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八字吃三口井
还记得诗人郭小川写的《团泊洼的秋天》吗?
“秋风象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高粱好似一队队的`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
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
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
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
蝉声消退了，多嘴的麻雀已不在房顶上吱喳；
蛙声停息了，野性的独流减河也不再喧哗。
大雁即将南去，水上默默浮动着白净的野鸭；
秋凉刚刚在这里落脚，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
秋天的团泊洼啊，好象在香矩的梦中睡傻；
团泊洼的秋天啊，犹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这是作者1975年9月被非法关押于天津市郊静海区团泊洼干校隔离审查期间的作品。它是诗人在高压下进行英勇斗争的真实记录。
多么优美的诗句啊!四十多年了，我依然能够背得出它，以至于一口气写出许多，不忍心割舍。说实话，这是四十年前我那不堪回首的初、高中“学习”中印象最深的一篇当代作品。那是高一的上半学期，当时没有语文教材，教语文的孙守杰老师给我们从报纸上抄下来，要求背会。我们班几个俏皮淘气的男生，故意把“团泊洼”换成学校的所在地王家窊，并排坐在校门西侧的土堎上，面朝村庄一遍一遍地大声齐喊着：“王家窊，王家窊，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同学们看似诙谐无意的“闹剧”，其实又何偿不是大家内心的一种借题发泄呢?
在“开门办学”、“三年建成大寨县”等极左思想的指导下，1975年我们大队也办起了初中，当时叫“王家窊七年制学校”。“窊”是什么?“窊”就是一个低洼的地方。王家早已不知何时被张家取代，只有那“窊”还在，而且真是名副其实一一一个四百人左右的小村庄被大山从四周环抱，“坐井观天”给人一种压抑之感，好在地势还比较开阔。
村子的建筑总体上是座东北向西南的，学校就设在村南头的半幢旧院子里。说是初中，其实只有一个村办小学班和刚入学的54个初一新生。新生来自周边的8个村。校院内正面有五孔旧砖窑洞，是师生的宿舍兼村小学的一间教室。由于窑洞不够，许多同学是借住在村内的亲戚家的。院的北侧有两孔小窑是仓库和灶房。南侧是比院子高出约2至3米的一块渣坡地，坡地的那头是刚建起的一间大瓦房，大瓦房又隔出一小间，那是初一的教室和初中老师的办公室。我们到教室要先从院内爬上坡地，经过坡地下去才能到达。
宿舍是一条通头的土炕，十多个孩子挤在一起，每人大约也只占有50公分宽，反正那褥子是要相互掺在一起的。地上是用砖支起的一溜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大小不等的小木箱，里面放着碗筷和零用，放不下的就用包高高低低的挂在墙上。也许是人多又没条件洗澡吧，那宿舍里永远是散发着一种怪味，至于虱子跳蚤那更是它们的乐园。最可怕的是后来新建的几间宿舍，由于潮湿，每每暑假后开学，门一打开，那黑红的跳蚤竟会成群地向人袭来。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几个大师傅。最初是的两个，一个五十多岁，说话口齿有时不太清楚。总会把个“来”字说成“挨”字。一个年老一点的女的矮矮胖胖黑黑的，人们叫她“老三花”。他们之后是两个中年女人，一个叫“翠枝”长得黑且瘦小，一个叫“香翠”待人极其和善，她们俩一直服务到我们离开。司务是由学校临时指定的两个年龄个头都比较大的新生担任。我们从家里背上米面交到事务处换成面票。每天两顿饭都是玉米窝头。菜是自带的永远的酸菜或咸菜。吃饭是要在第一天提前申报的，那叫“报饭”，如果你第一天没报那第二天就没你吃的。饭厅?那时的人压根也没有这个概念。吃饭夏天、晴天在院内，雨天、冬天就在宿舍或教室。
开学的第一顿饭便教我终生难忘一一早晨下学后肚里觉得饿得慌，我们来到小学的教室，有人端上一盆窝头来，大家不由分说，你一个我一个抢着吃起来。正吃着，办司务的同学领着一个姓冯的老师一一他大概是分管事务的吧，又听说是一个刚退伍没几年的老兵一一急火火地来了，说是刚才的窝头拿乱了，要清查。一清查就指着我说:昨天你就没报饭，谁让你乱拿乱吃?我说我报了呀!于是据理力争，说了没两句，冷不防的那姓冯的老师一个巴掌就照我脸上打过来，一边打还一边说:“小炮子只，还犟嘴。”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我不敢再吱声，轻轻地把那个吃剩的半个窝头放下，一个人走出教室，满眼掉泪。这半个窝头大概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屈辱的一顿饭。不过，我当时想，不会罢休!另一个令人苦恼的便是交面。每周一要将家里带来的米面交到事务处换成面票。然而那个负责收面的司务总会拒收。理由是一一面湿。依据是一一他抓一把面用手一捏，面缓缓的散开。我自己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自己是新生，又是班上最瘦最小的，只能拿着面默默地退下，等过一两天后再诚惶诚恐地找那位“司务”同学，遇着他高兴了，看也不看就收了。有时又拒收，我只能再等待。
什么叫“开门办学”?说白了就是不读书尽劳动。说是初中了，然而开设的课程和小学也差不多，语文还是语文，算术叫成了数学，之外又增加了一门没有教材的政治一一其实就是报纸摘要、时事报告。语文续老师是一位刚从小学拔高上来的年轻初中毕业生。幸运的是他还真有点文学的天赋，让我们受益匪浅。语文之外他的吹拉弹唱也样样在行。如果说初中二年还学了点本事的话，也仅限于他。数学张老师是兼班主任的，据说是技校毕业，我不记的他的教学，但对他的吃苦有力和犟脾气印象最深。他对我是偏爱和照顾的，如果没有他的关照，真不敢想那难熬的岁月将会怎样。政治自然是只有校长才能代的，正象那初中不叫“初中”叫“七年制”一样，那时的校长也不叫“校长”，叫“负责人”。我们的“负责人”是位姓王的中年人。王负责人经常是一脸严肃从不见笑容。他对“党的教育政策”是执行很积极且认真的。
除了那少量的几节课外，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四大项：建校、支农、宣传、大批判，当然了还有幼稚的“反潮流”。建校的首要任务是挖地基，就是把高出教室二、三米两亩多大的那块渣地挖掉。那时候是没有挖掘机的，全靠人工。撅子刨，铁锹铲，笼担运。最现代的工具是平车，但也只一两辆，那是村生产队的工具，只能偶尔借着一用。那么大的一块地，我们几十个学生硬是挖了近一年。因为这地基，一位姓翟的同学推着平车肩挎背带，倒渣时用力过猛，连人带车从渣坡翻下，顿时把脑皮从额头撕开，当场休克，险出人命。
挖地基其实是建校劳动的一个部分，实在的说那还不算什么，最苦最累的是烧砖。扣坯烧窑是河南老王他们的技术活，闲下了我们还能听听他的豫剧清唱。但装窑、荫窑、担炭、担砖全要靠我们这些“蚂蚁”一样的“小人人”运输队。半湿不干的砖坯“蚂蚁”每次只能搬四块，不小心最下面的那块不堪重负会突然断裂，四块砖猛然砸下，躲不及就会砸在脚面上。特别是在夏天，更要命的是装窑后期，砖坯都必须从平地搬上十多米高的陡坡从窑顶装入，而且每个人的搬运都是有任务的，要登记，要考勤，要评比，都是硬任务、硬指标。午饭将近，烈日炎炎，手搬四坯，灰头土脸，饥肠辘辘，气息奄奄，就像一个个小囚犯，好不凄惨。而对于我来说，比这更惨的是一次在砖窑顶边站着，头顶上有一电线经过，我满以为是电话线，闲不住的伸手去摸。手刚够着一股电流强烈袭来，人立刻被打着从砖窑的外坡上滚下。后来才知那是砖场刚扯的临时照明线，刚好漏电。所幸命大，人从外坡滚下，如果倒向砖窑内，那可是有两丈多高，后果真不堪设想。
窑装好了，新的任务又来了一一运炭。砖场在村东最高峰的半山腰上，煤窑在村西的最深沟底。从煤窑担上炭要爬两道大坡才能到砖场。三四十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担着沉重的担子，沿着崎岖的山间坡道缓缓蛇行，远远望去就像一支搬家的蚂蚁队伍。然而，不知道蚂蚁们有没有任务，但我们这支“蚂蚁队”每个人都是有任务的。根据个头、性别分别制定了不同的任务。砖场上专门有记数过秤的，但一担炭一般是只秤一只笼，然后乘二计算。为了能多秤一点，每每快到砖场的时候，我们就把一些大的炭块集中放在一个笼里，这样的小把戏多少总能冒充一点。当然，大灶的烧炭也是要靠“蚂蚁”们来搬运的。但灶房前场地狭小，运到的炭必须垒起来。结果有一次垒起一人多高的炭堆突然坍塌，一个正在干活的韩同学被埋在炭下。大家七手八脚的立刻施救。大家以为这下完了，班主任老师吓得脸色铁青。经过十多分钟的紧张刨挖，韩同学终于露面了一一头上的破棉冒也不见了，满脸脏兮兮笑眯眯地显出满不在乎的得意样子，活脱脱的一个“三毛”再世一一原来坍塌的炭正好把他挤进大灶的灰洞。真是谢天谢地。
很快砖窑熄火了进入荫窑阶段，本来是用抽水机的。但不知为什么抽水机不是停电就是坏。于是砖窑时不时的传来“告急”，学校一趟趟的动员“蚂蚁”们去挑水“应急”。白天还好，而很多次简直就是半夜。我们这些“小人人”半夜三更的迷迷糊糊地被人叫醒，接受学校下达的任务指令。于是漆黑的夜晚，小小的村庄里到处灯火闪烁游移，桶担叮当作响。挑就挑呗，然而没有适合水桶。成人用的标准桶担担不动，小一点的又很难找。所幸村西头的一户有担细小一点的桶担，主人也朴实慈善，每次都慷慨借用。桶担有了，井中的水又不够。村东头学校外不远处有三口井，但上下村供千余人的用水，每到夏日总告“水荒”。我们只能是在井口排队等待，那叫“守水”。轮到了，再下到井底用马勺一勺一勺地把桶装满。那时候个子实在是太小了，下井时两手两脚尽量地撑开，努力地探进或抓住两边的石洞或石缝，小心翼翼地挪动身子。但井两边的石墙并不完全规整，忽宽忽窄。窄处还好办，但宽处就很难够着。有一次半夜三更我一个人到井下舀水，刚往下挪身子，一滑，整个人就从井口摔下。好在身轻，井底又有许多淤泥并无大碍。一个人在井下哭了两眼又继续爬上来。砖烧成出窑了，我们再运输，每人扭两只铁丝架子，大个子们每一次的任务是12块，我们小个子是9块。9块怎么担?当然是一边加半块。一个下午一般要来回十几趟的。备砖之外还要备石料，运石灰，担砂子，备上柴等等，等等。教室后面、宿舍里，经常是放着笼担锹撅等劳动工具。我们的手上、肩上都是厚厚的老萤。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在旧窑洞旁又建起了7孔新窑洞，在我们的教室对面又盖了一个新的教室。第二年又招了几十个新的“蚂蚁”。两个“蚂蚁”队，又经过一年的不停搬运，在旧院的窑背上又建起了12孔新窑洞。一个山村学校初具规模。校院扩展了，新建了围墙。校门两边镶嵌着水泥抹出的张老师那笔力遒劲的八字红色行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园粉刷一新，上下两排的窑眉上白底红字：“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确，劳动就是我们的主题。
支农是有节令性的，每年夏秋两季。夏季或集中或分组，到邻近各村割麦或锄地，秋季掰玉米。那时的割麦全是人工，我们边学边做。烈日炎炎之下，那种口渴难耐，那种腰酸背疼，间或一不小心割破手指，鲜血直流，记忆犹新。锄地比割麦好受么?实在未必，有时玉米已经人高了，钻在玉米丛中一边施肥一边锄地，玉米叶子划在出汗的额上、臂上真如刀绞。总也搞不明白，那时的秋收为什么总是很晚?天很凉了甚至于下雪了大家还在掰玉米。农民们一年到头守着土地忙碌着，但仍是吃不饱饭。不过支农虽苦，但大家可以吃派饭，比起建校劳动来要好多了。
村民们对“支农队”是非常欢迎的，因为除了帮着干活还能在闲暇看到节目。校文艺队有二十多个人。我们是属于乐队的。说是乐队，然而并没有一件象样的乐器。就是二胡、板胡、笛子等几件简陋的乐器也都是大家从民间借来。排练都在劳动或上课之余进行。节目虽然水平不高但还是形式多样，舞蹈、相声、演唱、魔术、快板等等。那时没有伴带，所有的音响可全是真人现场操弄。节目排练成熟后隔三差五的到周边村子表演。那时的农村没有电视顶多是看场电影，要不就是瞎子说书。能看场歌舞那就是“奢侈”了，再加上演职员是大家熟悉的老师和孩子，所以倍受欢迎。每有演出，全村几乎男女老幼倾巢出动。记得我们的节目有女生表演唱《姐妹们喜晒战备粮》，你别看现在同学聚会中的那些“水桶腰”，那时可都是漂亮俊俏的“小仙女”。舞蹈《草原上红卫兵来到天安门》跳得那简陋的土砖舞台上尘烟滚滚。相声节目是当时流行的《友谊颂》(马季、唐杰忠合说)，由我们班帅气的由灵虎和低年级的一个叫齐俊的同学表演。那个齐俊同学相声说得相当好，在当时小有名气。再加之他家境特别贫寒，身穿烂衣，头戴破帽，人又长得有点歪扭滑稽，每每往台上一亮相，还未开口，台下就掌声雷动。而对于我们来说演出后能吃一碗白面掐圪垯，在当时来讲那真是难得的收获。
如果把宣传表演权且当作文艺的话，那么两个教室门前的水泥乒乓球台则是我们唯一的体育项目。课余、劳动之余这里就是我们男同学的竞技场。案子是水泥的、网子是砖凳的、拍子是干板子，可你别看设备很差，但玩技还蛮高，每年还总要举办一两场大赛。尽管也常因为占案子，抢拍子等发生口角纠纷。但这毕竟是大家难得的兴趣所在、欢乐所在，所以记忆犹新。
文艺之外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大批判”。用当时的活来讲就是要“斗私、批修”，“大批促大干”，“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不过对于小孩子来说实在的讲那叫“盲从”“瞎批”。报上批啥咱批啥，报上说啥咱抄啥。学校院内墙上院外的围墙经常是贴的满满的“大字报”。开始是批判“关门办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批“资产阶级法权”，然后是批“师道尊严”“批《水浒》，批孔老二”。再后来是批“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是批“四人帮”。邓小平下台学校连夜集中听广播，学精神，毛主席去世冒雨步行二十里去公社悼念，“四人帮”倒台大家半夜起床敲锣打鼓去庆祝。总之是政治的应声虫。每参加一项政治活动都要人人写“大字报”。不过写是写了，贴也贴了，脑子里还是一头雾水，越批越搞不清是非，而唯一的真正收获是练好了毛笔字。
那么多大字报，因为都是从报上抄袭或剪拼的，究竟都写了些什么，一点记忆也没有。倒是张廷贵同学因为吃给校领导贴的“大字报”却颇有印象。夏收的一个夜晚，学校借生产队的机器打所拾麦，抽了几个大个子同学帮忙，半夜了老师考虑有几个人是在校外借宿，就先打发他们回去，其余的人干完活后已是后半夜了，于是就吩咐大灶给每人做了碗白面掐圪垯。这事第二天被张廷贵们发现，因为当时正学“敢于反潮流”，愤怒之余张廷贵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反潮流”的大字报一一《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一一结果被王负责人在全校大会上狠狠地批了一顿。张廷贵们虽不服气，但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先前信誓旦旦的“反潮流五不怕精神”一时成为同学们的笑谈。
时间很快，元旦到了。学校杀了一头自养的猪给大家改善生活一一每人一碗客底清，外加两馒头一一但对于长期饥饿的人们来说，不吃还好，越吃越谗。几口下肚之后，有人就开始研究那可能剩余的肉菜。话传话多。于是谣言随之而起一一“快看，老师们正在偷吃过油肉、盒碗只哩!”一一一位石姓的同学正在教室向同学们高叫，刚好被窗外走过的王负责人听到。王负责人立刻推门进来，像抓小鸡似从脑后抓着衣领，把那个又瘦又小的石姓同学“押”向灶房的饭桌前。“来，你睁大眼看看?这那个是过油肉、盒碗只?”王负责人说。石同学吓得头也不敢抬，但内心又好奇。壮着胆子，眼珠着来回转着用余光偷偷的扫了两眼一一桌上只有一盘土豆丝，一盘豆芽菜一一难道是他们倒吃完了?石同学心里想。“看清啦么?”王负责人厉声问。“看清了”。石同学小声地回答。“看清了，去!”王负责人喊。石同学嗫手嗫脚地轻轻退了出来。唉，因为一个吃起波折，因为一个吃受羞辱。也难怪，那个年代对于正在长身体的我们来说，美餐是我们的渴望，美餐是我们可怜的梦想。
很快，辛苦三年半建起的“高中”被转向的政治风吹散了。那是1978年的秋天。
离别是那样的突然，没有告别，没有合影，有的只是匆匆的脚步。我们背着行李爬上山岗，作最后的回望一一望着那曾经的煤窑、砖场，望着那熟悉的村庄，望着我们亲手建造的排房……那里有我们的脚印和汗水，那里有我们幼稚的梦想，那里也有我们愤怒的抱怨和苦闷与彷徨……
远处又传来校园耳熟的钟响，我们竟不由得生出几分不舍与留恋……
当年的王家窊九年制学校(电脑处理)图
(曹柏廷写于2017年2月18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