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手八字须戴着眼镜

1904年9月，23岁的鲁迅东渡日本求学，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学医。在求学期间，鲁迅认识了第一个外国朋友藤野严九郎。除藤野先生外，鲁迅的日本好友还有内山完造、宫崎龙介、须藤五百三等。鲁迅的外国朋友圈中，数日本朋友最多，当然，以鲁迅在当时中国文坛的地位，他的朋友肯定不局限于日本人，我们熟悉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也与鲁迅有往来，他们同样是鲁迅的外国朋友。

鲁迅与藤野严九郎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9月，23岁的鲁迅东渡日本求学，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学医，求学期间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外国朋友藤野严九郎。

藤野先生故居中悬挂他与鲁迅的照片

藤野严九郎出生于1874年，比鲁迅大7岁，其家族世代为医，他是藤野家的第六代医生。1904年鲁迅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藤野当时是该校解剖学教授。鲁迅作为藤野的学生，在他的散文《藤野先生》一文中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藤野先生时的场景：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第一次见到藤野先生，给鲁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日本学医期间，鲁迅与藤野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写了一篇怀念藤野先生的散文《藤野先生》，文中有不少他和藤野先生交往的细节，如藤野派他的助手把鲁迅的课堂笔记要回去，认真、仔细地批改、修正，这体现了藤野对鲁迅的器重和关怀。藤野看到鲁迅画的医学图不准确，马上给他纠正，鲁迅在当时心里很不服气，但事后非常感激，等等。这些细节说明，藤野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严格。

中国当时作为弱国，饱受列强欺辱，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朝，成为亚洲的军事、科技强国。鲁迅赴日本学医时，日本与俄国正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日俄战争），并击败了俄国，一举取代中国成为亚洲唯一的军事强国。

藤野先生赠送给鲁迅的照片

作为弱国子民，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深受日本同学的歧视。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后，一次下课前，课堂播放了日本战胜俄国的影像片，鲁迅作为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被迫留下来一同观看，影片中有中国人为俄国人做侦探，被日军捕获后准备枪毙，围观的都是中国人的场面，日本同学对此显得特别亢奋，拍掌欢呼“万岁！”他们完全无视鲁迅的感受。这种欢呼，对于鲁迅来说听的是何其刺耳啊。

在这种学习氛围下，藤野先生给予了鲁迅莫大的关心和照顾。这位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日本教授并不带着任何民族偏见对看待鲁迅，两人亦师亦友的特殊友谊，让远在异国他乡的鲁迅感到特别温暖。在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民普遍抱有狭隘的民族偏见。但藤野先生并不如此，他对来自弱国的鲁迅毫不歧视，倍加爱护，并以自己的高尚品质给鲁迅以极大的影响。

鲁迅离开仙台前曾到藤野先生家告别，藤野先生送给鲁迅一张照片，背面写上：“惜别藤野谨呈周君。”对鲁迅的离开甚为不舍，鲁迅为了安慰藤野先生，只得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后来一位记者拿着一张鲁迅逝世时的照片给藤野先生看，得知鲁迅逝世的消息，他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提笔写下了《谨忆周树人君》，文中回顾了与鲁迅在日本期间的师生往事，对鲁迅离开日本后两人失去联系表达了极大的遗憾。

鲁迅与内山完造

在我们熟悉的课文《一面》中，作者阿累在工作之余到内山书店买书，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阿累在面对经济拮据和求知欲望之时犹豫不决，这时还是鲁迅先生及时解救了他的困窘。在这篇文章中，也侧面记述了鲁迅先生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友情。

内山完造（右）与弟弟内山嘉吉（左），两人都是鲁迅的友人

内山完造，1885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比鲁迅小4岁，1913年赴中国上海，在上海居住长达三十五年。

1917年，内山完造以妻子内山美喜子的名义开设书店，1929年迁至北四川路的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1号。开始销售基督教的福音书，进而销售一般性的日文书籍，再后扩展经营中文书籍。

内山完造对中国人非常友好、平等、和善，一点都没有当时日本人的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态度。他的书店向来都是敞开面对读者，所有的书籍读者都可以随手翻阅，有长椅和桌子，读者可以坐在那里阅读，贴心的是书店还为读者提供了茶水解渴，遇到有经济困难又期望买书的读者，无论金额大小都可以赊账。这家进步书店在当时的上海很有名，许多读者都慕名而来，而内山完造本人，也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信任和尊敬。

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谊始于1927年。这一年，鲁迅刚刚辞去广东中山大学职务回到上海。同年10月5日，鲁迅造访离家不远的内山书店，并花了10元2角购买了10本书。当时内山完造并不在书店，妻子内山美喜子跟他讲了这件事后，他才留意起这位顾客。当鲁迅第二次来买书时告诉内山他叫“周树人”时，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已成半个“中国通”的内山一下子就知道了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

鲁迅和内山完造相识后，很快成为挚友。由于曾经在日本留学，又因为家离内山书店很近，因此两人交往频繁，鲁迅经常到内山书店做客。两人在往来的过程中，内山完造介绍了不少日本友人跟鲁迅认识，如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佐藤春夫、长与善郎等，都是通过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结识并成为友人的。

鲁迅与内山完造（左）合影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内山完造利用日本人的身份，在自己的书店大量销售包括马列著作在内的进步书籍，发行当时被禁售的鲁迅著作，并代售鲁迅自费出版的《毁灭》等六种进步文学读物。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出售当局禁止的其它进步书籍。三十年代的上海，对于文化禁锢是很严厉的，特别是书店出售什么书都有着严格的要求，而内山书店却完全不同，中国书店买不到的书，内山书店有卖，中国书店不敢经售的书，内山书店也能卖。

从1927年10月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逝世止，鲁迅去内山书店五百次以上，购书达千册之多，两人友谊甚深、过从甚密。在鲁迅庞大的外国朋友圈中，日本人占了很大一部分。藤野严九郎鲁迅视之为恩师，而内山完造，则是鲁迅可以交心的日本朋友。在两人八年的友情中，鲁迅四次蒙难又四次由内山完造利用日本人的身份掩护避难。1930年2月鲁迅遭当局通缉，在内山书店避居达一个月之久。

鲁迅对内山完造极为信任，对方虽是日本人，鲁迅却视之为挚友，内山完造同时也对鲁迅满怀敬仰和崇拜，甚至不惜冒着被取缔的风险在自己的书店发行遭禁售的鲁迅著作。鲁迅还以内山书店做掩护接待客人，这里甚至成为了地下组织的联络站，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北平与东北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由此可见，鲁迅并不因为内山完造是日本人而怀有警惕，相反的两人的友情早已超越两国人身份。

鲁迅晚年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身为挚友的内山完造为他的健康到处寻医问药，曾希望鲁迅去日本疗养，但最终没去成，不过后来还是介绍了须藤医生为他治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作为他生前挚友的内山完造是鲁迅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一，并在葬礼上致悼词。1937年，内山完造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家”，被聘为《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并积极推动《大鲁迅全集》日文本在日本国内出版。

鲁迅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社会活动家、美国著名作家、卓越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史沫特莱

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此后1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在中国期间，她与鲁迅、矛盾等进步作家结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0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的50虚岁寿辰，那些被当局认为是“左倾危险分子”的作家和斗士们希望借此机会搞一次隆重聚会。当时史沫特莱正好人在上海，她受到邀请后，欣然以自己的名义租借了法租界吕班路50号的荷兰“斯拉巴雅”西餐厅作为聚会场所。众多的文化界名人，如柔石、冯雪峰、茅盾、叶绍均等人都来赴会。

对于这次与鲁迅和众多中国文化界名人的聚会，史沫特莱印象极深，她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国之歌》中详细描述了鲁迅先生：“鲁迅带着年幼的儿子提前到了。这是我初次与鲁迅相见，我在中国的整个期间，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个人。他个子不高，身板有些单薄。穿着奶白色的丝绸料子的中国服装，柔软的中国靴子。不戴帽子，剃得短短的头发像牙刷一样。但是，虽然鲁迅的面容就是一般中国人的样子，但他却在迄今为止我见过的人中，给我留下了最有印象的记忆。脸部生动，同时也有戒备的神情。他虽然不用英语讲话，但能熟练地运用德语。因此，我也用德语与之交谈。他待人接物的态度、说话的方式，还有一个个动作都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充满个性的和谐与魅力。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块土块那样，看上去十分丑陋。”

史沫特莱与朱德总司令合影

整个聚会活动在胆战心惊的望哨中偷偷进行着，作为聚会的主人公，鲁迅先生对在场的友人讲了自己的前半生，他的成长经历，他在日本学医时的往事，以及弃医从文的初衷，史沫特莱在场认真的倾听。她原本“耳朵一面侧向外面的街道，担心着警察的捕人车到来，一面却倾听着一个翻译替他译出来的话。”史沫特莱很珍惜自己与中国文坛领袖鲁迅的第一次见面，她看到的是一个不被现实击倒，对中国仍然充满希望的鲁迅，这样的鲁迅，让史沫特莱深深为之吸引。聚会结束后，她还特地送了鲁迅先生一幅自己精心选购的白绸子衣料作为寿礼。

鲁迅特别喜欢德国女版画艺术家珂勒惠支，曾收藏了不少她的版画原拓。史沫特莱知道后，利用自己是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的便利条件，使鲁迅与珂勒惠支通上书信，鲁迅在信中热情邀请她为中国创作。1936年，鲁迅自掏腰包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全集》，并邀请史沫特莱撰写该书的前言，史沫特莱欣然应允，写下了前言《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

史沫特莱在《忆鲁迅》一文中还讲过一件事：1931年3月，全国都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国民党当局搜捕并杀害了一些进步作家，鲁迅深感痛心，写了一篇名为《写于深夜里》的文章，他想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曝光在世界面前，便委托史沫特莱将文章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当时史沫特莱担心这篇文章发表后国民党当局会对他下黑手，但鲁迅坚定的说：“有什么要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史沫特莱在中国期间，积极参加中国进步的文化运动，曾参与营救女作家丁玲出狱。1931年她把鲁迅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一文发表在美国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上。

鲁迅与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美国著名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埃德加.斯诺

在上海，斯诺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后来他对萧乾讲，“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

彼时的鲁迅正受国民党当局的监视，斯诺通过青年文学工作者姚克牵线认识了鲁迅，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在一个小小的杂货铺里。这位中国文坛的领袖级人物，斯诺仰慕已久，见面后，斯诺表达了自己希望将鲁迅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想法，但鲁迅建议他关注更多别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后来斯诺接受了建议，对翻译集做了调整，前半部分是鲁迅的作品，后半部分收集了巴金、矛盾、柔石、沈从文等当时在中国有影响力的文坛名家的作品。1936年7月，这本名为《活的中国》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在美国出版。

在序言中，斯诺撰写了导读文章和《鲁迅评传》。他把鲁迅比作是高尔基、契科夫一样的世界顶级文学名家，评价他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如此之高的评价，可以看出斯诺对鲁迅是何其钦佩和敬仰。鲁迅对斯诺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斯诺不断倾听、吸收鲁迅的思想，两人没有因为年龄差而产生隔阂，相反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虽然离开了上海，但他与鲁迅仍保持着书信往来。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很多他们交往的情节，他评价斯诺是外国人中“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斯诺正在陕甘宁边区访问。得知鲁迅逝世后，斯诺心痛不已，他在与人合写悼念鲁迅的挽联中写到：“译著尚未成功，惊闻陨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其中尚未成功的“译著”指的是斯诺翻译的《阿Q正传》，而“痛忆旧雨”也道出了其本人与鲁迅之间深厚的友谊。

结语

鲁迅、宋庆龄与萧伯纳等国际友人合影

与鲁迅先生有交往的外国友人还有很多，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文豪萧伯纳。1933年萧伯纳访问中国，2月17日到达上海。在上海期间，萧伯纳与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人会面，与鲁迅结下了诚挚的友谊。2月底，日本改造社特派记者木村毅来华采访萧伯纳，鲁迅受内山委托，安排他与萧伯纳会面。

在鲁迅先生的外国朋友圈中，数日本人最多，当时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但鲁迅并不因此而断绝与这些日本友人的往来，更何况，他的日本朋友大都是文艺界的，且普遍比较同情中国，比如日本诗人金子光晴，创作了不少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他国的诗集，其中的《鬼子之歌》、《娥》等诗集曾被翻译成中文。

鲁迅逝世后，他的日本友人，诗人、小说家佐藤春夫撰写了一副评价鲁迅一生的挽联：“有名作、有群众、有青年，先生未死；不做官、不爱财、不变节，是我良师。”这副挽联言简意赅，却道尽了鲁迅的一生，他的人格魅力让太多的外国友人为之深深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