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缺金金在大运出现
24
我的星期二主要奉献给一场狩猎，主题是追踪毛皮。
事情始于做梦与清醒之间的那种朦胧状态。我从梦中醒来，又打起瞌睡，发现自己在大脑里回放我和金在阿姆斯特朗酒馆见面的录像。刚开始是一段虚假记忆，我见到她从芝加哥搭长途车来纽约时的样子，一只手拎着廉价手提箱，牛仔上衣紧紧地包着肩膀。然后她坐在我的桌前，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她把玩着毛皮夹克颈部的搭扣，指环闪闪发亮。她说这是养殖貂皮，但她情愿用它换她来纽约时穿的那件牛仔上衣。
这个镜头播放结束，我的意识转向其他东西。我回到了哈莱姆的那条小巷里，但此刻袭击我的劫匪需要帮助。罗亚尔·沃尔德隆和昨晚的信使左右夹击他。我脑海里有意识的那部分想把他们赶出去，也许是为了平衡一下胜负的概率，这时一点明悟对我尖叫，我猛地把两条腿放下地，人在床上坐了起来，梦中景象连滚带爬缩回它们在我脑海里躲藏的角落。
那是另一件外套。
我冲澡，刮脸，离开旅馆。我先坐上出租车去金的公寓楼，再次查看她的衣柜。那件兔皮大衣，钱斯买给她的染色兔皮大衣，并不是我在阿姆斯特朗酒馆见过的那一件。这件比较长，比较蓬松，颈部不用搭扣固定。这不是她那天穿的衣服，不是她声称的养殖貂皮，不是她想用来换旧上衣的那件毛皮外套。
我翻遍公寓，也没找到我记忆中的那件衣服。
我又坐上出租车去北中城分局。德金不当班。我请另一位警察打电话到他家里，终于再次非正式地看到案卷，对，从银河酒店客房查获的物品清单里有一件毛皮外套。我翻看案卷里的照片，却没有找到那件衣服。
我搭地铁去下城区的警察广场一号，又找了几个人沟通，等待我的请求经过某些渠道的批准，绕过另一些有可能的障碍。我被领进一间办公室，但我要见的人出去吃午饭了。我身边带着戒酒会指南，发现不到一个街区之外的圣安德烈教堂就有一场活动，于是我去那儿消磨了一个小时。散会后我在路边摊买了个三明治，站着吃完。
我回到警察广场一号，总算捞到机会查看金遇害时带在身边的那件毛皮外套。我没法发誓说它就是我在阿姆斯特朗酒馆见过的那件，但看上去确实符合我的记忆。我轻轻抚摸奢华的毛皮，努力重播今早我脑海里播放的录像带，似乎完全对得上。这件毛皮夹克的长度和色泽都符合记忆，而且喉咙口有个搭扣，她曾经用涂过指甲油的手指摆弄它。
缝在内衬上的标签说这是真正的养殖貂皮，制造商名叫阿尔文·塔南鲍姆。
塔南鲍姆公司在西二十九街一幢通层办公楼的三楼，此处位于毛皮贸易区域的正中心。假如我能带着金的毛皮夹克过去，事情会简单得多，然而无论通过官方还是非官方的渠道，纽约警局的配合毕竟也有限度。我向他们描述那件衣服，却没什么用处，于是我描述金的外貌。他们查看销售记录，发现金·达吉南六周前购买了一件貂皮外套，单据帮我们找出了当时的销售员，他记得那次交易。
销售员是个圆脸秃头的男人，厚厚的镜片背后是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他说：“姑娘个子很高，非常漂亮。说起来，我在报纸上见到那个名字，觉得有点印象，但没多想为什么。真可怕，多漂亮的姑娘啊。”
他记得有一位先生陪着她，付账的是那位先生。他记得很清楚，付的是现金。不，没什么不寻常的，尤其是在毛皮行业里。他们的柜台零售交易本来就比例很小，大部分主顾不是服装业人士就是认识业内人士，当然了，任何人都可以从街上拐进店里，买走任何一件衣服。但绝大多数交易是用现金完成的，因为主顾通常不愿等待支票兑付。另一方面，毛皮往往是送给所谓高档朋友的高档礼物，不存在交易记录会让主顾更加高兴。因此他用现金付款，因此单据上写的不是买家的名字，而是金·达吉南。
含税总额将近两千五。随身携带这么多钱比较罕见，但不算闻所未闻。没多久以前，我本人身上就有差不多这个数目。
他能形容一下那位先生吗？销售员叹了口气。形容那位女士要容易得多，他解释道。她的样子现在就浮现在眼前，金色发辫盘在头上，双眼的蓝色惊心动魄。她试了几件衣服，她穿毛皮显得很优雅，但那位先生——
他估计那位先生三十八或四十岁。根据他的记忆，高矮之间他接近高，但没那姑娘高。
“非常抱歉，”他说，“我对他有个印象，但描述不出来。要是他身穿毛皮衣服，我能告诉你的肯定比你想知道的还要多，只可惜他——”
“他穿什么？”
“应该是正装，但我记不清了。他属于习惯穿正装的那种男人，但我不记得他具体穿什么。”
“如果再次见到他，你还能认出来吗？”
“要是在街上和他擦身而过，我连想都不会多想一下。”
“要是有人把他指给你看呢？”
“倒是有可能认出来。你说的是指认嫌犯吗？嗯，我觉得可以。”
我说他也许比他认为的记得更清楚。我问他那男人的职业。
“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他做哪一行？”
“你的印象，”我说，“机修师？股票经纪人？骑术演员？”
“哦，”他说，沉思片刻，“也许是会计。”
“会计？”
“诸如此类的。税务律师，会计。我只是在玩猜谜游戏，你明白——”
“我明白。国籍呢？”
“美国。你指什么？”
“英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
“哦，”他说，“我明白了，接着猜。要我说，有可能是犹太人，有可能是意大利人，有可能是黑皮肤的地中海国家人。因为她的皮肤太白了，你明白吗？对比鲜明。我不确定他的皮肤黑不黑，但肯定有对比。有可能是希腊人，有可能是西班牙人。”
“上过大学吗？”
“他又不会给我看毕业证书。”
“不是这个，他肯定说过话，对你或者对她。他听着像上过大学的还是像混街头的？”
“他听着不像混街头的。他是一位绅士，很有教养。”
“结婚了？”
“不是和她。”
“和其他人？”
“他们不都是这样吗？没结婚就用不着买貂皮送女朋友了。他说不定还买了一件送老婆，哄她高兴。”
“他戴结婚戒指吗？”
“我不记得有没有戒指，”他摸了摸他的金戒指，“也许戴了，也许没戴，实在想不起来了。”
他记得的并不多，我从他嘴里撬出来的印象也很可疑。它们有可能靠得住，但同样有可能来自潜意识的驱动，向我提供他认为我想要的答案。我可以继续问下去：“很好，你不记得他穿什么鞋，但他这样的男人有可能穿什么鞋呢？高帮皮靴？一脚蹬便鞋？科尔多瓦皮鞋？阿迪达斯？还是什么？”然而再问下去，我会到达和越过效用递减点。我对他说谢谢，转身离开。
这幢楼底层有家咖啡馆，其实只是一张长台、一排高脚凳和一个外卖窗口。我坐在那儿喝咖啡，盘点我得到的情报。
毫无疑问，她有个男朋友。有人为她买下那件毛皮外套，用百元大钞付账，没在交易中留下姓名。
这个男朋友有大砍刀吗？有个问题我没问那位毛皮销售员——“好吧，运用你的想象力。想象这个男人和那位金发女郎在旅馆房间里。假设他想砍死她，他会用什么？斧子？军刀？大砍刀？说说你的印象。”
好吧。他是个会计，对吧？他多半会用笔。超细针管笔，在他手里和武士手里的利刃一样致命。唰唰，受死吧婊子。
咖啡不怎么好，但我还是点了第二杯。我交叉手指，低头看着双手。问题摆在面前，我的手指相互吻合得挺好，但除此之外就没什么能对得上了。什么样的会计会忽然发狂，操起大砍刀杀人？没错，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这么爆发，但这场爆发奇异地经过精心策划，凶手用假名在旅馆订房间，血案现场没留下任何线索可供查证凶手的身份。
听上去像不像买毛皮外套的那个男人呢？
我喝了一小口咖啡，觉得并不像。这位男朋友给我的印象并不符合昨晚散会后我收到的口信。穿伐木工夹克的男人肯定是打手，百分之百，毋庸置疑，尽管他被派来仅仅是展示了一下力量。一位温文尔雅的会计能使唤那种打手吗？
恐怕不行。
那位男朋友和查尔斯·欧文·琼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假名，连中名都没忘记加上？起假名时用史密斯或琼斯当姓氏的人往往会用乔或约翰当名字。查尔斯·欧文·琼斯？
也许他就叫查尔斯·欧文斯。也许他开始写这个名字，写到一半忽然改了主意，扔掉欧文斯最后的“斯”，把“欧文”当作中名。说得通吗？
我的结论是说不通。
那个该死的前台职员。我忽然想到，警察显然没有认真盘问他。德金说他迷迷糊糊的，似乎是南美人，很可能听不太懂英语。但他被一家高档酒店雇用，所在的职位要和大众打交道，他的英语必须相当流畅才行。不，问题在于没人逼问他。假如有人像我盘问毛皮销售员那样盘问他，我觉得他肯定能说出点什么情况来。证人记住的事情往往比他们想象中更多。
为查尔斯·欧文·琼斯办理入住手续的前台职员叫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星期六他值晚班，从四点到午夜。星期天下午他打电话请了病假，昨天他又打了个电话，我去酒店逼问经理助理之前一小时左右他打了第三个电话。卡尔德伦还在生病，他要再休息一天，甚至更久。
我问他怎么了。经理助理叹了口气，摇摇头。“不知道，”他说，“你很难从这些人嘴里问出个直截了当的答案来。每次他们想逃避了，英语会话能力就会忽然变得很差。你问什么他们都说No comprendo，方便得很。”
“你是说你们雇用听不懂英语的前台职员？”
“不，当然不。卡尔德伦的英语很流利，电话是别人替他打的。”他又摇摇头，“塔维奥[插图]这个年轻人非常缺乏自信，我估计他以为请朋友打电话，我就没法在电话上吓唬他了。另一层意思当然是他太萎靡，没精神，无法从床上起来打电话。我估计他住的是寄宿公寓，电话装在走廊里。打电话的人的拉美口音比塔维奥重得多。”
“他昨天打过电话吗？”
“别人替他打的。”
“和今天是同一个人吗？”
“这个我就没法打包票了。西班牙裔的声音在电话里都一个样。两次都是男人打的。我觉得是同一个人，但我没法宣誓作证，再说是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一时间想不到。星期天呢？卡尔德伦当时是自己打电话的吗？
“星期天我不在。”
“你有他的号码吗？”
“电话在走廊里响，我觉得他未必会出来接。”
“但我还是想要号码。”
他给了我号码，还有皇后区巴奈特大道的一个地址。我没听说过巴奈特大道，我问助理经理知不知道卡尔德伦住在皇后区的哪个区域。
“我对皇后区一无所知，”他说，“你不会要去那儿吧？”他说得像是去那儿需要护照和食物，饮水补给当然也不能忘，“因为我确定过上一两天塔维奥肯定会回来上班。”
“你为什么能确定？”
“这是一份好工作，”他说，“他不尽快回来就会丢掉工作。他自己肯定知道。”
“他的出勤记录怎么样？”
“不可能更好了。我确定他肯定是真的生病了，有可能是一染上就会倒下三天的什么病毒。现如今有很多病毒传来传去。”
我在银河酒店大堂找了个投币电话拨打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的号码。铃响了很久，九声或者十声，然后一个女人接了起来。我说我找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
“No está aquí。”她说。
我努力用西班牙语组织问题。Es enfermo？他生病了吗？我不确定她有没有听懂我的话。她虽然用西班牙语回答，但和我在纽约听惯了的波多黎各方言迥然不同，然后她尝试用英语迁就我，但她口音太重，词汇量又不足。No está aquí，她一遍又一遍说，这句我倒是毫不费力地听懂了。No está aquí。他不在这儿。
我回到我住的旅馆。房间里有一本纽约五大区的便携地图，我在皇后区索引里查找巴奈特大道，我翻到相应的地图页，上下左右搜寻，终于找到了。这条路在伍德赛德。我研究地图，琢磨爱尔兰社区为什么会有一家西班牙裔聚居的寄宿公寓。
巴奈特大道只有十一二个街区那么长，从四十三街向东延伸，到伍德赛德大道结束。搭地铁去有几个选择，我可以坐市营独立的E或F线，也可以坐IRT的法拉盛线。
前提是我真的想跑这一趟。
我从我的房间里又打了一通电话过去。电话铃又响了很久，这次接电话的是个男人。我说：“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por favor（请）。”
“Momento（稍等）。”他说。我听见砰的一声，就好像他随手扔下听筒，听筒落下去撞在墙上。对面什么声音都没有，只能听见背景里调到某个拉美新闻台的收音机声。我正在考虑要不要挂断电话，他却回来了。
“No está aquí（他不在这儿）。”他说完就挂了电话，我没来得及用任何语言说任何话。
我再次翻开便携地图，琢磨有没有办法偷懒不用跑一趟伍德赛德。这会儿已经是高峰时间，要是现在出发，我必须一路站到目的地。再说我能有什么收获呢？挤在沙丁鱼罐头似的地铁车厢里，长途跋涉赶到伍德赛德，结果还是听他们当面对我说No está aquí（他不在这儿）。有什么意义呢？他有可能正在药物的帮助下度假，有可能真的生病了，无论如何我都不太可能从他嘴里问出任何东西来。就算我想方设法确实找到他，得到的奖励多半是No lo se（我不知道）代替了No está aquí。我不知道，他不在这儿，我不知道，他不在这儿——
妈的。
星期六晚上，乔·德金对卡尔德伦做了后续问话，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我在向我能找到的所有内线和酒馆常客散播消息。也是那天夜里，我抢走一名劫匪的武器，而桑妮·亨德莱克斯就着伏特加和橙汁吞下一大把药片。
第二天，卡尔德伦打电话请病假。又过了一天，穿伐木工夹克的男人跟踪我进出戒酒会活动，警告我别追查金·达吉南的事情。
电话响了，是钱斯。前台有他打过电话的留言，但他显然没耐心等我打回去找他。
“问一声而已，”他说，“有什么进展吗？”
“肯定有，因为昨晚有人威胁我。”
“什么样的威胁？”
“一个男人叫我别找麻烦。”
“你确定和金有关？”
“确定。”
“你认识那男人？”
“不认识。”
“你打算干什么？”
我大笑。“我打算自找麻烦，”我说，“去伍德赛德。”
“伍德赛德？”
“对，在皇后区。”
“我知道伍德赛德在哪儿，哥们儿。伍德赛德怎么了？”
我决定不告诉他详细情况。“多半什么都没有，”我说，“我也希望能少跑这一趟，但我做不到。金有个男朋友。”
“在伍德赛德？”
“不，伍德赛德是因为其他事，但她百分之百有个男朋友。他买了一件貂皮夹克送给她。”
钱斯叹了口气：“我说过了，那是染色兔皮。”
“我知道那件染色兔皮的，就挂在她衣柜里。”
“所以？”
“她还有一件短夹克，养殖貂皮。我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她穿的就是这件，她去银河都会酒店送命时穿的也是这件。它在警察广场一号的保管箱里。”
“它在那儿干什么？”
“它是证据。”
“什么的证据？”
“天晓得。我找到这东西，追查它的来路，和把它卖给金的人谈了谈。记录中的买家是她，单据上写的是她的名字，但有个男人陪着她，从口袋里摸出现金付账。”
“多少钱？”
“两千五。”
他想了想。“有可能是她私藏的水费，”他说，“很容易的，一周几百块，你知道的，她们肯定会私藏一点。我不会发现。”
“钱斯，付钱的是那个男人。”
“也许金把钱给他，让他付账。就好像女人在餐馆里把钱塞给男人，让男人去买单，免得面子上过不去。”
“你为什么就这么不肯接受她还有个男朋友呢？”
“妈的，”他说，“我根本不在乎，事实上该怎样就怎样，我只是没法相信，就这么简单。”
我没逼问下去。
“有可能是嫖客，而不是男朋友。有时候嫖客会希望能假装他是个什么特殊朋友，他不需要花钱，他情愿给她礼物，而不是现金。也许他只是个嫖客，而她敲了他一件毛皮夹克。”
“有可能。”
“你认为他是她男朋友？”
“对，我就这么认为。”
“而他杀了金？”
“我不知道金是谁杀的。”
“而杀死她的凶手想让你扔下这件事别管。”
“我不确定，”我说，“也许杀人和男朋友毫无关系，也许是个变态佬，而警察正好希望能这么结案，也许男朋友只是不想被拖进任何调查。”
“他和事情无关，想置身事外。你是这个意思？”
“差不离吧。”
“我说不准，哥们儿，也许你确实该放手。”
“放弃调查？”
“也许你应该。有人警告你，妈的，你不想因此被干掉吧。”
“不想，”我说，“当然不想。”
“那你打算怎么办？”
“现在我想搭地铁去皇后区。”
“伍德赛德。”
“对。”
“我可以把车开过来，送你一程。”
“我不介意坐地铁。”
“开车比较快。我可以戴上司机的帽子，你可以坐后排。”
“下次再说吧。”
“随你便，”他说，“回来了打个电话？”
“行。”
最后我搭法拉盛线到罗斯福大道和五十二街路口的车站下车。列车离开曼哈顿后开出地面。我险些错过站点，因为很难搞清楚我到底在哪儿。候车站台上的标牌被涂鸦弄得一塌糊涂，而涂鸦本身也完全无从分辨在说什么。
我走下一段不锈钢楼梯，回到街面上。我打开便携地图，搞清楚方向，然后走向巴奈特大道。没走多久，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伍德赛德会有一幢西班牙裔聚居的寄宿公寓楼。这儿已经不是爱尔兰人社区了。高架轨道的阴影底下还能零散看见几个名叫“翡翠酒馆”或“三叶草”之类的地方，但大多数标牌是西班牙语，大多数商铺已经变成bodega[插图]。塔拉旅行社的橱窗海报在兜售去波哥大和加拉加斯的包机航班。
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的寄宿公寓是一幢黑乎乎的两层框架式房屋，带一个前门廊。门廊上有五六把塑料草坪躺椅，还倒放着一个装橙子的板条箱，上面搁着报纸杂志。躺椅上没人，我并不觉得奇怪。天气太凉，不适合坐在门廊上消磨时间。
我按门铃，没人出来。我听见里面有人交谈，还有几台收音机在响。我继续按门铃，一个非常壮实的矮个子中年女人出来开门。“Sí（什么事）? ”她问，像是在期待什么。
“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我说。
“No está aquí（他不在这儿）。”
我第一次打电话时接电话的也许就是她。事实上很难分辨，而我也不怎么在乎。我站在那儿，隔着纱门和她交谈，我把西班牙语和英语掺在一块儿说，努力让她明白我的意思。说了几句，她转身走开，带着一个高个子男人回来，他面颊凹陷，小胡子剪得整整齐齐。他会说英语，我说我想看一看卡尔德伦的房间。
但卡尔德伦不在，他告诉我。
“No me importa（我不在乎）。”我说。我反正就是想看看他的房间。但没什么可看的，他答道，觉得很困惑。卡尔德伦不在房间里，我去看他的房间能有什么用处呢？
他们并不拒绝配合，他们甚至不是特别不情愿配合，他们只是不明白有什么意义。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想要摆脱我——更确切地说，摆脱我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我看卡尔德伦的房间，于是他们领我去看。我跟着中年女人走进一条走廊，经过厨房，爬上楼梯，走过又一条走廊。她没敲门就直接打开一扇门，让到一旁，打个手势，请我进去。
地板上铺着油毡地毯，铁管床架上摆着一个光秃秃的床垫，有个金色枫木的抽屉柜，小写字台前有一把折叠椅。房间对面的窗口有一张靠背沙发椅，沙发套上印着花朵图案。抽屉柜上有一盏带花格纸灯罩的台灯，天花板中央的灯座上有两个无遮掩的灯泡。
就这么多东西。
“Entiende usted ahora? No está aquí。（您现在满意了？他不在这儿。）”
我自动自发、有条不紊地检查这个房间。它真是不可能更空无一物了。小壁橱里只有两个铁丝衣架，金色柜子的几个抽屉和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全都空空如也，连边边角角都擦得一干二净。
面颊凹陷的男人充当翻译，我勉强盘问了中年女人。无论用什么语言问话，她都算不上情报的宝藏。她不知道卡尔德伦什么时候离开的，她估计是星期天或星期一。星期一她来这个房间打扫卫生，发现卡尔德伦清空了所有物品，没留下任何东西。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意味着他退租了。他和其他房客一样，也是每周付租金的。他的租金其实还够住两天的，但他显然找到了其他去处，不，他不告而别并不稀奇。经常有房客这么做，就算没有拖欠租金也一样。她和她女儿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现在已经准备好租给别人了。房间不会闲置太久。她这儿的房间从来不会闲置太久。
卡尔德伦是个好房客吗？当然，最好的那种，但她和她的房客一向没有矛盾。她只租给哥伦比亚人、巴拿马人和厄瓜多尔人，她和他们从来没有过任何矛盾。有时候移民局找麻烦，他们不得不突然离开。也许卡尔德伦就是因为这个才悄悄溜走的，但这和她毫无关系。她只知道打扫房间，然后租给下一位客人。
移民局不可能找卡尔德伦的麻烦，这个我很清楚。他不是非法移民，否则就不可能在银河酒店工作了。一家大饭店不可能雇用没有绿卡的外国佬。
他忽然溜走肯定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
我花了一个小时找其他房客问话，综合得出的卡尔德伦的形象也没什么帮助。他是个安静的年轻人，不喜欢和别人来往。他的工作时间摆在那儿，因此其他房客在家的时候，他往往正在上班。据众人所知，他没有女朋友。他在巴奈特大道住了八个月，没有过任何访客，无论男女，他也很少接到电话。搬到巴奈特大道来之前，他住在纽约的其他什么地方，但没人知道他先前的住址，甚至不知道那儿在不在皇后区。
他嗑药吗？无论我问谁，他们都被话里的意思吓住了。我猜那位胖胖的女房东管理得相当严格。她的房客都有固定工作，过着体面的生活。有个房客向我保证，就算卡尔德伦抽大麻，也绝对不会在房间里抽，否则女房东肯定会闻到，然后请他搬出去。
“也许他就是想家了，”一个黑眼睛的年轻男人猜测，“也许他飞回卡塔赫纳去了。”
“他从那儿来？”
“他是哥伦比亚人，我记得他说过是卡塔赫纳。”
我花了一个小时，只知道了这么多：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来自卡塔赫纳。然而即便是这一点，也没人敢说一定是真的。
25
我在伍德赛德大道的唐恩都乐[插图]店里打给德金。这儿没有电话亭，只有一台投币电话固定在墙上。几英尺外有两个年轻人在打电子游戏，还有一个小子用拎包大小的便携式收音机听迪斯科舞曲。我用手掩住听筒，把我发现的情况告诉德金。
“我可以发个通缉令。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男性，西班牙裔，二十岁出头。他多高，五英尺七？”
“我没见过他。”
“哦，对，你没见到。我可以找酒店要个体貌描述。斯卡德，你确定他跑了？我两天前才找他谈过。”
“星期六晚上跑掉的。”
“我看对得上。嗯，亨德莱克斯自杀之前。对得上。”
“她还是自杀吗？”
“有理由怀疑不是吗？”
“据我所知，没有。你星期六晚上找卡尔德伦谈话，这是最后一次有人见过他。”
“我对很多人都能造成这个效果。”
“有什么事情惊吓了他。你觉得会是你吗？”
他说了句什么，但周围太吵，我没听清。我请他再说一遍。
“我说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我以为他嗑药了。”
“邻居说他是个非常正派的年轻人。”
“是啊，一个安静的好小伙子。就是这种人会忽然发疯，干掉他全家人。你在哪儿打电话，怎么吵成这样？”
“伍德赛德大道的一家甜甜圈店。”
“就不能找个安静的保龄球馆吗？你怎么看卡尔德伦？你觉得他死了吗？”
“他离开前收拾好了所有东西，其他人打电话替他请病假。假如你要杀人，这么做似乎太费周折了。”
“打电话请病假听着像是想让他抢跑，给他机会先跑个几英里，然后再开始追杀。”
“我就是这么想的。”
“也许他回家去了，”德金说，“你要知道，他们动不动就回家去。现如今世道不一样了。我祖父母来到美国，除了缔约石酒铺子送的年历上，再也没见过爱尔兰。这些混账东西，他们一个月一次飞回那些小岛，带着两只鸡和又一个该死的亲戚回来。当然了，我的祖父母认真工作，也许这就是区别。福利部门可不会出钱请他们周游世界。”
“卡尔德伦有工作。”
“很好，算这个小浑球有良心。要么我去查一查过去三天从肯尼迪起飞的航班。他是哪儿人？”
“有人说卡塔赫纳。”
“那是哪儿？一座城市还是某个小岛？”
“我觉得是城市。在巴拿马、哥伦比亚或厄瓜多尔，否则房东不会租房间给他。我猜是在哥伦比亚。”
“大海上的明珠。打电话请假倒是对得上他回家去了。他请人替他打电话，这样等他回来，还可以回去上班。他没法每天下午从卡塔赫纳打长途。”
“那他为什么要清空房间？”
“也许他不喜欢那儿，也许除虫队跑来弄死了他所有的宠物蟑螂，也许他拖欠房租，半夜逃掉了。”
“房东说他没欠钱，他交足了那个星期的租金。”
他沉默片刻，然后不情愿地说：“有人吓住了他，他逃跑了。”
“似乎是这样的，对吧？”
“很抱歉，确实是的。但我不认为他离开了纽约。我猜他搬到了一个地铁站之外，换个新名字，住进另一间出租屋。全市五大区大概有五十万非法移民，他不需要是胡迪尼[插图]也能藏得让咱们找不到。”
“说不定你能撞上大运。”
“可能性永远存在。我会先查停尸房，然后航班。要是他死了或者出国了，咱们就最有可能查到记录。”他忽然大笑，我问他笑什么。“要是他死了或者出国了，”他说，“对咱们恐怕就没什么用处了，对吧？”
回曼哈顿的地铁糟糕得没法更糟糕了，车厢内部毁坏得面目全非。我坐在角落里，竭力抵抗阵阵袭来的绝望。我的人生就像一块浮冰，在大海上四分五裂，各块碎片漂向不同的方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重新弥合，无论是在这个案子里还是在案子外。一切都毫无意义、毫无逻辑、毫无希望。
没人会给我买祖母绿，没人会和我生小孩，没人会拯救我的生命。
美好的时光都已过去。
八百万种死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适合一个人自我了断。无论地铁有什么不好，只要你把自己扔到车头底下，它们依然能完成任务。这座城市有的是大桥和高处的窗口，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商店里能买到剃刀、晾衣绳和药片。
我的衣柜抽屉里有一把点三二；旅馆房间的窗户离人行道很远，保证能摔死我。但我从没尝试过这种行为，不知为何我一向知道我永远不会这么做。我可能太害怕，可能太顽固，也可能我的绝望根本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深入灵魂。总有些事情能让我坚持下去。
当然了，要是我喝酒，那就很难说了。一次戒酒会活动上，我听一个男人讲述他喝断片儿后如何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清醒过来。他已经翻过栏杆，一只脚伸到虚空中，这时忽然恢复神智。他收回那只脚，重新翻过栏杆，然后落荒而逃。
假如他再过一秒钟才醒过来，双脚都已经悬空。
要是我喝酒，我的感觉会好一些。
我没法把这个念头赶出脑海。最不妙的一点在于我知道这是真的。我感觉很不好，要是喝一杯，这种感觉就会不翼而飞。从长远角度说，我肯定会后悔；从长远角度说，我还会感觉很不好，甚至更差劲，但那又怎样呢？从长远角度说，咱们都会死。
我记得我在一次戒酒会上听到的话。那是圣保罗教堂的一名常客玛丽说的。她长得像只小鸟，声音很小，总是打扮得体、外貌整洁，说话柔声细气。我听过一次她的见证，她曾经离沦落街头只有一步之遥。
一天晚上，她起立发言，说：“你们知道吗？有一天我发现我不是非要过得舒舒服服的，这对我来说就像天启。没有谁规定过我必须过得舒舒服服的。我总觉得假如我感到紧张、焦虑或不高兴，那就必须做些什么。但后来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负面情绪并不会杀死我。酒精会杀死我，而我的情绪不会。”
列车一头扎进隧道。它来到地面之下，车厢里的光线熄灭了一瞬间，然后照明灯重新点亮。我能听见玛丽的声音，她把每个字的每个音都咬得很清楚。我能看见她，她说话时，骨骼匀称的双手叠放在大腿上。
真有意思，我居然会想到这些。
我在哥伦布圆环下地铁，依然想喝一杯。我走过几家酒吧，前去参加戒酒会活动。
发言的人是个健壮的大块头爱尔兰人，来自布鲁克林的湾脊区。他看着像警察，结果确实是，做满二十年后退休，现在除了拿退休金还在当保安。喝酒从未影响过他的工作和婚姻，但喝到一定年数，酒精开始损伤他的身体。身体机能减弱，宿醉越来越严重，医生说他肝脏肿大。
“他说酒精在威胁我的生命，”他说，“怎么说呢，我不是社会弃儿，也不是堕落酒鬼，更不靠喝酒来驱散抑郁。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快活汉子，下班喜欢喝一杯烈酒加一瓶啤酒，然后拎个半打啤酒回家看电视。所以既然酒精要杀死我，那就去他妈的吧。我走出诊所，决定戒酒。八年后，我终于做到了。”
一个醉汉不停打断他的见证。他是个衣冠楚楚的男人，似乎并不想惹麻烦。他好像只是没办法安静听讲，他第五或者第六次爆发后，两名戒酒会成员护送他出去，活动继续进行。
我心想，我喝断片儿了的时候居然还能来参加戒酒会活动。天哪，我是不是就是他那个德行？
我没法聚精会神听讲。我想到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想到桑妮·亨德莱克斯，想到我的进展多么微不足道。我从一开始就有点节奏紊乱。我可以在桑妮自杀前见到她的，她也许还是会自杀，她自我毁灭的重负不会压在我身上，但在此之前我可以从她那儿问出些什么情况来。
我也可以在卡尔德伦失踪前找到他问话，我第一次去酒店就打听过他的情况，得知暂时找不到他就忘记了他的存在。也许我从他那儿什么都问不出来，但至少我能感觉到他有没有隐瞒什么秘密。但我一直没想到要找他问话，等我想到了，他已经收拾好行李钻进茫茫树海。
我的时机掌握得太差。我总是只晚了一天或就缺一块钱，我忽然想到，并非只有这个案子是这样。这就是我的人生故事。
可怜的我，倒霉的我，给我倒杯酒吧。
讨论环节中，一个叫格蕾丝的女人得到全场掌声，因为她说今天是她戒酒整整两年的日子。我为她鼓掌，掌声平息后，我算了算，发现今天是我的第七天。只要我上床前滴酒不沾，那么就满七天了。
我上次喝酒前坚持了多久？八天？
也许我能打破纪录，也可能我做不到，可能我明天就会喝酒。
但今晚我不会喝。今晚我能坚持下来。此刻我的感觉不比聚会前更好，我对自我的评价当然不会变得更高。记分牌上还是那几个数字，但早些时候它们加起来等于一杯酒，而这会儿不是了。
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但我知道我暂时安全了。
26
前台有一通留言，叫我打给丹尼男孩贝尔。我拨出字条上的号码，接电话的男人说：“普根夜总会。”我请他叫一下丹尼男孩，然后等了好一会儿，直到对方拿起听筒。
他说：“马特，我觉得你该过来一趟，让我请你喝杯姜汁汽水。我觉得你就该这么做。”
“现在？”
“还要挑个良辰吉日？”
我都快走出大门了，忽然又转过身，上楼回房间，从衣柜里取出那把点三二。我并不真的认为丹尼男孩会挖坑给我跳，但我不想用小命去赌他肯定不会。再说了，你永远也猜不到谁会在普根那儿喝酒。
昨晚有人警告我，我到现在一直置之不理。前台把丹尼男孩的留言交给我，还主动说另外有两个电话找我，但不肯留下姓名。他们也许是伐木工夹克的朋友，打电话叫我放聪明点。
我把枪塞进口袋，出门叫车。
丹尼男孩坚持由他请客，他喝伏特加，我喝姜汁汽水。他看上去和平时一样时髦，自从上次见面之后，他去过美容院。他仿佛棒球帽的白色卷发更加贴近头皮了，精心修剪的指甲涂着透明的指甲油。
他说：“我有两样东西给你。一条口信和一个建议。”
“嗯？”
“先说口信。是个警告。”
“我能猜到。”
“你该忘了那个叫达吉南的姑娘。”
“否则？”
“否则？大概是有你好看吧。或者会给你一个和她相同的下场，诸如此类的。你希望警告能说得详细一点，你好判断值不值得？”
“丹尼，是谁在警告我？”
“不知道。”
“谁告诉你的？燃烧的树丛[插图]? ”
他喝了一口伏特加：“某人传话给某人，某人再传话给某人，然后某人传话给我。”
“够绕的。”
“对吧？我可以告诉你是谁告诉我的，但我不会说，因为我不做这种事。就算我说了，对你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你多半找不到他。就算你找到他，他依然不会告诉你实情，另一方面，某人多半会收拾你。再来一杯姜汁汽水吗？”
“我这杯还没怎么动呢。”
“那你就慢慢喝吧。马特，我不知道是谁在警告你，但从他们使用的信使来看，我猜肯定是某些重量级人物。有意思的是，我去问有谁见过达吉南和除钱斯外的任何人同进同出时，结果却一无所获。假如她勾搭上了某个这么有能耐的人，你会觉得他肯定会带着她到处炫耀，对吧？凭什么不炫耀呢？”
我点点头。从这个角度说，她又为什么要找我帮她脱离钱斯的掌握呢？
“总而言之，”他说，“口信就是这些。想听听建议吗？”
“当然。”
“建议是我认为你该把口信当回事。要么是我老得特别快，要么是这座城市在短短几年内变得特别肮脏，人们现在扣扳机比以前容易得多。大家以前杀人好歹还需要个理由。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现在除非有理由可以不杀人，否则他们肯定会动手。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已经成了条件反射。告诉你吧，吓得我够呛。”
“吓得所有人够呛。”
“几天前的晚上，你在上城区演了一出好戏，对吧？还是说有人在编故事？”
“你听说了什么？”
“没什么，就是一个弟兄在巷子里堵你，结果断了好几根骨头。”
“消息传得真快。”
“那是当然。在这座城市里，有的是比一个嗑了天使尘的小流氓更危险的东西。”
“他嗑的是那东西？”
“他们谁不是呢？我不清楚。我？我只盯着最根本的事实。”他喝了一口伏特加，为这句话画上重点。“至于达吉南，”他说，“我可以替你传个口信回去。”
“什么样的口信？”
“你愿意放手。”
“丹尼男孩，但我未必真会放手。”
“马特——”
“还记得杰克·本尼吗？”
“还记得杰克·本尼吗？我当然记得杰克·本尼了。”
“记得他和劫匪的对话吗？劫匪说：‘要钱还是要命？’然后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真的很长，然后本尼说：‘我在考虑。'”
“这就是你的回答？你在考虑？”
“这就是我的回答。”
回到七十二街上，我站在一家文具店门洞的暗处，等着看有没有人跟踪我走出普根夜总会。我站了足足五分钟，思考丹尼男孩说的话。有几个人在这段时间里离开普根夜总会，但看上去都不像我需要担心的货色。
我走到路边去叫出租车，随即决定我还不如走半个街区，去哥伦布大道叫一辆去我那个方向的车。等我走到路口，我觉得晚风吹得挺舒服，我也没什么急事，慢悠悠地沿着哥伦布大道走上十五个街区对我肯定有好处，会让我更容易入睡。我穿过马路，走向下城区，还没走完一个街区，我的手就不由自主地伸进外衣口袋，把小手枪握在手心里。
有意思。没人跟踪我。我他妈害怕什么？
就是周围的某种气氛。
我继续向前走，用上了星期六晚上我忘记展现的各种街头智慧。我沿着靠近马路的人行道边缘，与建筑物和门洞保持距离。我左右张望，不时转身，看有没有人从背后逼近。我的手始终握着枪，手指轻轻地贴着扳机。
我穿过百老汇大街，走过林肯中心和奥尼尔餐厅。我走到六十街和六十一街之间那个黑漆漆的街区上，正在从福特汉姆店门口过街，这时我听见背后有辆车拐了个弯向我开近。这辆车斜穿过宽阔的街道驶向我，抢了一辆出租车的车道。也许我听见的就是它的刹车声，也许就是这个声音促使我转身。
我立刻卧倒在人行道上，从街边向建筑物翻滚，掏出点三二举起来。轿车现在与我平行，车轮打正了方向。我本来以为车会驶上人行道，实际上却没有。车窗开着，有人从后车窗探出身子，他望着我所在的方向，他手里握着什么东西——
我用手枪瞄准他。我趴在地上，手肘撑着面前的人行道，双手持枪。我的手指搁在扳机上。
从窗口探出身子的男人偷偷摸摸地扔了个什么东西。我心想，天哪，炸弹，我瞄准他，感觉指肚扣住了扳机，感觉枪在颤抖。像某种小小的动物，我僵住了，不能动弹，无法扣动该死的扳机。
时间也凝固了，就像电影里的定格画面。离我八到十码外的地方，一个瓶子落在建筑物的砖砌外墙上撞得粉碎。它没有爆炸，我只听见玻璃的破碎声。仅仅是个空酒瓶。
那辆车只是一辆普通的过路车，我望着它晃晃悠悠地在第九大道上向南而去。车里坐着六个年轻人，六个喝醉酒的年轻人，他们也许真的会害死什么人。他们喝得烂醉，足以做出这种事，但他们就算杀人，也只会是交通事故。他们不是职业杀手，不是被派来要我小命的刺客。他们只是一群年轻人，喝酒喝到难以消受的地步。也许他们会害得某个人终生残疾，也许他们会撞毁那辆车，也许他们能安全到家，连保险杠都不会撞弯。
我慢慢起身，看着手里的枪。谢天谢地，我没有开枪。我本来有可能朝他们开火，我本来有可能杀死他们。
上帝知道我确实有这个念头。我尝试过，用逻辑得出结论，以为他们是来杀我的。
但我无法下手。假如他们真是职业杀手，假如他手里的东西不是威士忌酒瓶，而真的是我以为的枪或炸弹，我也同样无法扣动扳机。他们可以轻松干掉我，而我的尸体会握着一把没开过火的左轮手枪。
天哪。
我把毫无用处的枪塞进口袋。我伸出一只手，意外地发现它没有颤抖。我甚至没有感觉到内心的颤抖，要是我能想明白原因就他妈太好了。
我走过去查看摔碎的酒瓶，或许是为了确定它真的仅仅是个酒瓶，而不是在老天眷顾之下未曾引爆的简易燃烧弹。但地上没有液体的痕迹，也闻不到汽油的刺鼻味道。只有一丝淡淡的威士忌气味，当然也有可能是出自我的想象。粘在一块碎玻璃上的标签说这个酒瓶曾经装着占边苏格兰威士忌。路灯的光照下，周围的其他绿色玻璃碎片像宝石似的闪闪发亮。
我弯腰捡起一小块方形的碎玻璃。我把它放在掌心里，像吉卜赛人看水晶球似的盯着它。我想到唐娜的诗、桑妮的遗书和我的失误。
我开始向前走，这是我阻止自己拔腿就跑的唯一办法。
27
“该死，我需要刮脸了。”德金说。他把抽剩下的烟头扔进喝剩下的咖啡，用一只手抚摸面颊，感受胡茬的长度。“我需要刮脸，我需要冲澡，我需要喝一杯。未必非得是这个顺序。我发了你那个哥伦比亚小子的全境通缉令。奥克塔维奥·伊格纳西奥·卡尔德伦-拉巴拉，名字比他人都长。我查过停尸房，冷柜里没这个人，至少现在还没有。”
他拉开办公桌最顶上的抽屉，取出铁皮梳妆镜和充电剃须器。他把梳妆镜靠在空咖啡杯上，把脸摆在镜子前，开始刮脸。他在剃须器的嗡嗡声中说：“我没在她的案卷里找到有关戒指的内容。”
“介意我看一眼吗？”
“随便看。”
我浏览物品归档清单，但心里知道戒指不在其中。然后我查看命案现场的照片，尽量只看她的双手。我仔细查看每一张照片，但没有在任何一张里找到能证明她戴着戒指的蛛丝马迹。
我把这些话说给德金听。他关掉剃须器，伸手拿起照片，一丝不苟地仔细查看一遍。“有几张照片里都看不清她的手。”他抱怨道，“嗯，那只手上肯定没有戒指。那是哪只手，左手？左手没戒指。你看这张快照，对，那只手上肯定没有戒指。等一等。妈的，这张还是左手。这张看不清楚。很好，有了。这张绝对是右手，上面也没有戒指。”他整理照片的样子像是在收拾扑克准备发牌。“没有戒指，”他说，“能证明什么？”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戴着戒指，两次都是。”
“然后？”
“然后戒指不见了。不在她的公寓里。她的珠宝盒里有一枚戒指，高中毕业戒指，但不是我记忆中她戴的那一枚。”
“也许你的记忆出错了。”
我摇摇头：“毕业戒指上连宝石都没镶。我来这儿之前先去了一趟她家，就是为了证实我没记错。那是那种傻乎乎的班级纪念品，上面刻了太多文字，肯定不是她戴的那一枚。她不可能戴这枚戒指，它配不上貂皮夹克和酒红色的指甲油。”
这么说的人不止我一个。碎玻璃给我带来神启之后，我直接去了金的公寓，然后用她的电话打给唐娜·坎皮昂。“是我，马特·斯卡德，”我说，“我知道现在很晚了，但我想问你一下你那首诗里的一句。”
她说：“哪一句？什么诗？”
“你写金的那首诗。你给了我一份。”
“哦，对。稍等一下可以吗？我还没醒过来呢。”
“对不起，不该这么晚打给你的，但是——”
“没关系。你说的是哪句诗？”
“摔碎酒瓶在她脚下，让绿色的玻璃在她手上闪耀。”
“‘闪耀’用得不对。”
“诗就摆在我面前，上面写——”
“哦，我知道我是怎么写的，”她说，“但用得不对，我觉得必须换掉才行。这句诗怎么了？”
“‘绿色的玻璃’是从哪儿来的？”
“摔碎的酒瓶呗。”
“她手上为什么会有绿色的玻璃？指的是什么？”
“哦，”她说，“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她的戒指。”
“她有一枚镶祖母绿的戒指，对吧？”
“没错。”
“她得到这枚戒指多久了？”
“不知道，”她想了想，“第一次见到它后不久，我写了这首诗。”
“你确定？”
“至少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它。事实上，它给了我写诗的切入点。她眼睛的蓝色和戒指的绿色形成对比，但等我真的动笔写时，却丢掉了蓝色。”
第一次给我看这首诗的时候，她说过这方面的事情。当时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她无法确定那是什么时候。她在这首诗的各个版本之间改来改去花了多久？从金遇害前的一个月开始的？两个月？
“我不确定，”她说，“我很难把事情和时间对应起来。我对回顾往事不感兴趣。”
“但她有一枚镶绿色宝石的戒指。”
“嗯，对。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你知道戒指是从哪儿来的吗？谁送给她的？”
“我完全不知道，”她说，“也许——”
“怎么？”
“也许她摔碎了一个酒瓶。”
此刻我对德金说：“金的一个朋友写了首诗，里面提到那枚戒指，桑妮·亨德莱克斯的遗书里也提到了。”我取出笔记本翻开，读道，“‘她没法跳下旋转木马。她抓住了铜戒指，手指被染成绿色。没人会给我买祖母绿。'”
他接过我的笔记本。“我猜她指的是达吉南，”他说，“后面还有。‘没人会和我生小孩，没人会拯救我的生命。’达吉南没有怀孕，亨德莱克斯也没有，生小孩到底在说什么？而且她们两个的生命也没被拯救。”他啪的一声合上笔记本，隔着桌子还给我。“我不知道你靠这些能摸到哪儿去，”他说，“看着不像什么靠得住的证据。天晓得亨德莱克斯是怎么写下这些话的。也许是在烈酒和药片开始起效之后，谁知道这些词儿都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背后，两个便衣警察把一个白种年轻人关进拘留室。隔着一张办公桌的地方，一个阴郁的黑种女人在回答问题。我拿起那一摞照片里最上面的一张，望着金·达吉南被开膛破肚的身躯。德金启动剃须器，继续刮脸。
“我不明白的是你以为你查到了什么。”他说，“你认为她有个男朋友，男朋友送了她那枚戒指。没问题。你还认为她有个男朋友，他送了她那件毛皮夹克，你追查下去，看起来你似乎没猜错，但衣服无法领你找到那个男朋友，因为他买衣服的时候没留下名字。那件毛皮夹克就在我们手上，你通过它也查不到他是谁，但我们都知道那枚戒指不见了，你又凭什么去追查他呢？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夏洛克·福尔摩斯有一篇什么不叫的狗，很好，咱们有一枚不知去向的戒指，这能证明什么呢？”
“它不见了。”
“对。”
“它去了哪儿呢？”
“和浴缸垢环去的同一个地方，他妈的下水道。我怎么知道它去了哪儿。”
“它消失了。”
“所以？要么是它自己走出去，要么是被人拿走了。”
“被谁？”
“我怎么知道是谁？”
“假设她戴着戒指去了她遇害的酒店。”
“这个没人说得清。”
“先这么假设，可以吧？”
“行，你继续。”
“谁拿走的呢？某个警察从她手指上顺走了？”
“不可能，”他说，“没人会这么做。有人会拿没人要的现金，这个咱们都知道，但凶杀案受害者手指上的戒指？”他摇摇头，“再说也没人单独和尸体在一起。要是旁边有人看着，谁都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清洁女工呢？发现尸体的那位？”
“天哪，不可能。我盘问过那个可怜的女人，她看了一眼尸体就开始尖叫，要是她现在还剩下一口气，多半还在尖叫。你都没法逼她走到近处，拿着扫把去碰达吉南的尸体。”
“那戒指是谁拿走的呢？”
“假如她戴着戒指去了那儿——”
“对。”
“那就是凶手拿走的。”
“为什么？”
“也许他对珠宝有怪癖，也许他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
“继续说。”
“也许戒指很值钱。一个疯子跑来跑去杀人，他的道德恐怕好不到哪儿去。他未必会觉得偷东西有什么大不了的。”
“乔，他没碰她包里的几百块现金。”
“也许他没时间翻她的包。”
“胡说什么，他连洗澡的时间都有，肯定有时间翻她的包。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翻她的包，我们只知道他没拿钱。”
“所以？”
“但他拿走了戒指。他有时间拿起她血糊糊的手，从手指上取下戒指。”
“也许很容易就能摘下来，也许尺寸没那么适合。”
“他为什么要拿走？”
“想送给他妹妹。”
“还有更好的理由吗？”
“没有，”他说，“不行，该死，我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你有什么想法？他拿走戒指是因为通过戒指能查到他？”
“为什么不可能？”
“那他为什么不拿走毛皮夹克？我们很清楚那件衣服是某个男朋友买给她的，也许他没留下他的名字，但他怎么能确定他没说漏嘴而销售员没记住呢？老天在上，他拿走了洗澡的毛巾，他连一根阴毛都不肯留下，却没有拿走毛皮夹克。现在你又说他拿走了戒指。这枚戒指是从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为什么过去两周半我一次都没听说过它，今晚你却唠叨个没完？”
我一言不发。他拿起烟盒，递了一支给我。我摇摇头，他便自己咬住一支点上。他深吸一口气，吐出一根烟柱，然后用手摸脑袋，抚平本来就贴在头皮上的深色头发。
他说：“上面有可能刻了字，很多人喜欢在戒指内圈上刻字。‘给金，你的弗雷迪’，就是类似这种屁话。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不知道。”
“你有什么推测吗？”
我想起丹尼男孩贝尔的话。假如这位男朋友能使唤一帮打手，交际广泛，他为什么不带着她到处炫耀呢？假如能使唤打手、交际广泛、叫我放聪明点的另有其人，这个人和那位男朋友又是什么关系呢？付现金买貂皮夹克送给她的会计模样的人是谁，为什么我在其他地方连他的一个影子都找不到呢？
还有，凶手为什么拿走戒指？
我的手伸进口袋。我的手指碰到枪身，感受金属的冰凉，手指滑到枪底下，摸到那一小块方形的碎玻璃，正是它启示我想到了这些。我从口袋里取出碎玻璃，盯着它看，德金问我那是什么。
“绿色的玻璃。”我说。
“就像那枚戒指。”
我点点头。他从我手中拿过那块碎玻璃，对着光看了看，然后扔回我的掌心。“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戴那枚戒指去酒店，”他提醒我，“我们只是为了讨论而假定如此。”
“我知道。”
“也许她把戒指留在公寓了，也许被别人从公寓拿走了。”
“谁？”
“男朋友呗。假设金不是他杀的，假设杀人的是个EDP，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你还真的用上这个词了？”
“非用不可，上头要你怎么说你就必须怎么说，你也知道警局是怎么一回事。假设有个变态狂杀了她，男朋友担心被牵连进去，于是他跑到公寓去，他有钥匙，拿走了戒指。也许他还买过其他礼物给她，他一块儿全拿走了。他本来也想拿走毛皮夹克的，但那件衣服在酒店。比起凶手从她手指上摘掉戒指的说法，这套推测不也一样站得住脚吗？”
因为杀人的不是变态狂，我心想。因为变态杀人狂不会派伐木工夹克来逼我放手，也不会通过丹尼男孩贝尔传话给我；因为变态狂不会费神去考虑笔迹、指纹和毛巾。
除非他是开膛手杰克那种人，一个会精心策划和采取预防措施的变态狂。但实际上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那枚戒指必定有重要意义。我把碎玻璃放回口袋里。它有某种深意，肯定有某种深意。
德金的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说“是我，乔·德金”和“好，好，好”。他听了一会儿，时不时嘟囔一声表示知道了，用眼神指挥我跑腿，在记事簿上做笔记。
我走向咖啡机，去给两人倒咖啡。我不记得他喝咖啡的习惯了，但随即想到那台机器出来的咖啡有多糟糕，于是在两个杯子里都加了糖和奶。
我回到他的办公桌前，他还在打电话。他接过咖啡，点点头表示感谢，他喝了一口，又点了支烟配咖啡。我喝了几口咖啡，自顾自地翻看金的案卷，希望能找到什么线索，为我架起桥梁越过沟壑。我想到我和唐娜的对话。“闪耀”这个词有什么不对的？戒指戴在金的手上难道不会闪耀吗？我记得光照在戒指上时它如何闪闪发亮。还是说这段记忆是我捏造出来的，用来给我自己的推论添砖加瓦？我真的有一套什么推论吗？我认为有一枚戒指不翼而飞，但没有切实的证据能证明戒指真的存在。一首诗、一份遗书，还有我说翡翠城里有八百万个故事的那句话。是戒指触发了我的潜意识吗？还是我非常认同黄砖路上的那伙人，希望我能拥有大脑、心灵和勇气？
德金说：“对，真他妈讨厌。你别走，可以吗？我马上就来。”
他挂断电话，抬头看我。他的表情很古怪，自鸣得意里混着也许是怜悯的东西。
他说：“鲍哈顿汽车旅馆，你知道皇后大道和长岛高速路交叉的地方吗？过了路口就是。我不知道具体是哪儿，埃尔姆赫斯特还是雷戈公园。总之就在两条路交会的地方。”
“怎么了？”
“那是一家成人旅馆，有些房间有水床，用闭路电视放色情片。偷情的、做皮肉交易的喜欢去，房间两小时起租。碰到客流大的时候，一晚上房间能翻五六台，大部分客人付现金，他们可以藏下不报税。这种汽车旅馆非常挣钱。”
“你想说什么？”
“几小时前，有个人开车过去，要了个房间。怎么说呢，做这个行当，客人一走你就立刻整理房间。经理发现那辆车开走了，于是去查房。门上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他敲敲门，没人出来，他又敲敲门，还是没人。他打开门，你猜他看见了什么？”
我等着他说下去。
“接电话的是个叫莱尼·加菲因的警察，他立刻想到这个案子很像银河酒店的那一起。刚才打过来的就是他。等法医证据出来我们才能确定，刺入角度、伤口特征，等等，但听上去确实一模一样。凶手甚至冲了个澡，离开时带走了毛巾。”
“是——”
“是什么？”
不会是唐娜，我刚和她打过电话。弗兰、露比、玛丽露——
“是钱斯手下的女人吗？”
“妈的，”他说，“我怎么知道钱斯手下的女人都有谁？你以为我成天干什么，给皮条客建档案不成？”
“到底是谁？”
“不是任何人的女人。”他说，他碾灭烟头，正要再点一支烟，忽然改变主意，把烟塞回烟盒里。“不是女人。”他说。
“不是——”
“不是谁？”
“不是卡尔德伦吧？奥克塔维奥·卡尔德伦，酒店前台。”
他发出一声狂笑。“天哪，你长了个什么脑子，”他说，“看来你真的希望事情都符合逻辑。不，不是女人，也不是你要找的卡尔德伦。是个在长岛市站街的变性妓女。按照加菲因说的，还没做手术。意思是硅胶假奶子已经植入了，但还保留着男性生殖器官。听见了吗？男性生殖器官。我的天，什么世道啊。当然了，也许今晚就有人来给她做手术。也许行凶的是个外科医生，不过用的是大砍刀。”
我无从反应。我呆呆地坐在那儿。德金站起来，伸手按住我的肩膀：“楼下有车在等我，我要跑一趟，看看现场的情况，要不要一起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