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派八字神乎其技免费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最熟悉的开头,或许有些老掉牙,但总容易让人有着听故事的期待。不同于童话传说,这故事说得出时间点,有很多很多的老公公,ー二位老婆婆。不在村庄,而在宫里。

乾隆的书房“三希堂”

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皇帝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此三帖合称为“三希”,乾隆并御书匾额“三希堂”。

唐代摹本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23x14.8厘米，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羲之顿首。 快雪时晴。 佳想安善。 未果为结。 力不次。 王羲之顿首。 山阴张侯。 王羲之（303~361），至今其真迹已不复存，即便是「下真迹一等」的钏摹古本，也已是屈指可数。 此帖自康熙十六年（1677）由民间收藏者冯源济献入宫中，后极受乾隆宝爱，「予几暇临仿，不止数十百过，而爱玩未已。」 他在帖前写了「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字小楷。 乾隆绘制二幅画作，张若雳写梅花图，乾隆并言：「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他在乾隆六十年（1795）退休为太上皇帝，仍作题识，写到无处可写，最后题下「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 于册中写了70多则题记。 此帖为三希堂帖之首，今日普遍认为乃唐人摹本。

在他最宝爱的神品《快雪时晴帖》后题识：“王右军《快雪时晴帖》，为千古妙迹，收入大内养心殿有年矣。予几暇临仿，不止数十百过，而爱玩未已。因合子敬《中秋》、元琳《伯远》二帖，贮之温室中，颜曰‘三希堂’，以志稀世神物，寻常什袭可并云”。这三件代表中国书法艺术水平最高的书法字帖珍宝，自此在三希堂中安稳地度过178个年头。

朝廷崩解，《快雪时晴帖》落难记

每个朝代都有最后一个皇帝,大凡兵灾人患,最是动乱的时局。溥仪,这位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自退位后仍居住于紫禁城的小朝廷中,然而城外已是国民政府的新世界。

中国最后一位皇帝 溥仪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离紫禁城。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著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老实说,这个新修正条件并没有我原先想象的那么可怕。但是绍英说了一句话，立即让我跳了起来。他们说：“限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去! ”

博仪早在民国成立后不久,即不断地以赏赐溥杰的名我府老祖宗收藏的书画宝物们一一运出宫外,谋筹金钱。要离开紫禁城了,仓惶中，溥仪仍不忘众多宝物,他选中《快雪时晴帖》，将震惊天下的三希堂帖之首夹带在后中。然而,这次他没有成功,在经过神武门时,被守城的士兵们给搜了出来。 根据台北故宫前副院长庄严回忆,被查扣的《快雪时晴帖》呈送至“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前身)。

清室善后委员会门前合影（老照片）

专家们鉴于这是件特别重要的文物,且当时驻北京的军队亦尚未撤离,局面混乱,若将此宝归回养心殿,唯恐得而复失,便不敢放回紫禁城。

1935年老北京东交民巷旧照片

于是在讨论后，派人在东交民巷买了个大保险柜,放在神武门西边一间小屋,将《快雪时晴帖》锁在保险柜里,派士兵日夜保护。

1928年，北洋军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奉系军阀张作霖，因北伐军节节胜利,东北军作战失利,张大帅宣告撤离北京。临走时,他派人到故宫,要求拿走《快雪时晴帖》。

易培基 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

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推说这宝帖被锁在休险柜，而保险柜的三把钥匙分别由冯玉等三人持有，无法打开。张作霖因当晚就要离京赶赴潘阳,又不便强行夺拿，来人只好作罢、悻悻而归。十几个小时后，6月4日清晨，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藩阳郊外的皇姑巴。

那么《中秋帖》与《伯远帖》呢？另外“二希”-，是如何落入郭葆昌锦囊的呢？

北宋米芾临本 王献之《中秋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献之《中秋帖》，27x11.9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中秋。 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 然胜人何庆等大。 王献之（344~386），王羲之的第七子，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他创建一种新体的「连绵草」，有人称为「一笔书」，此帖可为此「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间」的典型书体。 乾隆皇帝于卷前引首题「至宝」，并有乾隆、丁观鹏绘画各一段。 据考此帖乃宋代米芾依王献之《十二月帖》所作之节临本。

东晋 王珣《伯远帖》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珣《伯远帖》，25.1x17.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首，顿首。 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 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 分别如昨，永为畴古，隔岭峤，不相瞻临。 王珣（344~386），为王羲之的族侄。 其父王，其祖父王导均善书，史称「三代以能书称，家范世学，洵之草圣，亦有传焉」。 卷前引首乾隆题江左风华，乾隆并写：「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 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 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 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 并有乾隆、董邦达各绘一段，沈德潜作《三希堂歌》，为三希堂帖中唯一有名款的晋人真迹。 传世书作，仅陆机《平复帖》和此件，为世人公认的晋人真迹，极其珍稀。

那早在溥仪出宫之前,敬懿皇贵妃就将《中秋》与《伯远》由养心殿移至了自己的居处寿康宫。而在出宫时,因没有女性军警,据故宫吴瀛《故宫盗宝案真相》描述因为她们出宫,宫滨人等须要检查,请求不要用男人,以严大防,用了北大的女学生,莺莺燕燕地胡闹一阵也就算了。《中秋》与《伯远》在未细查下,也就出了宫。当时北京的大古董铺,都聚集在正阳门外的琉璃厂,但由于三希帖的名气太大,于是便遣人送至后门桥外的小古董铺“品古斋”脱售。

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起一块匾额,上书故宫博物院。紫禁城的皇宫成为向公众开放的故宫。

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时的老照片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攻入东北,故宫和东北仅200公里之遥。1932年,故宫开始挑选文物,秘密地装箱打包。1933年,日军攻入山海关,为了躲避战火,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2月4日，庄严等人接到秘密通知,5日夜里装车,6日离开北平2月5日大批板车进入故宫内几个小时就把各车装好。天黑之后出午门到车站装上了火车，忙活了一夜,2月6日清晨,运送第一批南迁文物的列车在车队的护卫下由北平西站出发。五批南迁文物共计19,557箱，《快雪时晴帖》亦在这些精挑细选的宝贝中。

负责运送南迁文物之一的庄严,当年担任古物馆科长。也是此时他看见了那离散于宫外的《中秋》,《伯远》二帖。他在《山堂清话》忆述:＂第一批由我与同仁负责押运,临行前,郭世五先生特别邀诸马院长及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森玉)先生和我到他家吃饭(就是坐落在北平秦老胡同的解斋)………饭后并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怕远》二帖。三希帖为人间至宝,人世众生芸芸,几人能有机缘目睹一面,而他一人居然独摊其二,实在值得自负。那时候郭先生曾当来客及公子郭昭俊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将他拥有的此二帖,无条件归还放宫,让《快雪》、《中秋》、《伯远》三希再聚一堂，而且戏称要我届时前往解斋接收。”

民国著名古瓷学家 郭葆昌

《中秋》、《伯远》帖上所钤“郭氏解斋秘笈之印”,即为郭世五的收藏印盖。郭世五，名葆昌,买卖、收藏文物无数,被北京的古玩界称为“五爷”。曾为袁世凯督造了四万件“居仁堂”的洪宪御用瓷。1937年春,收藏家张伯驹于郭世五家中见到“二希”，担心被卖给外国人于是请惠占斋的柳春农居间,愿以高价收购,郭氏要求搭卖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等，议价20万元先付6万元。余款以一年为期结清，不料旋即发生芦沟桥事变,金融冻结,张伯驹无力付清余款,便将《中秋帖》、《伯远帖》退还给郭葆昌。

“三希”帖的分离

故宫文物南迁路线图

文物由当时的北平辗转至上海,南京、郑州、宝鸡、汉中、成都、长沙、贵阳等地。

南京朝天宫（老照片）

《快雪时晴帖》历经颠沛流离,走遍大半个中国1947年12月9日与其他文物重返南京,安置于朝天宫库房。

1948年9月,经辽西会战,解放东北全境,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自此国共情势稳定。11月6日准海战役,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故宫博物院于是召开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理事会,12月决定将文物运往台湾;12月27日,第一批由登陆艇改成的平底船中鼎轮，在风雨飘摇中抵达基隆。1949年1月,第二批文物由招商局海沪轮运抵基隆。2月28号,昆仑号上除了国宝,还有满满逃命的海军总部官兵与眷属,故宫文物有758箱无法上船,《快雪时晴帖》就在这最后一批文物上。三批文物,总计2972箱的珍宝运抵台湾,虽然这只是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却都是筛选过的精品，《快雪时晴帖》自此落户台北故宫定居。

也几乎是在此同时,庄严回忆：“1949年,郭昭俊先生曾携中秋、伯远二帖来台,旧事重提,欲履行他父亲生前宏愿。由于郭府离开时,家产散尽,故希望政府能在‘赏’他一点报酬的条件下,他再将‘二帖’捐赠出来。可惜在台政府未能应允。”

“二希”再次与庄严失之交臂，郭昭俊只好转到了香港,在缺钱下,将“二希”抵押于香港的汇丰银行,抵押期1年,月息2分,1951年11月28日到期。

香港的汇丰银行（老照片）

1951年底,香港传出消息,抵押在汇丰银行的“二希”期限届满,因物主无力回,银主将会将其运往伦敦。此事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中国政协副主席马叙伦、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迅速报告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当即指示,派出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香港别真伪,并商讨赎回事宜。王冶秋、马衡、徐森玉、徐伯郊等人著手进行购回任务,几经波折，最终以任富时算是非常巨额的50万港元,将“二希”赎回，并于1951年12月27日,正式入藏北京故宫,重返紫禁城。

“三希”的故事至此，本应该结束了，但笔者更多的参阅了一些资料，有两点让笔者甚为感动。

首先，当时正是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加之抗美援朝，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外汇储备更加短缺，中国外汇储备还不到1亿美元（那时1美元折合人民币旧币即第一套人民币27360一24900元，1955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与前者之比为1:10000)。5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旧币约20亿元（当时1元港币折合人民币旧币4500一4200元）。而那时，在朝鲜战场上，一架苏联生产的先进“米格﹣15型”战斗机，才价值人民币旧币15亿元。为了国宝回归，国家还是从有限的宝贵外汇中拔付了这笔巨额款项，不得不说，这是多么英明的决断啊！

其次，1980年，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严病逝。临终前他告诉儿子，此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没能让“三希”团圆；二是在有生之年，没能亲自带着这批横渡海峡来到台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大陆。

如今，王羲之《快雪时睛帖》在台北故宫，王献之《中秋》、王珣《伯远》在北京故宫，王氏一门“三帖”看著清朝的盛世衰落，看著民初的动乱离散，说着其实不久以前的这两百多年故事。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三王”能再聚首展览，为盛世更添几分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