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卦中站什么意思

跌宕起伏、危机重重、惊心动魄……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反动派斗智斗勇、斡旋抗争的故事，一直是影视作品长盛不衰的题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波诡云谲。作为全党的领导中枢，党中央承担着领导中央苏区党政军建设的重要使命。与此同时，中央苏区所在地信息闭塞，也亟需党中央的指导和援助。

然而，两地相隔千里、路途遥远，再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层层设卡，信息传递十分困难。据介绍，一封普通的信，从党中央发出，要辗转两个月才能送到中央苏区，更何况是重要的物资，想要运输到目的地谈何容易。

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下，能否保证信息畅通的同时又保守军事秘密，不但事关作战的胜利，而且攸关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于是，尽快开辟一条隐秘且安全的交通线成为我党我军的当务之急。

通过精心策划布局，数月后，一条从上海出发，途径港、粤、闽、赣四地，长达3000多公里的秘密交通线应运而生，成为连接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信息通道。其不仅承担着传递党中央与中央苏区机密文件、运送中央苏区急需物资和经费的使命，而且在掩护党中央由上海到中央苏区重大迁移等工作中发挥了重大而独特的作用，被誉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并数度入粤，建立了20多个县300多万人口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15块革命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此时中央机关设在上海，因国民党对闽赣苏区（以下简称苏区）的严密封锁，党中央与苏区联系十分不便，中央对苏区的指示，只能派专人秘密送达，送一个文件需时两个多月，苏区政府和红四军的情况也不能及时上报中央，导致中央的决定和苏区的工作，有时不能一致。如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央的二月来信，已越时二个月，才送到毛泽东手中。同时，苏区300多万人口和部队急需的物资供应，更是奇缺，如食盐、西药，布匹、电线等材料无法进入，闽赣的土特产品无法出口换取西药及苏区紧缺的物资。

于是，尽快开辟一条隐秘且安全的交通线就成为了摆在党中央和红四军毛泽东等领导人面前的紧急任务。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周恩来说过：“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

1930年6月，毛泽东和朱德、陈毅三人商量，派人去上海向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汇报，研究建立地下交通线问题，他们认为这个人必须能在大都会活动，又有应付封锁线上检查的能力。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卢肇西，卢当时任红二十军军长兼一纵队司令，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智勇敢，且有华侨关系，又是闽西客家人，会讲客家方言，相对更容易对付红白交界区域的关卡检查。

卢肇西，永定人，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毕业，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与张鼎丞、阮山等人一起领导永定暴动。熟悉大埔、永定一带情况，与这一带群众关系密切，毛泽东找卢肇西谈话，卢肇西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第二天卢肇西带上张朝生，由长汀匆匆前往永定方向。到永定 ，卢肇西把自己装扮成南洋归来的老板，张朝生打扮成挑行李的服侍人员，他们两人沿着埔永交界的大小村庄农舍，山区小路，水陆码头，边走边调查。他们经过了永定的下伯公凹、桃坑，到大埔的铁坑、多宝坑、青溪、大埔县城（现为茶阳镇），了解沿途的党组织情况、民情风俗及群众对革命的支持，结交贫苦群众，为成立地下交通点、站，作了初步设想。虽然行程艰苦，但得到丰富的收获。

到大埔县城后，他们了解了一些情况，第二天乘火轮到潮州，转乘小火车到汕头，再乘轮船到香港，在香港作些调查后，搭大轮船直到上海。前后行程20多天，找到周恩来。

卢肇西向周恩来汇报苏区发展的形势和毛泽东提出建立红色交通线的迫切要求，以及一路调查研究的详细情况和建立交通线的初步设想，他们认真研究后，决定建立由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青溪进入苏区永定虎岗的秘密交通线。总站设在香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在汕头、潮州、大埔、青溪等地设中站、小站或接待点。到永定虎岗后与原有的闽西工农通讯社接轨，经永定金砂、上杭、长汀到江西瑞金。

他们认为在大城市人员进出较多，商业繁荣，交通站可以开店铺作掩护，接待过往人员，转运物资，混过敌人的检查。但从大埔县城经青溪到永定桃坑、下伯公凹等红白交界地区，情况十分复杂。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埔县城附近，驻有一个团的兵力。码头、路口关卡林立，特务、暗探，暗中活动。

为应对这复杂的环境，交通站采取以下办法：一、各接待点派党性强和可靠的人员负责，要求他们严守纪律、保守机密。二、建立短小精悍的五人武装班，护送过往人员，应付突发事件。三、在青溪码头以食杂豆腐店永丰号设接待点，永丰号楼上可直通后山转入多宝坑山区再从山路到桃坑、下伯公凹（如周恩来就是化装成牧师走这条山路到虎岗）。四、接待点与交通站自置的小火轮，有联系暗号。如在船尾挂斗笠，表示自己人，平安无事。五、组织可靠的妇女运输队20人，有任务时招之即来。六、做好基本群众的工作，他们若发现有不正常情况要及时报告（如一次从码头上起运30箱电池放在一祠堂里，一地痞发现后跑去大埔县向伪县长梁若谷报告。小学教员刘光谱发现此情况，叫他妻子报告交通站，迅速转移他处。一个钟头后大埔县100多名白军赶到，扑了空，伪军官以谎报军情罪，将报信的地痞毒打一顿，群众暗暗高兴）。

就这样，在上海党中央机关里，卢肇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制定了建立中央红色交通线的方案。

1930年7月，中央军委成立交通总站，同年11月归并中央交通局。周恩来要求集中3个月从各省调集精兵强将开拓长江线、北方线、南方线三条交通线，打通连接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大动脉。在周恩来的秘密领导和直接指挥下，1931年3月，中央交通局以闽西工农通讯社及其机要交通网为基础，正式建立起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直达江西瑞金的交通线，即“华南交通线”，也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党的生命线”的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

“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建立后，主要负责接送来往中央领导、传递秘密文件和采购运送重要物资到中央苏区等任务。为保障上述工作在险恶环境中顺利完成，全体交通员创立了一套独特复杂而又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式。

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在交通线建立之初就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专门对秘密交通站的设立和运行进行了缜密安排。出于安全考虑，交通站工作的形式十分隐蔽，家庭、当铺、茶馆等都是其常用的掩护方式。传递情报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用密写药水将文件写于衬衫上，或印在字画、手绢以及线装书的反面。运送黄金、电台零件和药品等物资的方式也不一而定，交通员随身携带的纸伞杆、裤带，甚至手里的甜瓜瓤，都是其藏金之处。

执行护送任务时，交通员一般是两人一组，一前一后分别行动，前面的交通员负责探路，查明是否有危险，后面的交通员则与首长同行，保卫安全。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前者会及时发送事前约定的危险信号，后者则进行紧急隐蔽。除此之外，交通员还根据所护送领导干部的自身条件，将其化装成回乡的华侨或做生意的商人，甚至是牧师和算命先生以作掩护。整个漫长的交通线上，一般每隔10到40公里，就会设置一个少则一人多则五人的小站，交替掩护。站点之间单线联系，任务交接时，事前约定时间地点，力求准时交接。

据资料记载，当时选拔交通员的标准非常高。首先，政治上要坚定可靠，党龄要长；第二，要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懂得各行“行话”，对形势了如指掌，能够以各种合法身份或职业作掩护；第三，要身体健壮，能够胜任长途跋涉的任务；此外，交通员要有一定文化，记忆力要强。为减少风险，当时许多文件、情报的传递为“无纸化”，往往要求交通员将传送的文件全部背记下来。在所有要求中，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面临危险时，交通员必须保证信件、情报的绝对安全。其次，交通员要具备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能够广交各界朋友，懂得各行“行话”，对形势了如指掌。同时还能以各种合法的身份或职业作掩护，以免引起敌人察觉。

另外，交通员一般只能单线联系，他们并不了解全线的情况。对于任何秘密，不准谈来龙去脉，除了直接口头向上下级传达或汇报外，交通员一般互相之间不认识。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自己由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的过程。“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从这段话中，足以窥见交通员的政治觉悟之高。

可以说，“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用双脚踩出来的。为了完成任务，他们需要爬山涉水、日夜兼程、历尽艰辛，同时面临敌人的层层关卡，他们又需要斗智斗勇，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历史记载了一个个为保密工作勇敢献身的英雄。交通员邹端仁为苏区运送食盐途中被国民党捕获，面对严刑拷打，他始终严守纪律、守口如瓶、宁死不屈，最终被活生生烧死；永定“源记号商行”、“万云布庄”等商店为苏区采办物资被敌人知晓后，商店老板被抓，他们拒不交代，最后被杀害；交通员李寿科为护送电台，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据统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江西一省，为粉碎敌人封锁、完成通信任务而牺牲的交通员就有1700多人。为了保密工作的需要，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名字，只有代号。面对危险来临，他们没有选择退却投降，而是毅然奋勇当先、不畏强敌。

“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长征前夕，通过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交通员安全护送了中央领导、情报人员以及妇女干部等共计200余人进出中央苏区，其中就包括周恩来、博古、陈云、叶剑英等党的高级领导人。1933年1月，博古、陈云二人动身离沪，先化装成商人前往汕头，再经邵阳、三洋坎到达大埔，之后昼伏夜出抵达闽西永定。当他们在一座废弃小煤窑休息时，突遇国民党军队搜查，情急之下，交通员急中生智绕到另一个山头打了两枪，把敌人吸引了过去，这才保卫了二人的安全。最终到达瑞金后，陈云高兴地感叹道：“终于到家了！”

据统计，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地下红色秘密交通线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干部进入了中央苏区。其中有王首道、肖劲光、张爱萍、左权、项英、任弼时、叶剑英、邓发、徐特立、董必武、李富春、陆定一、伍修权、刘伯承、周恩来、聂荣臻、刘少奇、蔡畅、林伯渠、陈云，博古、张闻天、邓颖超、邓小平、瞿秋白等党政军领导及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等300余人。

此外，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还是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信息传递的重要窗口。各种重要的信件、情报借此得以及时传递，显著改善了先前中央不了解地方实际、地方摸不清中央意图的状况。通过这条大动脉，紧缺药品、食盐、印刷品以及军械、无线电器材等物资陆续被运往中央苏区。尤其是大批食盐的送达，极大地改变了苏区军民之前用萝卜水、辣椒干等代替食盐煮菜的窘境，因缺盐而导致的各种疾病也得到有效控制。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在打土豪时缴获的黄金、白银等也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输送到党中央。1931年，担任中央提款委员的陈刚到达湖南醴陵后，将收集的千余两黄金熔成金条捆在腰上，最终安全带回上海。赣东北苏区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在1931年、1932年两年时间内运往中央1000两黄金，1933年又给党中央送去黄金2箱、银洋18箱。这些经费的到来，有效地支援了党组织的发展。从1931年建立到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逐渐停用，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和交通员在前后4年时间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任务和使命。毛泽东后来在评价这条秘密交通线时说，“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