：维大唐开元七年，岁在己未。粤正月庚寅朔。时大人出为海州司马。礼当巡属县、问耆疾，周览海甸，察听甿谣。人无事矣，乃回驾惕想，眇瞩云山，寻紫翠之所，登虬龙之道．盖欲征灵宅吉，洗我尘虑；岩岩直上，窅窅傍邃：雾月与碧海同深，霞朝将赤城争峻。代有知而不能至者！至而不能赏者！赏而不能穷者！亟闻我东海县宰河南元公：光发幽躅，起予泉石，缔思构匠，蠲洁形胜；遂披丛篁，凿崩壁，悬流喷水，藏宿雨而时来；卧石埋云，触摇风而不散。历时花木，红紫无名，入听笙歌，宫商自合。固可为真人之别馆，元始之离宫哉！夫登会稽探禹穴，慕古长想，复何奇乎？岂如志在魏阙，心游江海，两忘出处，双遣是非，唯元公得之矣！攀赏未极，列壑生阴，促驾言旋，攒峰拥骑。家君顾而叹曰：尔知游名山，勒铭记者，非思入上玄，道存虚白，亦何能造次不远而为之？吾少事云林，长牵尘迹；晚龄心事，尽于岩间。小子志之，贻夫来者。其列座同志，次而镌诸！司马男清河崔逸文。朝议郎行海州司马崔惟怦字践直、朝议郎行东海县令元暧字徽明、丞阎朝宾、主簿孙克友、尉苟抱简、尉上官崇素、司兵窦晏。

从《东岩壁纪》的落款“崔逸文”来分析，应为海州司马崔惟怦之子崔逸著文并书写。《新唐书》中崔惟怦有传，曾任海、沂等州司马，其子曰“镜邈”，而镜邈以下即无记载，疑即为崔逸，字镜邈。清河崔氏是唐代的望族，仅李唐一代崔氏入阁拜相的即有二十三人。

《东岩壁纪》问世以来，得到书坛有识之士的极力推崇，虽僻在海隅，其拓本却流传极广。早在北宋就被南下途经海州的著名金石家赵明诚的夫人李清照收入他们合编的《金石录，九百三十五、九百三十六、九百三十七唐郁林观东岩壁纪中，清吴玉扌晋著录于《金石存》。清叶昌炽在其《语石.卷二》中再予收录并有记：“海州古朐山县地，明以前尚有汉刻东海庙碑。吾乡顾氏艺海楼尚藏孤本，而原石之亡久矣。然郁林观东岩壁纪，天挺伟表，鸾翔鹄跱，汉石门、析里两颂无以尚之。以僻在海东，见之者少。山左赵佑赍两本到京，余得一通，吴蔚若前辈悬之省馆壁间，见者未睹年月，惊为汉隶。”

汉东海庙碑

关于《东岩壁纪》的书法艺术，可能受清叶昌炽《语石》中“汉石门、析里两颂无以尚之”的影响，当代不少学者总是和《石门颂》对比，认为其用笔布白，极富《石门颂》特色，认为诸字和《石门颂》皆神似、形似，而省文管会的刘谨胜先生在其《江苏碑刻》中作了中肯恰当的评价：“从笔法上看，书家有意识地想超越晋魏，直入汉隶之室的追求是很执着的。它不取唐隶通行的那种整肃平正、丰腴雍容之态，而求通过瘦劲挺秀的线条，规整中见飘逸的结字，反映出它自身的艺术个性”。“唐隶”于198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宋祖无择三言诗碑

在《东岩壁纪》刻石对面平整的“廉石”上有一块宋祖无择三言诗碑和唐东岩壁纪互映生辉，堪称花果山摩崖题刻中的双璧。祖无择三言诗刻位于唐隶石刻的斜对面，刻于“廉石”的北立面上。诗刻高约5米、宽约6米，小篆字体，字径8寸，正文14行，行7字后一行5字，共95字。前三行21字是撰文、书篆、镌刻者的籍贯、姓名、字号，后11行74字是三言诗正文，记述了祖无择、苏唐卿、王君章三人畅游云台山的感受，最后是21字的落款分2行，总计126字。诗刻的时间为北宋庆历甲申年（1044年），距今已有950多年。碑文：犯惊涛，航溟渤。披宿莽，屐崛岉。愒槃石，解簪韨。挹飞泉，醒心骨。挥高论，谢俗物。思古人，忽终日。足饮酣，清思逸。即绝壁，试奇笔。千万言，苍鲜没。后有人，爲吾拂。

三言诗刻为祖无择撰文，苏唐卿书篆，王君章镌刻，各取三人文、笔、刀之长，史称三绝名碑。清吴玉扌晋广收古今墨拓，将三言诗刻编入古今篆刻之次，载于《金石存》。明、清两代皆收入地方志书。建国后，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编印的《各种书体源流浅说》里，在介绍宋人小篆时，特别推崇三言诗刻，“宋篆”于2002年与唐隶合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宋史》载：“祖无择字择之，河北范阳人。进士及第，历任南康军、海州、提点淮南、广东刑狱，广南转运使，入值集贤院。与王安石同修起居住，知制诰，加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进学士，知郑州、杭州”，是北宋有名的文人。该三言诗就是知海州时渡海游览云台山时所作。

苏唐卿，陕西武功人。他是欧阳修的挚友，宋嘉佑七年（1062）任山东费县县令。八年书欧阳修《醉翁亭记》于费县衙内。《金石索》中收录了苏唐卿的《醉翁亭记》，并有“佳章善篆”的赞誉。三言诗刻书于1044年，早于书《醉翁亭记》18年。《醉翁亭记》书刻早已失传，而独三言诗刻历经千年风雨仍大放异彩。

王君章，从题刻知其为山西清原人，史无载述。从石刻艺术中体现出镌刻之精湛，或为名重一时的金石家或为祖无择、苏唐卿之密友。其表现原作艺术的精湛刀艺也可谓历千年而不朽了。

郁林观宋刻为小篆体势，笔力遒劲，结体古拙，虽经九百余年的风雨剥蚀，苔藓斑驳，却仍风神凌人。宋篆的流风余韵仍耀然于石壁之上。古代书评中说：“善笔力者多骨，多力丰筋者圣。”苏书笔力借助于镌刀达到石上，骨气洞达，使人有入石三分，力透石背之感。谨严之中飞扬着旷逸的神采。形神俱备，递相映带。苏篆得力于唐李冰阳《迁先茔碑》，不愧为宋代著名的篆书大家，历代评论其书艺“气魄沉雄、丰姿劲挺”，并非是溢美之辞。

在宋代的摩崖题刻中，海州白虎山的《张叔夜题名》碑，为研究宋史的人十分器重，因为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江在海州投降的史实。历史上的宋江和《水浒》中塑造的宋江毕竟是两码事，这是没有人去争论的，然而，历史上宋江有没有在海州投降，曾是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据宋代官方史书及60年在浙江发现的北宋折可存的墓讠志铭的记载，义军首领确实是在海州向知州张叔夜投降并参予了攻打方腊的战斗，后又被宋廷毒害。张叔夜题名碑为这段史实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张叔夜题名碑又称“登高碑

张叔夜题名碑又称“登高碑”，刻于白虎山北侧半山前一块光滑的立壁上，长2.2米，宽1.5米，17行，行7字，字径12厘米。真书题勒，书法艺术不算上乘，但却方正工矩。其文为：“徽猷阁待制，知州事张叔夜、淮东兵马都监刘绳孙、前兵马钤辖赵子庄、兵马钤辖赵令，前朐山令阎质、刑曹王冶、怀仁主簿蒋仝、权朐山尉王大猷。宣和庚子重阳仝登□□□献书此”。

从题刻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叔夜已从海州知州升任徽猷阁待制这等京官，此次是回到海州重任知州，而同游的有远道而来的淮东兵马都监，已经离职的和在职的兵马钤辖还有兵曹、朐山尉，可以说是海州军界的一次大聚会，不是一般的游山玩水，而是一次军事战役的前奏。形势之严重，部署之严密，从字里行间都透露出这一社会背景的端倪。

据有关史料记载，宋江先挫于沂州，向淮南移动，又挫于沭阳县境。宋江率部来海州完全是一次战略行动，即占领云台山作为根据地以图东山再起。宋王朝已经完全掌握了宋江这一军事意图，因而提前作好军事部署。

张叔夜登高碑刻于宣和庚子（1120年），而宋江率部“趋海岸”的时间是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从二年九月九日登高到次年二月宋江来海州，中了张叔夜的诱敌之计，战舰被焚，遂因“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而投降。

梁山义军虽然失败了，今日登临白虎山，吊“好汉茔”，读“登高碑”，仍会为梁山好汉的斗争精神而折服。

连云港市摩崖题刻多数集中在各景区，如孔望山游览区、白虎山游览区、石棚山游览区、花果山游览区、宿城游览区、东磊游览区等，每一处石刻群，上下可以跨越千余年，但却延绵有序，是一笔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

孔望山龙洞摩崖题刻群

龙洞石刻

孔望山石刻群又称“龙洞石刻”，位于海州孔望山龙洞庵西侧，集中刻在“龙洞”内外的石壁上。石刻有20余则，时代从宋至民国，大若窗牖，小似杯口。诗题荟萃，金薤琳琅，篆隶楷行，各显风韵。讠志书上用“墨汁流清砚，书香生绿莎”的诗句对其赞誉。龙洞石刻，不仅是具有欣赏价值的石刻艺术，而且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撮其要者，有宋刻六则：蒋之奇题名、忠玉游题名、王华曜题名、曾孝蕴题名、余授、张励题名、田升之题名。在宋人题刻中，王华曜提名颇有价值。它刻于龙洞西侧石壁，高72厘米，宽14厘米，文9行，行5字，字径3厘米。文曰：“王华曜守东武，由朐山太守吕望之率王硕文、黄天倪观东海于龙兴山之乘槎亭。元佑四年三月四日。”苏东坡于熙宁七年（1074）来海州和陈知州观海于乘槎亭，并写了一首《次韵陈海州乘槎亭》诗，熙宁七年比元佑四年（1089）早15年。苏东坡写的乘槎亭也就是王华曜题记的乘槎亭，旧址在今孔望山之巅。但多少年来集注苏诗的作者多不知乘槎亭座落的具体地点，王华曜题刻填补了苏诗研究上的一个空白。

孔望山有一块唯一的金刻却被明安钝题刻所套刻，殊为可惜。题名为“耶律满损之游龙兴山寺”。孔望山唐代称龙兴山。方志对金刻的书法艺术还是推崇有加：“篆法清挺，残毁可惜”。套刻金刻是一种民族情绪的流露，但明安钝题刻却也为我们研究孔望山摩崖造像的时代提供了“如读汉画”的依据。

明刻中的明隆庆时期淮安知府陈文烛的《孔望山铭》刻于龙洞上方的峻壁之上，漫漶不清，书体介于魏隶之间。文曰：“积石岩岩，东海弥弥。伊谁登之，大哉孔子。历聘列国，问官郯子。从游之徒，断断阙里。雅颂既厘，春秋成史。颜渊喟然，曾子曰唯。吾道万年，流行不已。观海于澜，真难为水。岂无王侯，何能似此。当时则荣，没则已矣。东泰在瞻，洙泗伊迩。勒名高山，景行行止”，此刻当为龙兴山改名孔望山之由、之始。此石刻已模糊不可寻了。

明刻中以嘉靖海州知州王同题刻的书法艺术成就最高。王同，字一之，河南郏县人，举人出身，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任海州知州，吏治清明，减马价，轻赋税，修河治土，很有政绩，后改任南京都略府之差。他长于诗文，精于书法，尤擅榜书大字。在任期间他在海州留下的刻石最多：孔望山“归云飞鸟”、“六言诗刻”的榜书；石棚山的“高行清风”；郁林观的“飞泉”、“采山钓水，抹月披风”；花果山水帘洞的“高山流水”；还有伊庐山的“奇泉”等多处题刻。

王同郁林观石刻

王同-孔望山龙洞石刻

王同的六言诗刻：“龙洞良宵月照，黄华满地秋香。此时此会文彦，一觞一咏情长。矗矗山岩曲抱，潺潺朐海东流。明朝分袂城市，琴尊回忆绸缪”。他以篆书镌于龙洞西约25米远的一块石壁上，高2.55米，宽1.45米，字径27厘米。中含动挺，似铁线玉筋，颇有宋铁线篆之遗风，为王同书法中的代表作。而其榜书多为楷书，丰茂质实，笔力雄健，大气雄阔，骨劲丰肥，堪称榜书中的精品。

王同六言诗刻

龙洞的两则清刻也颇具艺术成就：一是嘉庆年间海州知州师亮采的隶书题刻堪称佳作，诗刻结构严谨而笔姿婉曲，寓刚于柔，使人凛凛然有刚直不阿之感；二是题名刻：“吕星垣、王良士、许乔林、包世臣、钱泳”，该刻位于龙洞之上，刻字“妩媚有余而古拙不足”，与东磊延福观旁“登山观海”“如出一人之手”，

东磊延福观旁“登山观海”

显系清代著名的书法家钱泳所书。龙洞石刻群于200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虎山摩崖题刻群

白虎山又名白璧山，为古“海州八景”（虎峰夕照）之一。这里遗存有唐、宋、金、元、明、清及年代不详的题刻近30处，有年款的唐刻1处、宋刻4处、金刻2处、元刻2处、明刻1处、清刻6处，驰名中外。人们称这里为“白虎山摩崖题刻”。1995年，该摩崖题刻被公布为江苏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白虎山摩崖题刻除已重点介绍的“张叔夜题名刻”外，还有两则元代石刻值得重视。一是“廉青山题名”，二是“曾寿题名”。在连云港，能够表示元代在海州统治的历史的也只有孤零零地几块碑刻，白虎山上就占了两块。

元刻-廉青山题名

廉青山题名，刻面高1.73米，长76.66厘米，文十三行，行七字，字径三寸，真书。全文为：“题名。奉训大夫淮安路海宁州达鲁花赤兼劝农事廉青山、奉议大夫淮安路宁州知州兼劝农事萧谧、承务郎淮安路同知海宁州事天下承事郎淮安路海宁州判官赵筼翁、吏目上官思恭。致和元年四月日立，前儒学直学高尚志书。”（[案]赵筼翁，宋祖舜《淮安府志》作泗州判官，陈宣《海州志》作赵筼。[谨案]达鲁花赤当作达噜噶齐，天下奴当作恬霞努。）

廉青山为海宁州达鲁花赤。

元刻-曾寿题名：

曾寿题名位于廉青山题名后，全文为：“题名。现任忠显校尉淮安路朐山县达鲁花赤劝农事曾寿、淮安路朐山县尉□□。致和元年四月月日立。前海宁州儒学直学高尚志书。”

曾寿为朐山县达鲁花赤。

这两则元刻是海州地区在元朝将近100年的统治中遗存的唯一的两块有文字可考的摩崖记事；另一块就是保存在原学宫里的《海宁州重建庙学记》刻碑，廉青山为海宁州达鲁花赤，曾寿为朐山县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是元代的官名，蒙古语意为镇压者，制裁者、盖印者。元朝统一中国之后，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明，却采取压制汉人，用蒙古人、色目人统治汉人的政策。元代汉人不能任正职，各州、府、县的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或由色目人充任，以掌印办事，并兼任“劝农事”，以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绩来作为官吏的升和降，其中“户口增”“四野辟”作为主要的标准。从刻石中有“承务郎淮安路同知海宁州事天下奴”和“奉训大夫淮安路海宁州达鲁花赤，劝农事廉青山”以及曾寿题名中“见（现）任忠显校尉淮安路朐山县达鲁花赤劝农事曾寿”的记载。可见致和元年（1328 ）时的海宁州和朐山县的达鲁花赤已由汉人廉青山，曾寿担任，而蒙古人“天下奴”只担任海宁州的同知——知州的助手，副行政长官。这和《元史》的记载有出入。元代州府县官都兼任“劝农事”。这是忽必烈重视农业生产的结果。忽必烈多次发布官吏升降的条例，其中规定“户口增”、“田野辟”作为主要的标准，“劝农事”它的主要职责专管农桑水利，巡视、督促农业生产情况，观察地方官的勤惰。但由于同时元帝国实行分封和屯田制度，农业生产特别是淮河以北地区农业生产不但未能很好地恢复和发展，而且受到很大的破坏。蒙古人跑马圈地，改良田为牧场比比皆是。《元史•董搏霄传》：“十六年，于黄河上下，并濒淮海之地及南自沭阳，北抵沂、莒、赣榆诸州县布连珠营，每三十里设一总寨，就三十里中又设一小寨，使斥堠烽燧（烟墩）相望，巡逻往来，遇贼则拼力野战，无事则屯种而食。”我们可以想像在海州北起赣榆南到沭阳这片土地上要驻扎多少军队，而这些军队“屯种而食”的土地不都是百姓的良田吗？从刻石中有“承务郎淮安路同知海宁州事天下奴”和“奉训大夫淮安路海宁州达鲁花赤，劝农事廉青山”以及曾寿题名中“见（现）任忠显校尉淮安路朐山县达鲁花赤劝农事曾寿”的记载。可见致和元年（1328 ）时的海宁州和朐山县的达鲁花赤已由汉人廉青山，曾寿担任，而蒙古人“天下奴”只担任海宁州的同知——知州的助手，副行政长官。这和《元史》的记载有出入，是研究元代职官制度的一件重要的史料。

白虎山题刻还有唐卢绍题名、余授题名、修正造题记、赵福题名、蓬莱庵诗刻、“白虎山”题刻、师亮采题记、鳌头山陶澍诗刻等。

在该摩崖石刻中，临近碧霞宫西侧的崖壁上，有《鳌头山》诗刻一幅，分别为太子少保、两江总督、安化人陶澍和同知衔署海州知州、海康（今雷州市，下同）王梦龄（字雨山）所作，字迹清楚，保留完好。在这险绝之地，观赏海州胜景之后至此吟诵这幅诗刻，颇有荡人胸怀、情味无限之感，也不枉到此一游。

根据诗刻的记载，陶澍总督是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夏以阅伍之名视察海州的。视察之余，登临白虎山。王梦龄以同知衔署海州知州全程陪同，为海州官员中职位最高者。

《鳌头山》这幅诗刻，前面是太子少保、两江总督陶澍的诗前言和原诗，后面是王梦龄诗跋和“次韵”诗。

太子少保、两江总督陶澍原诗及前言：

海州城西有白虎山，其名拂训；亦称白碧山，其名不肖。余缔视之，实类鳌首。因取晓策扶桑之意，更其名曰鳌头山，以奠海疆，为乡士登瀛之兆也。

地接瀛洲近，山应戴巨鳌。

凭将纶五色，一钓海天高。

大清道光乙未（十五年）仲夏月长沙陶澍

王梦龄诗跋位于陶总督原诗后面，共七行、八十二字。主要介绍两江总督陶澍登白虎山改名并赋诗的缘由以及王梦龄陪同陶澍总督登白虎山“次韵”作诗、勒石的经过：“太子少保、两江总督陶公，以阅伍至海州，登兹山之顶，肇锡嘉名，因系以诗，亲题妙墨，兆科第之祥，普海疆之福也。梦龄权牧是州，躬逢其盛。谨寿诸贞石，并次韵于后，以志荣幸。”诗跋中多有奉和之语。还有王梦龄本人的署款：“同知衔署海州事、海康王梦龄谨识”。

王梦龄“次韵”诗是一首五言绝诗，四句、二十字，在诗跋之后。字为隶书，字径一寸有余。

全诗如下：峰头龙节驻，白虎变金鳌。偶试丝纶手，扶桑晓策高。

从上面王梦龄的诗跋和“次韵”诗看，陶总督之所以要把白虎山改为鳌头山，含有“……晓策扶桑之意”，其目的是“兆科第之祥，普海疆之福”。王梦龄“次韵”诗依次用陶总督诗原韵“鳌”、“高”等相和。第一句“峰头龙节驻”，先是介绍白虎山的形胜；“白虎变金鳌”，点明白虎山改名鳌头山，寓意海州从此以白虎蓄势变为一只踏波驾浪、勇往直前的大海巨龟；“偶试丝纶手”：丝纶，是皇帝制诏及三省同奉圣旨所发省札之类的泛称，《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孔颖达疏：“王言初出，微细如丝，及其出行于外，言更渐大，如似纶也。”后因称帝王诏书为“丝纶”。暗指陶澍总督文才出众，满腹经纶；“扶桑晓策高”：扶桑晓策，即是“晓策六鳌,濯足扶桑”的简称。策，鞭策，鳌是传说中的海中巨龟。《列子·问》：“渤海之东有五仙山，常随波漂流，上帝使十五巨鳌举首戴之。龙伯之国有大人，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归。扶桑，神话中树木名。《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两句暗袭左思《咏史诗》：“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之意。全诗寓意海州的未来将科第振起，人才勃兴。也有人解，陶总督出于政治需要或有望“独占鳌头”之意。

海州白虎山摩崖上这幅《鳌头山》诗刻，对王梦龄来说是否预示着什么。在“学优则仕”的科举时代，王梦龄能够以一个监生从此一路畅通无阻，过五关斩六将，居官漕河总督兼署江南河道总督（正二品），确有诸多过人之处。

卢绍石刻

还有一块是刻于唐代大中年间的题刻，刻面高1.07米，长83.33厘米，全文八行，行八字，字径三寸，全文为：“海州刺史，赐绯鱼代卢绍，军事判官、前左领侍卫、仓曹参军□□，前军事判官、前太子通事舍人王句、大中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同登。”卢绍，唐宣宗大中年间任海州刺史，家中兄弟四人，皆是官高爵显。其兄卢渥是唐左丞相，卢沆为左拾遗，卢沼为监察御史。石刻中所提到的“赐绯鱼袋”是唐代官员随身佩戴的鱼符。唐代的鱼符有两种：一种是朝廷遣兵，更换地方长官用的鱼符；一种是官员随身佩戴的鱼符。卢绍所佩戴的的鱼符正是其中的第一种。佩戴鱼符之制始于隋文帝开皇年间，但佩戴鱼袋则为唐代始创。

明代海州知州王同的篆书题刻-蓬莱庵诗刻，文曰：“蓬莱庵，晚雅栖定山秋静，南雁鸣长海月孤。蓬莱省传仙迹归，烟波遥望森中都。大明嘉靖廿有五年丙午中秋后三日，奉训大夫直隶淮安府知州河南郏县中泉王同题，同游者，同知严士、判官许贯、吏目王淇也。”

其小篆有孔望山龙洞西25米处的石壁上的“六言诗刻”和白虎山巅的“蓬莱庵诗刻”。字径分别为27厘米和23厘米。笔划圆转流畅，清峻挺拔。远可上追李斯，近亦不在郁林观《祖无择三言诗刻》苏唐卿篆书之下。

海州知州王同的篆书题刻-蓬莱庵诗刻

锦屏山龙祠摩崖石刻群

位于海州区锦屏山之巅马耳峰东南约100米处，海拔429米。龙祠为上下二个天然石洞，经人工加工而成，石刻分布在上洞内外岩壁上。龙祠为宋金时官民祈雨之处，直至清代，香火不断。石刻共有9处，尚有字迹可辨认的7处，其中宋刻6处，金刻1处。

龙祠

宋刻

金刻-耶律乎奇题刻

有些题刻因近千年风雨冰封的侵蚀，已经多处受到损坏。位于石洞左上方的一处较为模糊的石刻，用水浇在石刻表面，字迹立刻清晰了起来。全文大致如下：

“岁次壬午改元崇宁季夏旱甚是月甲午躬率僚属祷于祠示地虎六日乃雨自申至戌阖境告足复渝日陈馔于面楼之上以谢神贝兄朝奉大夫知军州事蔡洲磨崖以记西京左藏军使路分都监刘用章奉议郎通判军州事燕若霖承奉郎监酒税杜开雄州防御推官知县事于宰录事参军周兴龄司户参军邓绍密”

该石刻长1.05米，高0.64米，正文9行，每行8字，“僚属”名录5行，首行13字，其余每行11字。全碑122字。记述的是宋崇宁元年（1102年）夏季，海州境内大旱，知州蔡渊率僚属登锦屏山到马耳峰下的龙祠求雨，以及雨后陈馔致谢的过程。

相传古时候锦屏山马耳峰下有龙祠，又称石庵，为州人求雨场所。龙祠始建于何年，现如今的史料已经无法考证了，但从此处题刻最早的一块看，是北宋庆历丙戊岁，即庆历六年（1169年）“昭毅大将军行海州刺史兼知州事”耶律乎奇题刻中“祷雨屡立，许兴建祠宇，经始于大定九年三月十四日，落成于当年五月二十七日”的记述，又说明在金大定九年之前，龙祠已因年久失修倾毁。

石刻内容对研究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研究我国古地理、古气象、古生态环境、古民俗以及古代书法提供了可信的实物资料。而且大都有纪年，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2002年被公布为第五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石棚山题刻群

石棚山题刻30余处。大字石刻有明“石曼卿读书处”、明王同“高行清风”。“戴南枝五言诗刻”在石棚山石刻中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它的如“芙蓉洞”、“海鳌”、“云梯”、“万花岩”、“天蟾独跃”、“少赤壁”、“小水曲”、“石棚”、“观潮”、“锦岩”、“辟烟垒”等题勒，书体各异，各臻其妙，题刻多题岩石之形态，景与题刻融为一体，更为引人入胜。石棚山中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当数金明昌二年（1191年）的《新设山路记》刻石。该刻曾收录于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金石》，记述金代海州行政长官猛克、谋安与当地百姓共筑山路的事实。此刻久未查实，不知立于何处。1984年全市文物普查中发现，早已漫漶不清，立于今塔山古道东侧的岩坡上。这是金人统治海州的史证，也是女真族与汉民族交流融合的史证。石棚山摩崖题刻于198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王同-高行清风

石曼卿读书处

芙蓉洞

天蟾独跃

畏岩

小九曲

石棚

少赤壁

云梯

锦岩

张公去思碑

万花岩

交花亭

石棚山因石曼卿在此读书而名满天下，后世前来凭吊者也多是学富五车的文人，前面石刻图标“交花亭”，有些前辈学者偏向于“文华亭”的释文。其实在篆书中“花”与“华”是相通的，明朝唐伯元在《万花岩三官殿碑记》中写道：“万历乙酉秋，余以谪至，居凡六月，尝登天马山（即马耳山），眺孔望亭，访宋石曼卿读书处……天马山之麓多怪石，去州治东里许，余辟而岩之，种花结亭其间，是为万花岩。”不言而喻，唐伯元秉承石曼卿种桃遗风，在此辟岩、种花、建亭，并将此处命名为万花岩。石曼卿曾有《七律金乡张氏园亭》：“亭馆连城敌谢家，四时园色斗明霞。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陵隐士瓜。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纵游会约无留事，醉待参横月落斜。其中“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作为名句，被《中华名亭经典对联荟萃》一书记作海州“交华亭”的亭联，并在联后加上注释，“华”同“花”。想来是唐伯元缅怀石曼卿的高风亮节，便将石曼卿的名句作为交花亭的亭联，亭也因此得名，所以“交花亭”才是此刻文的正解。张公去思碑原来就位于亭内，古亭的柱洞至今尚存。唐伯元在海州共任职六个月，至万历十四年（1586）春离任，而张公去思碑立于是年孟秋，故亭子的建造时间应早于张公去思碑的立碑时间。这样“万花岩”、“交华亭”与唐伯元和张允绅之间的关系大体就理顺了。

戴南枝五言诗刻

戴南枝五言诗刻，刻文为：“一片寒云覆石棚，空岩花草孰知名？何当自有山川后，千古唯闻石曼卿。海上青山似旧时，春来何日更花枝。东风二月江南客，谁共题君坠泪碑。山阴南枝戴易题”。戴易（1621-1702），一名冠，字峨仲，一字南枝，浙江绍兴府山阴人，明末清初诗人、书画家，著有《钓鱼台集》。

花果山摩崖题刻群

花果山玉女峰-遥镇洪流

著名风景区花果山，是摩崖题刻比较密集的地区。由于著名的宗教建筑“三元宫”，发迹于唐，重建于宋，敕赐于明，花果山自古以来就是宗教名胜之地。清康熙五十年以前，花果山还峙立于大海之中，“东海之上耸崇巅”。宗教兴而旅游胜，自隋唐以来，花果山成为“东海第一胜景”、“海内灵山”。每年正月十五是天官祭祀日，“香火两万家”。隋唐以来，墨客骚人，游履遍至，吟咏题刻，遍布山间。其题刻集中于郁林观、水帘洞、照海亭几处游人最密集地区。郁林观遗址，“飞泉”左右，巨石上，岩壁间，珍贵石刻有十数处之多。有隶有篆、有楷有行，多为唐宋明清诸代名刻，也有现代著名学者叶圣陶先生的“唐隶宋篆”题刻。流派纷呈，书体各异，互相映衬，石壁生辉。这里素有连云港市“小碑林”之称。除已介绍的唐隶、宋篆二刻外，尚有石曼卿“濯缨泉”题刻和石曼卿诗刻、宋题名刻以及清“古愚子听琴处”题刻等。

现代叶圣陶题刻-唐隶宋篆

古愚子听琴处

采山钓水，抹月披风

垂虹溅雪漱玉喷珠

郁林观石刻

石曼卿题刻

水帘洞附近五刻

有宋刻：“大宋国海州县”遗字，明王同的榜书“高山流水”、“神泉普润”题刻以及清道光皇帝书赐于陶澍的“印心石屋”四字题刻。

照海亭附近十余刻

前顶附近

“游青峰顶记”题刻位于花果山风景区“七十二洞”之“朝阳洞”东10米一天然巨石东侧裂石上，北距“一线天”30米。题刻刻在倾倚于“八戒石”上的“天然碑”上。“天然碑”宽230厘米，高327厘米，文曰《游青峰记》，全文共1062字，楷书，字径4×7厘米，款径3×6厘米。碑刻于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唐伯元撰文并书，其内容主要记载云台山风物名胜、古迹传闻。“游青峰顶记”碑是明碑中的巨制，是考证云台山历史的实物资料。1982年被公布为连云港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有题名、题勒、诗刻。其中以民初李瑞清魏书石刻“环瀛仰镜”的艺术价值最高。

该刻位于海天洞外东侧一石台的吧南面，整个石面光滑如镜。魏碑体，字大近二尺，峻峭崎崛，气韵简穆，是李瑞清晚年非常成熟、有代表性的作品。该四字是李瑞清游览花果山为海天洞悟五和尚所书，民国九年镌刻于此。书法家对李瑞清书艺有极高的评价，世有“北李南曾”（曾熙）之称。曾熙曾评价其书艺“李仲子于古今书无不学，学无不肖，且无不工。其所以过人者，能以隶法穷古人荒寒之境，古之所谓拙也，乃吾仲子之工也，此其所以过人也”。李瑞清晚年接受沈曾植“纳碑于帖”的建议，并吸收当时出土的西北流沙汉简的用笔，以致书法更趋古茂。使李瑞清名声鹊起的是其此碑，下笔坚实古朴瘦劲，刚中富有丰满的血肉，方圆兼采，兼具此碑之长。“环瀛仰镜”虽只有四字，却仍能体现出李瑞清书法“涩笔顿挫”的独特艺术风格及其深厚的功力。

在玉女峰东侧炮台顶西，花果山风景区气象雷达站东北侧北海观音寺遗址附近。共有“灵籁泉”石刻、“喷玉泉”石刻、“甘露水”石刻、“卓锡泉”石刻、“天锡泉”石刻、“金佛禅寺”石刻、“移我情”石刻、“曾经沧海”石刻、“朐阳”石刻、“无常迅速，一心念佛”石刻、“水”石刻、“阿弥陀佛”石刻、“悟真石”石刻、“崩云”石刻、“气象万千”石刻等15处；另有杨廷镇五言律诗、“张建勋顿首拜”、“崇祯十年”功德石刻共3处。石刻为阴刻楷书，书法风格遒劲有力。此石刻群对研究连云港市宗教史及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位于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街道龙门村小棺材山(后大门)临海石壁上。石刻高1.5米，宽2.5米。为光绪己亥年(1899)黄道传书。文曰“云水荡胸”四字，隶体，字径50厘米；下为跋文，楷书，字径10厘米；款径5厘米。石刻之书体规整，结体丰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士大夫循规蹈矩的风格，为研究晚清书法艺术提供了资料。1982年被公布为连云港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连云港市连云区高公岛街道黄窝村龙潭涧的石壁上，共二处：一为民国辛酉年(1921)新县张恩沛的隶书，一为民国十年(1921)新县张学瀚的楷书。二刻皆为诗刻。张恩沛之隶浑厚凝重，张学瀚之楷工整丰腴，有一定的艺术价值。1982年被公布为连云港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云台山抗日题刻群

抗日将军留下诗刻在云台群山的摩崖题刻中最有特殊历史意义的莫过于分散在各处的抗日摩崖题刻。它虽散处各山，但却是同一时期的刻石，表达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和抗击外倭的民族精神。

东磊“血战连云”题刻，正文：血战连云。跋文：民国廿七年五月，余率所部守备连云，与倭寇血战数昼夜，奉令将墟沟阵地移交某旅，转战老窑，途经东磊，题写数字，以应父老，而为纪念。李志亲志。

1、宿城万寿山抗日石刻：其一：“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倭寇由老窑孙家山强行登陆，余奉命率游击第二纵队向后云台山阻击，苦战经月，所赖官兵用命，顽敌迄未得逞，爰勒石志念”，字径6厘米，并有大字“保我河山，”四字，字径38厘米，下署“粤东冯岳”；其二：大字“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字径80厘米，下署“曾锡王圭题”，并有小篆图章：“曾锡王圭氏”，后面有跋：“溯自抗日战起，敌恃其海陆空军，联合大力破我要塞，肆行无忌。本年五月二十日，敌又施其故技，进犯我连云港，经我官兵奋勇抗战，时愈匝月，敌终未能越雷池一步。斯诚可堪告慰者。而我守备东西连岛将士，又复慷慨赴义，竟作壮烈牺牲，比古之田横五百蹈海壮士无逊色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追往思来，慨怀无已。爰刻八字于石，勉我袍泽，此作纪念云尔。公历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湖北沔阳曾锡王圭识”，字径8厘米；

其三：“保卫疆土，复兴中华。”字径19厘米。下署“五月下旬合州李志新题字”，前跋云“民国念八年五月，倭寇大举进犯连云港。余奉命指挥守军与敌血战月余。赖我将士忠勇抵抗，誓保河山，顽敌迄未得逞。爰题数字，共相奋勉”，字径6厘米。

2、飞来石石刻：在北云台大桅尖峰顶飞来石下。行书文4行，每行具体为7、8、8字，第4行正文3字和落款。文为“国难当头，吾辈军人当以死赴之。得不死，则亦得后天下之乐也，邵思三”。石刻字迹已不清楚了。

3、东陬山抗日石刻：位于云台区徐圩镇东陬山脚下，刻在一防空洞内壁，曰“藏军洞”，洞壁有胡文臣六言诗刻一首：“日寇侵我海疆，飞机到处逞强。为免轰炸残亡，依山筑石壁将”文四行，字径10厘米。

4、鹿场抗日石刻：位于宿城乡上洞村，刻于鹿场小路旁一石崖上，文曰：“人心不死，国必不亡”，字径约15厘米，款具“岐山”二字，字径8厘米。

5、围屏山抗日石刻：位于宿城乡大竹园张家楼西200米之山楂园北一个小石棚的内壁上，刻面156×60厘米，文曰：“云台山顶雾苍茫，此是抗日大战场。百日争夺暂归去，可恨倭儿未斩光”，正楷，字径10厘米，款曰：“一九三八年八月沈阳周从权题”，字径6厘米。

6、徒然洞石刻：其一：在南城东山玉皇宫北约50米处，“徒然洞”三字在洞之上方，正楷，字径23厘米，上款“民国三十五年孟春”，下款“阜宁高卓然”，正楷，字径9厘米；其二：“观徒然偶感”石刻：在徒然洞石刻右上方，文曰：“扶桑倭寇兮扰我邦，穿穴御袭兮徒然忙。血战八载兮洗国耻，河山重整兮日月光。安危莫忘兮继奋斗，纵横宇宙兮当自强。古燕国桢高捷题”，正楷，字径9厘米；其三：在“徒然洞”之右上首，文曰：“题徒然洞：蠢尔倭奴，残暴妄动。公理难容，徒留此洞。民国三十五年春高建华”，正楷，字径9厘米；其四：在洞口直上，文曰：“题徒然洞：徒作藏身想，倭奴计已穷。一朝同鼠窃，凿洞积山中。民国三十五年春武柏年”，正楷，字径8—9厘米。

将这些石刻按时间顺序缀联在一起，就是一部抗日战争中的连云港保卫战史。云台山抗日题刻群于200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志洲山石刻

刘志洲山坐落在连云港市海州锦屏镇之东，是我市一处重要的宋金交战遗迹。它寂静的躺在在山间松林下见证着这段惊险传奇的历史。

1982年博物馆先后几次对其进行调查，发现了山上的石刻船画、城垣、炮台、“苑囿石刻图”和一处“招信军”石刻。1995年，该遗址由省政府公布为江苏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苑囿石刻图

刘志洲山在秦汉至隋唐时期，和锦屏山统称朐山，到宋代称银山，清末俗称刘志洲山。刘志洲山与夹山、哑巴山三山相连，势成环抱。宋代，山东为海，此处为天然良港，与海中云台相对应。地居要塞，扼金兵南侵之咽喉，战略位置显要，成为宋金争峙之地。据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南宋初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宿迁人魏胜在山阳起兵，先攻涟水军，再与金兵战于刘志洲山南40公里的大伊山，继而收复海州及其诸县，并投归南宋，权知海州。金兵大举围攻，魏胜率海州军民数退之。又与南宋李宝舟师合作屡退金人。其间李宝舟师曾驻于海州东海县（今云台山，当时与刘志洲山隔海相望）。南宋绍兴三十二年今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南宋镇江都统制张子盖受张浚派遣，驰援海州魏胜，与石湫堰大败金兵。”《金史•宣宗纪》记载：金兴定元年、南宋嘉定十年、蒙古太祖十二年（公元1217年）八月，金海州经略使阿布哈努色尔与宋人战于石湫，南宋兵败绩。南宋嘉定十一年、金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六月，李全率军围攻海州不下，七月又与金兵与高桥，不胜，退守石湫。金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南宋高太尉、彭元帅率兵三万驻朐山下隔湖港。金海州经略副使完颜霆出奇兵攻之，宋兵大败，“坠涧溺死者不计”。金灭亡后，这里仍不乏战事。南宋景定三年、蒙古世祖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二月李璮以涟海三城叛元归宋，三月，南宋朝廷下诏升海州东海县为东海军，“八月海州石湫堰成，诏知州张汉英带行遥郡刺史、马步军副总管、带行环卫官”。又有《元史•播尔欢传》中记载了元将播尔欢从下邳数百里外奔袭海州、东海、石湫三城得手之事，说明宋元时期，石湫仍为军事重地。

而今，沧海桑田，刘志洲山周围数十里早已变成良田，也不复见当年海涛拍岸、白浪涛天的景象，但在山岩上遍布着宋代船画等宋金交战的刻石画面。

1982年发现有多处岩画。石刻船画是在夹山“小姐洞”南100米处的三处岩石上，共刻船画10艘，最大的船身长3.8米、高2.8米；最小的船身长0.3米、高0.24米。第一处刻船5艘，表现扬帆航行的场面；第二处刻船4艘，表现锚泊海面的场面。第三处刻船一艘，也是锚泊海面的场面。在第一处的船画底部有隶书题刻，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戌守城墙遗址在夹山、哑巴山山脊，长约500米，宽4.7米，城墙为石块垒成，残高约有1.5米。

2004年2月12日开始到3月15日市文管办高伟、李道亮、骆琳对刘志洲山先后进行了20次考察，在此次考察中除看到原先的石刻外，考察队员还新发现宋代的船画三处，宋金交战的刻石十余处，宋代阁楼一处，宋代官吏像一处。

2月12日的考察中发现了众多新的石刻。下面就新发现介绍如下：

石刻船画三组。一组在山的东北，距新坝采石厂塘口15米。船画刻有两条船，一大一小，大的船高84厘米、长110厘米，小的船高6厘米，长19 厘米，鱼长23厘米，宽7厘米，中桅杆高60厘米，前桅杆高36厘米，后旗杆高40厘米旗宽21厘米，高10厘米，了望斗高14厘米，宽8厘米，三只锚，大锚宽19厘米，高8厘米，中锚宽10厘米，高7厘米，下锚宽8厘米，高6厘米，舵高10厘米，宽7厘米。此船描绘的是一艘大船正抛锚在岸边，桅杆上的风帆落下，一只长长的船舵在水中，大船身后紧跟着一条小船，而一条小鱼在船底戏水，为整个画面增添了生机。战船本身设备齐全，有三只锚、了望斗，风向标、桅杆等物，在整体画面的右上方有“宋信”二字，充分说明此船画为宋代招信军的军备。此船画方向南偏东40度。另有两处船画表现手法极为简单，仅描绘出船身的大体形状，呈月牙状，具体尺寸为135厘米和17厘米。山下的几个采石厂同时开始放炮，但见炮火连天，硝烟四起，满山笼罩在硝烟之中，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火药味。看到此时的情景，仿佛回到了宋金交战时的场景中，旌鼓齐鸣、厮声震天，宋军在英勇而悲壮抵抗着金兵的进攻。

2月13日，他们改变考察路线先从哑巴山上开始。哑巴山的“招信军”（以前发现的），在“招信军”的上部有一个八卦形的石窝（中心为石窝，石窝的边缘刻有八卦形状）。

翻过哑巴山穿过连徐高速公路，从刘志洲山南坡上山。在刘志洲山南坡新发现的“大□招信部帐前李士，□尚，（一个钟的形象内有‘王用’）奚润子”石刻。

石刻长110厘米，高80厘米。钟型图案高25厘米，宽14厘米，字径11厘米，共16字。同时在山南坡偏东发现“金国”二字石刻。在山南坡偏西发现有“象龙图”石刻，图案模糊不清。风化严重。

在船画对面偏南一点的岩石上发现有“右军周一家”字样的石刻，径高9厘米，宽6厘米。

在山的北坡处发现“招信军，宋提 ”刻石，画面长60厘米，宽20厘米，字径10厘米。在山的西坡有一个天然石棚，在石棚的上方，发现了零星的宋代石刻“□右武峰两军□□”，字径13厘米，通长70厘米。“东”、“汪”、“张”、“曹万”、“泗州”等刻字。

在刘志洲山西部，酒店村采石厂正上方偏南的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带有明确纪念的意义的石刻：“招信前部安淮军六，咸淳七年二月元日记（均为繁体字）”，

此刻石宽32厘米，高73厘米，字高7厘米，宽12厘米，刻石的方向南偏西10度。刘志洲山西北坡找到了我们档案记载的“苏总管”石刻，“苏”字高17厘米，宽20厘米，其他的高7, 厘米，宽5厘米。而在“苏总管”的同一块石头上发现另刻有“吴舒正”三字。“吴舒正”高21厘米，宽17厘米。在山的西坡（酒店采石厂上方）发现一处宋代的“楼亭”刻石，在一块长88厘米，高41厘米平坦的岩石上，刻有大小两组“楼阁”，大的两层，屋沿上翘，高41厘米，宽37厘米，小的一层，高13厘米，宽38厘米，整体方向面正南。

在刘志洲山东南坡发现一处“招信后部，山下五军一山”的刻石，文字分为三行，刻石长48厘米，宽40厘米，字高13厘米，宽9厘米。在山的西南坡发现“此石有金人者出日”，刻石通高82厘米，宽13厘米，字7.5厘米，宽13厘米。

在刘志洲山东坡，新坝采石厂上方，在船画（新发现的第一组）的东边。距离15米左右，发现“武都统”三个字的刻石，通体高36.5厘米，字高10.5厘米，宽15厘米。

以上所发现的宋军石刻，字体均为真书。

宋代官吏的画像。新发现的岩画位于刘志洲山西坡，方向南偏西45度。画面线条粗疏重点刻画了人物的头部，其余部分较为简洁明了。该人物像高55厘米、宽46厘米，其中头高23厘米、宽22厘米。头上戴一顶帽子，帽子宽32厘米、高8厘米。画中人物浓眉宽脸，高鼻大耳，气势凛然。该岩画中人物的“展角幞头”帽饰，据《中国历代服饰》中记载关于官吏服饰的资料：“宋朝百官常视事，皆穿公服，惟在祭祀典礼及隆重朝会时穿着祭服或朝服。公服幞头，一般都是硬翅，展其两角，只有便服才带软角幞头。”由此可见，刘志洲山人物画像是宋代的官吏。

3月12日，考察人员第三次登上刘志洲山顶，站在宋金交战的城墙上，凭依着宏伟的石筑城墙，举目眺望。城墙下面，满山的碎石，一直伸向山谷，把宋军的足迹带向远方。而那金戈铁马、战鼓号角、嘶杀呼喊、腥风血雨，也早已化为一搂历史的清烟，飘散无影，寂静无声。

此时只有那无声的“宋代官吏”图像，向人们诉说宋金交战的情景：那满山的碎石是在金兵攻上山时，宋兵扒掉城墙上的石块，砸向金兵留下的痕迹；战船的远航、停泊和船只的种类。“招信军”改编，《宋史》记载：“冬，十月，戊子，以星变，大赦。泗州路分刘虎等，焚断浮桥以遏金兵，因遣将攻盱眙军，未下，金泗州总统完颜实格叛。防御使图克坦塔喇闻变，朝服，望阙拜哭，投水而死，实格遂以州附杨妙真。总帅纳哈塔迈珠亦以盱眙来归，诏改为招信军。”；“安淮军”的赐名。《资治通鉴》记载：“是月，淮东制置使印应雷城五河口，命镇江转米十万石贮新城，赐名安淮军。蒙古统军司库春、董文炳来争，不能得。”满山官兵的布局。“招信前部安淮军”扎驻在山西；“招信后部”安营扎寨在山南；“右军”在山东；“都统”，“总管”在山顶的边缘。在山西南的崖壁上有一个通向山顶的洞穴，上面连接古城墙。显然，这是当年守军使用过的通道了。

这些古遗迹经过考察人员详细考证，复原出当时的历史面貌。

刘志洲山还先后发现四处“星相图”，它们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它是我们的先民观测天体，对太阳、星辰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先民把太阳、星辰崇拜和农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文明依托这些山川、河流而孕育和发展。

刘志洲山是海州地区山体自然植被最好的山体之一，纵观刘志洲山和周边地区，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历史的悠久和山体美丽，那美丽的山体连接犹如一条腾空的巨龙，那绿郁的松树，千姿百态，目不暇接，那鬼斧神工般的奇石，是自然的奇异之作。

二连云港地上碑刻

和摩崖题刻相比，历代碑刻在我市的遗存，数量较少，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也逊色于摩崖题刻。

说到碑刻，最早可以追溯至秦始皇八年东巡泰山在琅邪台、泰山等处所刻颂德石，石为长方形，似后来之无额碑，然不称碑而称“刻石”。到西汉河平三年（前27年）“鹿孝禹碑”已具备碑的形体，此乃碑之滥殇，到东汉时碑刻盛行起来。

实际上碑在秦以前就有，惟其用途与后来的碑不一样。往往后人不大了解两千年前的碑，其用途有二：一是宫庙等古建筑在天井竖立一碑，长方形，上端有一个圆眼，备作拴马，以石为之；二是下葬之碑，埋在墓穴四周，以木为之，上各有一眼，下葬时穿棺绳用，防止棺椁失脱起到辘轳之作用。所以《隶释》中说：“碑之有穿，在庙则以系牲，在穴则以下柩”、“汉碑穿无不居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东汉“碑，竖石也”，以文勒石，为纪前人功勋而用。碑的形制，初期还仿照西汉时“上有碑首，圆形，中间有穿”，并且有了不同的名称，长方形者为碑，上圆者为碣。

连云港市古代碑碣中最为著名的为“东海庙碑”，曾收录于《隶释》和赵明诚编著的《金石录》中。原碑早已不存，其文字记载可见于《金石录》：“汉东海相《海庙碑》云：惟永寿元年春正月，有东海相桓君；又云：熹平元年夏四月，东海相山阳满君。其余文字完者尚多，大略记修饰祠宇事。而其铭有云：浩浩苍海，百川之宗。知其为《海庙碑》也”。洪邁《隶释》中全文收录（不录）并有跋：“予官京日，将士往来朐山者云：海庙一椽不存，不复见此刻矣”。顾蔼吉《隶辨》中说：“碑，永寿元年东海相桓君修饰庙宇，部椽何俊等欲镌石，桓君止之。熹平元年后相满君惜其功绩不著，乃为作颂立碑”。碑的后面尚有一行十七字：“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天下碑录》云：“秦始皇碑，东海相任恭修祠，于碑背刻文，在朐山，此阴是也。碑缺任君之名。赵氏、洪氏皆以为惜，乃于此得之”，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连云港市最早的碑刻是《海庙碑》。秦始皇所立之“秦东门”就在东海庙附近。东海庙碑大约毁于宋金交战时期。从遗存的碑刻拓片来看，文字结体古拙，方圆兼具，体势雄崛，为汉隶中之佼佼者。碑阴的17字，亦隶书却形体扁方，严整中显露出一股妩媚的生气。

刻碑遗存中，市博物馆保存的宋代米芾书刻的墓讠志残碑，艺术价值较高。此墓讠志 1976年出土于朐山宋墓，出土时已残，碎成四块，有65个字可识。最大一块宽26.5厘米，高18厘米，墓讠志的左下角有“涟水军使米芾”款。米芾是宋代著名的“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一 ,“为文奇胜，不蹈前人轨辙。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翦，得王羲之笔意”。

海清寺塔壁碑纪：海清寺塔矗立于大村水库之滨，古塔九级八面，纯砖结构，为苏北历史最久的一座古塔。在塔体各层内壁原镶嵌刻碑十余块，多为捐赠功德碑刻，书法一般，但为塔的始建年代在北宋天圣元年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五代王氏墓讠志：1956年月12月出土于海州东门外玉带河下五代砖室墓中。墓为长条砖筑成的单拱顶墓，随同出土的有14件白瓷器和一些金银器以及二十四件形态各异的木俑。其中石质墓讠志一件，长宽均为48厘米，厚19厘米，真书，结体严谨，身架停匀。根据墓讠志记载：该墓为吴太和五年农历9月29日下葬的海州刺史赵思虔夫人太原县王氏，享年41岁。该墓讠志是一件难得的五代书法艺术作品，现藏南京博物院。

目前，我市保存完好的尚有海州《重修镇远楼碑记》、《明神宗续颁藏经敕谕碑》，明《院道明文碑》和《圣喻》碑。

清康熙《重修云台山香火田地碑记》（这块碑是康熙十六年云台山三元宫香火田地碑，统计了云台山三元宫的田地情况。同时，在这个碑记里明确记载了陈光蕊，而陈光蕊就是唐僧的父亲。现在，连云港的花果山之所以被公认为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创作模型，这些碑文就是重要的物证之一，是证明连云港是西游记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四大名著之一的诞生地之一的重要物证，但2009年这块碑遭到村民损坏。）

、《海州乡贡进士题名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