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四柱八字课程

积水潭：从码头到小湖泊

今天的什刹海古称“积水潭”。《宸垣识略》记载：“禁城中外海，即古燕市积水潭也。”什刹海原为永定河故道所经之地，形成湖泊后被称为“积水潭”。元至元四年（1267年）以积水潭为中心兴建大都城，因“北人(蒙古人）凡水之积者，辄目为海”，俗称“海子”，又因在皇城之西，所以也称“西海子”。郭守敬开凿通惠河后，积水潭成为漕运终点，并建有码头，时有“积水潭港”之称。元朝时的积水潭包括现在的前海、后海、西海三湖，总水域比现在的三个湖还要大不少。元朝政府打造了8000多艘运河漕船，把江南的漕粮运到大都积水潭码头。

元末明初，积水潭水源上游的村庄、人口增加，大量开垦，导致河道淤塞，积水潭的来水渐渐减少；另一方面，明代建的皇城将流经元代皇城东墙外的运河圈入，以保证皇家用水。水路被切断后通惠河与积水潭的联系因此中断，作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点的积水潭也与京杭大运河失去了关联。不通航后，积水潭到大通桥的水系渐渐干涸，到民国时修马路便被填埋。此后，大运河运输来的物资，一般都到通州便弃舟，改用马车运进朝阳门。

明代漕运废弃后，积水潭逐渐内缩，并形成几个彼此相连的小湖，除沿用积水潭、海子的旧称外，也称“什刹海”。从明清开始，虽然积水潭失去了漕运功能，但由于邻近钟鼓楼，附近仍然是人口密集区，保持着前朝的繁华。

今天依然被称为积水潭的地方，成了积水潭医院内的湖泊，因元代的积水潭内缩后而分离出来的，并一直保留着“积水潭”之名。1956年在积水潭旁建成一所综合性医院，并以此得名。

建国门：当年只是城墙的大豁口

建国门虽然称“门”，却从来没有过“门”，其历史只有70余年。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了北京城。据《日伪统治时期华北都市建设概况》记述，日寇于1939年起，开始在北京西郊筹建用于商业和住宅的“西街市”（也称“新市区”），并在东郊筹建用于工业区的“东街市”。为沟通“两新街市区域与城内之交通，特就东西两面城垣各辟一新城门(东称‘启明’，西称‘长安’)，所辟新城门仅有缺口而未设门扇与门洞，因陋就简，迄未修饰，是其物力不济之象征”。

所谓的“启明门”，其位置在城区东部古观象台东北侧，当时并没有修建门洞和安装大门，只是一个能通行车马和行人的大豁口。

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于1945年11月按照当时流行的“复兴、建国”的政治口号，将日寇命名的“启明门”改为“建国门”，但也没有修建门洞和安装大门，一直是个缺口。以后随着旧城墙的拆除，这个缺口也随之消失，但“建国门”之名却保留下来。

永安里：外迁居民周转之处

20世纪40年代这里是京城东郊外，有几个很小的村落。50年代末为安置因修建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建筑而拆迁的居民和一些建筑工人，在此盖起了一片屋顶为瓦楞板结构的四层红色砖楼房，整体建筑比较简陋，时称“周转房”，随后有不少城内的居民迁居于此。

与城里相比，这一带的环境还较为荒凉，生活多有不便，所以人们不想永远住在这荒郊野外，以为这里是暂居之地，希望能早日搬回城里去。不久这片居民区被命名为“永安里”，意为“永远安居乐业”。

东四十条：由南向北排列的第十条胡同

“东四”元代称“十字街”，明代于十字路口四面各建一座四柱三楼式木牌楼，因位居皇城之东，故称“东四牌楼”，简称“东四”。如今牌楼早已消失，“东四”作为地名沿用至今。

而今的东四十条是指东四路口东北部的一大片居民区。东四十条即由南向北排列的第十条胡同，并非是“东面的第四十条胡同”。

北京称“条”的地名很多，“东四十条”是其中之一。所谓“条”，是指狭长的街巷，它是老北京小胡同的统称，可以说是北京本土的发明创造，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与街、巷、胡同共存延续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说，“条”与“胡同”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和平门：改过一次名的门洞

和平门并不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老城门，而是80多年前在老城墙上开凿的一个“门”。

民国初期，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没有城门，人们往返于内城外城，不是绕行正阳门，就要绕行宣武门，极不方便。袁世凯统治时期，曾有人提及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开辟城门，袁世凯开始同意，但前门一带商人唯恐人们不再绕行前门影响生意，遂散布舆论说北京是帝王之都，随意开凿城门会致“王气”泄露。袁世凯极为迷信，恰又筹划称帝，便将此事予以否决。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玉祥讨伐张勋复辟回京，有商会代表民意提及开城门之事，冯玉祥欣然同意。当时是段棋瑞执政，名义上须报请他核准。冯玉祥遂将此事交与京能警备司令兼北京市政督办鹿钟麟办理。

不久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开辟了一座城门，说是城门，并无城台、门楼，只是于城垣挖出门洞，随后又在护城河上筑起石桥一座，以方便商旅、百姓往来。但不久奉系入关，张作霖进京当执政大元帅。此时新开城门尚未取名，经请禀“大帅”认可，取名“兴华门”，寓“奉系得胜、中华兴盛”但“兴华门”的匾悬挂时间不长，便有人向张作霖进言：李大钊之女名星(音同兴）华，城门取名“兴华”，岂非为李大钊作了纪念?张作霖闻言大吃一惊，因他进京后刚刚杀害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人士多人，便立即下令将“兴华门”改为“和平门”，取“中正和平”寓意。

车公庄：原名“车轱辘庄”

“车公庄”这一地名的来历，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早年间附近曾有车轱辘庄，后谐音为车公庄，而对车轱辘庄的来历又有两种说法。

一说清朝时，京城西部城墙之外是一片乱葬岗子，出西直门往南再向西有一条土路，那些运输货物的除了骆驼，就是木轮马车，每次走过之后，便留下很深的车轱辘印迹，日子久了，人们便把路边的村子叫成了“车轱辘庄”，后来谐音为“车公庄”。

二说很久以前，此地生长着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叶片呈圆形而称“轱辘菜”，又因多长在路边，也叫“车前草”“车前子”“车叶菜”“车轱辘圆”，可以食用和入药，每到农历三月中旬便有人来此采摘。以后在此形成村落称“车轱辘庄子”。后来人们觉得这个名字叫起来有些绕口，被谐音为“车公庄”。

高碑店：京东第一店

高碑店是京城到通州的必经之地，素有“京东第一店”之称。其得名有三种说法。

一是说这里旧称“京亭”。清代《日下旧闻考》载：“通州至京城，中途有高米店，或呼高碑店。按宋洪皓《松谟纪闻》云：潞县（今通州区境内）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今之高米店疑即古之交亭，交，高，音讹也。”由此看来，其名由“交亭”谐音为“高亭”，再演变为“高米店”或“高碑店”。

二是说“高碑店”本是“高米店”。据《燕京略纪》载：“通州至京城，乘舟西行过高米店，一日即到。高米店乃高氏所营米市也。”如此看来，“高碑店”原来叫“高米店”，据传最初是一位姓高的南方人在此经营粮食生意，因这里紧靠通惠河，有可能是南方的稻米运到此后进行“批发销售”之地，形成村落后以店名得地名，后谐音为“高碑店”。

三是说“高碑店”曾叫“高蜜店”，相传有人以郎家园的枣树林养蜂酿蜜为生，方圆数十里来此购蜜者颇多，因此而得名。又因村中古刹地藏庵原有铸钟和碑上均有“齐门外(今朝阳门）高蜜店信众”等铭刻，可以为佐证，但“高蜜”何解，并没有说明。

双桥：通惠河上的两座小桥

通惠河是元代开挖的一条人工河，主要用于漕运。明代为了方便人们来往于河的两岸，在通惠河东段修建了两座小桥，东为石桥，西为木桥，因两桥相距不太远，统称“双桥”。

后因东面石桥附近有普济闸，故改称“普济桥”，而西侧的木桥一直沿用“双桥”之称。清代时这两座小桥曾多次修缮，民国时也曾改建，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已成危桥。1974年8月双桥被拆除，在此新建了一座三孔的钢筋混凝土桥，仍以“双桥”而称。1987年5月普济桥也改建为四孔钢筋混凝土桥，也仍以“普济桥”而称。

八里桥：清军与英法联军血战之地

据《通州史话》载：八里桥本名“永通桥”，坐落在通惠河上，因东距通州城八华里而称“八里桥”或“八里庄桥”。因远望此桥如长虹卧波，月轮堕水，故有“长桥映月”之称为“通州八景”之一。该桥是京东入城咽喉，曾有“陆运京储之通道”之称。它与京西卢沟桥、京北朝宗桥、京东南马驹桥合称“拱卫京师四大桥”。

永通桥最初是一座木桥，因通惠河坡度较大、河水湍急，常将木桥冲毁，影响交通，因此有内宫太监李德奏于明英宗，建议于此地建石桥，英宗准奏。正统十一年十二月石桥竣工，英宗赐名“永通桥”。该桥造型极为特殊，中孔较高，这种构造是专为漕运需要设计的。通惠河运粮船多为帆船，如建造普通形式拱桥，势必阻碍漕船的航行，为此工匠们将桥的中孔建造得相当高耸，漕船可直出直入，故有“八里桥不落桅”之说。

1860年8月，“英法联军”自天津向北京逼近，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自通州郭家坟分三路向八里桥一带猛扑。清朝军队在僧格林沁率领下与英法联军近两万人在永通桥上浴血奋战，用大刀长矛、血肉之躯阻击洋枪洋炮，血染通惠河，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八里桥之战”，至今在古桥护栏上尚留有当年炮弹轰击的弹痕。

九棵树：地名由来传与乾隆有关

关于这一地名的由来，有两种“版本”。

一是说九棵树在清代时形成村落，最初只有赵、张、金、苗四姓，因该村位于进出通州城的大道旁，从村口至旧城南门的路边植有九十九棵杨树(另说槐树），所以被称为“九十九棵树村”。后来人们觉得“九十九棵树村”叫着绕口，就简称为“九棵树”。据传当年那九十九棵杨树，自通州南城门向南排开，高大挺拔，树冠有昂扬之势，成为城外大路上的一道景观。每至盛夏绿树浓荫，出入城门的人们多在树下歇脚乘凉。而今九棵树村已和通州城区连成一片，但那九十九棵树早已消失。

二是说早年间九棵树附近曾有九棵高大的杨树(另说槐树），形成村落后以树称地名为“九棵树”。相传，最初的九棵树一带只有五六户人家，是距通州城只有二里地的一个无名小村。因村前有九棵高大的杨树，树下有一口水井，人们常在树下乘凉，后来村子逐渐扩大，九棵高大的杨树便成为村口的标志。有一次乾隆皇帝微服私访来到通州城，路过此地时，正值晌午，烈日炎炎，于是在茂盛的杨树下乘凉。这时他又饥又渴，随从一见，连忙从树下的水井中打上水来，让他喝了。当乾隆喝完水后，顿感凉爽，便即兴赐予此井为“琼池”，并将为他遮阳的九棵杨树封为“九臣树”。但人们觉得这个名字过于文雅，便直接称“九棵树”，村名也因此而得。

这两种说法，前者1992年出版的《北京市通县地名志》略有记载，而后者系民间传说。

土桥：兴衰皆因大运河

据《通州文物志》记载：土桥正名“广利桥”，建于元代，位于土桥村的通惠河故道上、通惠河广利闸东侧，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码头张家湾入大都城的重要桥梁。

当通惠河水量不足之时，南方漕米和北方贡物便在大运河北端的码头张家湾下船，再陆运至北京和通州。为了便于车马通行，就在通惠河咽喉必经之地，修建了一座木桥，因邻近广利闸，初名“广利桥”。该桥的桥面为灰土填垫夯实，因日夜车马人流不停，桥面旱时为土，雨时为泥，俗称“土桥”。

明朝万历年间，木桥不堪重负，改建成独券平面石桥。土桥因紧邻张家湾码头，桥上总是车水马龙，山南海北的人络绎不绝，让土桥名传四方。天长日久，此处建村即以“土桥”为村名。至嘉庆十三年(1808年），洪水泛滥令运河彻底改道，之后连张家湾码头也废弃了，土桥和入京大道才渐被遗忘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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