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八字门有那些街街名叫什么

我本来是不喜欢“骡马市”这个街名的,后来看见北京也有这条街,才意识到这也许是都市里常有的通称。虽然不雅,但它却留下了城市生活的气息。

这个街名究竟起自哪朝哪代,我并不清楚,但我估计自清兵入关,大批兵马来到了成都后才产生的。市场摆在蜀藩王城的后智门一带(俗呼后子门或后宰门,都不对,明时叫做后智门),这里本是经兵火之后留下的一片废墟。

这条街街北有座尧光寺,传说是明时的寺庙,但它现存的大雄殿,却是同治年间修的。志书上说:佛堂尘盖内正梁上书“周四年(吴三桂年号当康熙十六年,公元一六七七年)丈雪和尚重建”。丈雪是康熙初年昭觉寺的主持,为什么重建这座尧光寺,还要偷偷地书上“周四年”号?联系传说,昭觉寺有陈圆圆的遗物,尧光寺是文殊院的脚庙,有丈雪和尚的遗跡,这寺届的名称难道又有复唐尧之世的意味么?鸣呼,历史的奥妙难矣哉!不过从寺内还有明嘉靖时铸的准提铜佛、地藏铁佛、接引佛等文物来看,可见在明代这里就有座寺庙,至于是否叫尧光寺,就不得而知了。这座庙子有个迎神赛会,就是地藏王菩萨出驾的传统,民国初年依旧保持,香火之盛,据说城隍老爷也要来陪驾呢。

这条街算来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它的过去渺渺茫茫,但近七十年来也还留得有点影子,约略可述。

一、 民国后十多年的情况

这条街本身并不长,约略有三百来户人家。街的南北两头各有一爿茶楼—“蜀华楼”和“西园”。通街只有这两座楼房,其余俱是平房瓦屋。街面由石板石条铺就,刻入了鸡公车轮的痕跡。虽是通西城门的大道,宽度不同于一般的背街小巷,但说到头还是只有一丈五,因此坐在街沿两旁屋檐下的街邻,可以对面沏茶聊天。街的北头是向左手弯曲的,所以整条街象根弯头手杖形。从这街形来看:在蜀藩王城中轴线上的正街,不能直出北门,表明以皇城为基准的成都街坊方位是不正的,以至今天的东西干道受此影响,也不能拉直。

这条街的老街户已没有了,最近去世的黄老太婆活了近一百岁,她可算得民国以来本街历史的见证人。

本街有大小公馆和祠堂十来个,比较出色的,要数甄家公馆。那是五进四个井院的深公馆,围房后边有一个坝子,一株两人不能合抱的银杏树,是本街第一棵高树。可惜这株大树,后来被不肖子孙,先卖树后卖房,把树砍掉了!民国初年成都还有不少银杏树,现在虽为“市树”,却寥落稀疏,十分可惜。

甄家住在本街不过四世,所以还不算最老的街户。据说他家曾祖爷是在中法战争中记过功的。从不及艺麻大的官提升到州、府正堂,顶子刚刚开始红了不到两年却丁忧(死了父亲)回籍,卖了这座房子。这是光绪初年的事。甄家是嘉道年间从多道合的子孙手里买下这房子的。因为是道台修的公馆,所以五开间上房,宽宽的阶沿和两两对称的东西四个厢房,都很整齐大方。上房是雕花窗户,内院阶后围房外,大多数房间都有地板。井院是花盆花台,池缸山石,绿阴缤纷,一株大桂树覆盖了近四分之一的天井,年年繁花盛开,一株自云南移植的茶花,足足占据了一个大花台。甄家买上这一陈旧的大公馆后,还油漆一新,常常张灯结彩,宾客盈门。附近有一户钱姓的双公馆。这是一户老街户,约在乾嘉时期宦游入蜀的。他家相传是吴越王钱鏐之后,应是皇族贵胄的子孙。民国时没落了。子孙读书不成,学箭也无人,经商当事知名问世的人也未听说过。但两个大公馆还是由钱氏一姓人家住着。究竟是都市里长大的子女,家世又是见多识广,小字辈都很聪明。例如钱四小姐虽没有上过新学,但能说会道,仪态容止娟秀儒雅,龙其善于说书,念小说。她念《水浒》《三国》《七侠五义》,都是成套成套的。在家人、亲友、邻居奶奶的环坐下,只听见她“展爷…展爷……展爷”的念个不停,口齿十分清楚流利,声音又宏亮有节。她念起书来不费力,还可使听的人随着她的情绪而转变。如果她受到培养,肯定在文学上是会有造诣的。钱七老爷也是一位能干的人物,最会扎风筝、彩画风筝和放风筝。

还有一家邱公馆,他家的祖先牌位上挂的“真容”有穿谱拼、戴官顶上串串珠的。不过听说他家先辈还是学老师,这又不同于位干权的利禄门第。此外还有杨公馆、游公馆,这两家似乎是民国初年靠着族戚亲故的峥嵘而发家的。两家的子弟穿戴时新,那些祭祖追宗的事儿,则平淡冷落,无可炫耀,故乃不问不管。另外还有戴氏宗祠和张家祠堂。张祠在民国初年已是一处十家院落,破烂不堪,后来改成大川饭店。

这条街,民初还是有不少的商业户,最特别是有不少自产自销的商店例如:

香蜡油作铺。自作香蜡外还作芝麻酱、香油。经常有四个瞎子,手把着磨柄围着一个大磨在走圆场,真是足不出门,日行千里。糕点铺。一爿铺面,每天都有新鲜糕点卖。由于当年交通不便,谁愿意雇乘轿子到“大可楼”“协盛隆”去买点糕点呢。所以质量虽不算高,倒也生意兴隆。

纸扎铺。一间铺面,由兄弟俩经营,老弟年轻贪玩,经常只见老兄人在制作,人们喊他戴纸火,常年为死人子扎灵房、作五娈进供,金童玉女,金银元宝等等。戴纸火还最会扎风筝,糊的金鱼风筝挂在门上,不感到风吹却不停地转眼睛呢。他是钱七爷铺房的佃户,七老爷会扎会放风筝是从他手里学的。

黄福盛杉板铺。这是民国时代历三十多年的老铺号,黄老板年轻去世,留下了年轻颜有间秀眉字的老板娘,上无父母,下无儿女,人们叫她黄掌柜娘。她守了一辈子寡,活了近一百岁,便是前面提到的黄老太婆,是本街的老街户。黄长柜娘很能干,心中有计算,见人一个笑涡,说话受听,生活很谨严,从不跟人开玩笑。因为年轻,又有几分姿色,她很持重,平时不坐在门面上,坐在堂内门后的布帘里,生意买卖来了才出门答话,议价而售。黄长柜病死时只留有两副棺木。她有眼力,留下了一个忠厚能干的徒弟搞劳活,自己学着放墨下料做漆工,生意居然越做越好,后来扩成了三间大杉板铺。公馆里的祖老太太对她特别好,说是青年守寡可怜见的,把她看作干孙女,还放款给她,助她周转。棺材铺解放后不行了,听说她后来将徒弟收作干儿,又为干儿找了一个好儿媳。

虾羹汤和邱锅魁。吃碗虾羹汤泡锅魁,好比在西安吃羊肉泡馍,既经济又能饱腹。虾羹汤是独门经营的,不知其姓氏,人们叫他老虾。这家饮食服务行业,已有二十来年,独自操作,辛勤劳动。一天听说老虾吊死了!大家都很纳闷。据说是揭不开锅了。作了一辈子的汤菜,自己却平白的饿死,吊死,能说没有吃人的社会么?这事街坊上颇为震动,都很惋惜，大家凑钱应了一个打更匠,用薄薄的火匣子把他背到城外掩埋了。邱锅魁作得又大又白,加卖春饼。货真价实,推车抬轿的是这家的好雇客,所以驰名西门一带。

宝生公药店。老板娘姓章,也是一个青年寡妇。她跟黄掌柜娘的性格不同,是个乐呵呵的胖妇人。她坐在柜台侧面,沏壶茶,一把大蒲扇打着,和四个抓抓匠(检药的先生)及一些闲杂人等,说得热热闹闹的。药材来了,她亲自查看,指点安置,陈货先用,新货储备,规格不同,不许混杂,清二楚,有条不素;错了她是会骂人的。她也是有发家的本领的。丈夫死了,她的药厢也空了,但后来她的宝号竟成了本街最富丽堂皇的药店。她有一件伤心事—无儿女,想抱一个大户人家知书识礼的孩子来继承她的香烟。这事确难。解放后她下落不明。

中药铺 1941年

李家烤酒房。门画一间,内院是烤房,酒质虽不如提督街“全兴”大曲,却方便了附近的饮者居

钱纸铺。门前立着人多高的木质钱砧,人站在板凳上捶制纸钱,每天两三个人制作,还供不应求。

苟家笆子铺。这是旧时的作业,大多制作建房的天花板。苟大爷请的是雇工,他制作的场地占了半边街。他曾经是本街的歪人,称霸十多年他坐在街沿边圈椅上吃茶,拿着长杆子叶烟,那些拖鱼尾巴鞋的年青人竞不敢从他街沿边走过。倘若他看不顺眼,问一声:“你在做啥?”年青人便如小鬼碰上了钟馗。他黑黑短胖长得很结实,一口青胡子,说话声如宏钟,四街响应,小孩也要畏惧三分。说他象《水浒传》里的黑宋江,但他没有宋江讲义气。他的缺点在贪婪,所以只能算作街坊上的“歪人”。辛亥年间,十月十八日成都发生了兵变,尹昌衡做了都督,各街成立了“公口”。萄大爷也是“公口”上的人,人们推他当舵把子(那时在军政府里的尹昌衡被推为总舵把子),苟大爷本是个强人,这时就更雄起来了。忽然谣传本街公口成立那天,要拿“大夫第”(甄家大门上清末有“大夫第”的立匾)里某小孙娃子来祭刀!这一下可把祖老太太吓坏了。这时甄家祖老太爷(做州府官的)已去世十年,儿子又在省外未归,身边只有四十多岁的媳妇和几个孙儿孙女,外房已经出租,景况亦不见好。祸事来了无人商量对策,怎么办呢?且莫担忧,甄家祖老太太也不是好惹的。平时她是谐命夫人,府官太太,深居简出,又肯帮助邻里,别人都把她管作是个弱者。这时她火鍊的性格泼出来了。原来她出身不高,是崇宁县一个乡村姑娘。祖老太爷当年也是崇宁县一个寒士,他们结婚后,他中了秀才,考选了拔贡,在入京会试中科场失利。从此为了生计流落京城十余年,任过八旗教席等小官。由于文章好,笔墨字来得迅速可观,被调遣到中法战争的帅幕做文案,又曾经陷贼生还,因而晚年做了实缺州、府。祖老太太此时,竟不顾自己的体面,抱着祖先牌位,把大磬放在家门上,点燃香蜡纸钱,向着祖先牌位磕头,象疯魔一样打着磬,大哭大闹的骂起街来:要祖先保佑孙儿的性命;骂“孢人”不得无理,不得好死:愿街坊同情她的遭遇……哭闹,诉说,还说要去拼死。不免引得丽观众人的劝解。苟大爷也只得派人来“辟谣”,请祖老太太回去。这样,才息了下来。但是没有真息下来,两天后有人来劝祖老太太赠点银两,请荀大爷向公口转个僧。因为疼孙心切,祖老太太还是照办了,才真正平息了这场风波。

小饭馆 1941年

花轿铺、灯彩、台盒、吹鼓、茶炊业。这是为人家办红白喜事的综合服务业。开四间深堂铺面,喜事搭紫红色天幕,丧事自然是白幕。节日要扎灯彩戏目,客人来去唢呐鼓吹要奏一逦乐,表示迎送,堂礼时也要奏乐。茶炊是流动的茶馆,用大铜壶烧开水,沏盖碗茶。此外还有一家窑罐铺,是买货卖货的,虽是正当商业,却本小利微。经营不力,不见兴旺。

本街尚有一铸锡铺,制作灯盏、酒壶、插筒(神龛上用品)、锡碗、茶船、饰品等。此业现已绝迹。另外这里还有一家“售店”,是公开吸大烟(鸦片)的地方,民国十几年后才禁售了。

二、 民国十五年后的变化

这条街的面貌也是几经变化的。民国十五六年,四川军阀混战,尧光寺里驻着一营人的部队,晚饭后总要唱歌。早前唱的是:“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在胡十九年……”现在又增加了一首新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说明旧军阀要变成新军阀了。骡马市亦随之而变了。

自从杨森提倡修马路以来,本街各户被勒令退出街面五尺,三合土的路面年年需要翮修或挖补。扩宽后,大公馆的门房变了,八字门墙不见了高屋低檐,大户小家的门面看齐了。这时才算得是房舍栉比,象一条街市了。街面上坐着“摩登”的黄包车多起来了。“摩登”是以往街面上稀见事体;手里拿着手巾或一把扇儿,用来遮饰着阳光,看上去象个不完整的面孔。街面上的行人也多起来了,原因是从东城到西城缩短了时间,象过去那样慢悠悠的轿子,一步一起落的轿顶,十分钟还没有移动过一条街呢。街市上叽噎叽喳的鸡公车声,黄牛驮米的铃声这时都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消逝了。

街上出现了一桩怪事,说是十字街头发现了一个“扒手”。消息传到了大公馆里,那些闺中的小姐、少奶奶们听了十分惊讶。开始她们还不懂得“扒手”的涵义,经一位到过上海的少爷的解释,并说这是从上海带来的风气,她们才明白了这是咋回事,并慨叹世风变了,人心不古了。

街面行人的穿戴也变了,短服多起来了,以往那种穿贡毛团花马褂、戴瓜皮帽儿以及那种穿普鲁枣红色细毛毡长袍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是头顶小礼帽,身穿中山装或笔挺的西洋服,脚下皮鞋油亮亮的人行市了。他们即使身着长衫,下身还是着的西装长裤,手里有时拿根司迪克(手杖)。这就是风度。这时朋友见面例行的是握手问好,叙谈几句便了;不象当年,对面时总是故作惊喜之态,佝偻前趋打恭又深揖:“府上可好?”“托福,托福。尊府呢?”“彼此,彼此。”

这是四川军阀恶性膨胀时期。本街公馆里的清末遗老遗少已开始没落,公馆开始分居或是卖掉。比如钱家双公馆已卖给孙师长。孙是南京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北伐后才兴家的,所以人们把他看作新军阀。不过孙师长的家属倒好,师长夫人不摆架子,不耀武扬威,而且穿着大方朴素受人敬重。公馆门上除多了两部亮堂堂的私包车进出外,别无其他动静。不过她喜欢扩张住宅,据说还抱着金条子在挤买邻里的住宅;若不是战乱的影响,她可能要买通一条街呢。

这时张家祠堂也卖掉了,开了一座“大川饭店”。老式房子全部拆掉,盖起了三层的砖结构楼房,临街又修了一排楼房铺面。看来全部建成非两万硬银是不够的。这家老板是本街做最大生意的人了。饭店开始作风尚正派入夜电灯通明,改变了本街夜深沉的境况。可是半年以后这儿便弄得来乌烟瘴气了。这里成了吃花酒玩姑娘的窝窝,那些富贾,武将,高参穿流不息,日嫖夜赌,划拳,淫唱,打情骂俏,丑声四溢,弄得四邻不安。这时沉多年的骡马市,它那保守多年的礼义之乡,已经退色到卖淫无耻、抱财有神的地步了。有人还羡慕夸耀那些妓女穿海虎绒大衣,着乔其纱袜子,高跟皮鞋,烫发…认为她们比正经人还神气呢。比如本街沙罐铺内那位姑娘,原本是勤勤恳恳的闺女,这时一下子变成了“摩登儿”。她一上街就坐包车,坐车也从不议车价,选登一辆由精壮车夫拉的车子,便在街上飞跑起来。这位姑娘虽然装饰华贵,回家时还是从破烂的沙罐铺门进去尧光寺不再烧戒疤,不再搞迎神赛会,地藏王菩萨也久久没有出驾了寺庙被一营大兵驻扎着。和尚饿得来没饭吃,只好将回廊、四天王殿、小院都寄厝了灵棺。八十高龄的老方丈死了,佛徒弟子竟没有知觉,及至老鼠将他足拇趾咬了,徒孙们才觉醒,也只为他做了个简单的道场了事。这时街上的居民,已懂得了看报纸,到春熙大舞台看戏,少城公园吃茶,安乐寺买卖银元,或者说点权贵路,生意经,认为这比去看和尚吃斋饭更有意思。本街刘公馆(现在荣乐园处)最先接上了电灯。还有一家公馆开始搞化学制剂,技师是一位北师大化学系毕业生。还有一家公馆以简单机械加手工制作,创办卷烟厂。这些街道工业,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了数年也相继烟消了。

三、 本街历史上几次兵祸

辛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八日“成都兵变”,也就是此后所说的“打启发”,叛兵揹着“藩库”“大清银行”,“竣川源银行”的金银沿街蹒跚而行,口称“不照,不照。”全市那天关门闭户。傍晚本街元丰生字号被抢,一家老陕开的当铺也被抢,银元倒得哗啦啦地响。街坊住户都紧张万分,却也有人去趁火打劫的。这事不但使四川库存空虚七八年,把一些良家子弟也引坏了。

刘戴成都巷战

一九一七年的刘罗、刘戴之战,火力点都集中在攻旧皇城,使全城坠入战火之中。川军二师炮营营长赖心辉,一炮吊中明远楼,二炮打中致公堂,因此得了个“赖大炮”之名。其实后来吊了二十多炮都没有打中目标,可吓坏了老百姓。他们才把炮位移近,架在前门三桥上,一炮打出了北门,二炮打到了通顺街,三炮落在大红土地庙。原来“赖大炮”之名实质上带有一点讽刺意味。我家大门也被架上了柴火,幸好浇洋油的士兵跑急了放过一炷火,才幸免于难。骄兵穿入我家住屋,我父亲那时在《川报》作记者,竟自在后屋小窗下看书写作,颇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大兵敲他的窗户,他才一时惊住了,只得开门。秀才遇到兵,却演了一场文戏。大兵笑嘻嘻地说:“你还在看书?!还不避一下哟。”大兵把这个书痴查询几句便忙忙的窜走了。刘罗之战是在笆笆巷(即八宝街)双方接火打响的,所以变起仓猝。戴戡退入旧皇城后,川军进入骡马市。开始一连川军气汹汹地驻礼在我家,横目裂眦,苛役指使。幸好我祖父是个久经边庭有经验的小吏,家中妇女老幼早已避逃,他与亲友三人股勤招待,捧茶备水侍候,这些士兵日后竟改变了态度,临去时还三致谢意。

日军7.27轰炸后成都的惨景

一九三三年,二十四、二十九两军成都巷战,骡马市街也是遭殃的。争战的火力集中在旧皇城内煤山一带,本街修了三道街垒,背面积满了伤兵和尸体,沿街血渍成线,慘不忍睹。全街住户扶老携幼,徙避流散。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日寇敌机轰炸成都,我家屋舍被毁,祖母和仿溪五叔殉难!敌机的目标在炸大川饭店却殃及我家。我祖母姓乐,贵阳人,自入我家后,生儿育女,勤勤恳恳一生,五十多年没有回归娘家次,但她从没有怨言,也没有跟婆婆跟儿媳顶过嘴;一年只出家门两三次(上坟,看花会),其余就守在家里做劳活;不打牌,不看戏,闲时吸水烟,看小说,可谓典型的贤妻良母。几个子女发蒙时都由她当启蒙老师。可是这样一个老人,远居中国西部城市,却无端遇上东洋飞来的横祸。这不就是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么!

仿溪五叔是中学教师,习法语和文学,也是诗人;有遗作《诗词残稿》若干首。殉难时才四十岁。我父亲是最喜爱五叔的,他死后父亲抚养他的遗孤子女四人,自己还有七个子女未自立,这时家境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弹指间几十年过去了,以上种种,笔者忆来,历历如在目前,而今天的年青人看来,则不免有沧海桑田之慨矣。但这历史的一页,权作龙门阵摆摆,应该说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