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犯小吉是什么意思

昆明油漆厂

1970年11月1日，我刚过了15岁的生日，跟着比我年龄小的67-68级同学，一起进了11中再过去2个站的昆明油漆厂工作。

分到我们厂的还有13中，23中的学生共100多人。我们是学徒工，每月工资15元工资加2元的粮食补贴，1角8分的服装费共18元8角。学徒期三年，三年内不许谈恋爱。这成了一纸空文，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悄悄谈恋爱，也没谁有来管辖。

比我们先进厂不到几个月的农大学生和后进厂的“知识青年”算成普工，每月工资36元。

我们厂在坐落在杨柳低垂，湖水澄清的菠萝湖边，是一个从上海搬来支援边疆的工厂，厂里从干部到技术工人多是上海人。

上海人爱干净，将工厂打理得干净整洁，又有爱种花的工人见缝插针地到处种花，使我们厂成了全市有名的“花园工厂”。随着青年人的增多，各个车间多是少男少女，更难看到老工人。

我在油漆厂呆了近20年，和厂里的同事朋友一起度过了从少年—青年—壮年的时光，晚年和她们都有来往。

如果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故事，那我如果要写一本“昆明油漆厂人物小传”，可能就要写成一本砖头书了。在此我只写三个命运之谜底揭开后，使我大吃一惊的人。

进厂的第一天，中午到食堂吃饭。我排在一个梳着两条又粗又长大辫子的女子身后，我看着她的辫子发呆，因为我也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我想我的后影是不是和她的相似?她开口说话时却是一口动听的京腔。那时会说普通话的人，我们都认为是高人一等的人。

她叫王美行，是1961年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六年制)，1967年毕业后本应分配工作，正遇到文化大革命。

王美行的父亲王志符是留美学生，1952年回国后在大连理工大学任物理教授，是全国有名的教授。文革中成了“特务，走资派”。因此王美行久久没有分到工作，直到1968年7月才分到了辽宁营口的工厂工作。

王美行的妹妹是知识青年，下乡回云南，就帮她联系调到了昆明油漆厂工作。王美行在电木粉车间的化验室工作，我丈夫进厂后和她在同一个车间工作也是老同事了。

王志符后来调云南民族大学任数理系主任教授。王美行也调到了云南民族大学教书。几十年后，我才知道知道王美行是秦光第的曾外孙女，是我表姐。

还有一个是我丈夫。刚进厂时，车间里一个新交的朋友，她是23中学生，家住文林街，对翠湖那一片特别熟悉。

她悄悄告诉我;“翠湖边小吉街上，住着一位昆明市有名的算命先生，问我愿不愿和她去看看?”我从未见过算命先生，就跟她同去了。

那位算命先生是位瞎子，他说;“我的婚姻是亲戚做媒，亲上加亲。”

我和丈夫结婚后，想起算命先生说的话就不以为然了。要说“亲戚做媒”我丈夫确实是先认识张一方后才认识我的，勉强说得过去。

但要说“亲上加亲”那就是无稽之谈了。我家是汉族，他家是大理白族，那可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关系。

几十年后，父亲退休后为亲戚家老人编写诗文时，才发现我们两家的确有亲戚关系。我得知此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位算命先生真是个活神仙啊!

我在做油漆罐子的车间工作，我们车间大多是刚进厂的学工。我们流水线上有两位性格各异的师傅大约四十多岁，一个叫袁锡芝，一个叫王华仙。

我们知道袁师傅的丈夫是位国军军官，一直被关在监狱里还未出来。袁师傅是民国时期广西省主席李德生太太的侄女，她性格活泼爱和我们小青工一起玩闹。

那时的工厂三天两头停电，遇到停电她就和我们就在车间门前的大路上玩踢毽子，打沙包，跳绳的游戏。

有时她和我们几个小青年躲到堆着空罐子的库房里。听她讲李德生，李宗仁，白崇禧家的奇闻轶事和三言两刻上的故事。

那年头袁师傅的这种行为，是拉拢腐蚀青少年的行为，被厂领导知道了是要判刑的。可我们都是几个落后份子，听她讲得津津有味，谁还会去告发她?

我可能属于现代人所说的，是一个自带“负能量”的人，所吸引的都是一群有“负能量”的人。

关于王华仙师傅，我们只知道她丈夫也是国军军官。但她很少和人说话，独来独往，停电时她就远远坐在一边抽烟。我们在一个车间工作了许多年，竟连她的模样都记不清楚。

几十年后，我们才知道王华仙的父亲是抗日英雄王炳章。

据说王炳章长得高大英俊，轮廓分明，在禹王山战场上还被日本兵误认为外国人。我们努力回想王华仙当年的模样，想了很久才有人想起来说：“她个子很高，脸黄黄的但轮廓的确端正。”

后来才有一位最了解她的朋友说：“我住“妈妈宿舍”时与她同住一间屋子。在未搬进去前，我们车间的华巧云师傅怕她和王师傅搞不好关系，就特地去找她，悄悄告诉她;王师傅是个好人，叫她搬进去后不要为难她。

朋友说：她搬进去后和王师傅处得很好。

王师傅告诉她;她父亲人称王大军长，作战很勇敢。被枪决时百姓等在路边，有的拿镜子，有的抬水盆为他送行。刚执行完枪决后，周总理的电报到：“刀下留人”，可惜一切都晚了。

朋友对王师傅的评论：“她年轻时候一定是个美女，个子高挑，五官精致。因为心情压抑，常常抽烟脸色不好。但对人真心实意，社交不多，从不对人评头论足，有底线。”

我们当工人时，每月每人只有5公两的肉可吃，还有2—3两的食用油，我们都在食堂吃饭，一个月食堂里卖一次肉，饭是可以吃饱的。

拿到工资后我和好友就要到祥云街上的“金碧啤酒店”排队买猪肝炒面吃，那里的猪肝炒面特别油，口感特别好，只是食客太多，我们只能端着盘子和许多人一起站在街边吃，吃得心满意足。

父亲那时在昆明二商局工作，全市的人都知道一商局管穿，二商局管吃。猪肉，牛肉(回族的定量)，食用油定量供应，但在二商局工作的人可以买到猪下水，巴掌大的鱼和小墨鱼等市场上买不到的食品，厂休息日回家那些东西也可以“修补五脏庙”。

那时的工人家庭虽然工资低，生活质量不高，但负担轻，无压力，基本生活无忧。住的是福利房，每月租金几角钱。子女上学花钱少，上小学每学期学杂费1角4元，读中学每学期3元，其余就不花什么钱了。

特别生病负担轻，在机关公费医疗，在企业不仅职工看病不出钱，直系亲属还可享受半费，子女生病家长负担少，日子过得轻松快乐。

本文来自凯迪社区原创作者：寒玉窗前梦 ，文中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本平台意见。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涉侵权请联系后台处理。