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姓男孩生辰八字起名大全

1930年的俄罗斯北馆

前言

早期满族出兵或狩猎时，按家族村寨组织队伍，每10人选1人为首领，称为“牛录额真”（箭主之意）。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定300人为一牛录，作为基本的户口和军事编制单位，设牛录额真一人管理。此后“牛录额真”成为官名，清太宗天聪八年（1634年）改名“牛录章京”，汉译“佐领”。

我们是清镶黄旗满洲俄罗斯牛录的后裔，即罗姓与杜姓的后代。我们的祖辈自来到中国就在教会中生活，我们本身也是教友。关于俄国东正教传入北京的情况，多是从父兄长辈那里听来的。至于1930年前后的情况，则是我们亲见、亲历的经过，特记述如下，供研究历史者参考。

一、俄国东正教传入北京

俄国东正教传入北京的时间，是在清朝康熙年间。俄彼得大帝时，在我国雅克萨附近沙俄（当时称罗刹）军队和哈萨克猎户，时常窜入境内侵扰打猎。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当沙俄侵略者窜扰我方时，被我方驻防军俘虏了100余人。

按清政府当时宽待俘虏的政策，他们可以归顺中国，也可以被遣返回国。当时这些人大部分考虑到俄国沙皇的残酷刑法，恐怕回去要被杀头，于是表示愿意留在中国。

相传在当时被俘的人中有一名司祭，在奉召来北京的时候，他和同来的人手持一幅圣主教尼古拉的圣像。此后，这幅圣像一直悬挂在北京东正教堂内。1982年被转送到哈尔滨东正教堂悬挂。

据说，这批人来北京的途中，因水土不服，生病的很多，一些人就中途折回了俄国。到北京时人已为数不多，只剩下阿拉巴金来的七户人家。又若干年后，仅仅剩下五户人家，计有罗姓（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何姓（哈巴洛夫Хабаров）、姚姓（雅克甫列夫Яковлев）、杜姓（杜必宁Дубинин）、贺姓（贺洛斯托夫Ходостов）。那两姓因无嗣而不可考，后来贺姓也绝嗣。

据传这些人来到北京以后，不仅没受到清政府的歧视，反而按照外族归化的政策规定，受到了很好的生活照顾。清政府还指派专人将这批人安置在北京城内东北角楼附近的一处关帝庙内，后称俄罗斯馆，又称北馆罗刹庙。

除此之外，还蒙清政府赐给与满洲旗人一样的待遇，属镶黄旗满洲俄罗斯牛录领导。第一任佐领是伍朗格里，第二任佐领名叫伊万。自此之后，佐领即由罗姓一家世袭。佐领印鉴在解放后的1952年由罗姓人上交给天津市人民政府。

这批被俘归化的沙俄人，都是世代信仰东正教的，他们请求清政府允许设立教堂，并要求允许他们从俄国派一名司祭来北京，以便于给他们解决宗教生活问题。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经清政府的批准，中俄两方议定：从俄国彼得堡派第一任司祭马克西姆·列翁齐耶夫（Свяшценник Максим Леонтиев）到北京。还规定每10年轮换一任。

于是，关帝庙院内的佛殿，改建成为东正教教堂。从此，随着这批被俘沙俄军人的归化，俄国东正教开始传入了中国。后来，这些归化沙俄人又蒙清政府的允许，和中国人通婚，从此这些人就在北京定居下来。

东正教教堂在北京建立后，北京的几家沙俄人是北京东正教的基本教友，以后又逐步发展到这些人的亲属领洗入教。另外，还有些来往的俄国商队和俄国留学生等。

中国人自愿入教的很少。至于阿拉巴金的几家人，一般都在教堂内任职工作（按当时清政府的政策，对这些归化者，不允许参军或任官吏）。

二、东正教在中国的发展

在沙皇彼得一世统治俄国时期（1682-1725），制定了一整套利用东正教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计划，旨在打着“宣扬上帝福音”、“发展东正教”的旗号，千方百计地派遣东正教教士随同俄国商队混进中国，与北京的东正教堂、北馆罗刹庙建立联系。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在俄国商队的要求下，俄国组成一个“传教士团”来到北京。该团由院长修士大司祭伊拉列翁·列日伊斯基为领班，共10名神职人员组成 以俄罗斯北馆为驻地，建立了正式的传教据点。

1732年（雍正十年），可能在第二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察托尼任内，在北京东江米巷（现在的东交民巷）建立了一座新的东正教堂，誉为“圣母堂”，后称为“南堂”。

1860年后，在附近又建立了俄国驻华钦差府，即俄国驻华公使馆。进出“南堂”的人，均为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居住南城的俄国教徒。

东正教的传教士团自1715年成立，到1860年共改组或轮换了13次，先后驻北京的人员共100余名。这个传教士团直接归沙俄教廷和外交部管辖。每年还按期领取1．6万余卢布的津贴。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俄国派驻北京东正教堂的第十八任修士大司祭伊诺肯提依·菲古罗夫斯基（Архимагнт Инокентий φигуровский）急忙带领一部分他的亲信俄籍神职人员和华人跟班仆役等，逃到北京东交民巷的俄国驻华公使馆（即南馆）躲藏避难。

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伊诺肯提依等人离开俄国使馆，因北馆已被义和团烧毁，成为一片废墟，只得转住在北城的雍和宫里。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伊诺肯提依返回俄国，向彼得堡教廷汇报了中国义和团运动的详细经过，并提出东正教今后在中国如何恢复和发展等问题。为此，彼得堡教廷曾“表彰”他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立了“功劳”，提升他为主教。随后派他重返中国，并委任他为北京俄国东正教会的第一任全权主教。

伊诺肯提依重返中国时，还带来了数十名俄国人，其中有修士司祭、辅祭、修士、诵经士、教堂执事人员，此外还有一些工匠、技术人员等等。伊诺肯提依借沙皇从中国勒索到的庚子赔款1.8万余两白银，连同在俄国募集的捐款，在中国大肆发展和开拓各地的东正教会。

他将旧北馆附近的居民住房和出让的土地以及四爷府等地统统购买过来，形成东起东城墙，北至北城墙的北官厅、南到东羊管胡同、西到四爷府的西墙及针线胡同，计方圆总面积达300亩（三顷地）的一大片教堂土地。

教堂土地的墙外设立石碑为界，墙内建立了一座“教众致命堂”，把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中国教徒222人的尸骨收殓在六具石制棺材里，埋在该堂的“圣所”内地下。

伊诺肯提依为建立这座“教众致命堂”，还呈请彼得堡教廷奏请尼古拉二世批准，立公历6月23日为“严斋日”，6月24日定为“教众致命日”，并在每年的这两天举行隆重的教会纪念祈祷仪式。

而且指令中国各地的东正教堂必须在这两天中为纪念这222位死者作“亡人祈祷”。以后，东正教在这里又陆续建起了“圣母安息”大堂、圣主教伊诺肯提依堂（此堂以后都充做历任主教的座堂）和高大的钟楼、图书馆、天文台、男女修道院、男女学堂、神品学堂。

此外还建立了在安定门外俄国坟地（今青年湖一带）的“圣些拉肥木堂”和在西山昌化寺的小教堂（主教避暑时用的）。以后又逐渐设立了拥有数百名职工的面粉厂（机器磨）、铁工厂、印刷厂、牛奶场、装订房、造纸作坊、织布厂、养蚕室、养蜂场、地毯作坊、菜地、果园以及小型发电所等等生产机构。

另外在东单北大街新开路口购置了一所公寓式的三层楼房供出租用，还开设了天福号米面庄。以上这些生产单位统由俄籍神职人员和技术人员管理。因此当时有些中国人为了能在教会工作，或使子女能够上学或就业，就领洗入了教。这时东正教教徒人数约有3000人到3500人。

俄国东正教以北京为起点，逐渐向全国各地扩张。如通县、遵化、涿县、张家口、保定、天津、北戴河，山东的青岛、烟台、崂山，华东的上海，华中的武汉，广东的石浦，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旅顺、大连、海拉尔、齐齐哈尔、满洲里，新疆的乌鲁木齐、伊宁等地，都设有俄国东正教分会和教堂或传道所。

各个分会和教堂的主管神职人员都是由北京俄国东正教总会派遣去的。伊诺肯提依和俄国神职人员以及技术人员，不仅掌握了教会各方面的大权，而且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他们依仗帝俄势力深入中国各地进行传教活动，横行霸道，压迫剥削中国的劳动人民（据传当时的清政府官员对伊诺肯提依待以上宾，按沙皇钦差大臣礼仪接待）。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的沙俄统治时期，北京东正教会及所属各地分会、各堂，在举行每天的早晚祈祷时，都要加诵一段祷词。由司祭和辅祭，面向教徒口念：“愿主上帝在天国保佑当今俄国大皇帝尼古拉二世及其家族和各有王位的人，从今到永远，直到世世代代。”

甚至在某些经文和赞词中也要加念赞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词句。此外每逢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命名日”（教名纪念日），各地的东正教堂更要隆重地举行庆祝仪式，为他诵“平安经”。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政府颁布了“政教分离”的法令，并承认东正教为合法的宗教团体，但教与政必须分开。北京的东正教主教伊诺肯提依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怀有刻骨仇恨，拒不接受苏联政府的法令，而是甘心依附流亡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反动教廷，充当反苏反共的工具。

自此之后北京东正教会来自俄国的经费断绝了，在北京道胜银行的卢布存款以及大量沙皇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全部作废。仅仅依靠自身生产单位的收入很难维持现状，伊诺肯提依在这种局面下，可说是一筹莫展。

最后工厂破产的破产停工的停工，大批职工被解散。此后一个阶段只靠保留下来的牛奶场、印刷厂的收入维持局面。

当时，大批反抗苏联革命政权的俄国地主、资本家、旧官吏、白匪军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逃窜到中国。中国各地的东正教组织对这伙人无不加以接待和安置。

有些沙俄的旧军官来到之后，脱去军装蓄起长发，穿上修士服，一变而为东正教的修士和神职人员，而且立即掌握各级教会的大权。例如后来的第二十任主教魏克托尔、修士大司祭戛乌勒伊勒（1948年回国后任主教，后又任塔什干教区大主教）、修士司祭尼古拉等都是流窜来华的白匪军官和警官。另外如天津教会的大司祭瓦连廷·西奈斯基等人都是白匪军的随军司祭。

1920年有八具尸体转道从南斯拉夫运来北京，他们都是被苏维埃政府处决的沙皇的近亲和贵族（其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婶母，不久又运至英国）。伊诺肯提依为这些尸体扬幡招魂，举行各种祈祷仪式。这七口棺木一直停放在北京教会的“致命堂”内，最后埋葬在安定门外的教会坟地。

大约在1923年，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代表加拉罕，曾向中国政府提出收回苏联在华东正教会以及各地分会的产权，为此伊诺肯提依立即向各地分会发出电告：“应予最坚决的抵制”；并向各界声言：东正教总会以及在华各地分会和各教堂都是“中国人的教会”，与苏联东正教会完全无关。

伊又派出中国的神职人员常福司祭前去洛阳会见当时的北洋军阀头头吴佩孚和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声明在华东正教会是中国人自办的，要求政府给予保护。后经交涉，所谓“教案”问题始告平息。

1924年伊诺肯提依曾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宗教和平联合会”（为在华各宗教团体的联合组织，组织人即该会主席、美籍基督教传教士李佳白。伊诺肯提依参加此组织是为了借此组织力量抗拒苏联政府收回俄国在华东正教会），会场设在中南海瀛台。

此外参加者还有天主教、中国的佛教、道教，以及喇嘛教等（班禅活佛也列席参加了）。会后，各教的唱诗班还分别举行了唱诗歌咏会等活动。

约在1930年，伊诺肯提依被流亡教廷提升为都主教。由于日趋加剧的经济压力，使他无法摆脱困境，在一次心脏病复发中死于北京。

同年驻上海教会的大主教锡孟·威诺格拉多夫（Симон ВиНоградов）接替了北京东正教总会主教（即十九任主教）。他面对一筹莫展的教务，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沉重压力，同样感到束手无策。在一次去上海教堂视察工作和寻求财政来源的时候，病死在上海。

1933年升任北京东正教总会第二十任主教的魏克托尔·斯牙庭（Виктр Святин），是1920年从苏联逃亡来北京的。由于当时的都主教伊诺肯提依很赏识他，认为他是个可造就的人材，立即给他升了修士；几天后又提升为修士辅祭；半月之后，又升为司祭职。

1923年魏被派到天津教会任本堂司祭。1932年前往塞尔维亚，经流亡教廷升为主教。回到中国后，任上海主教。1933年经塞尔维亚流亡教廷的批准，魏克托尔继锡孟之后为北京东正教总会主教。

不久魏再次赴塞尔维亚流亡教廷述职，并参加了教廷会议。此后大约在1938年魏被提升为大主教。

魏克托尔在接任北京东正教总会主教之后，表示要重振东正教会。他装出一付对中国人亲善的姿态，拉拢中国神职员工，施以小恩小惠，将部分权利交给中国人，以此稳住阵脚。

1935年魏克托尔为了收买人心，到各地分会为修缮北京总会的教堂和大钟楼募款；并为纪念东正教会在华成立250周年，邀请中外各界头面人物来教会参加“祈祷会”，会后还举行了招待宴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各地的一些白俄分子，利用俄国东正教会的掩护，充当了日寇反苏反共的工具，与日寇勾结，到处成立所谓“俄侨防共委员会”。

这些白俄分子在日寇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的指挥下，破坏抗日运动，残酷地迫害中国人民和苏联的爱国侨民。北京的“俄侨防共委员会”还组织了“华北铁道护路队”和“外事警察班”等反动组织，专门为日寇刺探消息，搜集情报，镇压与监视中国人民和苏联的爱国侨民。

在北京、天津的“俄侨防共委员会”，每逢日本节日或日寇侵华分子的生辰日，都照例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为日寇侵华大唱颂歌。此外在北京、天津的教会里，还经常驻有日寇特务机关的白俄工作人员。

如住在北京教会内的日寇白俄特务分子布列德等人，就曾为日寇进行过间谍活动。

1938年魏克托尔和天津分会的监督大司祭瓦连廷·西奈斯基经常串联，来往于京、津两地的“俄侨防共委员会”，并与天津“俄侨防共委员会”头子巴斯图辛等人交往频繁。

此外每遇沙皇的生死日和“俄侨防共委员会”的成立日，他们都要亲到“俄侨防共委员会”内举行宗教仪式，祈祷、诵经。魏克托尔与西奈斯基还借讲道的机会恶毒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活动。

1940年以后，魏克托尔认为有日寇扶植的“俄侨防共委员会”给他撑腰，就有恃无恐地迫害教会中的中国神职员工。除剥夺他们应享受的权利外，还施加经济压力，对俄、中两国神职人员，实行两种不同待遇。甚至利用日寇势力，无理逮捕、关押中国神职员工的家属。自此，魏克托尔独揽教会大权，为所欲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魏克托尔的领导下，北京东正教总会及各地分会的俄籍神职人员，包括主教、司祭、辅祭等等，绝大多数都承认了苏联莫斯科牧首（教廷），与塞尔维亚的流亡教廷断绝了关系，恢复了苏联国籍。

唯独上海东正教会主教约翰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承认莫斯科教廷，终于1948年从上海逃往美国。

自从北京东正教总会主教魏克托尔恢复了和莫斯科教廷的一切联系以后，每月由牧首公署按时拨给经费约两千余卢布，并在1947年由莫斯科牧首任命魏克托尔为莫斯科大牧首驻东亚全权代表，授予主教帽上镶白玉十字架的奖赏（比大主教更高一级）。

1950年北京东正教主教魏克托尔第一次回苏联述职时，随同前去的中国大司祭杜润臣被升为主教职。同时魏克托尔拟具的今后在华发展东正教会的计划，也得到了莫斯科牧首的批准。

1951年魏主教再次奉召回国述职时，带领一名中国司祭刘恩厚到苏联各地教堂参观和布道。

1956年魏克托尔接到莫斯科牧首的指令：限期将苏联东正教会在华的权益，按两国政府的有关规定移交给中国政府接管（魏在归国前，曾到我有关部门做了交代）。至此，在北京东正教会的全部俄籍神职人员，都离开北京归国。

三、结束语

自此以后，北京东正教会正式改名为“中华东正教会”。中国人（俄裔）姚福安升任主教，成为中华东正教会的领导人。1959年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华东正教和其他各个宗教团体一样，投入了三大革命运动，参加了学习，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大部分神职人员转业，参加了生产劳动。

1960年姚福安主教因病在北京逝世。以后，由大司祭李逊一管理教会。但是老年教徒相继死亡，又无人入教，进堂人数所剩无几。1964年10月，北京的东正教会宗教活动就结束了。

附：东正教神职品级一览表

Патриарх 牧首

Митропоπиш 都主教

Архиепископ 大主教

Епископ 主教

Архимадрит 修士大司祭

Протоиерей 大司祭（有配偶）

Иеромонах 修士司祭

Свяшщеник 司祭

Протопросвитер 司祭长、首席大司祭

Игумент 主持司祭、院长大司祭

Протодоякон 大辅祭

ДЬякон 辅祭

Иеродьякон 修士辅祭

Илодьякон 副辅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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