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上报后邓小平批示哪八字的简单介绍
“打开窗户,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也会飞进来”——邓小平
图|1983年10月，邓小平与陈云交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期，随着不断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的迅速腾飞，人们的生活也逐渐地富裕起来，但也正如邓小平所说“打开窗户，新鲜的空气会进来，苍蝇也会飞进来”。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有部分干部经不起诱惑，逐渐腐化变质的现象也悄然出现。
1982年春，一份简报递交到了时任中纪委书记陈云的桌案上，陈云看后情绪十分激动，气愤地指着报告说：
“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必须要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件事，让陈云如此震怒呢？
一台黑白电视机掀开一场反腐大案海丰县，是隶属于广东省汕尾市，由于毗邻香港、澳门，改革开放以后，海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率先得到了发展。
因为过去历史上的原因，海丰当地也有不少人居住在香港、澳门，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从海丰到港澳，还是从港澳地区到海丰，人流量都大大增加了不少。
也因此在当地萌生了一个灰色产业——走私。
许多人私自到港澳地区，购买当地的电视、电冰箱、收音机等等，拿回来贩卖，谋取暴利，最猖獗的时候，海丰县几乎看不到农民、学生，他们都走上了街，开始贩卖各种各样的走私物品，对于当地走私泛滥，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严厉打击制度，一时之间，这一现象有所遏制。
可终究，人贪婪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1979年秋，海丰当地一个广播员敲开了时任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家的大门。
图|老式收音机
广播员一上门，就可怜兮兮的对王仲说：“王书记，我家人都在澳门，我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能不能通融通融，我去看看他们。”
去港澳地区，需要拿到政府部门的有关批文，可是王仲也不傻，如果是正常的探亲批文，很容易就通过，又何必来找自己呢？
果不其然，广播员踢了一脚脚下的纸箱子，纸箱子里是一台17寸的黑白电视机。
王仲心一下子抖动了一下，尽管如此，表面上他还是要装模作样一番，大概也就是在“婉拒”了几次以后，王仲“很不情愿”的收下了这台电视。
事后不久，这名广播员的赴港澳探亲报告，获得了批准。
而在收这台电视之前，王仲也曾是一个铁面无私，严厉打击走私的人。
王仲1927年出生于天津蓟县，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也是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1950年，王仲转入地方工作，到1976年2月，王仲调广东海丰县任县委副书记、书记。
打击走私的年代里，每天经过王仲手里的商品，就有各式各样的电视机、电冰箱、收音机等等，要知道当时全国范围内，能够有这些家用电器的家庭，还没有几个，很明显王仲没有经受住考验，被物质所迷惑，心甘情愿地被拉下水。
有人送电视上门后不久，海丰县一名教师也来找王仲要批文，并送上一台彩电、一台收录机，王仲收了东西以后，如约照办。
有了第一次，也就有了第二次，随后就有了无数次。
王仲越来越贪，他将收受的电视机、电冰箱、收录机等等拿到市场上贩卖，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利润，可王仲并不满足，他注意到了海丰县打击走私没收来的商品都堆在汕尾镇，于是大着胆子，开始将没收来的货物私自据为己有。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敞篷缉私快艇
由于当时管控不严，王仲装出到各个堆放这些私货的现场，将这些东西趁机顺走。
1980年7月，海丰县开始严厉打击走私，王仲就任海丰县打击走私犯罪总指挥以后，更是开始肆无忌惮地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拿走这些私货。
据一组数据统计，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7月份，王仲先后收受6人以私下名义送的私货，包括电视机六台、冰箱一台、收音机两部，这些物资总价在11608元。
而从1979年到1981年7月，王仲以“照顾领导”、“作价样品”，从各种缉私现场，顺走手表331只、电视机一台、收录机一部，总价在58141元。
在王仲的纵容默许以及自身的腐败下，海丰县成为走私犯罪的天堂，甚至海丰县被一些人戏称为“远东国际市场”。
王仲的恶行很快引起了注意，各种检举信如同雪片一般寄送到了广东省纪委。
为了应付检查，王仲一面向调查小组哭诉，一面又拉拢腐蚀调查干部，查来查去，广东省纪委也查不出有什么问题。
在那个年代，在海丰县，王仲几乎是一手遮天，妻子陈巧兰1958年便已经退职，但通过王仲的关系，很快为陈巧兰“落实”政策，陈巧兰不仅恢复了职位，还被安排到县文化馆副馆长职务上。还将儿子女儿全都安排成缉私干部，用于监守自盗，渐渐地王仲逐渐癫狂，甚至在机关单位内公然排斥异己，还疯狂叫嚣：
“有人想把我赶走，看谁先走！”
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仲的罪行很快便被揭露出来。
一封刊载在《南方日报》上的检举信海丰县不少的百姓都知道王仲的恶行，检举信如雪片一般递了上去，但由于王仲在海丰基本上是只手遮天，所以取得的效果并不大。
真正有用的是一个老兵在《南方日报》上刊载的检举信，信中有条不紊地将王仲所犯的罪行一条条列出，加上之前的一部分检举信，引起了中纪委的高度关注。
图|陈云出席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并发表讲话
1982年1月5日，中纪委将调查的结果整理成一份《信访简报》交给陈云，陈云看后十分生气，立即在简报上批示：“我主张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收到中纪委转来的简报后，也十分赞同陈云的决定，并在简报上批示了8个字：
“雷厉风行，抓住不放。”
陈云派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亲自到海丰去监督，并向海丰县派出了一百多人的调查组，到海丰进行详细的调查，并听取案件调查情况。
而整个调查过程中，取证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想象
因为王仲每次收受贿赂或者是侵吞货物，尽管数额巨大，但是次数却很多，为调查平添了不少的难度。
一个叫王泗吉的缉私仓库保管员，手中有两本仓库出货的账本，成为调查王仲犯罪的关键证据，一份是明面上仓库出货记录，而另外一份是依靠他本人记忆制作的一个账本。
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很多数据对不上的情况，为此调查人员不得不逐条核对，以确保王仲犯案的关键性证据。
另外，在案发后，王仲本人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这一情况，也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1982年2月20日，《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条新闻，海丰县四艘缉私艇人员知法犯法被逮捕。
图|对王仲审问
王仲知道，自己私自从缉私仓库偷拿货物的事儿，迟早有一天会被人知道，于是迅速将妻子陈巧兰以及儿子王建成叫回家里开会。
所谓狡兔三窟，一家人经过商量后，王仲将自己私藏的货物，分别藏在八家亲戚家里，并与相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的协议。
王仲罪行败露，因本人有心脏病，所以在调查过程中被采取了监视居住，地点就在汕头地区医专附属医院，即便是到了此时，王仲依旧拒不认罪，当时检察院办案人员依法对他宣读起诉书时，王仲在病床上公然否认自己的罪行：
“物资有一部分是在上级机关领导买的，另一部分是自己买的。由于当时我没有带钱，所以就先记账，后来让女儿给了部分钱，剩下的没来得及给。”
尽管王仲后来也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通过狡辩来获得脱罪，但依旧在关键的犯罪事实上，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办案人员后来是通过审讯王仲妻子陈巧兰打开了案件的突破口。
陈巧兰没有王仲的心机和城府，连续几次的突击审讯，陈巧兰交代了王仲贪污受贿后，赃款赃物的具体去向，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极大的推动。
即便王仲坚持否认自己的罪行，但是在事实面前，再狡辩也没有用。
图|王仲
陈云多次听取案件调查情况，当听说王仲一个人便贪污了6.9万元时，十分气愤，要知道当时干部普遍工资水平，每个月也就几十元。
即便如此，当时还是有不少人为王仲求情，他们认为王仲是一个老同志，为党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恳求从轻发落，陈云对此针锋相对：“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在汕尾这样一个离特区这么近的城市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王仲造成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估计的，必须要进行严厉的惩罚。”
王仲的罪行十分严重，依据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王仲毫无疑问应当处以极刑。
但根据我国1982年3月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贪污罪论处，五月一日前能主动投案，坦白交代的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
事实上也可以看出，如果王仲不是那么贪婪，又或者说有坦白罪行的情况，其实是可以从宽处理的。
可王仲本人的疯狂，为他葬送掉了这最后的生机。
图|王仲案件简报（部分）
1982年8月24日，王仲被开除党籍，广东省汕头地区检察院地区分院将他依法逮捕，并于12月21日将案件移交给了广东省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宣判：
“王仲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总额达69749元，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贪污罪和受贿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5条、第185条和第53条第1款的规定，判处王仲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王仲依然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王仲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1983年1月17日，广东汕头市在人民广场召开王仲死刑宣判大会，由于案件影响极其恶劣，宣判当天，汕头市人民广场人山人海，当宣判王仲死刑时，他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张狂，而是面露恐惧，抖似筛糠。
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王仲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可他的死并不是结束，而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随着国家大力整顿海丰县，所有贪污受贿的干部均受到了严厉惩处，但给海丰县带来的影响，却在很多年以后依然挥之不去。
1983年8月，中纪委教育室干部蒋秀山陪同室主任张黎群一起到海丰调研，所见所闻触目惊心。
尽管王仲案发以后，上级部门派来了新的县委领导班子，但几乎所有人并不安心工作，整个县委大院根本找不到人，当地走私问题依旧十分严峻，“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的现象基本上已经成为常态。
蒋秀山回到北京后，立即向中纪委副书记李昌做了汇报，头一句话就是：
“海丰问题非常严重。”
图|《南方日报》上刊载的王仲案
报告引起了中纪委的重视，上级领导部门决定，将海丰定为党性党风党纪试验区，派出联合工作组赴当地进行整改。
到了当地以后才发现，海丰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表面上看得那么简单。
海丰是一个拥有80多万人口的县城，财政收入只有2000万，县城中还在经营的工厂，就只有一个汽修厂一个糖厂，剩下的企业大多都在倒闭状态，老百姓没有正当工作，也就没有正当收入，为了生活只能铤而走险去走私，可走私不但影响国家税收，更是直接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对海丰来说，无异于是饮鸩止渴。
由此也可见，一个王仲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只是处理一个贪污干部的问题。
对于腐败问题，邓小平很早就注意到了，并为此告诫全党：
“改革开放还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如果不坚持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就可能要‘改变面貌’。”
身为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对干部贪腐问题尤为重视，自1978年陈云担任中纪委书记，到1987年退出中央领导工作，共处理了70多万件经济犯罪案件，将这股不正之风，狠狠的扼杀在了摇篮里。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陈云再度当选为中纪委第一书记，为了纠正中纪委在以往工作中的软弱性，陈云强调了一点：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一定要放心大胆的搞，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纪委不是“老太婆纪委”而是“铁纪委”。
图|邓小平
海丰县涤荡王仲遗留下来的不正风气后，致力于经济建设，并提拔了有能力的县委干部到任。
到1986年，海丰县有十几家企业恢复了正常生产，年收入达到了6000万元，海丰县逐渐从末流的垫底县，成为了经济强县。
王仲腐败案，因其带有很明显的时代特色，也被称之为是“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尽管随着岁月流逝，该案的影响已经逐渐远去，但是它所带来的教育意义，至今依然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