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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像
(宋) 魏了翁 撰 鸠山 译文
真得秀、系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市)浦城县人氏，字景元、后改为希元。
绍定六年(1233)十月，宰相史弥远暴卒、圣上(宋理宗)开始亲政；命凡在朝廷以外的京官臣服听命，于月内一个不剩地等待召用。真公此时以徽猷阁待制、知泉州，得圣上聘召，进显谟阁、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
真公于端平元年(1234)正月赴官福州，此时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许多重大变革都在这年发生。朝廷内外官员均上章公论，建议速召真公返朝为时不晚，圣上也考虑不宜将真公搁置廷外，于四月下手诏除权户部尚书。人们开始逐渐明白此番圣上用人，是将希望特定在朝廷以外选拨录取而己。
九月丙午、真公入朝面见人主，圣上对真公说：“卿、去国十年，久切思贤之念”。君臣二人反复问答良久，过了十日，诏授翰林学士、知制诏(草拟诏书)、兼侍读。
端平二年正月巳未，差知礼部贡举。待贡举之事完毕后，真公于三月戊戍忽感风寒感冒，朝廷內外官员都在惊慌问病中。过八日后、除参知政事，当宣诏使持诏书宣真公上殿时，已经是卧病在床不能再起，继而多次上疏辞谢。四月辛卯，圣上再次下诏授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五月甲午，真公交还官职，当天晚间、一梦不醒，享年光阴、五十八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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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表上陈，圣上震惊，停止朝廷政务一日，以示哀悼之意，并下诏赠真公银青光禄大夫。孤子真志道扶灵柩回乡归葬，于八月壬寅葬真公在浦城县南珠村。圣上听闻真公已经安葬，诏令奉常寺卿以忠文谥号。真志道拿其先父行状(叙述逝者生卒年月、生平事迹的文章)，向了翁求志；我曾经得知先贤说过这样一段话，文正公司马光对忠文公范仲淹说：“我与夫子在生同志，死后亦当同传，而天下之人亦不敢有分优劣，后死之人当为前逝者志其墓”。
了翁怎敢自以为是地效仿先贤，贵在唯独与真公同生于淳熙，同举于庆元；自宝庆年间到端平年间，出处和经历又都十分的相似。然而我俩志同道合、却是当今天下独一无二；既然是这样的实情，那么为真公撰志作铭不是我这后死之人的责任么？(译者注：魏真二人志同道合，主要体现在学术上的相互认同，政治上的高度配合。)
我曾与真公私下暗自叹息，我们身处的这个国家，有幸得到无数的天生英才，但又因反复无常的党论爆发而废。王安石是熙丰变法之臣、前后共有二十年，到元祐改革时，则是韩缜、富弼等多位老臣已看不到了；而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等或病或老了。秦桧是绍兴主和之臣，把持朝政二十年，到高宗皇帝亲政时，则是李弥逊、赵鼎等多位贤臣已看不到了，而张浚、胡铨等被贬他乡居所，常年受秦桧奸党的迫害，到需要他们辅佐朝廷时，而余龄又不多了。
然而以真公的年龄而论，当然经受不起这样的党争是非，自担任柱下史后被朝廷外放十几年；而后有被召还的经历，在朝仅有三月而已，又坐言事被罢黜七年。之后有幸得遇圣上亲政，但由此郡移到彼郡，真公的精力已消耗殆尽、大不如前了。朝廷聘用官员、先观察是否合于正道再试用，待赋予大任时、人已变得宽柔温润，处理政务自然眼光独到。真公为政的岁月，所有的事还算做得积极有为。怀念故人与感伤时事，是千古喜乐之事，这是我为真公撰志作铭的初衷。
真公四岁入读塾学，先生教授的课文，已能一目成诵；年龄稍长、则就读于乡学，经常趁同伴们玩耍嬉闹时、合并取了他们的书来阅读。真公的父亲在他十五岁时离世，娘亲吴夫人一生贫苦，节俭持家以抚育后人，从不以家事连累儿郎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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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郡士人杨国瑞(字圭)、初见真公说：“真景元有三犀贯顶之貌，此乃奇人呀！”随后将自己女儿许配与真公。十八岁举乡试，再举荣登乙科进士，授官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军事通判。上级官员勉励真公应试博学宏词科，真公慷慨应允。开禧元年(I205)如愿中选，次年授太学学正，嘉定元年(1208)任太学博士；首次上言宁宗帝说：“自权臣开启北伐战端以来，北南双边生民涂炭。如今听闻遣人往北议和，凡是金人所希望增加岁币、包含索要韩佗胄首级，与所谓犒军、和归还战俘流民等，金人唯一意图、不外乎是要将祸乱继续蔓延于我。况且、和议大臣许奕此时都还没有出境，而朝中大臣就开始欢呼相庆了；令臣下恐惧的是盟约修好后，只怕我们的志气会越来越弱。愿君臣之间、每朝每夕以此为戒；再说连年以来，朝廷标新立异，喜好名疑，建议士大夫们在改弦更张之前，先以此为鉴才是。”
同月、命真公召试学士院。过四天后授秘书省正字，差充御试编排官，不久又兼玉牒所检讨官。嘉定二年授校书郎，相继兼沂王府教授，兼权直学士院。嘉定三年入夏授秘书郎。六月、真公上殿轮对，援引前朝贤臣刘安世的话：“公议、即天道也，而王安石、秦桧、韩佗胄却违之，天可违乎？臣下但愿朝廷立政、一律以公议为主”。
嘉定四年三月，授著作佐郎。八月、兼礼部郎官。真公于冬月上疏说：“臣下个人认为，如今金人有必亡之势，为我中国前途考虑的人、要三思而后行。天下无双、海内寡二，多事之端正由此开始。因此时我国为祝贺金国国主生辰，派遣使臣余嵘出使，行至涿州良乡县境，目的地是燕城(今北京)，方被告知燕城被围，经过与对方商量后回还，从此知道金人也有韃靼(蒙古军)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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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五年夏，授军器副监，兼权直学士院。次年二月授起居舍人，五月、真公接连上奏略说：“自奸臣专政十四年起，朱熹、彭龟年以抗论被逐，吕祖俭和周端朝徒劳上书斥责其行为不公。而当时大臣中还有与权臣作抗争的人，之后韩佗冑逐走吕祖泰后，则近臣中再没有与他抗衡的人。韩佗冑盗用平章之名，挑起边境之争，引来金人对我加倍杀伤。能求得像吕祖泰这样的良臣，是不可能了。嘉定改革之初，群贤都在奋发努力。没多久就有左谏议大夫傅伯成因谏官论事丢职，龙图阁学士蔡幼学因词臣论事丢职。之后又有给事中邹应龙、起居舍人许奕，因原封退还陛下失宜诏书、并加以指正之事被逼去职。以上数人、均不能按正常程序对不适诏令或大臣妄议加以纠正，都不许留于朝廷这样合适吗？臣下今时希望为陛下进言有三条、一要勤访问，二要广谋议，三要明黜陟”。
同年八月，真公兼任太常少卿。冬十月再次声明：“求治之事、必是君臣上下联动，凡都以祈天永命为精神主旨。然后可以稳帝位，帝位稳则国家社稷牢固”。同月、真公作为国信使，被差往金国祝贺金宣宗登位；十一月当使团行至盱眙(江苏盱眙县)，方得知金人已陷入战争泥潭，随后礼仪不成而原路返回。
江苏盱眙风光，网络配图。
嘉定六年(I213)二月，真公上殿入对说：“臣等近日获听边报，说蒙古诸部已攻陷燕京。或说西夏人此时正在窥视金人的秦陇，或称兵陆梁，号称铁枪军；打算兴缟素之师，立志报杀父之仇。臣等无意中发现，自扬州、荆楚、再到盱眙，沃野千里、一望无际，湖泽相连，人民的精神风貌强悍坚忍。此为上天赐予我国的优良疆土，并屏障着千里长江，实为强军足食、进取中原的重要资源。然而我们不开辟田地，不疏通沟渠，不扼守险要，不训练青壮，绿林盗贼不知剿灭。那么国家一旦遭遇不测，就拿长江作为依赖，还能顾及这些地方么？趁现在大修垦田政策，仿効汉武帝搜粟都尉故事，划为专司机构管理，力求务本居农。有如周秦之法、利用八百里秦川大造营田，待过数年之后，人民储备充实，自知来之不易，父子兄弟必定争相自保。又因其属军籍编制，用军法予以保护。不但有粮食、而且有精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金人与蒙古诸部相互攻击，并非一时一日，而我守疆边臣、至今都不得要领者，还在干那祸害边民的事。正如金将乌凌阿忠、抢夺边民说是馈赠，还有纥石烈执中(即胡沙虎)之死，宋金边境郡县的百姓，人人都想殊杀他。边境守将对百姓的伤害之大、由此可见，朝廷当申明法纪，赏罚各有，以严防间谍从中挑拨。”
七月、又连续上奏说：“臣私下听闻，蒙古种族图谋女真金国、犹如猎人对猎物或其场所、志在必得，直到征服并顺从。使自己能成为像刘聪、石勒那样拥有中原，那么疆域相望、与我为邻，显然对我不利。或者如同耶律德光(辽太宗)不能速定中原，那么奸雄势必会乘机取而代之，此并非是我们所愿看到的结果。以前忠定公李纲曾建议，若要确保江南无忧，得首先经营淮上襄阳，以此为国策。今天的淮地、有富饶的盐场和一望无际的沃土，其人民善于战斗而蔑视番兵，相互逊让的豪民气概，能快速聚集成勇武之军；如果能像范蠡、诸葛亮那样的帅才得到这样的地方，即可纵横天下啊！他们岂肯委身于守之不足的地方吗？”
今日淮安，网络配图。
真公又奏：“南渡中兴之初，未曾顾及这些地方，议和之后，则又束缚于盟约限制。今淮东要害在清河口，是敌人粮道出发地，然而淮阴县无城防、无兵卒，山阳县(今淮安)可以凭借把守是徒有虚名。而山阳之大、前无淮阴作屏障，后无宝应为支援；如果外敌以重兵冲锋在前，骑兵断后，那么高邮和维扬(今扬州)的道路将被截断，山阳明显就孤立了。而山阳守不住、则南通和泰州即刻危急，继而整个江浙将陷入动荡战乱。淮西要害在涡颖口(即涡水、颖水入淮河处)，同为敌寇粮道出发地，濠梁(今凤阳境内)、安丰(今霍丘境内)均是古代故城，既微小又残破，兵备又单薄。如以庐州(今合肥)、和州(今和县)一线作为依赖，同样徒有虚名。但只要有安丰存在，敌人始终侵犯不到合肥，有濠梁在固守，则敌人始终不敢过溧阳。即便敌方可由他路到达，而我方还可以将庐州与和州一线当作前线，将濠梁和安丰当作后卫，那么敌寇有受两面夹击的顾虑，还敢长驱直入吗？”
真公继续上奏：“所以想要巩固两淮，必先设防二口，此决非臣在臆想胡说。古时孙权保江左之地，邾城虽小、但还能屯住三万甲兵。今维扬、庐州是两淮的根基，而兵力单薄却不及孙权一邾城。难怪李纲曾说：大将拥重兵于江南，地方文官守空城在江北，这哪里是良策哟！臣下今日提议：迁江南之军屯于两淮，同时也要注重各军事管区以外的地方。现江陵(荆州)、建业(南京)有统领一方军事存在，然而大小事务都要请示朝廷定夺，有时报了未必马上批准；适宜选派两名近臣镇守，适当放权便于处理紧急事务。汴京(今开封)是我祖宗祭天地立宗庙、正南面对群臣号令天下子民的地方，而由着番寇长期侵占圣地并宣示平定，是怎样失去的、不是没有来由。用小人、用君子、愿陛下深思而番然醒悟。臣又考虑、既然金人战败迁都，与我书信往来已绝，为何不将赔款用作犒军或作武备，此为上策。削减赔款、以隆兴和议基数为准，此为中策。如果金人央求我国给予，那就另当别论了。今番邦群盗都在观察我国举动，金人已深陷灾难之中，亡在旦夂之间，奉送赔款需要谨慎，引来国耻就是从这事开始的。”
冬十一月，授秘阁修撰、江南东路(今江苏南京)计度转运副使。向宁宗帝辞行之日，真公首先建议对敌之策，三次阐述蒙鞑和山东群盗问题特殊，都不容忽视。末了又说大家都在私下评论，以金人存亡为例，有人高兴、有人担忧，愿陛下励志图强，以求国家强盛。
真公数年之间的奏论有几千万言，言词真诚而垦切，没有牵绊、也无所顾忌，直让权相史弥远为之侧目。而海内人士争相传抄诵读，于是同僚云集、希望真公成为首辅大臣，朝廷内外均无其它异言了。
嘉定八年(1215)春开始主管漕运事务。于冬月上章人主，对“政宣致祸”原因分析有十条，真公最后说：“臣下观察蒙鞑与女真没啥两样，金人万一要与我友好为邻，我们也必须给金人定下规矩，金人他自然心知肚明。金人曾经说以燕城(今北京)归我为条件，如今又说唯独不能还我河南，明显是在观察我们是否拒绝或接受。金人曾经与我通好是事实，但今天他们唯独不向我卑躬遣使，金人是在测试我们接不接受对方的态度”。 (译文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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