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八字杨森博客
近代中国抗争的革命岁月，涌现出了无数的人杰英豪，他们或是阵营不同，或是信仰不同，但是在那个特殊的革命岁月，也曾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有过努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在这其中，有过这么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他既是毛主席的表弟，又是周恩来的学生，又与当时国共两党的高级干部有着同门同乡关系，但最终却留给后人一段令人唏嘘的人生历程。这个人便是文强，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浓缩代表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峥嵘岁月。
文强的一生岁月，显贵过，也落魄过，知晓其过往的人能明显地看出文强的人生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人生第一部分是青年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时期。
文强，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念观"，他1907年9月1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良好的家庭氛围早早培养起了文强较高的文化素养。据传文强家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曾经在日本留学过，和当时同盟会成员骨干孙中山、蔡锷和黄兴等人都有过交往，受此熏陶，文强即使年少也早早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而其本人一直到中学为止都在长沙的贵族学校就读。
文强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毛主席的亲戚关系。毛主席的母亲叫作文七妹，她是文强的姑母，文强因此与毛主席是表兄弟关系，毛主席大文强17岁，中学的时候，他和毛泽覃是同学，所以和毛主席兄弟接触得比较多，因为文强最小，毛主席兄弟俩都比较照顾文强这个小弟弟，几人感情非常好。由于毛主席比文强大，喜欢和文强开玩笑，文强生性倔强，便经常和毛主席争辩，而文强这种倔强执拗的性格，也在他日后的人生中有所体现。性格决定命运，在文强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1925年，文强18岁，他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上学的时候，经过毛主席的的同学夏曦的介绍，文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同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同年8月，文强带着毛泽覃一起前往广州，并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同期的还有林彪、周恩寿（周恩来弟弟）、李运昌（李大钊侄子），文强成绩出众，做了他们的班长。
后来，经过周恩来的介绍，文强和林彪、周恩寿等人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与此同时，经过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邵力子的介绍，文强也加入了国民党。文强这种状况，是当时在国共合作时期特有的政治现象，主要以黄埔军校的许多师生为主。
1926年3月，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进行"清党"活动，要求当时"跨党"的师生们只能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毅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退出了国民党。
1927年春，文强担任杨森兴办的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大队大队长。3月至4月，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杨森也在二十军内部进行"清党"行动，文强和其他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紧急撤离，回到了武汉，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担当教导员。7月，汪精卫发表"七一五"反共宣言，文强离开武汉来到南昌准备参加八一起义，担当贺龙所在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起义失败后部队南下，后几经波折回到上海，根据中央安排回到了长沙老家躲藏，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潜伏的时间里，文强不甘平静，多方联系，企图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这个时候文强的革命意志还十分坚定，写下了"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这样的诗句，表明了自己的心志，但后来却因为阴差阳错，造就了多舛的人生，让人不得不唏嘘感叹。
1928年，文强入川，但是在成都没有接上党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文强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可以说是文强两次命运转折点的推动者，当时廖宗泽担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他帮助文强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并派他担任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的支部书记。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29 年底, 文强被派往川东农民起义军, 任党代表兼城口、万源、宜汉、达县四县行动的委员会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留在四川省委工作，三个月后，四川省委改组，文强担任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余个县，文强在此时做到了在党内事业的一个高峰。后来，在文强晚年的口述自传中，他自豪又满足地说道："那时毛主席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强的戏剧性人生也是在这个岗位上开始。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使得他在中山公园被捕，后经营救脱逃。文强回到成都，向当时担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工作，叙述此次被捕和脱逃的经过。但当时受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的影响，罗世文以激进的眼光看待文强此次事件，以"怀疑一切""残酷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给予了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据理力争，申辩无门，性格执拗倔强的他一气之下带上了自己担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前往上海，准备找周恩来申诉。
文强出走的时候还留下了一封信，颇具小孩儿赌气意味，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
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但不幸的是，文强夫妇两人到达上海的时候，周恩来因为当时接连发生的党中央高级干部叛变的恶性事件，已经废除原来的联系方式，并且潜伏回了中央苏区。文强夫妇找不到周恩来，且四川那边因为文强的私自出走，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1931年底，文强在共产党内的奋斗历史结束，转而开启了另一段充满争议的人生。
人生第二部分是中年身处国民党的时期。
在上海没有找到周恩来的文强夫妇只能回到了长沙老家，为了日常生计，文强先是在一所小学当老师，后来参加了"少年通讯社"工作，后来更是成为社长，以"文浮生"的笔名用有了一定的名气，先后被《南岳日报》《湖南建设报》聘为编辑。
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的一篇文章却又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从而开启了另一段跌宕人生。当时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对日本兵舰在长沙示威、侮辱市民的行为不加抗议,，反而派人携带厚礼慰问献媚,文强写道这种无耻谄媚的行径有损国格和省格, 使三千万湖南父老蒙羞。何键看后大发雷霆, 派特务查封报纸，要把文强抓捕起来。
文强在强权之下只好闻风出逃，东躲西藏，而在这时候，他又遇见了廖宗泽。这位昔日的同学第二次见面却是物是人非，廖宗泽这个时候已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军统局任事。
在文强陷入危机的时刻，廖宗泽再一次对文强伸出援手，而这一次却引导文强走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廖宗泽邀请文强到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任职，并引见了当时警官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 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党籍。
文强毕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1936年在他的同乡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到了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
日本军队发动"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文强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也是他在黄埔军校的同期同学袁国平。袁国平告知他，周恩来已经为文强平反，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文强能够重返共产党。但此时已经在国民党身居高位的文强，已经失去回归共产党的信心。
文强在国民党内，由于有着戴笠的扶持，官运亨通，上海沦陷后，文强把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的一部分组成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自己担任政训处处长。后来又以此为基础，组织了 "忠义救国军"，并担任了少将政治部主任。
1940年，文强潜赴上海，担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负责对东南五省汉奸政权的策反和对日情报工作。
1944年春又被戴笠电报召回重庆，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1944年4月，文强负责带领训练班2000多人炸毁国民党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阻挡日军追击，高效完成了任务，无一伤亡，有效掩护司令部撤退，于是在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文强为军统北方区区长。而在此期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当时盘踞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1946年因功升为中将。而在这个时候，文强才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内最年轻的中将。
文强在两党内的不同境遇，无疑都表明了其本人是一个极具才能的人，但是两党不同时期不同的党内环境，加上人员境遇等种种因素的影响，让文强东方不亮西方亮，这段经历在人生后期，文强的口述自传中看来，显得更加复杂莫名，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非常重视东北地区。戴笠设置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任命为办事处处长。
而在东北任事的这段时间，文强结识了当时担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而后者与文强在之后的被俘经历中有着不小的关联。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戴笠身亡后，军统内部逐渐分裂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决心脱离军统，谋求正规军职。
当时程潜担任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靠着程潜这位同乡的帮助，文强成功脱离了军统，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
1948年9月，此前在东北结识的杜聿明和蒋介石接连点将，命令文强迅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即使文强百般避免介入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但是军命难违，文强只得启程前往。1949年1月10日在文强淮海战役中被俘，从而沦为战犯。至此，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位在人生最年富力强的前四十年，为了国家民族事业先后奋斗在不同阵营的人物，沦为战犯，结束了这四十年来风风雨雨的战火生涯。
人生第三部分是身陷囹圄的26年牢狱生活时期。
文强被俘后，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 "解放军官教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1950年春天，他又被押解到了北京功德林监狱。文强来到功德林监狱，知道自己政治背景复杂，问题严重，又是军统高级特务，觉得有生之年只得在牢狱中度过，再加上其个人执拗的性格，对当初的一些经历耿耿于怀，于是拒绝写悔过书。
他对功德林监狱里的管理人员说道："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从这段话中，也还是可以看出文强对于当初经历的一些怨气，而如今看来的是非功过，在彼时那战火纷飞的硝烟岁月，没有人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个人的选择和行为究竟是否妥当。
而可能由于文强自身拒绝写悔过书的态度，所以这成为了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的原因所在。后来，在周恩来晚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把文强叫来，文强见到了当初恩师的最后一面，周恩来也责怪他当初不肯尽早写悔过信，周恩来对于自己这名学生的执拗性子是一清二楚，也无可奈何。
在功德林监狱的最初几年，文强各方面表现良好，甚至还帮助制定功德林监狱的监规，除了拒不写悔过信之外，文强在交罪认罪、劳动改造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好，而这也很好地体现了文强的为人。敢做敢动，坦荡实诚，但却是性子执拗，对于当初自己遭受冤屈，孤身离川却举目无援还是抱有非常深重的怨气的。
1958年10月初，文强又和其他一些强壮的战犯一起来到了燕山山麓的秦城农场，参加劳动改造。他们在农场里自己劳动，收获了劳动成果，又加强了思想改造，思想认识大大前进了一部。
1959年建国十周年，文强等一批战犯参加了国庆观礼，面对国家逐渐走上正轨，人民充满希望建设自己民族和国家，再看到自己外出改造参观时看见的国家全新向上的面貌，文强当夜便激动难耐，情不自禁提笔写下了一首长诗，其中有一句"形势逼人焉再误, 喜情如醉耳边驰"，这一句，切实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曾经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也正如他所说，他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内部人脉关系，但却最终走上了相反道路，而在如今却又身陷囹圄，但永远不变的是他年少时毅然决然参加革命，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奋斗的坚定志向。
1959年底，政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决定特赦一批服刑十年、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12月4日，在功德林监狱大礼堂，第一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犯大会隆重举行，包括杜聿明在内的10名战犯被予以特赦，但很可惜的是文强并不在此次名单之中。
关于杜聿明此次特赦，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来自文强。在徐州撤退的途中，手下报告抓到了七名共产党武工队队员，杜聿明当时下令就地枪决。而文强却是私底下隐瞒着杜聿明帮助他们逃跑，而后来在清算杜聿明罪责的时候，这一条被提出，文强却是揭露出实情，时候经过查证，也确实证明了文强所言不假。杜聿明在此次被特赦时，就曾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1960年3月，文强和其他没有被特赦的战犯转移到了新建成的秦城监狱。在此后的数年里，先后又有五批战犯被特赦，然而这六批特赦名单中都没有文强的名字，不禁使文强感到十分失望和悲凉。
1966年，在第六批战犯被特赦后不久，中国进入特殊时期，全国陷入一片混乱，战犯特赦工作自然无人提起，被搁置了下来，在这动荡的九年中，文强就一直在监狱里面等待着。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那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上至中央高级干部，下到地方小书记、知识分子，各种曾经清算过、判决过、改造过的人也再被提起，受尽批斗和折磨。即使在前几批被特赦的战犯也有再次回到监狱来，来了此"二进宫"。但是当时由于中央的政策，明确规定不得冲击监狱，所以当时在押的一些战犯反而没有受到波及，文强后来在他的长篇自传体《新生之路》这本书中也写道："其实，对我来说，却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在这个'保险箱中， 平安度过了十年。"
1974年，周恩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报告，大意就是说这些人关得很久了，都快老死了，也没有什么危害了，不如全部释放了，如果死在了监狱里影响也不好。毛主席表示同意，批示：一个不留，全部释放。
1975年3月19日，293名特赦战犯的名单中终于出现了文强的名字，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全部战犯并"给予公民权"时，当时已经年老的文强等人禁不住老泪纵横。于是到此为止，文强26年漫长的战犯牢狱生涯终于结束，文强兴奋之余，提笔写下了一首七律，名字就叫做《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
恨天。"漫长的监牢生活，文强也成为了白发老人，性子也终于被磨平，在走出监牢的那天，便是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人生第四部分是走向自由积极投身民主和国家建设的政协委员时期。
文强的骨子里毕竟有着文人的风骨，他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有诚挚的热爱，这是他青年时期遇到的毛主席表哥和一班革命同窗战友多年相处建立起来坚定理想信念。经过慎重考虑，文强在填写志愿的表格中写道："我个人的志愿是永远定居祖国大陆，……我愿意回到原籍或定居上海，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除此，别无请求。"即使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他也坚定地选择了在生他养他的祖国大陆上扎根，用新的人生为心中进行建设。
在这之后，文强被安排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数量多，需要选一个小组长，大家的民主意识特别强烈，即使这样一个小组长也要采用无记名投票选举，而文强以其强烈的责任感和出众的才能，一口气就担任了15年的小组长。后来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文强亦显得十分开心。
1983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委员会的"特别邀请人士"的名单中出现了文强的名字。同过去牢狱生活中渴望特赦名单上出现自己名字一样，如今在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上出现了文强的名字，圆了文强为新中国更美好的明天建设的愿望。
文强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在他随后的岁月里，一直为祖国的统一事业积极奔走，用满腔热忱回报党和国家。文强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后，首先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以求唤醒海峡两岸的故友的情谊，随后又参与组织了黄埔同学会。1984 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积极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过往故交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曾经有报道称他为"诗杰侠义"，他非常开心，老人笑得十分快乐，他那时说，希望在自己死后，人们提起他的时候，说的是"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位经历了半生戎马半生沉浮的将军、一位文人、一位政协委员、一位乐观老人、一位文天祥后裔，一句"善良的人"足以道出了他晚年淡泊平和的心境。
2001年10月22日，见到了新世纪的文强老人，最终闭上了他的眼睛，以94岁高龄离世，结束了他令人争议而又富有激情的人生。文强老人这坎坷传奇的一生，是一个激荡时代的缩影。
参考文献：
《文强的人生四部曲》罗俊生
《是是非非人生路》游慧冰
《文强口述自传》文强口述/刘廷民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