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张伟八字分析
北京，远古级的“不倒翁”乐队刚刚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还没一撇。北京南城大杂院儿里，大张伟刚刚出生。
大老师显然幸运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滚门而不得时，王母常去一家理发店烫头，偶然结识“寂寞夏日”的主唱邓裴。王母就让邓去看看自家儿子琴准不准。邓裴找到大张伟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儿涅槃，给这俩孩子震傻了。
两人当场拜他为师。
后来赶上北京拆迁，拆到一半，大张伟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对着一家豆汁儿店。“麦田守望者”的大乐在店里喝豆汁儿，隔街听见大张伟几个人在屋里排练，拔腿上去敲门。一听几个小孩儿弄的像那么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话，老板说：“让他们来试试。”
就是在那里，大张伟见到了窦唯、丁武，遇到了日后的老板付翀。大张伟还没回过味儿来，就被当成“摇滚新希望”，送进了娱乐圈。
大老师入朋克的坑，是出于霍尔顿式的郁闷。
他出身底层。老爸张二柱是国营制造厂的职工，一家人蜗居在十平米的平房里。大张伟从小表现出极强的音乐天赋，一上小学就进了银河少年艺术团，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赛第一名，还老去国外演出。
父母为支持他唱歌，下班后冒着寒风出门摊煎饼，可谓操碎了心。一套音响设备上万元，他爸一咬牙，借钱都给他买了。
本来大张伟会以特长生身份进重点中学，结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学，连个领唱都没混上。步入青春期后，一没颜值、二没成绩的他泯然众人。打架也不行，出门老受欺负。他也想出风头，但是无从下手。
就在这时，摇滚为他打开了新世界。原来不是学习好、长得帅才有价值可言。反叛与呐喊，也是一种姿态，它甚至比逢迎权威更令人肃然起敬。朋克成为了大张伟抑郁青春的一剂良药，眼看要熄灭的火，又燃了。
那时，邓裴给了他不少外国乐队的磁带，大张伟如饥似渴地听，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听到Green Day，当时就跪了。
从此沉迷，无法自拔。每天吃干脆面，省下钱来买磁带和音乐杂志，把旋律和歌词抄了一本又一本。
拿他自己话说：“那时生命里只有音乐，一想到它就兴奋得不行。”
2015年，绿日乐队成功入驻摇滚名人堂，他们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流行朋克之王”，他们的音乐至今都影响着大张伟，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影响着像当年“花儿”一样的乐队。
在摇滚乐似雨滂沱的冲击面前，所有像大张伟似的孩子那份原始热爱都是雷霆万钧的。谁也没指望说靠它来争名夺利，改变命运更无从谈起。那是一种生命力膨胀后浑然忘我的冲动，就是喜欢，不掺杂任何邪念。
就像爱上一个姑娘，不是要占有她的肉体，而是长相偎依。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们后，立马推荐给了麦田的宋柯。宋柯一听，是好东西，可是不敢轻易签。付翀胆子大，自己开公司把乐队签了，命名为“花儿”。然后找到红星社，要了个最垃圾的时间，每周末折腾他们录音。
打着“中国第一支未成年摇滚乐队”旗号的“花儿”发行《幸福的旁边》，前后卖了四十万张。光录歌，大张伟就赚了10万。回校后，他请全班同学吃冰激凌，瞬间成为话题中心，并成为“全国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时间，小姑娘、大姐姐都来撩他，排着队申请做他女朋友。一些连见都没见过他的混混为了吹牛逼，没事儿就想揍他一顿。老师酸气十足地说：“你们谁能像大张伟那么挣钱，也可以上课睡觉。”
2000年，《华尔街日报》发文，收录大张伟创作的《放学啦》和《向我开炮》，并预言：“如果拍摄更多的录影带和有足够多的公开演出机会，那么你将看到每个中国孩子都穿着花儿乐队的T恤衫唱《放学啦》。”
大老师一颗心落定：音乐这碗饭，稳了。
他没想到，自己会放弃得那么快。
步入成人世界后，大张伟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草莓声明》发行，他带“花儿”去各地演出，特别扫兴。台下小孩儿都捂着耳朵听，前排领导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裤衩一样。
每次演出结束，心情都极度恶劣。
大张伟感到虚弱，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在台上蹦哒，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么。朋克属于“你不喜欢我你就滚远点儿”的音乐，实在是不符合中国老百姓的传统审美。至于对现实的批判和质疑，那就更别提了。
不知道大老师是否属于讨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讨厌的人格。
他实在没有那种“就是要让你们看不惯我”的一撸到底的勇气。
最重要的是，眼看滚圈儿三十来岁的人没正经工作每天兜里揣二百块钱自称“摇滚艺术家”，他就心里发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样。爸妈都下岗了，曾为他吃了不少苦。家里又不是有矿，老老实实赚钱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于天然基因，摇滚，它既不被大众喜欢，也不被大众需要。一个东西，扫兴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意味着没钱，那还死磕个什么劲？
打那时起，大张伟希望写出让更多人喜爱的音乐。可付老板觉得他应该坚持，甚至觉得他还不够摇滚。两人在音乐理念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最终，“花儿”离开，赔了40万解约金。大张伟向全体乐迷宣布：
我因国情与家境考量自废摇滚武功。
幸福的乐队很少，不幸的乐队各有各的不幸。
赔了付老板的钱后，大张伟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儿”跟EMI百代签约，明确了TeenPop的风格，向流行敞开怀抱。《我是你的罗密欧》拿了不少奖，但要说红那也算不上。网络歌曲和彩铃起来，大张伟算是见识了人民和人民币的力量，天天憋着要出一街歌。然后就有了《嘻唰唰》。
小样出来时，其他人傻了，说咱不是摇滚吗这算怎么回事？大张伟说：“石醒宇你不是想买车吗？这歌没有摇滚声，但有钱声儿。”
大老师不愧是“大数据”创作者里的先驱，一算一个准。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围，洗脑歌词传遍中华大地，“花儿乐队”声名远扬，商演不断。很多人骂大张伟背叛了朋克，宋柯听歌时也不能理解：
“这才几年啊？怎么变成这样了？”
紧接着，《嘻唰唰》被曝抄袭。大老师的“大数据写歌法”明显有Bug，东拼西凑，侵犯版权。他自称听了十几个G的歌，是从那些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里提炼出来嫁接而成的作品。这话谁听了都觉得可笑。
网友追着他这一污点不放，深扒他抄袭的各种段落。大张伟出面道歉，见群众不依不饶，直接把《叫卖十三香》改成《穷开心》。
并表示：我就是一裁缝。
他确实红了，但红得有代价。所有命运的馈赠，都暗中标好了价码。那些年，“花儿”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把钱挣到手的伙伴渐渐都乏了。音乐做到这份儿上，早就和摇滚没关系了。2009年，“花儿”开了解散演唱会。大张伟的乐队生涯，在泪眼朦胧中结束。
大张伟一样，把音乐理想先放到一边，试着去逢迎讨好这个世界。
俗话说得好啊，你对人生有打算，可世界另有打算。理想的坚守，只能带来挣扎。理想，总是可望而不可及。万一人到中年，成家生子，上有老下有下，要为生计奔波。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话说回来，大老师依然是爱摇滚的。他几乎没什么社交，参加节目间隙也在编曲，私下听各种牛逼音乐。只是他明白，那些玩意儿不赚钱，除非等哪天挣到厌倦了对舞台厌倦了，才会放下包袱，自己爱干嘛干嘛去。
最近有新闻说他去录《乐队的夏天》，也是非常动情，还想毫无底线地朋克一回。
黄家驹之所以被那么多人传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坚持理想。能做到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张伟基于生存提前撤退，那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如果黄家驹不是离世封神还活着，想必也只能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一步步妥协下去。
记得几年前的《见字如面》，郑国强在信里对儿子回顾半生时写道：
“理想太容易妥协，欲望太容易放大…最开始爸爸没有欲望，拍自己喜欢的，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后来觉得为了养活自己拍点自己不想拍的也没事；再后来为了能升官，多拍拍领导想拍的未尝不可；再后来只要能赚钱，不拍照也行。底线就是这么一退再退，当退到某一天，我拿着相机卖力地拍着领导讲话，你妈打麻将拿着《大众摄影》垫桌脚，我就突然很鄙视自己。”
人年轻的时候，谁不是想爱、想吃、想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朵。可最后，都他妈一天天老去，奢望消逝，变得像被掐住命运的脖颈拔光了毛的落汤鸡一样
君不见，多少年轻时想着“一生放纵爱自由”的人，最后都把自己给嘻唰唰了。
《漫长的告别》里，一代硬汉马洛早就说过：生命的悲剧不在于美丽的事物过早衰亡，而在于它们变得苍老和鄙俗。
18岁那年，一脸青涩的大老师去湖南卫视的《歌友会》演出。开口唱歌前，望着台下灰鸦鸦的一片大人们，他也说了：
“很多人老了以后回去看，会发现你年轻时讨厌的那种人，就是你老了以后的模样。”
十年时间，五月天成为天团，花儿却枯萎了。
曾经人们说“内地有花儿，台湾有五月天”。这两个乐团从平行线变成相交线，再从交集变回空集。
其实五月天和花儿都是我们的一个梦。蓝色的五月天谱写了青春的张扬与后青春的诗。粉红的花儿乐队编织了花季的绮丽与后花季的现实。
“我 如果有梦 梦要够疯 够疯才能变成英雄”
——五月天《咸鱼》
“我 走出门外 路灯都熄灭了 真后悔整开眼”
——花儿乐队《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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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上的火鸡》
词曲：大张伟（15岁）
有一只火鸡扇动着翅膀
就站在隔壁的稻草上
它的眼神里有些迷惘
因为它可能随时会受伤
我很羡慕它 因为它没有思想 也不用争抢
它很害怕我 因为我喜怒无常 可能随时会开枪
讨厌的东西在疯狂地生长
得到的东西却没有营养
我们就站在那稻草的中央
并不在乎彼此的模样
我很羡慕它 因为它没有思想 也不用争抢
它很害怕我 因为我喜怒无常 可能随时会开枪
稻草上的火鸡 那么的美丽
不用出人头地也不用欺骗自己
稻草上的火鸡 那么的神气
从来不会生气也不装委屈
再看看你自己
我很羡慕它 因为它没有思想 也不用争抢
它很害怕我 因为我喜怒无常 可能随时会开枪
稻草上的火鸡 那么的美丽
不用出人头地也不用欺骗自己
稻草上的火鸡 那么的神气
从来不会生气也不装委屈
再看看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