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河屯寨固水子的简单介绍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开设“志愿者学党史”专栏，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重温历史事件、致敬英烈人物、回眸历史瞬间，与广大志愿者朋友们共同学习党史。
人们耳熟能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根据《党史博采》杂志记载，长征中，有一些红军干部一直坚持写日记。其中，肖锋的日记最为完整详细，几乎一天都不少，内容既包括每天的天气、行军路线、作战行动、人员伤亡、弹药消耗以及俘虏缴获，也包括当天的行走路程、所到地点等。根据这些日记，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进行了初步总结，路程就是据此逐一汇总计算出来的。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长征“二万五千里”的数字。1935年10月，他在吴起镇讲话时说道：“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军)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当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出现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余里”的表述，并紧接着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论断。从此，中国革命历史上就正式有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概念。此后，随着毛泽东脍炙人口的诗篇《七律·长征》和以后一些革命歌曲传唱，“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得到更广泛的确认，流传至今。进入新时期，很多人以“重走长征路”的形式对这一里程进行考证。但有观点认为，在长征里程的计算中，还有几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长征途中，红军打的是运动战，频繁迂回穿插、重复走路。二是红军在行军作战中，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等，这些都需要走路。三是在长征中，特别是长征初期，红军由于缺少地图，走错路的事经常发生。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红军长征的行程。“因此，重走长征路的人，用自己所走的里程来计算、验证‘二万五千里’，从根本上说都是不科学的。”但也正是这些不容忽视的因素，让人们更加惊叹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其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因此，“二万五千里”的路途更成为长征“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精神符号。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此时间节点回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有新的感悟——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是什么？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实现？惟有奋斗。历史瞬间
1945年8月，《解放日报》刊登朱德发出的通电，要求蒋介石制止内战。
党史上的8月17日党史回眸196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同意在全国试办12个托拉斯。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终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通称八一七公报）。2012年8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启动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国家特支计划”或“万人计划”）。2013年8月17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到2020年8月，自贸试验区试点由上海逐步扩大到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8年8月17日至19日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讲话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锻造坚强有力的党组织，锻造高素质干部和人才队伍，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完成好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史故事为什么一把办公用的藤椅右侧会有一个大洞？
为什么这把破旧的藤椅却被评为国家二级文物，成为焦裕禄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在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把藤椅，其上部的藤条网上靠前有一个大窟窿。这个大洞，正无声地诉说着50多年前撼人心魄的一幕：每当肝疼袭来时，焦裕禄就用茶缸靠在藤椅上，紧紧地顶在痛处。日久，藤椅被硬生生顶出一个大洞。 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任第一金工车间主任时，积劳成疾罹患肝炎。1962年6月，焦裕禄到尉氏任县委书记处书记时，肝炎加重一度腹水，后经中医治疗有所好转。当年12月6日，焦裕禄受命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在兰考，为了早日根除“三害”，焦裕禄总是拖着带病的身体，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白天，风里雨里查风口、探水情，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晚上往往会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过电影”，总结一天的工作。
繁重的工作，加之营养不良，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直到有一段时间，人们发现，无论是开会，还是作报告，他经常都会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有时实在受不了，他就会随手拿起一个硬东西顶在肝部。渐渐地，他桌子上、床边放着的小东西日渐增多，茶缸盖、鸡毛掸子、长把刷子都是用来压迫止痛的。日子久了，他办公室那把藤椅的右边就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病痛缓解以后，焦裕禄便亲自动手，用藤条把藤椅上的窟窿一点点补好。但不久，藤椅又被顶破。工作太忙时，他就让大女儿焦守凤和大儿子焦国庆来帮着修补藤椅。同志们和家人都劝他注意休息，要他好好疗养一下，他却总是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侮你了。” 这样一把破藤椅，为什么始终没有被换掉？在穆青等所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曾经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甚至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焦裕禄知道后，提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还说：“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后来，焦裕禄又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就这样，那把椅子躲过了被换掉的命运。 1964年春节过后不久，为鼓舞兰考人民与“三害”作斗争的信心，《河南日报》计划发表一组反映在党的领导下，兰考人民治理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成果的稿件。刘俊生当时是兰考县新闻干事，其他稿件收齐后，他来到焦裕禄办公室，想看看焦书记的稿子写得怎样了。一进门，他看到焦裕禄正坐在那把藤椅上，伏在办公桌前，左手拿茶杯顶着右侧椅靠和疼痛的肝部，右手执笔在写文章。看见刘俊生进来，焦裕禄放下笔，神情痛苦地说：“俊生呀！看样子，这篇文章我完不成了。我的病越来越重，肝部这一块硬得很，疼得支持不住。” 刘俊生看着焦裕禄清瘦的脸颊，发现他的身体因剧烈的疼痛在颤抖，心里很难过，口中嗫嚅着：“焦书记，那怎么办？”焦裕禄说：“你先把大家写好的稿子送给报社，这篇文章，让张钦礼书记写吧！” 刘俊生望着桌上的稿纸，上面写着文章的题目：《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下面列了四个小标题：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出来，先进的事物看不见。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刘俊生多么希望焦裕禄能够写完这篇文章，可看看他因痛楚而明显佝偻的身躯，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经医治无效，走完了他人生短暂的42年。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躺在病床上，心里还在惦念兰考除“三害”工作的进展情况。他问前来探望的干部们：张庄的沙丘上“贴膏药”没有，“扎上针”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的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临终前，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后希望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 五十多年过去了，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他坐过的那把藤椅仍静静地立在那里，成为他鞠躬尽瘁为人民的最好见证。历史瞬间
董存瑞烈士陵园董存瑞烈士陵园位于河北省隆化县城西北的苔山脚下伊逊河东岸，是为纪念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烈士于1954年在清康熙皇帝波洛河屯行宫旧址上修建的。经过1957、1960、1973、2008年几次大规模扩建，现占地9.16万平方米，是全国以烈士名字命名的陵园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园内有纪念牌楼、烈士纪念碑、董存瑞烈士塑像、烈士墓、纪念馆、碑林等13项主体建筑，并珍藏了老一辈革命家、学者、知名人士为存瑞烈士的题词、书画210余件。
党史上的8月18日党史回眸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阐明党的外交工作的性质、内容和原则立场。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其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争取民主，扩大我们的影响。我们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党史故事
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土地法令。1932年初，土地法令传到鄂豫皖根据地。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副馆长戴璐璐介绍说，1932年传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后，苏维埃政府让秘书用毛笔将全文书写在方湾村的一面青砖墙上，进行广泛宣传。墙上的“土地法令”写出了广大农民的心声，大伙相互传诵。更让人欣喜的是，接下来的土地改革，让群众分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诞生了多支红军主力，那时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土地法令墙”被巧妙地保存了下来。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报复，方湾村支部书记和许多村民倒在血泊之中，房主方明周也在饥寒交迫中离世，但始终没有一个人说出这面墙的秘密。
“集思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
这首诗作于1985年，是时年已86岁高龄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为纪念平型关大捷而作。
平型关，位于雁门关以东，今山西省繁峙县东北与灵丘县交界的平型岭上，古称瓶形寨，以周围地形如瓶而得名。金时这里被称为瓶形镇，明、清称平型岭关，后改今名。历史上这里很早就是戍守之地。乔沟位于平型关东北方，是一条长约5公里的狭窄古道，蜿蜒曲折，两侧壁立，难以攀爬，是灵丘通往平型关公路上最险要的一段，也是从平型关前线到灵丘县城的必经之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
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日军深知，欲全面控制华北，必先占领素有“华北之锁钥”之称的山西。9月中旬，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率领侵略军沿平绥路西进，占领大同，兵分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进攻，进逼山西首府太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战局急转直下。
在此民族危亡之际，仅组建一个月的八路军115师奉命开赴山西前线，准备打一场挫败日军锐气、鼓舞全军士气的胜仗。
9月19日，115师到达灵丘上寨地区。23日，115师旅团以上领导召开作战会议，拟定了伏击作战方案。伏击部队预备在平型关东南侧的关沟至东河南镇约10多里的山地上摆出一字长蛇阵。“蛇头”“蛇腰”“蛇尾”分别是杨得志率领的685团、李天佑率领的686团和徐海东麾下的687团，他们分别执行“拦头”“斩腰”“断尾”任务。杨成武的独立团则执行打援任务，配合主力作战。
24日夜，685、686、687团兵力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等待来犯之敌。
25日7时，日军一支由100余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和另一支由200余辆大车组成的运输部队先后进入乔沟包围圈。一声令下，埋伏已久的八路军战士们居高临下，迅速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打乱了日军的指挥系统。喊杀声、枪炮声响彻山谷，日军被打得人仰马翻，车辆自相碰撞，乱作一团。之后，八路军战士发起冲锋，对敌实行分割围歼，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肉搏战。战士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消灭鬼子，全歼敌人”。
这次伏击战的焦点是争夺老爷庙高地。686团副团长杨勇带领战士们向先期占领老爷庙高地的四五百名日军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十分惨烈，140余人的三营九连官兵大部分牺牲，生还的十几人还负伤在身。最终，老爷庙高地被八路军成功攻占。
经过一天的激战，八路军115师首战告捷，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
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 “不可战胜 ”的神话，有力反击了“亡国论”，极大地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而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这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平型关大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和解放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平型关大捷写进了《八路军军歌》。
历史瞬间
1927年8月19日，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南省委拟定了秋收暴动的计划，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世荣为中共中央代号，向彩霞为中共湖南省委代号）。
革命遗址
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坐落在距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城南45公里麻田镇上麻田村西南部。主要景点为八路军总部旧址，坐北朝南，一进四合式院落，砖木结构瓦房30余间（北楼5间）。纪念馆总占地面积9.6万平方米，展陈面积6500平方米，素有太行山上“小江南”之称和“小延安”的美誉，1980年成立并正式对外开放。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华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党、政、军首脑机关曾在此驻扎。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杨尚昆、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战斗、生活达五年之久，他们在此书写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篇章。这里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抗战时期建筑和革命文物，是中国革命纪念地之一。
来源：志愿苏州
2021年第829 | 总第2750期
编辑：吴阳辰
校审：杨国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