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辰八字五行缺位查询

又是一年春节，博主回忆起小时候，在春节期间追逐央视的“爆款”也是一大潮流。有些剧会造成万人空巷。印象最深的是98年的“爆款”，电视剧《水浒传》。当时全家缩在床角看得不肯罢手。小时候喜欢性格敞亮、爱憎分明的人物，现在觉得最有滋味的却是几个看起来纠结、模棱两可的人。宋江是其中之一，这个人物实在具有很现实的映照意义。

今天博主就以这个人物来切入，聊一聊梁山模式为什么会失败，以及这个人为什么可恨，他的现实意义在哪。

最典型的“吏”隐藏着恶意

《水浒传》当中的宋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吏”。他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负责案件的起草和管理，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据说他“自小为吏，结识英雄辈出”。他这样的人在宋代是不能领国家工资的。因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知道，在地方上这样的人自有一套搞钱的办法。

这些人所牵涉的工作直接与老百姓的生活相关，比如上户口、打官司、处理家庭纠纷等等。在这些具体事务处理的各个环节当中，要“搞点钱”实在是不难的一件事。国家觉得没必要给这些人弄编制和发工资。

一直以来，中国的国家机器到县级人员为止。县长是国家任命的，占国家编制。但他上任的时候，也仅仅就是一张国家的委任状而已。到任之后的班子都要自己想办法。所以以前的很多县长是离不开“师爷”的。这个人要给他组班子，而且要负责搞好与“地头蛇”的关系。这个“师爷”以及他所组的这个班子的成员就是典型的“吏”。也就是给国家办事的办事职员，却不占国家编制。相当于“编外人员”。在老百姓心中，这些人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机关。但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代表不了什么。这就是问题，他们和老百姓并不站在一起。而且，在处理类似打官司这种具体事件的过程中，往往还是利益对立的。他们要搞钱就要从老百姓头上来想办法。

如果这个县长不找师爷来搭班子，大概会是个光杆司令，政令执行不下去，没多久就被排挤出县里。即便不被排挤出去，也是形同虚设，只是一个门面。他的意见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不会被采纳，下面的人自有自己的一套治理办法。这也就是我们国家多年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因之一，这属于社会治理机制层面的顽疾了。历史很悠久。

“及时雨”是个可怕的外号

他们可以怎么搞钱？以宋江为例。在《水浒传》里，宋江的“仗义疏财”堪称第一。

博主小时候也很天真，理解不了为什么一个小吏能比前皇帝柴家的后人柴进更有钱，更舍得散财。他的钱都是哪里来的？后来才弄明白，都是那些“江湖人士”给他自愿上贡的。他来钱确实比柴进更容易。

比如在生辰纲事件通风报信时，晁盖就拿了一百两黄金酬谢他。这钱挣得简直不要太容易，一句话又能挣钱，又能笼络人心，还给自己去职留下了后路。宋江真是把底层小吏给当明白了。他已经当到了不必索贿而主动有人送上门的程度。甚至他的外号“及时雨”已经传遍了整个江湖，也就是说，整个江湖上的人大半都与他有过类似这样的交道。想想这人有点可怕了，他对于朝廷和百姓的危害也可以想象。而且，他与梁山好汉这种黑社会组织的人可以称兄道弟，去职之后无缝衔接上接上了头，可见宋朝的基层治理与黑社会无异。

当时的社会基层，应该说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了。国家政权和组织能力在这一级已经完全缺位了。《水浒传》当中，宋江、武松等几个人的故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还有就是祝家庄这种山寨，也正是因为官府治理缺位，导致了民众自治。自己拿起武器保卫自己。

“梁山模式”的代价太大

宋江来钱真的是太容易了，所以散起来也不心疼。很多梁山好汉拿过他的钱，度过了他们自己的难关。我们替梁山的好汉们庆幸，可这事有代价吗？这些庆幸背后又以什么为代价呢？

第一个代价就是，宋代老百姓的钱包。生辰纲是皇帝搜刮的，去向确实是要上贡给昏庸腐败的宋徽宗君臣。梁山好汉截了，看着好像比给了宋徽宗要强。但仔细想想，不对。这些钱终究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他们劫了生辰纲，这些钱确实没有到了宋徽宗君臣手里，但是也没还给老百姓。论对老百姓的伤害，宋江这些人也不在宋徽宗君臣之下。梁山的军费同样是打家劫舍抢夺来的。可笑的是，他们还打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明明都是在霍霍老百姓，有什么高下之分呢？

第二个代价，就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他们打出了劫富济贫的口号，只是自以为是的公平和正义。这些想象中的公平和正义只是他们自己的幻觉，或者更严重地说，是自欺欺人的旗帜。如果梁山好汉起义真的成功，要他们和老百姓和平共处，也会是一场灾难。根本就不可能有公平和正义。他们虽然是起于基层百姓，却并不能代表基层百姓。也是脱离了基层百姓的。所以，梁山模式注定是失败的。这也是很多农民起义军政权的症结所在。从黄巢、李自成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简单来说，宋江这个人物背后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一个顽疾。也就是儒家培育的士大夫无基层办事能力，所造成的胥吏阶层对老百姓的荼毒。很多政治家和改革家并不是没看到这一点，也有不少次试图改革变法的尝试。比如王安石变法。他给开出的方案是想要撇开儒家选仕和育人的那套方法，培养真正具有办事能力的“治理之才”。但他的那套方法仍然是“自上而下”，他的办法培育的“上层精英”仍然是不了解基层问题的一群人。也是于事无补的。所以，王安石变法失败了。

应该说，从三皇五帝到果党，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直至新中国建国后，开启了新的模式。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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