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八字方针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惊涛拍岸时，明朝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窗口期。
多年来，学术界在探讨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没有外力介入，中国会不会自发演进，实现转型？于是，人们把视线从鸦片战争追踪到了明朝中后期。这个时期，正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此时的中国社会，也有了极大的量变，出现了“大变局”，有明史学者还提出了此一时期当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观点。
那么，中国当时的执政者，有没有意识到时代潮流？抑或他的执政理念、施政举措，不期然顺应了时代潮流？
明朝，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夺位皇帝朱棣，就没有雄才大略之君了；且都非常保守，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人间天堂，制定和执行的是一条内敛、收缩的基本路线。朱元璋颁布禁海令，遂被后世子孙尊为祖制、国策。指望皇帝主动突破禁海祖制几无可能。
由于朱元璋废丞相，明朝统揽全局的大有为之臣可谓罕见。只是到了嘉靖皇帝，由于是外藩入继大统，为压制宦官、外戚和前朝大臣，起用一些新人，按照明史学会副会长田澍教授的看法，启动了政治改革——提高内阁的地位。改革的结果是，内阁具有了事实上位压六部的威权，特别是，内阁有了首次之分，排位第一者，群臣仰尊，称为首相。首相的出现使得朝廷具有了统揽全局的大臣，再加上，嘉靖皇帝中年后隐身幕后修道二十余年，继任的隆庆皇帝则悉心委政内阁，他的儿子万历皇帝继位时年幼，在这个背景下，才出现了几个能干的执政大臣。
这个时期，正是世界历史的拐点，在大航海和文艺复兴两轮驱动下，西欧阔步跨入近代门槛；而明朝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变量，走到了质变的临界点，面临着六大抉择：战争与和平的抉择：与对大明威胁最大的北方鞑靼部，是继续对峙，还是以贸易取代战争？继续锁国还是开放的抉择：是持续海禁祖制还是解海禁通海运？继续重本抑末还是发展工商业的抉择：是继续维系重农抑末国策，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人间天堂，还是进行重大调整，积极发展工商业？激活旧制还是破旧立新的抉择：是致力于恢复沿袭二百年、弊端丛生、形同具文的旧制度的活力，还是大力改革，建立起新制度？姑息还是大力肃贪的抉择：严嵩、徐阶执政期间，带头贪腐，又出于收买人心的需要，对官场贪腐采取姑息甚至纵然态度，是继续以收买官心以巩固执政者的地位，还是大力肃贪，澄清吏治？禁锢思想还是坦然面对文化多元的现实的抉择：到了高拱执政时代，明朝开国初期文化专制政策失灵，文化多元的局面已然形成，是实行禁锢思想的政策，还是坦然面对现实？
可以说，能不能挽救明王朝危亡，能不能实现复兴，闯过转型关，关键要看如何抉择了。
恰恰在这个时期，政治舞台出现了两位强势人物：高拱和张居正。
那么，我们具体看看历史交汇口，执政者是如何抉择的。
战争与和平：明朝建立后，元朝皇室率军退回大漠。双方长期对峙，处于战争状态，对明朝国力消耗巨大，双方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明朝国库空虚、北方民生凋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抵御鞑靼的威胁所致。但是，正如史家所说，面对外族，从宋代以来，中国的士大夫就不敢说出一个“和”字。稍加梳理即可知，宋代以来的奸臣，必是主和派，主和者往往被扣上汉奸的帽子。
高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 他力排众议，毅然决断并亲自指导，与对明朝威胁最大的鞑靼右翼达成了和平，开市贸易，赐封俺答顺义王，从而以贸易取代了战争，并将其控制的广漠土地纳入大明旗号下。
此举不仅使双方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而且赐鞑靼右翼首领以封号，使之俯首称臣，从而名正言顺地将其纳入大明的旗号下。晚清名流魏源感慨道，高拱此举为大明、也为大清，开二百年之太平！当代有学者指出，此举为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曾经主政中枢的严嵩、徐阶，大体上也有和平之愿，但他们权势不足，更乏担当，所以不敢触及；张居正支持高拱的主张和举措，他执政后维系了高拱的政策。
锁国还是开放：16世纪，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此时，中国的航海技术、造船能力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民间对海外贸易也非常期盼。但是，明太祖朱元璋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海禁乃祖制、国策。近二百年的禁海国策，使得多数国人对大海充满恐惧。虽然沿海绅民一再呼吁解海禁、通海运，却始终得不到朝廷的正面回应。持续数十年的“剿倭”，固然有维护沿海居民免受日本和中国海盗侵扰的作用，但实质上是以军事力量，镇压突破海禁国策的走私行为。明王朝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种情势下，解海禁、通海运，是超出高层多数人物心理承受力的。高拱审时度势，力推解海禁、通海运。隆庆元年初，朝廷颁旨局部开海禁，此时高拱是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最有分量的大臣；隆庆五年，主政的高拱决断通海运，造海船、强水师，事实上打破了东部沿海的海禁；隆庆六年，他又与两广总督谋划在广东开海禁。
在这个问题上，严嵩、徐阶大体上持开放态度，但严嵩不敢触及，徐阶稍有作为，隆庆元年福建泉州局部解海禁，作为首相的徐阶，应该是支持者。 但高拱的这个政策很快被继任的张居正推翻。张居正明确反对开海禁、通海运。他曾给人写信说：“仆犹虑海禁一驰，他日更有可忧者。”基于此，他执政刚半年，即于隆庆六年十二月七日颁旨严海禁，饬令沿海各省“将商贩船通行禁止，片板不许下海，仍严督沿海官军往来巡哨。”继之，又下令停止了海运。就重申海禁国策，除泉州小月港外，其他地方一律仍维持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又断然下令罢海运，弃海船。明史专家韦庆远评价说：“当时，开海通洋以贸易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如果允许大批船队定期从海上来往南北，客观上必然大有助于东南各省对海外贸易线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于国内沿海的物质交流，也极有可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张）居正断然饬禁，显然是悖乎时代发展潮流的。……如果高拱仍在位首辅，是绝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政策决定的。”
继续重本抑末还是发展工商业的抉择：《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说：“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明太祖制定重农抑商国策，此国策到了十六世纪已严重背离时代潮流。但是，国中仍然充斥着重农抑商氛围，轻商刮商严重。高拱对重农抑商国策不屑一顾，复出不久，就在朝廷疾呼恤商，被称为为商人所作的“陈情表”；在他的主导下，还推出了一系列恤商政策。有学者认为，真正能站在执政地位，将重商恤商见解转变为全国性的实际经济政策的，是高拱；高拱关于商人、钱法的论述，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而且利商、恤商政策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商业的生存空间，对商业的发展、经济复苏具有实质意义。
严嵩、徐阶、张居正，虽然不再强化重农抑末的国策，但对发展工商业，远远不像高拱那样充满热情并不断推出实际举措。
激活旧制还是破旧立新的抉择：明朝推崇以祖制治国。到了高拱执政时代，沿袭百年的祖制已是百弊丛生，建国后确立的各项制度已经损耗殆尽，公开的制度文本和实际运作南辕北辙。对此，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现实弊端是由于祖制松弛之所致，应该通过整顿，恢复祖制的活力；一种观点则是要革除积弊，建立新制。高拱就认为，“法不能无弊，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胜言。”主张“法与时迁，更法以趋时。”他在做礼部尚书时，就写了一道今人谓之《除八弊疏》的奏本，被一些专家称为高拱的政纲。也就是说，除旧立新，是高拱执政的基调。他执政后誓言“先立规模”——改革体制、健全制度。在他执政的短短的两年半里，对吏制、军政、边政、财政、司法等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对一些触及敏感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构想。
全面革新吏制，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改革军政，建立军事指挥官储备、选调、升迁系统。
重视理财，树立养民为先的政绩观。
改革司法，实行刑官久任制。
重视地方治理，改革边政。
提出了有可能建立新体制的重大改革构想。明太祖废丞相，皇权统揽一切且几不受制约。后来内阁地位上升，俨然政府，但内阁没有地位，仍然只是皇权的附庸，并未形成制约皇权的机制。万历皇帝9岁继位，高拱以首席顾命大臣和内阁首相身份上《陈五事疏》，被一些人认为具有君主立宪制的萌芽，如果再结合他尚未呈报的《陈点官事宜疏》，高拱确有使内阁实体化、约束皇权并形成最高权力运行规则的意图。须知，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出现，也是缘于偶然事件。如果按照高拱提出的这套构想运行下去，在依例治国、文官集团在与皇权的较量中已略占上风的背景下，建立起以内阁为权力中枢的新体制，也是有可能的，至少，形成最高权力运行规则，建立起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制约机制，是可期的。
高拱对“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内阁大臣选任制、州县正官以初入仕者充任这两个直接涉及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大问题，都在酝酿改革。
此外，对造成明王朝沉重负担的宗室制度，高拱也誓言“立一代章程”。
因仓促被逐，改革未能付诸实施。这些重大制度改革如果得以实施，不仅有望建立新的管理体制，还势必极大提高明政府的治理能力，使明王朝的治国理政翻开新的一页。
高拱的这些改革举措和改革构想，是严嵩、徐阶所不敢想象；张居正则是不赞同的。张居正给好友的私函里说，“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今不必复有纷更，惟仰法我高皇帝。”他的施政，集中在效法朱元璋的俭与严二字，全部努力在于严明法纪，激活祖制的活力。田澍副会长认为，嘉靖以来政治改革主要体现在内阁地位的提高，但张居正出于一己之私，将改革成果丧失殆尽。我同意田澍教授的意见。
姑息还是大力肃贪的抉择：严嵩、徐阶执政三十年，带头贪腐，且一味笼络人心，示恩于百官，对官场贪腐采取姑息纵然态度，导致官场贪腐严重，政以贿成。高拱不仅律己甚严，还致力于肃贪反腐，扭转士风。他执政后，大声疾呼“贪婪无赦”！据专家岳金西先生统计，高拱主政的两年半时间里，平均每月查办贪腐案2.13宗，因各种原因被处理的知县以上文官，约占全国文官总数的千分之五以上。
严嵩纵子为恶，带头贪腐；徐阶也不干净，子弟横暴乡里，其罪恶过于严氏父子。他们二人为收买人心，对贪腐姑息纵容。张居正虽然也有肃贪的举措，但他带头贿赂太监冯保，为子弟谋前程，收受贿赂，自身不正，想扭转贪腐之风是不可能的。只有高拱敢大喝一声“贪婪无赦”，驰而不息地反腐肃贪。
禁锢思想还是坦然面对文化多元的现实的抉择：朱元璋手腕严酷，对读书人实行高压政策，士子无不战战兢兢，被打压得喘不过气来。到了大明中后期，政治宽松、商品经济繁荣，文化向多元化发展，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孔孟学说、程朱理学受到质疑，新思潮大为流行，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明朝政权思想控制在解体，而明朝的文化却在发展进步。甚至有人认为，此时的中国，也具有了文艺复兴的某些征兆。高拱有过长期在书院求学、教书的经历，对孔孟学说、宋明理学公开质疑、辩驳，因此，他对文化多元持宽容、开放态度，从来没有干预民间文化活动，也没有打压过读书人。他反对官员参与聚众讲学，是从官员讲学助长务虚之风、容易拉帮结派角度考虑的。
严嵩、徐阶热衷聚众讲学，称之为“正人心”的教育活动，对文化多元也采取了宽容态度；张居正则热衷于统一思想，推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削减生员名额，禁止民间讲学，下令捣毁天下书院，杀害思想上的异议者。帝制中国，新思想总是受到扼杀，死气沉沉中，沦为了列强的俎上肉。回头想想，许多先进的理念，我们的先贤其实当年也曾经提出过，或者刚刚开始不同寻常的思考，就被“正当取消”了。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面对多重抉择，在高拱前后的执政者中，同时作出正面抉择并竭力实行的，找不出第二人。高拱思想解放程度、施政理念、政策举措、关键时刻的抉择，不期然顺应了时代潮流，有望为明王朝开辟出一条新路。
张居正执政长达十年，手握皇权兼相权。他不仅反对开海禁通海运，按照明史学会副会长田澍的研究， 张居正为一己之私，葬送了几十年来阁权扩张的成效，从而在制度上使得明朝政治失去重心，在他身后，根本不可能再出现强有力的领导者。所以，顺应时代潮流的、真正的改革开放进程，在张居正执政后，事实上中断了。 张居正统治手腕严酷，铁腕打压言官，从肉体上诛灭批评他的人，手段残酷。他死后遭到清算。此后的执政大臣视勇于任事为畏途，官场也失去了勇于任事的环境。明朝改革开放的窗口就此关闭，老大王朝在传统的轨道上一路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