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组合后地支四连口诀

对我童年及青少年时的简要回忆

具有影响的十七路军先贤蒲城邓艾后裔邓元温

听母亲说，我生于民国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按公历是1922年3月）乳名财喜。陕西省蒲城县西头乡后阿村（曾叫邓家堡）人。本村南、东为三丈高的城墙，北、西紧临十余丈的深沟，关闭城门，村人倍感安全，住有邓、马两姓人家二十余户。在城南50米处有一砖窑为邓氏祠堂，每年正月初一，邓姓男子祭拜祖先邓艾，吃年饭。窑内西侧斜靠一块石碑，说是邓艾碑。春夏之交，西安来人拓印碑文二三百张，此情我曾目睹两次。此碑先拉到蒲城县城，现保存西安碑林。在前阿村正南500米处有一将军庙，又称邓艾墓，占地二亩。小时每到此处，就感自豪，以邓艾后裔为荣。1929年（民国18年）大荒灾，全村人大半逃走，仅余7户，灾后又遇瘟疫肆虐，饿、病死者不少、我童年期，正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土匪特多。因本村易守难改，常有匪军驻扎，十里之乡，都要供其吃喝。稍不如意，就遭毒打。我二叔父被借故枪杀，父亲被吊槐树拷打，小姑险遭轮奸（被母亲百般掩护），他们逃跑时抢走我家毛毡一条，端砚一台。

全村坡地（或叫山地）与深沟相隔，劳动十分艰苦。一日我在沟边，马成德老先生（我叫他成德伯，当过乡长，做小生意）对我说：“财喜,你看啥时能把这沟填平，咱村人到那边（指沟北坡地）种地就方便了。”这话是全村人的心声，近80年来，我曾梦想如何实现。1933年，我在乡初级小学（设在娘娘庙内）上学，两位老师麻桂亭和冯介石，带领全校70多名小学生到苏家河春游，观看洛河瀑布，正值麦苗绿、菜花黄、鸟儿叫，蝴蝶舞的春光明媚时节，蓝天白云，环境宁静，我们身着蓝服，带两个蒸馍，排成一长串队形，向南蜿蜒而去，心情特别高兴，渴了喝清澈的泉水，游兴不尽，深感家乡风景之优美！

我入学时名叫财喜，两年后，老师麻桂亭（我舅父）说：“给你起个新名，你们兄弟四人，从元字开始，按恭、温、勤、俭四字排列。”我第二，故叫元温，这是我名的由来。

三年级语文课本中有篇“北雁南飞记”的文章，描述了日本发动“9·18”事变经过和江南大水灾的惨状，极富感情，反复朗诵，知晓了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1935年冬，北平“12·9”学生运动时，蒲城尧山中学两个学生，身穿黑色大衣来校，在讲台上给我们教“救国歌”，他们的爱国激情，对我很有感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全国抗日高潮，全国各地成立抗敌后援会，老师叫我等也参加，除了开会勤务外，我们作为学生，主要用唱抗日歌曲进行宣传，一天下午，我对同学郭官保说，你带10名同学去西头村唱，我带10名到坡底村去，我们在村中唱歌，来了五六个村民，申庙森（一脸麻子）说：“这些娃娃能干啥？”我义正词严地说：“我们是为了抗日救国”他只得说“好！好！”。我们用嘹亮的童音唱了五六支抗日歌曲。

在小学时期，我年龄较大，也学得好，每期年终都是第一，老师麻桂亭说：“你已长大，在这里也没学头了，应主动到外边（指本乡以外）去学习”。我得到启发，就找表兄申桂森，托他帮我到甘北杨虎城将军办的学校就读。他说：“有个同州师范王同学，在焦庄私立崇实小学任教，可去。”1938年春节过后，我俩到该校，经介绍，校长刘铭珊在他办公室出题对我考试。决定我到五年级上课。这里的学生也有来自大荔、澄城、渭南、蒲城、富平、白水等地，接触面广了，视野扩大了，不像在乡小学那样狭隘闭塞。由于校董事孙辅臣开明（学校由他出资创办）不少进步教师纷纷来校任教，先后有王允清、焦冀云、陈静之、孙巽山、种照勋，刘铭珊、张资平、刘波平、皎星光等。有共产党组织，特别是“民先队”很活跃。师生可订阅新华日报，“解放”杂志，进步书刊不少，课堂上讲“论持久战”。6月，由傅均才、雷永昌介绍我加入“民先”，过组织生活，出“民先专刊”。每周用两个晚上时间跟老师到附近农村作抗日宣传，同学们可唱四十余首抗日歌曲，唱得最多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毕业歌”，还有马赛曲。10月，学校决定派王培基（党员）、邓元温、雷永昌、傅均才等（均为民先队员）到中共在泾阳县安吴堡开办的战时青年训练班，融入三千多人的学习洪流中，虽只有一个月，但听了不少讲课。参加了“西救”会，听了冯文彬关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明确了前进方向。1939年初，老师把我们五年级前十名扦入初中春30甲班学习，我是其中之一。9月，王培基介绍我入党，因第一次反共高潮掀起而暂停。在崇实期间，我曾写过两篇文章，贴在壁报上。一篇是小说，题目是“贼”，以本村成喜妈和逢生爸因生活困难偷割麦的事，说明做贼的根源。另一篇是纪念“九一八”8周年，说明沦陷区人民还没有脱离亡国奴的苦海。年底，由级任老师孙巽山（党员）决定我们6人去延安，因路费等问题无着，改为去山西中条山38军，直接参加抗日战争。（邓李军供稿）

2007年5月10日

在38军担任绝密电报翻译工作的一些回忆

具有影响的十七路军先贤蒲城邓艾后裔邓元温

蒋介石历来禁止38军办教导队，赵寿山军长就以野战补充团第二营的番号从1941年8月至1942年8月在河南巩县办了第四期教导队，任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的进步军官周杰邦为营长，借以掩护。故教导队第四期有四连、五连、六连（儿童连）之称呼，我从教导队第三期毕业后到第四期五连任教育副班长，主要做学员政治思想和发展党组织工作。1942年8月5日上午，连长兼党支部书记徐又彬通知我马上到第四连连长范明（当时叫郝克勇，是38军党工委员，蒙完年为书记，郝克勇后为书记）处报到，（当时五连住油房沟，四连住新沟，六连住周家埝）。我没有带行李和组织手续，即到范住处报到。他说：你就不要参加毕业典礼和学员分配工作了，有件很重要的事要你做，立即取出绝密译电本和底密一张，还有列国志，封神榜，法兰西内战等书（加密工具书），立即教我如何搞翻译次序和方法。说：“公”代表毛泽东，“勤”代表赵寿山，共有四道手续才能把绝密电报翻译出来。并要我背诵发报日子的代号，如冬、东、江、支、微.....天干、地支等。似乎要我马上开始工作。我不愿意，认为不如下连队好，可以当下级军官。他说，这比下连队重要，要我长期搞下去，我讨价还价说只搞半年或一年，他说搞三年，最后定为先搞一年。

8月15日至20日，四、五连学员举行了毕业典礼，纷纷被分配到17师、35师和军直各单位。在四连的基础上成立了军部搜索连，仍由范明担任连长，刘机生（党员）担任副连长，实际是军部和党工委的保卫部队，编制四个排，原四连支委罗曼中任第一排排长。薛高涛（党员，原名薛忠厚，收发报技术高超）任通讯排长，管理电台具体业务，俗称台长。全军共有八部无线电台，赵寿山军长决定和延安专门联系的这部电台配属于搜索连通讯排，由党工委掌握。我的公开职务是通讯排准尉通讯员，实际成了党工委的一个工作人员，因工作特殊，每到一地都是一个人住一个地方，还给我配了一个聪明的小勤务员，叫我“邓先生”（以后调走了），范明规定我外出不得超过10华里。

范明曾说：这本绝密译电本和底密等件是张西鼎从延安带回38军的，是专门为毛泽东和赵寿山来往电报之用，称为“寿”密。一般译电本都是4个数字一组代表一个汉字，但这个译电本却是一组数字可以代表好几个汉字，如“三十八军”、“十七师”、“赵寿山”、“孙蔚如”、“孔从洲”。还有些地名，如“延安”，或一个成语等，也由一组数字代表。译电本是用黑红两色油墨套印而成，一看就知这是38军专用译电本，根据这套方法编制的密码是无法破译的。每天早6时，薛高涛必须准时和延安电台呼叫联络，如果联络不上，必须向领导报告，要找出原因，设法解决，有时因部队转移，地形限制，联络不通，有关领导就非常着急，每转移一个地方，都要向延安报告，双方收发报员都比较熟悉。发往延安的电报稿，由范交我制密后又交给他，他必亲手交薛高涛拍发出去。接收到由延安拍来的电报，由高交范，范交我翻译后即交他。我和薛高涛不直接发生交接关系，这是一条保密原则和工作纪律，所收所发电报内容，高是无从知道的。我工作完毕，必须立即把底稿焚烧，不留任何痕迹，数年中我从未向别人透露过半个字的秘密。这部小小电台（只有一个15瓦的收发报机和一个手摇发电机，功率很小，讯号微弱）和延安毛泽东建立了通讯联系，成为38军的生命线，全军上下，无不关心它的畅通无阻。当时多数人的心情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通过这部电台，党的各项政策、重大决策、国内国际形势，重要文件等可及时传达到部队，而赵寿山军长和党工委的请示报告（如三次的请示起义报告）情况汇报又可迅速到达党中央最高领导层。我感到中央对38军了如掌指。范明也曾经说过，38军和中央主席建立直接通讯、直接领导，这是全国第一家（意思是在国民党其他军队和八路军中也没有这种情况）。我除了翻译来往绝密电报外，还要把电台收抄的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社论、半月国际述评、重要公开文件等复写数份（一般3份）交范分送有关领导阅读，如“评中国之命运”就复写七份。我说写这么多干啥，他说给高级领导看。因为当时全国正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全国发行，军队尉官以上每人一册，为必读之物。我们则以“评中国之命运”对抗之。薛高涛上机收发报时，经常发觉有几部电台对我台进行侦察和干扰。自部队由中条山移防河南以来，国民党特务对38军的监视和破坏变本加厉。1943年4月份，国民党军委派检验团来军检验，军部驻抗日前线荥阳县苏寨村，搜索连也必须从巩县长趋百余里去应点，需时一周到十天，就在这个当儿，国民党特务对我电台驻地进行了侦察，当时只留五六个人坚持工作和保卫电台，由罗曼中为主负责。罗和赵一平（党员）是能杀能战的干将。有一天晚上两点多钟，敌20余人分两股来偷袭电台，一股由其头目带领首先在沟口扑向罗的住址，进入院子大门他的厦房门口，来回走动，准备下手，罗警觉地急中生智，悄悄下炕，用中正式步枪隔门先向外连打两枪，正好弹中敌首领下身（第二天我们就知道他已死亡，也看到埋的地点），匪徒掺扶其向外逃跑，血点遗了一路，罗即开门用手枪连发向敌扫射，敌从沟口向北逃去。我听到前沟枪响，知已出事，提了手枪出门蹲在一棵大槐树坑里观察情况，感到自己孤单力弱，有些惊慌，这时，赵一平提着手枪从电台院子出来隔沟大声喊我。同时我也听到一些匪徒从沟底向西跑去的脚步声，随后赵一平到我跟前，坚持到天明。罗、薛用电话向军部报告了这一事件，赵寿山军长便将检验的事交参谋长李应辰主持，他骑马带两个警卫员赶到巩县小黄冶村原军部驻地，叫罗、薛二人向他作详细报告（地点在野外），后来赵军长着军部副官王耕向巩县县长提出抗议：“我军在前方和日寇打仗，后方仓库遭到土匪抢劫，地方治安是如何搞的，要加紧防范，不能再次发生”。不久，电台及搜索连转移到前方军部所在地苏寨十里之远的柏庙村，又成立了以罗曼中为首的二、三十人的反特务队，和蒋特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邓李军供稿）

2006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